父辈抗战的 大背景和小故事

曾伏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们就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社会各界都在以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和侧面，共同回顾这段感天动地、苦难辉煌的沉重历史，深切缅怀为民族振兴、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先辈英烈，珍惜和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祈福展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辉未来！

对于我来说，最熟悉的抗战老兵莫过于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的首长、战友们。他们经历的抗战斗争虽然也只是沧海一粟，但因与英勇的新四军主力部队相关联，就能小中见大、窥豹一斑，让我们受益匪浅、终身难忘！我以前撰写的多篇美篇文章已涉及不少父辈抗战故事，如黄桥决战、车桥战役、孝丰战役和两渡富春江战斗、对日伪的最后一战等，本文瑾再补充一些时代大背景和特色小故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策动事变，大举武力侵占我东北地区。西方列强虽然口头表示反对，但并无实际行动，美国甚至加大与日经贸合作，大量销售军火和战略物资，大发战争财！蒋介石寄希望于西方调停，实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密令张学良率数十万东北军拱手让出东三省，退到西部地区参加“剿共”战争！

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则希望中国实行全民抗战，在东方拖住日军，使其能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力量对付西面德国🇩🇪西特勒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以民族危亡大义为重，发布公开声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当亡国奴！中共还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团结一切力量抗战救亡，并派遣杨靖宇将军等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东北组建抗日联军，奔赴前线，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西方的容忍退让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大地助涨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寇不仅全面占领我东北地区，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且于1937年又策动七七泸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全面对华开战！这引发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民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突然发动“西安事变”，企图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战；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进而通过一系列艰难谈判，促成了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局面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黄河以北的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持久战方针，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收复失地，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国军的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日益取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国民党中既有真心抗日、英勇作战的将士，又有消极抗战、倾向投降的势力，还有不断制造摩擦的反共顽固派。汪精卫为代表的大批投降派搞所谓“曲线救国”，认贼作父，公开组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伪政权与“和平军”。蒋某人迫于美西方和苏联的压力，没敢完全公开抛弃抗日大旗，在正面战场也先后组织了多场悲壮惨烈的大战役，但又害怕中共力量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时常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还私下与日本秘密谈判，企图“联合反共、借刀杀人”，使得中国的抗日斗争呈现出纷繁复杂、跌宕起伏、风云诡谲的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为新四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最早东进的是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的由全军侦察部队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深入苏南敌后地区实施战略侦察并首战告捷，在镇江城外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取得胜利✌️！

紧随其后的是陈毅司令员率领的一支队主力，两支部队会师后奉命在常州溧阳水西村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军级机构），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参谋长张蕃，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从此江南新四军有了坚强精干的指挥机构，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形成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初，三支队六团（前身是闽东红军独立师）在叶飞团长带领下奉命从皖南挺进苏南，归属江南指挥部，加入东进行列。老六团整编当地一支抗日武装后合并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师级机构，简称“江抗”，），名义上的司令员是党外人士梅光迪（后投敌叛变），实际上是叶飞担任总指挥，吴焜任副指挥，乔信明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老六团改称江抗二路，勇猛向东作战，先后夺取夜袭黄土塘、浒墅关、虹桥机场等战斗的胜利，锋芒直逼上海近郊，极大地鼓舞了苏南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许多热血青年都是看到报刊报道江抗火烧虹桥机场等战斗而激情澎湃，找到新四军投身抗战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长江局书记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撤销了长江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要求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新四军主力部队渡长江北上，共同创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底，叶飞奉命率部西撤至扬中，与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游击总队合编为挺进纵队（师级机构），随即渡江北上，并先后进行了大桥保卫战、西援塔山罗炳辉支队、保卫郭村等战斗。

不久陈毅、粟裕也奉命率领江南指挥部机关进入苏北，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叶飞的第一纵队、王必成、江渭清的第二纵队、陶勇、韦一平的第三纵队。面对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发动的三万多人三路大举进攻，苏北指挥部7千多将士奋起反击，取得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实现了与黄克诚南下部队的会师。中央很快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并成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未到职前由陈毅代理）。

　　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敌后战场环境更加复杂，有几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远离熟悉的山地游击战的地形和经验，进入交通发达、城市密集、水网密布的丘陵地带，需要因地制宜重新探索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方式；二是伪军队伍庞大，人数众多，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甚至兵力数量超过本地区侵华日军；三是国民党在日占区的部队没有完全撤走，保留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韩德勤为代表的顽固派力量和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还有企图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保存实力的中间派力量，如李明阳、李长江的地方武装和各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所谓“司令多如牛毛”。

这种复杂局面给长于总揽全局、搞统战工作的陈毅指挥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提出“抗日、联李、孤韩”的策略，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八路军南下黄克诚部的“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互相策应，使得地方实力派在国共斗争中保持中立态度，取得良好效果。粟裕副指挥善于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特长，也得到充分发挥，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父亲曾如清是1931年参军、次年入党的江西吉安老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曾山、徐特立、贺敏学的关心教育下刻苦学习、锻炼成长，历任江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战士、班长、瑞金列宁师范学院学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巡视员、扫盲办副主任、巡视委员会副主任、赣南省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并调任于都县委副书记兼潭头区委书记，在艰难困苦中坚持理想信念和各种斗争。父亲在一次与敌军的遭遇战中不幸重伤被俘，他顶住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没有暴露党员干部的真实身份和红军的行踪秘密，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在国民党南昌军人监狱中，被判无期徒刑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七军团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根据方志敏烈士生前的交待，在政治犯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开展狱中斗争；后又成立秘密党支部，乔信明任书记，我父亲是组织委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狱中难友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经中共东南分局审查狱中表现后给予充分肯定并重新分配工作。父亲于1938年初调入新四军，历任司令部机关政治协理员、政治部民运部组织科长、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科长、挺进纵队一团政治主任、团政委；皖南事变后历任一师一旅一团政委、苏中军区三分区泰州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并兼泰县县委书记，一师教导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四军第一纵队一旅副政委、政委，始终在陈毅、粟裕、叶飞、钟期光、张藩等首长领导下英勇作战，先后参加了黄桥、反扫荡、反清乡、反顽讨逆、车桥、孝丰、两渡富春江、对日伪军战略反攻等诸多战役战斗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新四军刚成立时下辖4个支队（师旅级机构）共8个团（每个支队2个团，分别按“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各取1字为代号）；叶挺任军长，项英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一支队司令员）、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副军长（实际上就是履行党委书记、政委的职责，是党内的一把手，在重大事情上具有最后拍板权）；参谋长张云逸（兼三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兼民运部部长）。

父亲当时就在民运部任组织科长（还有秘书科、动员科、武装科），从军到团的政治机关都设有专门的民运部门，其职责就是动员、组织、武装驻地的人民群众，维护群众纪律和军政军民团结，并协助组建党的机构和抗日群众团体，这非常直接地提现了毛主席人民战争、军队建设、全民抗战的思想。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人民军队时就明确指出：工农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定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履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抗战爆发后，毛主席更是反复强调：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抗日战争必须放手发动、真心依靠、严密组织、大力武装人民群众，使日本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新四军一组建就高度重视民运工作，迅速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父亲晚年曾撰写了一篇文章《新四军在皖南的民运工作（1938—1940）》，系统翔实地记述他和战友们在袁国平、邓子恢领导下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

　　根据父亲的回忆和史料记载，新四军在皖南的第一支民运工作队是派往茂林地区的。这里交通发达、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是军部与一、二支队之间的必经之路，还驻扎着川军的79师，地理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因此，军首长都很重视这里的工作，叶挺、项英等都来拜访过社会名流和友军领导，开展上层统战宣传。

为了尽快打开皖南民运工作局面，袁国平、邓子恢与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研究后，决定首先从茂林开始突破，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从军部和地方党组织中选拔干部组成茂林工委，任命皖南特委书记陈时夫兼工委书记，成员有曾如清、胡明、方休、杨桂芳共五人；工作队从军战地服务团中挑选干部、团员三十余人组成；同时派三支队五团一个营暂驻茂林，协助工作、保障安全，副营长（即教导员）列席工委会议。

邓子恢副主任在动员会上强调：到茂林后要广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摸透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真实情况与想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做民运工作要特别注意学习、贯彻统战政策，避免按土地革命时期的习惯办事；要团结社会上层和各界人士，包括地主、富农和工商业主，正确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还派战地服务团朱克靖率文艺演出队同去茂林，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抗日宣传活动。

茂林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民风淳朴，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1934年底，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路过这里并驻扎一晚，开展了抗日宣传，其民族大义和秋毫无犯的纪律作风给茂林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毅司令员率第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时也在这里驻扎数日，补充粮草，开展统战宣传。所以，新四军茂林工作队进入时，社会各界和多数群众都是欢迎、支持的，许多开明绅士、富裕家族还打扫庭院，邀请安排入住，我母亲吴友廉所在的吴家花园就住了不少工作队员。

但茂林又是国民党统治区，按照统战政策，不宜公开建立我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工作队就在广泛进行各种抗日宣传的同时，发动群众组建工、农、青、妇等民间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在此基础上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人才，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还经常召开各种人士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共商抗日大计。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主，则重点进行“减租减息、共同抗日”的宣传教育，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在农村，工作队员们白天帮着干农活，休息时教唱抗日歌曲，晚上与农民促膝谈心。

新四军的这些工作轰轰烈烈，群众喜闻乐见，影响力不断扩大，引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嫉恨。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污蔑“共产党现在讲团结抗战，将来要和你们共产共妻”，“新四军靠一些破枪和大刀、梭标，很快会被日本人消灭”……对此，军政治部和工委、工作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茂林工作取得成效和经验的同时，很快推广到张家渡、三里店、中村、汀潭等地，半年多时间就打开了皖南民运工作的局面。

　　1939年初，军部决定开辟半敌占半蒋管的皖北铜陵沙州地区，建立通往第四支队的兵站点和交通线。袁国平主任亲自组建工作队，部署任务，任命我父亲当队长，日常工作接受三支队领导。工作队入驻后，按要求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和秘密党组织，选拔白皮红心的保甲长和联保主任，尽力掩护兵站护送往来人员和临时囤积、输送物资，很快打开了局面。

工作期间，当地有位土地革命时期脱党的党员章啸衡找上门来，要求新四军对他自发组织的数十人的民间抗日游击队进行整编。因为袁主任在工作队出发前曾个别向我父亲交待过此人，称军政治部已对章作过审查，批准其恢复党籍，作为特殊党员的身份不对外公开，由你直接领导。所以父亲就和他具体研究了整编、发展的办法，并帮助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组织游击队员学习政治、军事知识，提高了军政素质，授予沙州游击大队的番号。

后来这支游击队根据要求把活动地区转移到靠近日伪的沿江地带，利用来往商船多的条件收取税费，又购买搜集了一批武器弹药，队伍发展到近三百人。叶挺军长和邓子恢副主任来皖北视察时，指示这支游击队由军政治部直管。为避免队伍过大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和摩擦，父亲动员章啸衡挑选一百多人充实给三支队，并带他去拜见了谭震林司令员。谭司令员对这支游击队十分重视、关心，安排几名连排干部去加强骨干力量，还派一个连带着游击队对日伪军打了几个小仗，提高了战斗力。

但是铜陵地区民运工作的发展和沙州游击大队的壮大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注意和仇恨，第三战区向军部施加压力，称“你部违法在铜陵地区组建游击队，实为军令所不允。责令该游击队立即解散，为首者实行严办！”还对我父亲发了通缉令。某军首长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把我父亲调回军部批评了一顿。谭震林司令员认为，在铜陵地区搞兵站、交通线，没有自己的游击队怎么行？他把沙州游击大队收编到三支队建制中，还充实干部，派傅绍甫去任副大队长、方休任教导员，保存发展了这支抗日武装，后来又成建制地上升为主力部队。

1939年下半年，我父亲随袁国平主任到江南指挥部视察时，陈毅司令员对他说：“你在军部受委屈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就是最好的合格证，我们这里正需要你这样的干部。”我父亲一直就希望有机会到一线主力部队学习领兵打仗，也积极争取留下。后经袁主任同意，让他先以帮助工作的方式留下来，不久正式任命为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科长，1940年7月又调任挺进纵队一团政治主任，开始了在主力部队领兵打仗的经历！

　　父亲到一团任职时，该团连他只有三位团领导。团长兼政委正是南昌军人监狱的老领导乔信明，他先分配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担任军事教员和大队长，后担任老六团参谋长，挺进纵队一团团长；时任团参谋长王萱春是从一支队一团调入的江西老红军。我父亲就抓紧向这两位作战指挥经验丰富的军事干部虚心学习领兵打仗的知识，不久就一起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父亲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秋风扫顽敌》，专门记述了这段难忘的作战经历。

据父亲回忆：当时反共顽固派韩德勤根据蒋介石和顾祝同密令，调集三万多冰力分三路对黄桥展开攻击，叫嚣“把新四军赶下长江喝水！”陈毅通过统战工作，让左右两路的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或观望态度，以集中力量对付中路的顽军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我军三个主力纵队，由陶勇的三纵负责黄桥镇正面阻击，叶飞的一纵和王必成的二纵在左右两翼隐蔽接敌，择机突然发起侧击，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最后三个纵队合力发起总攻，夺取胜利✌️。地方部队和民兵则负责监视附近的日伪军据点动向，随时进行阻击，并对顽军实施骚扰。陈毅在黄桥北面的指挥部坐镇统领全局，粟裕在黄桥担任前线指挥。

决战第一阶段，一纵的任务是攻击全副英国武器装备、号称“梅兰芳部队”的独立六旅，力求速决全歼。10月4日一团、四团利用夜暗掩护进入独六旅进攻黄桥必经之路两侧的芦苇、高粱青沙帐中。下午一点左右，高傲轻敌的敌军以一路长蛇的队形进入我伏击圈。叶司令员一声令下，两个团从南北两侧同时发起攻击。一团三位领导各带一个营，参谋长王萱春率二营迎头痛击；团长兼政委乔信明率一营在中段寻歼旅部指挥机构，很快找准目标，发起猛攻；我父亲带领三营直扑高桥，切段了敌人唯一退路，并对敌军后卫十八团发起攻击。廖政国团长和张朝夫政委也指挥四团从北侧发起攻击，在两团合力夹击下，激战三个多小时就全歼独六旅三千余人，号称“骁勇善战”的中将旅长翁达在绝望中自杀毙命。

决战第二阶段，10月5日指挥部决定一、二纵对猛烈攻击我黄桥正面阵地的敌八十九军发起两面攻击，以寻歼敌军部为主要目标，务求速决全歼。一团进攻中遭遇敌猛烈密集炮火压制，伤亡较大。面对敌人的反冲击，我各级干部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也端起刺刀与敌搏斗。激战中，一营教导员朱启祥不幸负伤，我父亲的军帽和挎包也被打了几个洞，摔倒在地。警卫员以为他中弹，背着他就要后撤。我父亲跳下来大喝一声，共产党员不准后退一步，跟我冲！

关键时刻，叶飞司令员带一个警卫班来到一团指挥部，听取汇报后调整了攻击部署和方式。说话间敌军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大家都劝叶司令到后面去。他镇静地说：“在一团这里，我怕什么？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敌八十九军指挥机构就在当面。必须立即以多路小股袭击和正面近战夜战相结合的方式发起围歼，敌军长李守维要是逃走了，我唯你们是问！”团领导齐声坚定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当晚，一团分三个箭头向野屋基发起猛攻；同时派出许多战斗小组，以灵活的战术动作向敌纵深猛插，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有的还互相厮杀起来；同时，四团也发起总攻。在我三个纵队的勇猛夹击下，敌人的主力部队被歼灭，全线崩溃，四下逃跑，敌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也淹死在挖尺沟中。

叶飞上将在晚年撰写的《征战记事》中回忆黄桥决战的篇章里，对一团的作战经过和曾如清的表现都有具体描述，可见他对这位新下属的首战表现还是满意的。

　　1941年1月初，国民党突然在茂林地区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又一轮反共高潮。正在北进途中的新四军机关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被数万国军层层包围攻击，经浴血奋战，仅千余人成功突围，军长叶挺在与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不幸牺牲。蒋介石立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予以撤销番号。

毛主席、党中央迅速在政治上发起强硬反击，除公开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分裂行径外，于1月28日在江苏盐城宣告重建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兼政委，叶挺仍为军长（未到职前由陈毅代）。

　　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和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华中局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划分为七个战略区，分别组建区党委、行政专署和军区（由各师兼）：一师-苏中，二师-淮南，三师-苏北，四师-淮北，五师-鄂豫皖，六师-苏南，七师-皖中。新四军重振雄风，以威武的阵容挺立于华中，成为本地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

一师主要由苏北指挥部组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后粟裕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粟裕兼任苏中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原属三个纵队改称旅，各负责一个地委、行署和军分区。叶飞任一旅旅长兼政委，并兼任三地委书记、三分区政委（司令员是陈玉生）。由于苏中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鬼子伪军驻扎也多，所以一师作战频繁。我父亲所在的一旅（三分区）所辖的泰县、泰兴、靖江、如西也连续发生反扫荡、反清乡、反顽讨逆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苏中三分区的斗争》，对经历的许多战役战斗做了记述。

　　在江苏泰兴杨根思烈士事迹陈列馆的展板墙上有面醒目的红色奖旗，上款是“奖给三连”（即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一营三连，杨根思入伍时就在该连）；中间是“活捉鬼子三名”六个大字；落款是“团长王萱春 政委曾如清”。

　　我查阅了父亲的《回忆苏中三分区的斗争》，对这场战斗有段记述，应为1941年4月一师一旅对日寇十二混成旅团千余鬼子和五千伪军实施的“姚家岱、失迷反扫荡作战”。日伪的此次扫荡以苏中军区三分区北部地域为重点，由北向南、向西分七路进攻。粟裕师长要求一旅尽量将敌伪牵制在三分区境内，减轻师部及所在的二分区和军部所在的盐阜地区压力。

叶飞旅长据此因地制宜作出部署：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日伪军积极实施袭扰、纠缠；同时安排三团和独立支队公开声张主力番号对敌伪军发起攻击，引其迅速向南；而主力一、二团则隐蔽集结在泰兴泰州地区，突然包围了姚家岱和失迷（又称石梅）两个据点。一团围攻姚家岱的三十多个鬼子和两百左右伪军，经过激战，敌大部被歼，少量突围，还活捉了两个鬼子（当时日寇的武士道精神和战斗力很强，不容易活捉）。二团围攻失迷，也全歼伪军三百余人。

这次作战的胜利，使日伪军的“扫荡”锐气大伤，我军民士气大涨，一师（苏中军区）接着又实施了多次作战。主要包括：1941年7-8月粉碎日伪夏季“大扫荡”；11月上旬的高明庄战斗；1942年4月下旬的获家庄战斗等，都是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大量了消灭日伪有生力量。

　　由于敌后抗日斗争的日趋活跃，侵华日军逐步把主要进攻矛头从正面战场转向围剿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进入倍尝艰辛残酷的相持阶段。华中地区有大片根据地被日伪军重新占领，出现严重的伪化局面。尤其是三分区，中共泰县县委、县政府和独立团的领导几乎全部牺牲，全县大部分地区被伪化。

1942年，华中局和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地方化措施。一师一旅决定一团、二团合并，由我父亲带领一团二营去重新组建泰县县委和泰州独立团，他任县委书记和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叶飞以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和苏中三地委书记的身份找他彻夜长谈，对党的建设、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等做出全面交待，特别要求他带领二营在战争中多打胜仗，不断发展壮大，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再打出一个老一团式的主力团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奋斗，我父亲和战友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一年后，苏中区委和军区党委又决定我父亲回一旅一团任政委和团党委书记，和廖政国团长搭档。这次是苏中区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粟裕和叶飞先后找他谈话，要求重点抓好团党委班子及部队的团结与作风建设，反对军阀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作风。父亲到任后与廖团长和各级领导干部逐个促膝谈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团结和作风建设。此后他又和廖政国团长紧密配合、取长补短，一起指挥全团参加著名的车桥战役，在芦家滩打援阻击战中连续击败日军的四批增援部队，歼灭鬼子两百多人，活捉二十四人，击毙三泽大佐，取得辉煌战绩。

1945年后，父亲又历任一师教导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四军第一纵队一旅副政委、政委，参加了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两渡富春江战斗和对日伪军的最后一战，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我妈妈吴友廉出生在皖南泾县茂林镇吴家花园一个大户人家，1938年入党、参军，是中共茂林工委在当地发展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她投身革命的最初想法和我父亲的“穷则思变”“翻身得解放”完全不同，就是为了抗日救国。抗战爆发时，妈妈正在芜湖女子中学读书，是品学兼优的女生，参加了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各种活动。后来日寇轰炸芜湖，学校被迫停课，读书没校、报国无门的她苦闷地回到家乡。她看到了从敌战区逃亡来的悲惨难民，看到了闭门不出、远离群众的国民党驻军部队，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国军残兵败将，也看到了武器破旧甚至扛着大刀长矛但斗志昂扬地奔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先遣队和第一支队，似呼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抗日胜利的希望。

特别是新四军茂林工作的各种宣传组织工作，让她重新燃起了激情和希望，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和学习，成为茂林妇女抗战协会委员和大队长，进而被发展为秘密党员。

接着组织上又分配她参军来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女生队）接受培训，担任班长。她刻苦学习政治、军事、经济知识，还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受到项英副军长的接见和谈话。培训结业后又参加卫生训练队学习化验技术，毕业后分配到军后方医院当化验员。

　　上图是妈妈当年在新四军军医处举办的卫生培训班的学习笔记，字迹工整，画图认真。妈妈回忆，给她们上课的有不少是国外回来、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大医生，美国女记者斯沫特莱也来采访过。

　　上图是1939年妈妈在军部医院专心从事化验的照片，叶挺军长抓拍。当时并不知道，也没照片的注释。后来从叶军长遗物中发现这张照片时，很多战友一起辨认确认是军部医院化验员吴友廉。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首长决定组织大部分非战斗人员提前化妆去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妈妈也在其中。到达苏北后，妈妈先后担任一旅政治部民运科干事，伤兵休养所指导员（所长是二团廖政国团长的夫人史凌阿姨，副所长在是李励阿姨，后来与一团副团长蓝阿嫩结婚），中共泰县县委妇女部副部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卫生所指导员等职，一直战斗在敌后抗日前线。

　　上图左起：一旅伤兵休养所所长史凌、副所长李励、指导员吴友廉，1942年合影于江苏东台。她们都身穿便衣，装扮成普通群众。因为一两百伤员和所领导及司务长、三个医生、四个卫生员都分散隐蔽在多个村庄的群众家里，医护人员只能化妆巡回治疗、工作。村庄周围都有日伪军据点，最近的仅两三里路。休养所的安全，一是靠组织安排的情报眼线，提前通报敌情，及时防范或转移；二是靠自身提高警惕，经常组织人员化妆外出侦查，提高预警化解危险的能力；三靠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甚至是舍命掩护。

据妈妈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记述：有一次天刚亮，勤务员就小声敲门报告，说出来上厕所时发现一队鬼子正朝村庄走来。我妈和史凌所长立即穿衣出门，通知伤员别出门，防止暴露。房东大娘递给我妈锄头和草帽，让她跟着在地里一边锄草一边观察，见鬼子拐向了另一个村庄。事后得知，是鬼子抓了农民带路，知情的农民冒着自身危险把鬼子骗走了。

还有一次，几个伪军突然闯进我妈居住的屋子。房东大娘一把推她到灶台去烧火，接着迎向伪军交谈转移其视线。伪军说房东大娘的姑娘像新四军，就抓回去“报功”了。我妈当时拔出手枪，要冲出门救人。大娘使劲拦住说：“你要是暴露了会连累伤员，姑娘镇上有熟人，会保她出来的。”当晚姑娘果然回家了，我妈才松了口气。

我妈和史凌阿姨抗战时期合作多年，一直在敌后救死扶伤。1945年5月，一旅进入浙西地区改称第四纵队并参加苏浙军区叶飞副司令员指挥的新登战役。在攻克新登城撤出战斗清点人数时，一团发现少了三营营长王祥。叶飞副司令立即指示时任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我父亲到一团，组织部队返回阵地找人。一营三连九班新战士杨根思和班长吴春林最先冲进敌人的母堡垒，发现并救回了与敌肉搏时身中数刀已昏迷的王营长。史凌所长和我妈及时组织抢救，挽回了他的生命。在战后总结中，我父亲到一团蹲点指导工作，与陈挺团长、朱启祥副政委一起组织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开展评功活动。杨根思被团党委授予“战斗模范”称号，这是他在抗战中首战立功。

　　这是妈妈1944年在江苏兴化新四军一师休养所和战友们在船上合影的照片，她肚子里还怀着我大哥剑欣。次年她们从这里乘船出发，经海上秘密交通线前往浙江西部的苏浙军区驻地，与开辟浙西新根据地的丈夫们汇合。许多新四军女兵就是这样一批边战斗、工作，边哺育后代的伟大战士、伟大母亲！

　　受我母亲的影响，我姨妈和舅舅也先后参加了新四军，一家三姐弟投笔从戎在家乡传为一段佳话。姨妈在六师十八旅从事财务管理，舅舅参军时还不满16岁，从事机要工作，当译电员。由于不在同一个部队和地区，他们战争时期也难得见面，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能聚首合影。

　　在新四军中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投笔从戎的女兵很多，我妈当年在教导总队八队里就有不少。如楚青阿姨是扬州的富庶人家的千金，八队培训结业后又参加速记班学习，后分配到江南指挥部，与粟裕副指挥结为夫妇。上图是我父母晚年与粟裕、楚青夫妇在南京中山宾馆的合影，她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纯洁的战友情谊。

　　还有我妈在安徽芜湖女中的闺蜜、同班同学黄明英（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凌奔），后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在女中停课后和她母亲、妹妹一起到茂林避难，就住在我妈妈家里。她俩是同时参加新四军，又在教导总队八队同学。凌奔阿姨培训结业后，直接分配到敌后，当过女区委书记，还负过伤流过血，后来与时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结为夫妇。

上图为我妈妈和凌奔阿姨在北京军事科学院的合影。我父亲去世周年时，钟期光伯伯题写的挽词把我父母的名字“如清、友廉”嵌入其中：

广交友朋 如鱼得水

为人廉洁 清风两袖

他充分肯定我父亲一生的两个鲜明个性特征：注重团结和为人清廉，既体现了对老部下的深刻了解和深厚情谊，又给予了盖棺定论式的崇高评价！

　　我妈还有位依然健在的八队同学陈克秋，也是富家千金，投笔从戎，今年104岁了。她和老伴抗战时期也一直在新四军一师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深得叶飞师长的信任和器重。

　　前不久，军队干休所刚给她颁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勋章🎖️。

衷心祝愿健在的抗日老兵安康吉祥，先逝的革命前辈天堂安息！回顾历史，缅怀英烈，珍惜和平，祈福未来！愿祖国完全统一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