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十四年抗战征程（连载）   根据黄埔军校同学会柳州会员王玉福（已故）口述整理刘剑辉撰文

金盾剑辉

目  录

 

               一、揭竿起义      除奸抗倭

               二、敌困千重      生离死别

               三、忍辱负重      初试锋芒

               四、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五、千里奔突       转战关内

               六、邢师入瓮      少帅临军

              七、风云突变       涉嫌被逐

              八、临战归队       浴血芦沟

              九、壮志未酬       忠魂沉冤

              十、国共官兵       幸会桃源

             十一、任重道远     单骑南下

             十二、军委检阅     暗示津梁

             十三、糊涂晋官     清明治理

             十四、兵荒马乱     来客神秘

             十五、兵困东站     威慑宪警

             十六、大功告成     萧墙祸起

             十七、刚夷险浪     又起凶波

             十八、怒退法官     泪别官兵

              十九、身陷囹圄     生死难卜

             二十、军事法庭     判我极刑

             二十一、戴罪出征  沙场效命

            二十二、绝顶攻坚   孤军受困

            二十三、功垂爵升   虎山再行

            二十四、智闯难关   各奔前程

            二十五、勇斗倭寇   巧识汉奸

            二十六、融江除奸   西大演讲

            二十七、绝处逢生   山回水转

            二十八、官上加官   计中有计

            二十九、洞庭秋暮   龙城春晓 

 

                             　　     序  言

      我1914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上夼村的一个贫苦家庭，7岁成为孤儿，1931年我16岁应募为哈尔滨行政公署警备大队的三等警，时逢“9·18”事变，随队临战揭竿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从此转战南北，与日本鬼子整整打了14年仗，直至抗战胜利，我已是桂系新编19师55团的一名少校营长。戎马倥偬十数载，风烟征程万千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有的在民族危亡关头给我指点迷津，使我切悟军人天职；有的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为我出谋划策，使我克敌制胜；有的在我面临大难时刻挺身相救，使我化险为夷。……萍水相逢，患难之交，只言片语，耳濡相厮，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鸿鹄的志气，拯民于水火，丰德于天地，无不让我慰勉有加，终生难忘。

               一、揭竿起义，除奸抗倭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附近的柳条湖铁路的南满铁路，贼喊捉贼向我吉林、黑龙江等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件。当时，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组建了行政公署警备大队，我应募当了一个三级警员。

      经过短训后，张景惠给我所在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道里地段街的“日本街”执勤。我们愤愤不平的问刘分队长：“日本人打我们中国人，为何要我们替他们保驾？”刘分队长叹息道：“我们不给他们站岗，日本人就要借口保护侨民进兵哈尔滨了。国难当头，兄弟们还是忍辱负重吧。”刘分队长入伍前就是绿林中有名的“草上飞”，为人仗义，兄弟们大小事都听他的。就这样，我们强压着仇恨给“日本街”站了一个月的岗。后来我们换到南岗为张景惠警卫，不几天飞来一架日机，嗷嗷叫着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机翼上赫赫刺目的膏药旗，一下激起我们万丈怒火，举枪欲打却被刘分队长制止了。日机见没什么威胁，朝公署投下一个铁匣子就一溜烟飞走了。

     那架神秘的飞机来后不久，即民国二十年腊月二十三日左右，日本鬼子开始进犯哈尔滨。当时集结在哈尔滨的赵毅、丁超和李杜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腊月三十下午，我们正准备吃年饺，宋中队长突然宣布：“张长官有令，警备大队迅速抢占东马家沟铁路公园。”我们饿着肚子紧急出发，赶到铁路公园后，宋中队长命令把所有轻重武器全部摆开，他说：“军队准备撤出，我们留下守卫，恐怕军队要缴我们的械，如果他们一进公园，我们就立即开火打！”

     兄弟们都感到奇怪，军队也是抗日的，为何要缴我们的械？警备大队名曰留守哈城，为何龟缩一隅不发一枪？

     当晚，日军深入市区，开始残酷屠杀市民，百姓呼天号地，潮水般向外涌去。情况危急，军心躁动。晚上十点左右，刘分队长毅然号召大家起义。他说：“兄弟们，张景惠是个大汉奸，他早就暗中跟日本人勾结把哈尔滨出卖了。今晚生死攸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愿做亡国奴的，跟我刘某人拉出去！”看来刘分队长是早有安排的，他说话时已有人用枪看住宋中队长和刘中队副了。

     刘中队副是大户人家出生，警官学校毕业，平时对弟兄们凶得很，这时一听要拉出去，吓得又是作揖又是叩头：“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造反作逆呀，求求大家放我回家吧！”刘分队长对众人说道：“刘中队副说我们抗日是造反作逆，不乐意跟我们走，大伙说怎么办？” 弟兄们恨透了刘中队副，齐声高喊：“打倒汉奸！打倒亡国奴！”只听一声枪响，刘中队副被打发回了老家。宋中队长见状忙说：“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炎黄子孙，大家走，我也走。”

      我们第四中队的人，边撤出公园边喊鼓动口号，其他中队的官兵也有些跟随我们一道过了松花江。当时江面冰冻很厚，黑压压的都是逃难的人群，枪声如炒豆炸雷，哭喊声似风号雨泣。哈尔滨大年夜的这幕惨景，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们在江北一带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共计二百余人，投奔了原吉林警务处处长王自友和原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在延寿县成立的“抗日义勇军”，被编为司令部警卫队，刘分队长任卫队长。

       义勇军成立不久，哈尔滨来了十几个人，听说是张景惠和日本联合代表团，住了几天王自友司令就跟他们到哈尔滨去了。直到赵毅副司令发话，我们才知道情况不妙，义勇军将面临一场生死抉择。

 

             二、敌困千重，生离死别

      那天赵毅副司令召集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心事沉重地说：“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仅有的两个主力团在前方被敌人诱降了，两个团长各升了一级。王司令也一去不回，怕是凶多吉少。日本人劝我投降，我不降！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了，我原是旗人，有两个姓，前吉林省军务参谋长西卡就是我哥哥。‘九·一八’事变前，省主席张作相随少师入关，任我哥哥为代理省主席。我哥哥还来信密令我：日军即将攻打哈尔滨，要我到时听从关东军的指挥。我得密令后当即向全旅公开，并于当晚下令攻打停在双城的日本铁甲车，抢走所有物资后，我率部奔赴哈尔滨，与李杜，丁超共守冰城，可恨张景慧与日本人里应外合，冰城失手了……现在，我的两个主力团投降了，司令部也陷入日军重围之中。我知道，只要一声令下，大伙一定会跟我冲杀出去，但是那只是死路一条，我不能白白葬送三百条弟兄的性命啊！……我要走了，一个人走。我走后兄弟们听从任参谋长的指挥，跟前方两个团到哈尔滨去，把实力保存下来。我赵毅无能，如此委屈大家，我终生抱恨哪！”

       赵毅声泪俱下，双膝跪在雪地里，全体官兵无不悲痛万分，赵司令接着说：“我的目标是苏联，敌困千重，雪茫路陷，我若半途而死，阴魂也不会离开你们的。不管前途如何，我誓死不做亡国奴！”

       我与赵副司令在1928年就相识了，那年我14岁，在双城县做铁匠徒工，常被老板孟照常派去驻扎在双城的22旅旅部修理铁器和马车，当时赵毅曾扶着我的头问我想不想在他的手下当兵。后来参加义勇军了，赵副司令一直待我很好。如今赵副司令只身出走，我和几个敬重他的警卫员都欲舍身相随，但赵毅极力阻止，他对我说：“玉福子，你还小，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冒险！”最后只带走了两个年纪大的军官。眼看着赵毅一行消失在狂风大雪里，三百官兵哭作一团。

       我不知后来赵毅去成苏联没有，只知“西安事变”前，赵毅是张学良的亲信高参，曾受张学良的派遣到上海秘密接应共产党联络官刘鼎，“西安事变”后调任贵州遵义司管区司令。

        送走了赵副司令，任参谋长擦干眼泪对我们说：“弟兄们，赵副司令已经说清楚了，去哈尔滨确实是权宜之计，大家准备一下，明天就开拔！”

        面对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刘队长召开了卫队几个骨干紧急会议。会议上，众口不一，莫衷一是，有的主张拉出去硬拼一场，有的主张劫了司令部的三大卡车财物然后各奔东西，刘队长说：“现在的情形大家都清楚，现在不是中国人吃中国人的时候了。我们的队伍好不容易经营出来，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如何不能散！大伙的爱国心我理解，我也一样不甘做亡国奴。说句良心话，凭我的本事一个人冲出去谋条生路不成问题，但是不能离开众弟兄，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一定会打出去的！”

       经刘队长这么一说，大家齐下心来一起走。在去哈尔滨的路上伺机东山再起。

       出发前，刘队长又传达了任参谋长的指示：“队伍到了前方地点一面坡，要守纪律听指挥。不愿走的可以留下，免得到时动起枪来，队伍就炸了。”前方两团和大批日军在一面坡等候我们，我们都不清楚日本人将会怎样处置我们。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好觉。

           　　      三、忍辱负重，初试锋芒

       第二天，我们带着司令部一应辎重来到指定的一面坡火车站，集合在一片空地上，除了我们还有几百名穿戴不齐的杂牌归降部队，先是两架日本飞机低空盘旋，后是一名身穿便服的日本官员训话，这个日本官员讲的一口流利的汉语，也是一个善于心战的老手。他吹嘘了一通“日中亲善、东亚共荣”之类的鬼话后，满以为会博得一片掌声，哪知回敬他的却是两声清脆的枪声，顿时队伍大乱，任参谋长急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功夫才稳住队伍。

      晚上在驻地，刘队长难过地说：“国难当头，今天只能轮到日本人说话了。大家有何想不通的，现在还可以偷偷走。”有的弟兄说，不来也来了，到了这个地步只能看队长的了，是死是活都在一起；有的弟兄说：“当初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拉出来了，现在又降了日本，我们没有脸穿着军装扛着枪回哈尔滨去。”当下刘队长批准了二十多人离队。

       这时已是32年的初春了，但东北的风雪仍茫茫无际，我年纪小又无家可归，于是铁下心跟着刘队长。

       在一面坡住了几天，我们奉命徒步开往哈尔滨方向的乌基米河车站。一天，刘队长对我们说：“有一股义勇军派人与我联系，叫我们跟他们上山。我说要看看他们的阵容。他们决定今晚攻打乌基米河。他们来时，我们枪口朝天，不要妨碍他们打日本人。”

       当晚，义勇军果然打进镇里，直奔住有日军的火车站。枪响后，我们把队伍拉出了镇外。拂晓，义勇军带着战利品撤退了，他们的队伍很涣散，纪律装备也很差。当时确有许多“红胡子”武装，纷纷扯起了义勇军的旗号。刘队长是个精细的人物，见此阵势不是个依靠，遂打消走的念头。天亮时，我们装着追击义勇军刚刚撤下来的样子回到镇里。

       第二天，我们马上被调离乌基米河，往哈尔滨方向开拔，一路上都有飞机跟踪监视。我们到了阿城县决定先拖着不去哈尔滨，由任参谋长一行乘火车先到哈尔滨。

       我们住在阿城大商家“顺原”当铺里。降了日本的陈德才团长已升为22旅旅长，旅部也设在阿城官店。陈德才把我们编为他的警卫队，同住官店，旅部有十几个日本教练官，按规定，日本人或中国官员进出大门，卫兵都要行举枪礼。有一天，我和几个弟兄当班，三个日本教官大大咧咧地走进大门，我们视作不见没有行礼，日本人见我们面带杀气，当时没敢作声。次日，旅部宋副官长火气冲冲地集中卫队训话：“昨天，你们当班的卫兵藐视皇军，竟敢不行举枪礼，皇军怪罪我们了，还告到上级去，这件事闹的很大，刘队长，你要好好惩办当事者，以儆效尤！今后见了旅长不敬礼还不要紧，见了皇军一定要行举枪礼，否则严惩不贷！”

       事后，弟兄们忿怒地骂道：“狗日的，当亡国奴连狗都不如！”刘队长并没有处罚我们，只是告诫大家：“小不忍则乱大谋。”

       自从出了“冒犯皇军”的事件后，宋副官长这条日本的走狗，好像嗅出了警卫队有点“异味”，加紧对警卫队的巡察监督。有一次他终于觉察到我们准备起事的秘密。

 

              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在阿城住了约摸个把月后的一天，宋副官长带了几个日本教官来卫队巡察，发现厨房做了许多大烙饼，便质问刘队长：“你们一天吃得了这么多烙饼吗？”刘队长回答：“我们卫队自从张长官一手创建至今，一直没有搞过野外训练。我想我们总不能天天守大门，还要学会打仗嘛，所以我计划对卫队分期进行一次野外训练，将来以胜重任。”宋副官长呵斥道：“计划也得请示旅部批准！”刘队长笑道：“我明天就正式打一个报告给你吧！”

       翌日，刘队长突然对我们宣布：“今晚有一股大的义勇军攻打阿城，他们事先跟保安队万队长联系，万队长又来联络我，这次总算拉出去了，大家一定要做好战斗准备！”当下刘队长布置我和袁玉甲等几个小兵负责分守几重大门，义勇军一进城我们就挂起画有十字架的大红灯笼以便联系。其他人的任务都是秘密布置的。

       晚上十点钟，阿城枪声大作，我们按计划分头行动，打到拂晓，我们开始撤离战斗，向离阿城数十里外的红石磊山区挺进，走出三四里，回望阿城浓烟滚滚，说明夜里战斗相当激烈。

       到了红石磊，我才从弟兄们的谈论中得知了一些阿城战斗的情况。原来保安队负责攻打日本兵营，听说攻击失利，我们卫队负责抢银行和打旅部。听打旅部的人绘声绘色地说，他们一进旅部就把几个负隅顽抗的日本教官击毙，其余的日本教官和汉奸军都跪下向他们求饶，结果一个不留。抢银行的有几个不见归队，八成是得了钱财后私奔了。

       原来，这支英勇善战的义勇军是冯占海领导的，冯原是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警卫团长，据说还是张的外甥，“九•一八”后，他拉出警卫团，该团装备精良，有一个重排炮连。在红石磊，我们警卫队正式编为一个营，刘队长任营长，保安队也编为一个营，我们两营合为一个团，万队长任团长，宫长海任旅长，冯占海自封司令。

       整编后，司令部给每个战士发了一个袖章做标志，袖章用红布制作而成，上面钉一块白布印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字样，接着司令部又颁布了义勇军纲领和纪律。纲领大意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和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群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铲除恶霸，发展抗日武装，巩固根据地。

      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机动灵活，各自为战。我们活动在阿城、双城、长白山一带打游击，经常化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骚扰敌阵，破坏铁路桥涵，避免正面接触，以破袭为主。当时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游击队也在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一带频繁活动，我们有时也联合行动。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指示义勇军成立骑兵，我们如虎添翼，行动更加迅猛。许多爱国人士和不甘奴役的百姓也纷纷带着马匹、枪弹、药品甚至全部家产投奔义勇军。后来各地义勇军竟发展到十万之众。但是编制很乱，人员庞杂、补给不足，斗争仍是相当艰苦。

       1932年初夏，上级根据义勇军人员多、武器少、装备差的情况，命令义勇军兵分三路，一路留守根据地，多拨一些装备；另外两路分别转移到苏联和关内补充给养。我所在的部队属进关的那一路，开始了千里大转移的艰苦曲折的斗争。

 

               五、千里奔突  转战关内

     入关部队共有三个旅，号称一个军，按计划我们要在32年底到达热河省（今内蒙）。一路上，日伪军队疯狂堵截，经过哈长铁路时，我们与日军打了一场恶战，日军出动了大批的铁甲车和飞机大炮，强火力封锁铁路线。当时我已是班长，率领全班八个人四条枪冲过铁道。我骑在马背上心里默道：“马呀马，今天就看你的了，你死我亡，人马共存。”敌人火力太猛，我们屡攻不利。突然背后机枪骤响，有人大喊：“鬼子从后面抄过来了！”后来才知道，机枪是司令部派人从后边打的，假装日军逼我们过铁道。

      我们到了热河开鲁县，日伪军很少“光顾”了，我们趁机进行了小休整。著名的京剧演员梅兰芳以及北京的爱国人士，自筹募捐了一批支前物资送给我们。沙漠不通车就用骆驼运，骆驼队经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大批的武器、弹药、食品和医药等物资运到义勇军驻地。第二次运送物资时出了大事，骆驼队被日本收买的一股蒙古匪徒劫夺一空，还杀了不少人。我们得讯后非常气愤，立即会同友军把这股匪徒聚歼了。我旅俘虏了六十多个蒙古匪徒，全部拉回来活祭灵。活祭灵是相当残酷的，用刀拉，割鼻剁耳挖眼睛，慢慢整死。连长命我用刺刀捅一个匪徒，我开始下不了手，连长踢我一脚：“他娘的，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你还心软什么？捅！”我一狠心捅倒了一个。

     我们休整了两个多月，日本又调集大批军队进攻开鲁，在正面和日军接火的是晋绥军傅作义部，义勇军在左翼边打边退，从沙漠转移到内外蒙交界一带打游击。过沙漠行进艰难，地下是飞沙走石，天上是日机轰炸。我们只好夜行晓宿，一个月缺吃少喝加上疾病蔓延，我们又牺牲了不少兄弟。后来经喇嘛庙转到察哈尔省口外张北县，上级命令我们把所有马匹留在口外，说是口内马料不足。

     当时，西北军冯玉祥将军住在张家口，我们徒步入口第二天，冯将军接见了我们。他说：“东北义勇军是抗日爱国的武装，你们在东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得全国人民的欣佩。你们这次冲破日寇的层层封锁，来到了口内，目的是想得到一些补给，靠谁呢？靠我们，我们也一样穷得响叮铛！谁富呢？蒋介石，但他不抗日，靠不住！我看，还是靠我们自己。”结果，冯将军发给我们每连十把大刀，十袋白面，还划了蔚县给我们整顿兵马。休整期间，我们试图向陕西张学良部靠拢，遭中央军一师（师长黄杰，后来是我上黄埔军六分校学习时的分校长）武力阻拦，我们被迫退到怀柔县。

     1933年春，义勇军正式编为东北军第六十三军，军长是冯占海。六十三军下设两师，九十一师和邢师。冯占海兼九十一师师长，我营属九十一师二七三旅。邢师（未编番号）师长姓邢，原是傅作义部下的一个师长，因与傅反目，开鲁之战他率部投奔义勇军。后来邢到北京开会，有个老同学问他：“你部素质如此之好，怎么去投冯占海那伙乌合之众？”邢说此乃权宜之计，以后还另有打算，这话不知怎么传到冯占海耳里，于是引出了一段兵不血刃的平叛故事。

           六、邢师入瓮，少帅临军

冯军长暗想，这个邢师长几次倒戈，不除掉他必有后患。但无奈邢师组织严密且战斗力强，冯一直动手不得。后来冯就用软法子捧邢，大力赞扬邢军事训练好，号召全军向邢师学习。借此热潮，又从邢师抽调大批军事骨干分到九十一师当教练，一个连就分配十几个。除此之外，又抽了一批军官到军部教导团任教，我当时在教导团的军事队受训，军事队也配进了十几个邢师的人。如此这般，邢师被抽筋剜骨去了不少主力，收拾邢师的条件成熟了。

有一天，冯军长通知邢师长率部前来怀来县，要邢师的代表队与教导团的军事队举行对抗比赛。邢师长是个鸦片鬼，比赛前冯军长邀他到县城的公寓区抽烟小憩。不久军部给赛场打来电话，指示比赛准备开始，为使士兵们观看舒适，可宽衣把枪架在一旁。一会儿，军部开来几辆汽车，只见冯军长不见邢师长，邢师的军官们才知不妙，但已处于被控之下，束手就擒了。同时，军部把一些光洋抛撒到邢师队伍里，趁士兵哄抢之际把架起的枪支全部收走，因邢师坐得分散，结果还是跑了一个营。一枪不发，邢师被除，原部人马全编进九十一师三个旅中，后来邢师长买通看守越狱逃脱，在张家口再次被捕，结果如何处置，我不得而知。

清除邢师后，六十三军奉命开往河北高邑县，我教导团随军部驻此，不久，张学良在五十三军军长万福林以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一行人陪同下来到高邑。少帅高高的个儿，威武深沉。他对我们讲到：“我离开东北已经四年多了，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东北的父老乡亲，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是有愧不安的。你们从东北来，我专程来看望大家。我的心情跟大家一样，想尽快打回老家去。但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还望大家秣马厉兵养精蓄锐，以待来日挥师北上，雪耻报仇！”

官兵们起初见到少帅，以为可以打回老家了，都激动得哭了起来，但听了少帅的话便又泄气了。有的甚至骂道，张学良是个大草包，太听信蒋介石了，当年撤兵关内，如今几十万大军又按兵不动，连家仇国耻都忘了，还算什么少帅！我们组成了“士兵请愿团”，要面陈少帅，但被冯占海阻止了。

我在教导团学习时，与同学孙沛、王新亭、万里、郭玉龙等人结拜了兄弟，孙沛是大哥，我是小弟。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王新亭在解放后曾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万里就说不准是否中央的那位万里同志了，因为中国同名同姓的太多，当时我们立下了杀敌立功的誓言，不管走到哪都生死不渝永不相忘。然而，毕业后由于战争频繁，戎马倥偬，我们一直未取得联系。每当闲暇思念时，梦牵魂萦的手足情便涌上心头。

从教导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部新成立的手枪队第三队（每队六十人）。手枪队实际上是军长卫队，武器精良，出入车马，好不威风。在手枪队干了大半年，我被调到二七一旅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旅长是王锡山，团长王庆华，连长李吉道。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央政府曾令冯占海去堵截共产党，但冯认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符合民意，故推说本部入关不久，尚无元气，不能应战，从此引起蒋介石极大不满。

               七、风云突变  涉嫌被逐

“西安事变”时，我从东北军六十三军教导团毕业分配到二七一旅六五四团九连任少尉排长已经两年了。“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就安插大批嫡系军官到东北军各团以上单位任职，军师旅增设“政训处”，暗中卷入了不少军统特务，使得东北军顿时波诡云谲。

1937年初，二七一旅驻防河北镇内，正当我忙于协助连长李吉道抓军训时，突然接到军部急召：“移交工作、速往军部！”军部直接调动一个小排长，不知是祸是福。多年的风云变幻，使我命途多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军部高邑。前来报到的一百多名下级军官中有大部分是我在教导团的同学，同学相见免不了要闲聊一番，有的认为这是一次提升的机会，因为我们那期训练出来的军政素质，全军是有口皆碑的。

果然，第二天军部设宴款待我们，冯占海军长（原义勇军司令）亲自出席宴会。他说：“自从义勇军成立以来，在座的各位鞍前马后跟着我，转战千里到关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我冯某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都惬意地交换眼色，互相敬酒。不料，冯军长话锋一转：“但是，各位离家已久，眷心热切，父母妻儿也在盼着你们早日归去。根据上级指示，每人发给一百块钱，送你们到北平去。到了北平，你们回家或者去哪都请自便，但上级有令，不准回原防地，违者就地正法!”

我们一听都傻了眼，面面相觑，不知犯了什么王法。未等我们理出头绪，次日便被卫队押着乘火车到了北平，一百块钱也是到北平才发放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中央派来的人发现教导团的教官有大部分是共产党，便逼着冯占海把我们这期学员全部当作“赤化分子”予以清除。

我流浪在北平街头，无家可归。这时我深深怀念起在教导团时的教官和兄弟，我记得教导团的大队长崔夫昌、大队副孙德佩、中队长金万福等教官都是从朝鲜长白山金日成的游击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还有我结拜的几位把兄弟孙沛、王新亭（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万里、郭龙等也是爱国抗日的热血军人，我们结拜时都立下了杀敌立功的誓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陪同下来高邑视察，我们见到少帅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心想马上就可以打回老家了。但少帅只鼓励我们秣马砺兵养精蓄锐而没有立即挥师北上的意思，我们教导团的教官们组织我们成立了“军人请愿团”面陈少帅，强烈要求抗日，在全军掀起了不小的抗战浪潮……当时我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解，但从这些被上司视如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身上，我吸取了抗日救国的力量。这样的共产党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北平我又碰到几名同被遣返的下级军官，可他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校级军官”，他们邀我参加他们的秘密行动，我弄不清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他们在平津一带到处散发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日的标语传单。有一晚我们在石家庄附近一所小学校里宿夜，被民团包围打散了。我逃到石家庄，正当生计无着之时，碰巧遇见二七一旅旅部的曹副官长带着几个兵来石家庄办事，他问我如何落到这个地步，我把在高邑被遣散的缘由告诉了他们。曹副官长说：“原来如此，这都是那些‘蛮子’（蒋安插的军统）搞的鬼，这回准备打大仗了，急需兵员，你跟我回去见旅长吧，旅长不会管他们那一套的！”我说：“到处都有‘蛮子’，我一回去可要杀头的，这是上面下的死令。不过，既然要打大仗了，我就跟你们回去试试看吧。”

 

八、临战归队  浴血芦沟

我从石家庄跟曹副官长一行回到了镇内旅部，王锡山旅长果然让我当回原排长，士兵们也很欢迎我回来，部队一派战前的繁忙景象。

“七七芦沟桥事变”暴发了。大约7月17日，王锡山旅长在镇内车站召集全旅官兵作了异常兴奋的讲话：“芦沟桥事变后，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蒋委员长也宣布对日作战了，我们日夜盼望的打回老家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旅长命令部队停操备战，枕戈待旦，部队早以蓄势待发，得令后更是群情激奋，当晚载歌载舞庆贺一番。如此箭在弦上等了数日，未见动静，干粮也吃得差不多了，官兵们又失望由然，议论纷生。

原来，7月11日北平方面中日双方经过商谈达成停战协议，各自撤兵。7月12日和18日两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及部将张自忠，于天津两次会见新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为和平在望，慰勉有加。孰知日本竟以和谈为缓兵之计，源源从东北调兵入关，在华北麇聚兵力，终于7月21日撕毁协议，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揭开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

这时部队一声令下，每人发了五块大洋，一把大刀。一路行军敌机陪伴，到石家庄时逢小雨，又遇空袭，队伍下火车隐蔽，我们在车站看到了从晋太铁路线到此转平汉铁路线北上的八路军大部队，他们已先我们两天开赴前线。而驻石家庄的中央军第二师却按兵不动。

是夜，车到保定，前方铁路已被敌机炸毁，我们只好徒步进军固安。我团奉命前卫，不顾汗湿征衣，连夜衔枚疾进。我们每连只有一辆从关外带来的大马车，因雨淫夜深而不能行，一应辎重只好负赘支前民夫。翌日晨，我团先导进入固安县境，迄未发现敌踪。团长王庆华（共产党员）率排级以上军官上前沿视察地形。那年高粱玉米长势良好，按战例要扫清阵地前射界三四百米，但王团长指示不准糟踏庄稼，就地挖掘散兵坑。雨帘弥天，散兵坑刚挖下一尺就积满了泥水。我们没有任何雨具，老百姓都心疼地说我们是“水鸭子兵”。入关后，中央没有补充，武器装备相当落后且不足，听闻二十九军有两个排袭击敌东马子机场时，只好用大刀砍飞机。伙食极差又兼水泡蚊咬，许多官兵生了口疮和烂脚病，但是东北军将士很能吃苦耐劳，战斗意志未有稍减，更无一逃兵。

由于汉奸通风报信，我军工事尚未筑好，几十架敌机就蜂涌而至，狂轰滥炸。我们没有制空火力，只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战友倒在血泊中，气得我们咬牙切齿，怒火焚心。

战局展开，中国军队已成扇面，我六十三军守固安、雄县一带。左翼：八路军部队（番号忘记）；右翼：东北军万福麟五十三军，张自忠部及孙连仲部。我旅奉命压住永定河固安一线，阻敌南犯。进入战斗序列的第三天，我团不意与渡河之敌遭遇，当时四野泥泞，我无一险要可据，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凌励攻势之下。日军以快速部队强击，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采取剪刀叉的进攻方式，中间突破蹑尾插入后再向两边逆袭包抄。我军虽然奋勇，但装备不足，初战即成胶着状。硝烟呛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战士们一个个浑身血泥，伤亡剧增，九连长李吉道，三连长姜明春相继阵亡。连长倒下排长接替，排长倒下司务长指挥，前仆后继，奋勇不渝。

敌人的陆空火力有如天雷地焰，我旅突出部战斗编制已被打乱。战至次日下午，左翼南苑一带友军失利，我们被压迫到河边。王团长指挥我们奋力抵抗，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是生是死已由不得我们，有些弟兄连姓名都还不知道，是孬种还是好汉，就看今天了！”这时一发榴弹炮“轰”地落在我们身边，当即阵亡几个战士，我左臀部重伤，昏死过去……

 

           九、壮志未酬  忠魂沉冤

我负重伤后，被送往河南驻马店第九后方医院。当时负伤住院的全是穿灰军服的地方军和八路军，没有一个穿黄军装的中央军。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统一使用一种伤票，凭票住院，待遇同等。我住的伤官病房就有几名八路军干部，从那时起我正式认识了共产党人，与他们朝夕相处，受益匪浅。

伤愈后，我被安排到驻马店二七一旅旅部任副官。1938年3月下旬，军部命我旅将六五四团拨给二七三旅指挥，原六五四团团长王庆华升任二七一旅副旅长。王庆华的随从副官顾永全（中共党员）告诉我：“芦沟桥大战后，六十三军伤亡甚大，中央不给补充，只好把六五四团拨给二七三旅，开赴津浦线应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

顾副官人缘极好，善结广交，原先就与我交情笃深。在旅部还有一个要好的，是参谋长刘德顺的警卫员赵万恒。三人之中以顾为大赵为小。顾副官识文断墨，经常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许多我们寡闻的事情。顾副官告诉我，他原是东北军一0三师一个叫万一的团长介绍给王庆华团长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万一是共产党，顾是受党组织派遣的。

不久，王庆华副旅长奉召一人到汉口学习，被中央拘捕了，我非常震惊，问及原因，顾只摇头不语。此后顾副官心事重重，悒悒寡欢，还常与赵万恒神出鬼没的。有一次我找了个机会邀顾饮酒消愁。我说：“老顾，在这个旅部里，咱俩可算得上情同手足了，你有何心事咋不跟我说说。副旅长何故被捕，你真的不知？”顾说：“王副官，你是我的好兄弟，有些事，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顾副官找了个僻静处对我说：“你不是想知道副旅长为何被捕吗？今晚我带你去个地方，与几个朋友聚会聚会，赵万恒也去。记住，别忘了带枪。”

当晚，细雨沾衣，夜色漆黑。我们由顾永全领着来到了距旅部半里路远的一间孤立茅屋，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在等着我们。我们在肃穆的气氛中静坐了片刻，大嫂起身道：“他们怎么还不见来？我去看看。”

大嫂出去不久，忽闻一阵喊声：“举起手来不许动！”旋即冲进几个持枪宪兵，门窗外也伸进了黑洞洞的枪口，我们未及反抗全被缴械。为首的宪兵喝道：“我们是宪兵别动队的，奉命前来搜捕共产党！”我已感到事情十分不妙，但还是镇静地说：“我们是旅部的，哪来的共产党？”

可万没想到宪兵呼地一声吹灭油灯，顾副官也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紧接着就是“啪啪”两声枪响，我腹部中弹，当即昏极倒地……待我稍为回阳过来，只感到两手粘乎乎的，一股热烘烘的血腥脑浆味扑鼻钻心，原来我正趴在顾副官的身上。小女孩在嘤嘤哭泣……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旅部医生的声音：“两个头部中弹，无法抢救了。”我知道顾、赵二位义士先我而去，悲愤不已，可怜我的好兄弟，抗日壮志未酬，却惨遭宪兵特务的杀害。

不知是谁问了一声：“查明凶手了吗？”只听到刘参谋长骂道：“哼，凶手还要查明我们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借清共滥杀一气，真他妈岂有此理！”我听着又昏了过去……

 

          十、国共官兵 幸会桃源

“茅屋惨案”的第二天，刘参谋长为我开了一张注明是台儿庄战役负伤的伤票，将我抬上台儿庄战役卫生专列秘密送往后方，几经辗转到了南昌第四十兵站医院。台儿庄大战虽然取得了歼敌两万余人的胜利，但政府未能继续组织有效抵抗，徐州很快沦陷。日军长驱直入攻打长江防线，马当要塞继而失守。我们被迫转移到湖南桃源县第九后方医院。

在第九后方医院，我又有幸与一些共产党军官同住一室，他们是八路军的孙连长、张排长、新四军的张指导员、徐文辉支队长，还有东北军万一团长的副官李冠军，正是李副官告诉我的，万一、王庆华和顾永全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胸怀远大，我们很快就象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在闲聊中，他们问我有何理想，我说我从小受尽欺凌和贫苦，一要当兵抗日，二要升官发财。他们笑着问我：“小王，你从义勇军打到现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可谓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你认为哪个党能帮助你实现志向呢？”

“你们共产党杀富济贫，抗日救国的做法很合我意，但是你们人少武器差，只能在山沟沟里小打闹，难得天下呀。”我说。

“小王，共产党是为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怎么能说人少呢？她从诞生的那天起发展壮大到今天，无时无刻不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长沙大火后，第九后方医院撤到中央军第二军驻防的四川秀山县。我在秀山动了第二次手术，主刀的傅医官把我腹内的碎骨全部取出。有一次傅医官邀我喝酒，突然问我知不知道“茅屋惨案”的事，我假说我随二七三旅上台儿庄了，前因后果不得而知。傅医官说：“我当时也在驻马店，听说死了两个伤了一个，那个伤的后来也不见了，上峰就把刘参谋长办了。都风传二七一旅部出了共产党，王副旅长也抓去了，不知死活。”

我听了十分难过，强忍悲愤，把一大碗酒泼洒在地，借以祭奠我的上司和同仁。

在共产党伤病员的倡导和筹建下，我们成立了“抗日伤残员兵宣传队”，以多种形式发动民众。由于我们如实宣传了前线的真相和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深受广大官兵和民众的欢迎，但上头突然停发了活动经费。没有钱，我们就募捐自筹，照办不误。

眼看伤员们日臻痊愈，第二军就打算全部收编。得此消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决定提前离院。动身的晚上，我们互道珍重。孙连长对我说：“小王，我们要走了，医院的傅医官、外科的孙主任、东北军的李副官还有其他国军官兵也跟我们走，我们要到延安去。可惜你的伤还没全好，不能跟我们走。今后不管到了哪儿，当了什么官，都不要忘了民众是我们的父母，士兵是我们的兄弟，不要忘了义勇军的光荣历史。”我们握手道别，潸然泪下。谁都知道，战争无情，此时分手，今生难见。

傅医官还对我说：“这里很快就要归第二军了，如有机会你可去找第五休养院，好好养伤。那里有你认识的兄弟。”只因了这句话，不仅使我命运改变，还引出了一连串惊险曲折的故事来。

 

           十一、任重道远  单骑南下

中央第二军第三次来院要人时，把我这个“三等残废”也要走了。第二军的军官大多是黄埔生，官气十足，骄横自负，对我这样的东北军老行伍根本不屑一顾，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捱着日子。39年初春，我随补充团到湖南征兵，到了常德我的伤势再度发作。刚好又打听到第五休养院就在附近的晃县，于是我对团长说，我不能再行军了，要求到第五休养院去养伤。团长见我也不称心就把我打发去了。

果然象傅医官所说，一到第五休养院，我就见到了几个原来在第九后方医院的病友，他们是偷偷转移到这的。他们正学着在秀山搞的那套，想筹建一个“抗日伤残员兵宣传队”，但未获政训室的批准。政训室主任张沛原也是东北军下来的，与我同乡，且认识我参加义勇军时的副司令赵毅（时任遵义司管区司令），通过这层关系，我几经交涉，张沛终于同意办宣传队的事了，并从政训室抽派出三名女助理员协助我们。

宣传队成立了，政训室任命女助理员熊秉秀（中共地下党员）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全队三十余人，数熊秉秀思想最活跃，多才又多艺。熊虽小我几岁，但工作经验却非我努力十年所能望尘。相熟后，她告诉我她是河南信阳人，高中毕业投笔从戎，后又受训于战干团。她对我的经历和为人也有欣佩之情，把我的战斗故事编成一出出短剧。因为我见鬼子多又会讲些日语，所以鬼子的角色都由我演。在工作之余，熊秉秀还抓紧时间帮助我学习政治文化，有时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说自己是一盏耗油的灯。她总是笑呵呵地说：“谁叫你是我的队副呢？为了使你能够照亮更多的人，我有再多的油也要往你身上泼呀！”我们心志相投，配合默契，把个宣传队搞得有声有色，火火旺旺的。

半年过去了，适逢黄埔军校第六分校要招收一批荣誉军官受训，第五休养院得了一个名额。熊秉秀极力向张沛主任保荐我去。我因舍不得宣传队所以很不情愿去。熊秉秀嗔怪我道：“你真是个大傻瓜，人家想去还不得呢，我送你上学堂，你应该感激不尽才是咧！”我几乎是哀求地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文化太低，不是那块料……”“就因为你文化低我才要你去。在国军里干事没有学历是很难立足的，这个气你在第二军还没受够吗？大丈夫不可贪恋眼前而贻误了前程哟。”熊见我不吭声，便接着道：“第六分校有个叫丁占鳌的教官，是我在战干团时的老师，他会关照你的。”

张沛主任也来开导我：“小王，我们都是东北军下来的，现在家乡的父老兄弟正处在日寇的铁蹄下，天天盼着我们打回老家去，少帅已不可能回去了，只能靠我们自己发奋了。不忘国耻，你肩负重任去吧。”

临行之际，熊秉秀特意做了一顿山东口味的饺子为我饯行。她很遗憾地说：“可惜你识字不多，我们不便直接通信，以后你我之间的联系就由丁教官负责吧。”我们都为分别倍感难过，有道是：人生路上多分手，几度秋水洗离愁。但是国难当头，容不得我们儿女情长了。送别的路上，熊秉秀拿出一封介绍信给我，狡黠地笑道：“王队副，你看我对你如何？”我心里嘭嘭乱跳，不知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讷讷作答：“很好，很好嘛……”“何止很好，我还升了你一级呢，你现在是中尉了！”我又惊又喜：“这可是犯军规的呀！”她却显得很平静：“王队副，我们都是自己人了，今后你的官越大对我们的好处就越多。叫你去黄埔军校也是有目的的，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熊秉秀，什么“自己人”？什么“目的”？对她的话，我心里直感到玄乎。带着一团迷雾，我只身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走向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十二、军委检阅    暗示津梁

黄埔军校第六分校设在桂林李家村。我们属于黄埔十五期。报到后，我带着熊秉秀的亲笔信晋见了丁占鳌教官，丁教官四十开外，军衔中校，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在东北军服役过，是个性情豪爽的军人。学习期间，丁教官经常叫我到他的住处，详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及学员们的思想动态，同时顺便转告一些熊秉秀的问候和交待。熊秉秀总是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报效国家，还提醒我在复杂的环境里要自己把握自己。

临近毕业时，丁教官问我有何志愿，我说重返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丁教官沉痛地说：“自从少帅在南京被监禁后，东北军已被瓦解不复存在。”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悲怆，丁教官表示，他和熊秉秀的意见让我参加广西部队。

我听从了他们的安排，被分配到桂系四十六军新编十九师，师长黄梦年（副军长兼）任命我做五十五团二营营部副官。我干了个多月，营长杨超英见我文化低不适合搞文职，便放我到六连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荣誉军官。六连长叫覃超群，指导员叫黄世亮（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柳州地区武宣县人武部长）。

1940年秋，国民党中央军委由重庆派出检阅团，检阅桂军素质，酌情供给。检阅仪式在南宁旧机场举行。正式大检之前，一个上校检阅官在黄梦年副军长和李剑光团长的陪同下，到新十九师驻地视察，全师列队受阅，上校视察到六连时皱起了眉头，好象发现了什么疑问似的：“嗯，这个连是怎么搞的，多出了一名中尉？”团长报告道：“该中尉是刚从黄埔第六分校分配来的荣誉军官，暂时安排下连见习。”上校叫我出列问道：“打了几年仗了？你的教官是谁？”我立正回答：“报告上校，我打了十年仗。我的教官是丁占鳌丁教官！”上校笑了笑：“噢，是老丁，我们认识，都是东北军下来的嘛。听你口音，也是山东人吧，咱们是老乡哩！”上校跟我拉起家常来，他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对我说：“我住乐群社，你明天早上去找我。记住，一定！”

我不知又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我心神不定地来到了“乐群社”晋见上校。他问了一些我来广西后的情况说：“明天正式大检阅，我要考考你们这个师。你作好准备，到时我要抽查你。”我心感奇怪，上校为何这般关照我？我说：“考学科，我写不来，考术科，满可。”“好，那我就考你术科。题目是：行军改驻军、尖兵改排哨。你回去好好熟悉一下操典。另外，这事不能跟任何人提起，知道吗？”“是！”

翌日上午，大检阅开始，全军列成若干方队经过检阅台，检阅台上坐立着中央军委的大官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元老。队列检阅完毕，上校开始对新十九师进行抽查考试。他吩咐师长和团长道：“你们那个东北来的黄埔生说打了十年仗，到底素质如何，叫他带一个连来，让我考考看。”团长想换一个亲信连长出来露两手，上校不耐烦地摆摆手：“让他出来让他出来，由你们指定还叫什么抽查？”团长只好从命。

我接令后即以标准的步伐跑到上校检阅官面前立正敬礼：“报告检阅官，五十五团六连荣誉军官王玉福请示科目！”上校略作思考状，说：“行军改驻军，尖兵改排哨。”“是，行军改驻军，尖兵改排哨！”我重复一遍口令后，依照操典熟练地下达命令，有条不紊，指挥自如。我把十年积累的功夫全部使唤出来，只是想树树自己形象而已，不料，却招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十三、糊涂晋官  清明治理

在全军检阅总评大会上，中将总检阅官特别指出：“新十九师五十五团有个荣誉军官叫王玉福，在这次全军术科考试中，指挥恰当，敌情观念强，取得优异成绩，该服务员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转战南北来到广西，虽然从黄埔军校毕业不久，但根据考核成绩，中央军委检阅团特晋升王玉福为上尉连长。”

这一宣布，全军哗然，我自己也傻了眼，一是这个“乌纱”来得蹊跷，糊涂上任安知祸福；二是连长到任，通常要带几个亲信帮助接任，而我不但无亲信可带，而且语言不通，胸无滴墨。真是进退维谷，我只好哭丧着脸到“乐群社”找上校吐诉苦衷，要上校把我免了。上校不肯，他说：“我教你个办法，你回去找黄副军长说，你没有亲信无法接任，他肯定不敢让你卸任，因为你是中央军委检阅团直接提升的。于是你就提出条件，要本连一排长管理武器弹药，二排长管理服装设备，三排长协助司务长管理伙食给养，指导员管理政治工作，连长只管抓军事训练。”

我如此这般去找黄梦年副军长，他果然说道：“你不干怎么行，这是军委的任命。人家升官连高兴都来不及呢，你怎么反不乐意？”我乘机提出了上校拟好的那几个条件，黄副军长惊诧道：“哪有这样当连长的，只抓军训不管其他？”我坚持说若不如此实难就任。黄副军长搔头挠耳考虑再三，无可奈何道：“真是要我开军中之先例了，我真不明白，军委为何硬要把烂泥扶上墙？”哝罢，他挂了个电话给李剑光团长，说明有关事项。

就这样，我连一个字也不用签就到三营九连走马上任了。刚到九连，部下对我很不感冒，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加责怪。这时我想起了在第九后方医院共产党军官对我的谆谆教诲：“不论到了哪儿，当了什么官，都不要忘了民众是我们的父母，士兵是我们的兄弟。”深感他们的带兵方法大可效尤。于是我拟出一套管理计划，战干团毕业的指导员赖智基（中共党员，解放后任柳州地区三江县商业局局长）亦表赞同。我在全连大会上宣布：一不准克扣军饷，二不准打骂士兵，三不准欺辱百姓。这“三不准”甚得官兵拥护，平时我也不摆官架，注意关心部下的病痛疾苦。当时国民党军队实行连、团、军三级经济管理制，这三级军官的贪污腐化尤其严重，除了克扣军饷外，还多报名额巧设“空缺”中饱私囊。难怪白崇禧断言：“当三年军需无罪也该杀头。”足见贪污腐化之程度。我上任后，对连里原先留下的“空缺”分文不动，如数公用，改善伙食，若遇官兵家属来队，我便用“空缺”招待，有时“空缺”无几还自掏腰包相济。这样一来，部下对我自然倍加拥戴。

我之所以如此，一因自身当兵多年，备尝其苦；二因初来乍到，须善慎人缘。即使我后来再度功垂爵升，待下之诚一如既往。所以几次大祸临头，上下官兵均无落井下石的。我取得官兵的拥戴之后，大整纲纪，治理连队。我心想，你上校既然对我如此厚爱，我也不会让你丢脸。后来九连无人开小差，军训抓得好，我亦因此一举成为全军的“模范连长”备受嘉奖。

不久，一个神秘人物的不期而至，打破了我心安理得的平静生活。

 

          十四、兵荒马乱   来客神秘

1941年春，新十九师移防柳州，这时师长已由原南宁司管区司令罗活接任，五十五团团长也换成了罗活的亲信张宇。我调到四连当连长。四连负责柳州机场的内围勤务，直接受一个美军少校指挥，保护美国“陈纳德飞虎大队”的战机。三个月后新十九师开赴衡阳。

冬季某日，一位不速之客找上门来，送给我一封熊秉秀的亲笔信。隽秀的字迹使我心里好一阵激动，因为许久没有得到秉秀的音讯了。但信却写得十分简单：“王队副，祝贺你荣升连长！来者钟国人，是自己人，一切请多关照。阅毕烧毁。秀！”

既是秉秀派来的，我便安排他在连部住下，作为我的名义文书，还发了一套军服给他出入方便。钟国人行踪诡秘，有时数日不归。相处熟了，他也教我一些特工技术，如何伪造公文公章，如何反盯梢，如何反审讯等等。关于熊秉秀的情况，他告诉我，她在战干团之前曾上过延安抗大，我心里琢磨，这不等于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的人吗？但又怎么说我是“自己人”呢？我还没正式加入组织呀。

不过，钟国人真的把我当“自己人”看待，有时他办事也不避我。有一次，他在一份伪造的“公函”上落款为“史德好”，我奇怪地问：“哎，你不是叫钟国人吗？怎么又换成了史德好？”他笑笑说：“我娘姓史，我也跟她姓。王连长，我的名字很多，你将来恐怕也不会记得清的，我们都是山东人，你就叫我老乡吧。我住你这，很多事情是要麻烦你的，有时甚至是很重大很危险的事。但请你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从这点上说，我们目标一致，就是自己人了。”我还是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抗日为何不跟我们一样痛痛快快地去当兵打仗 ，而一天到晚费心劳神尽在肠子里打转转 ？”钟国人笑了起来，尔后严肃地说：“王连长，你在国军里干了这么些年，不是不知道，抗日救国是有很多阻力的，不消除这些七七八八上上下下的阻力，就不可能有效地调动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只有唤起广大民众的斗志，才能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这场复杂浩大的战争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分工，就象你一样，扛枪打仗是抗日，搞文艺宣传也是抗日，是不是？”老钟一番话使我番然省悟：“哦，原来是这样。”

过了几天，钟国人突然问我借支枪用用，我吓了一跳：“老乡，你要我什么方便都好说，这枪可不是好玩的，惹出祸来吃罪不起呀！”钟国人也不恼火，却笑盈盈地问：“王连长，你可知道这支枪是谁给你的吗？”“上级发的呗。”“不错，因为你升了连长。可你还记得吗，是谁送你进黄埔军校？是谁给你升了一级？后来大检阅又是谁事先告诉你题目帮助你升了连长？这一切难道你没联想过吗？”我一听自己底细他全知道，这人肯定来历不凡，他继续启发我：“王连长，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能走到这一步并非得益于某人的恩典和偶然的机遇。我们帮助你，是相信你也能帮助我们，你的历史已经证明，你是一名忠诚的民族解放战士。所以我们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我心里有数了，原来一切正如熊秉秀送别我时所说的那样。既然如此，我还犹豫什么，当即连枪带弹借给了钟国人。老钟道：“请放心，出了什么事，我们一定会带你走的。”

钟国人一去就是五天，眼看每周一次的武器例检日就要到了，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生怕他老钟出了什么不幸，我作好种种不测的准备，终于把老钟盼回来了，一见面我就问：“老乡，你没出什么事吧？你再过一天不回来我可要开溜了。”他说：“君子岂能言而无信，不过让你受惊了，真对不起。”我问他这趟事办成了没有，他说没办成，我又问他是什么事，他告诉我他有三个同志，因有政治嫌疑在火车上被衡阳东站宪警护路队抓去了，受尽酷刑，至今没有暴露身份，希望我也能帮设法营救。

我一听是宪警，肚皮那块伤疤就恨得生疼，“茅屋惨案”的情景，顾赵二位义士的遗容又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这帮混蛋，不去抗日，专门残害好人！老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王玉福愿效此力。不过，咱们军队与宪警素无交情，如何交涉得了？”老钟给我出了一计，此计虽然曲折冒险，但我想也只有破釜沉舟了。

 

          十五、兵困东站   威慑宪警

我按钟国人的计谋打了个报告给张宇团长，请求派几个士兵到湘潭去买些白菜回来改善伙食，团长准奏，我便派亲信士兵李从新跟钟国人去了。两天后他俩如期归来，我按计去报告营长杨超英，说我派钟国人带了四个弟兄去湘潭买白菜，快回到衡阳东站时，宪警护路队想要白菜遭到拒绝，护路队就借口士兵无票乘车要扣人，结果抓去了我们三个人，两个逃了回来，营长一拍桌子：“这还了得！”当即把李从新唤来问过，李从新照本宣科还加了几滴眼泪，营长果然当真。我大声叫道：“营长，我要包围东站，把我的人救回来！”营长虽有气，但说要请示团长再作决断。

我气悻悻地回到连队，立刻集合队伍，作了简要讲话，官兵们历来仇恨宪警，一见出气的机会到了，都乐于从命。我带队从罗汉寺跑步出发，穿大街，过渡船，迅速赶到东站。我命令队伍展开：“一排封锁东站各出入口；二排包围宪兵队，三排跟着我，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三个排把九挺机枪全架了起来，控制各要害点。

有个宪兵少校闻声出来干涉，刚骂咧几句就被我命士兵把他吊在旗杆上了。我正想逼问他人关在哪里，这时，从“粤汉铁路线区司令部”（设在东站）走出一帮带着卫兵的宪官，为首的大胖子扯着破锣嗓咋唬道：“是谁的部队胆敢包围车站，要暴动啦？广州到武汉的快车要是被误点了，谁担得起这个罪？呃？”我也大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的事？”大胖子的副官狐假虎威替他答道：“这是我们粤汉铁路线区司令部的王司令！”王司令把手一挥：“你们领头的留下，其余的快滚！否则我就要以暴动论处啦！”

我“唰”地拔出手枪对准王司令的肥脑袋，三排的官兵也一齐端起所有的长短枪，把王司令的人马团团围住。我想起被宪兵开枪打伤的情景，想起平时宪警欺压军民的骄横，恨不得一梭子扫了他们。我用枪指点着王司令说：“王司令，你们宪警不上前线打日本，专门在后方跟我们军队过不去，昨天你的护路队又抓走了我三个买菜的弟兄，你知道不知道？”王司令脸一板：“放肆！我们抓的人叫你们军长来要，你这小子简直是目无军纪，借机暴动！”我把枪往前一擢：“我今天就是来要人的，你说我是暴动，我马上就要你死在我的眼前！等我死的时候，报馆就会给我登这么大块的文章（我比划着一个方框），说我王连长杀了你王司令！”

王司令没料到我连头都不当一回事了，吓得目瞪口呆。有个随从官跳出来为虎作伥：“王司令跟你们讲话，你们休得无礼！”钟国人一把下了他的枪，连踹了几脚：“你算什么东西，谁敢乱动，我就先毙了他！”另一个随从官吸取教训，陪着笑脸出来打圆场：“王连长，有话好说，不要伤了和气嘛。你说的事，我们再调查调查，妥善处理。”我见这人态度还可以，也放缓口气说：“不用调查了，你们尽快把人放出来，见了人什么都好说话。”

随从官望了望王司令。王司令气蔫蔫地说：“把护路队邱队长找来。”随从官道：“邱队长正吊在旗杆上呢，请王连长放下来说话吧。”我说：“不行，放了我们的人，就放他。”随从官只好去找关人的地方。

眼看我们的救人计划成功在即，不料，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十六、大功告成   萧墙祸起

在宪兵正欲放人的当头，副营长李焕良带着传达兵赶到现场。李营副把我拉过一旁说：“王连长，听说你带队出营，我马上赶来了。凡事不好商量，何必大动干戈？先把队伍集合起来，回去再说。”

这下我可进退两难了。钟国人悄悄对我说：“副营长既来，不能马上要人，若让他看出破绽岂不坏事。另外，我们撤兵之前要立个字据，说明我们兵困车站，事出有因，并非胡闹，叫王司令签字作证，不然他事后搞鬼。得到赞同，钟国人便拟了个文稿，由我交给王司令。我说：“王司令，今天的事不能怪我冒昧，只怪你的部下欺人太甚。我们副营长来交涉了，我准备撤兵。恐防你王司令日后反口，咱先把话说明了，你划个押，否则我无法回去交差。”

王司令无奈，只好签字，并要求把那个邱队长放下来，退回枪械，双方各自照办，气氛随之缓和。那个打圆场的随从官又开腔道：“今日之事，纯属误会，还望王连长海涵，有劳贵军先回营一步，不日我们定将蔬菜人等一并送还。”钟国人打了个眼色与我，我会意道：“不必劳驾了，我明天派这位文书亲自来取，你们速放即可。蔬菜吃去就算了，不必再计较。”

次日，钟国人领人回来，十分感激。他说：“王连长，多亏你舍身相助，我的同志才悉数幸还。因许多不便，朋友们不能来连里面谢，由我代替了。如上面有所追咎，你就说那三个士兵怕回来受处分，在路上开小差了。”我说：“老钟，别替我费心了，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嘛！”

兵困东站时，军民围观者众，事后，衡阳传闻如风。我偶尔行于井市，不时有人指点：“这就是广西军那个爱兵如子威慑宪警的二虎连长。”然而我荣耀之余冷静一想，惊慌不是没有的，一个小小连长，无论事出何因，都足以构成“犯上作乱”的死罪，此次定然在劫难逃了。

为防不测，我私下沟通了师部的几个相好，叫他们帮听着点风声。钟国人也不失义气，一直留在我身边，随时做好策应的准备，过了些日子不见动静，钟国人要走了，他抱歉地对我说：“王连长，你帮了我们这么多的忙，我还未及报答你，只因家父催归，我不得不离开你，你现在的处境依然危险，请千万小心，王司令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介绍一位衡阳伤兵管理处的老乡给你，他叫赵振卿，今后对你会有所作用的。”

送别了钟国人，迎来了赵振卿（山东蓬莱县人），赵跟钟一样，也是个文韬武略的人物，后来几年中一直任我的贴身文书，随我南征北战。在我几次危难之际，都是老赵运筹奔走，才使我虎口余生。

如坐针毡般地过了一些时日，赵振卿弄来消息：粤汉铁路线区司令部果然不甘罢休，把状告到重庆去了，军委已责令下来，要对肇事者彻底查处，严加惩办，并将处理结果报告军委。

 

          十七、刚夷险浪   又起凶波

赵振卿叫我把那张有粤汉铁路线区王司令签字的字据呈给军部，然后找了个安全地方让我暂避一段时间，他再去活动活动。没几日，赵振卿找到我，欣喜地说：“王连长，你可以回去了，部队马上就要开拨打仗，军委的责令军部已为你顶住了，说是你带兵有方，临战易将恐于军心不利，而且宪警立有字据，说明原因，后又出尔反尔恶人告状，也该受打五十大板。如此云云，父不罚子，爷爷无奈，何况爷爷许多大事还顾不过来呢！”我松了一口大气，战争风云大动大荡终于使我避过一场惊涛骇浪。

时值四四年仲夏，长沙之敌重兵南犯，大有直取衡阳之势。我师协同中央军第十军方先觉部固守衡阳，但方先觉反客为主，把桂军置于前沿石湾镇当盾牌使，我连奉命死守石湾河，接连打退敌骑数次强渡和汉奸的背部搔扰，缴获数件武器和两匹战马。敌强攻不下，遂采取飞机掩护，大军迂回的战术分割我军。混战中，我连被与大部队隔断。敌取攻势，气焰甚烈，我与赵振卿用机枪掩护全连突围，然后骑马追赶，一直过了衡山才与大部队会合。方先觉企图炸毁衡阳大桥逼我背水死战，我师得讯火速过桥，是夜，大桥毁于方手。时我师已伤亡惨重，而方先觉却拒我于城门之外。桂军一气之下，撤回桂林，衡阳遂陷重围。

只因驻扎桂林，奇山异水间又起平地风波。

当时四十六军所辖三个师共守桂林，日夜构筑工事，意欲守土抗战。我连负责桥南一带江防工事，连部设在逃亡的白县长公馆里，与“中央军风纪视察团”驻处相去不远。视察团的上将主任石敬亭原是冯玉祥手下的参谋长，为其警卫的是一个宪兵连。

一天下午，三排长吴家声气咻咻地跑来连部报告，三排房东梁嫂的鸭群被一个宪兵排长抢走了，梁嫂哭求我们作主。我一听又是宪兵作恶，而且值此国难当头还如此欺压百姓，不由怒火中烧。我命吴排长赶快把宪兵排长和鸭群截回来。不一会，吴排长把宪兵带到连部，我审问宪兵：“你是哪部分的？”

宪兵傲慢地回答：“中央军风纪视察团宪兵连的！”

“军风纪视察团的宪兵更应遵守纪律，做军人的表率，你怎么能抢百姓的鸭子，嗯？”

“刁民胡说，我们宪兵吃鸭子用得着抢吗？”

“放屁！”我拍桌而起，“只有宪兵敢抢百姓，哪有百姓敢赖宪兵？”赵振卿插话道：“你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是要受军纪处分的，你向鸭子的主人赔个不是，写下悔过书我们就放你回去，怎么样？”

宪兵排长根本不肯买帐，态度非常横蛮：“你们这帮蠢货，给你个水缸做胆也不敢抓中央的宪兵！”

我一把抓住宪兵的衣领：“你说你是宪兵，我看你是个汉奸，专来间离军民、破坏抗战的！上级早有明令，下午五点之后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军事防区，你既是宪兵，为何不知？”

宪兵推开我：“你们敢跟我到视察团走一趟吗？”赵振卿骂道：“你他妈的算老几，叫我们跟你走一趟，我们什么世面没见过，还怕你这狐假虎威的狗东西！”

宪兵抗议：“你们胆敢辱骂宪兵，有你们好瞧的！”

我上前“噼啪”就给他两耳光：“奶奶的，骂你两句就有意见了，老子还要让你尝尝上吊的滋味！来人，把他吊起来！”士兵们七手八脚把宪兵吊在门框上，痛打一顿。我对大伙说，一不做二不休，上面追查起来，就一口咬定他是奸细。

次日早晨，因修工事不训练，我睡了个懒觉，迷迷糊糊中被勤务兵叫醒：“连长，快起床，宪兵有一个排把我们连部包围了！”我一听大事不妙，连外衣也顾不上穿便提枪而出。

 

         十八、怒退法官   泪别官兵

一个少将军法官指着吊在门上的宪兵排长问我：“你知道你昨晚吊打的这个人是谁吗？”

我脱口而出：“是汉奸！他非法闯入军事禁区，刺探军情，还抢走百姓鸭子，破坏军民关系。”

“如此说来，他必是一个不简单的汉奸，你为何不按连坐法将他上送呢？你擅自把一个汉奸吊在门外过夜，岂不是故意让敌人来救他吗？”

我暗吃一惊，这军法官以退求进，还真有两手，于是反守为攻道：“他不是还在这吗？我有什么不对，有我们团长师长，用不着你们 宪兵来瞎嚷嚷！”

军法官命宪兵把我带走，我举枪拒捕。赵振卿等官兵也呼啦一下把机枪端了起来。我怒斥军法官：“你们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大不了拉出去！”

军法官气得脸色铁青，只好收兵回营。

紧跟着，罗活师长带着几个卫兵和宪兵来到连部，劈头就骂：“王连长，你怎么能把人吊打成这样？还不快解下来，你小子也太放肆了！”我把情由说与师长听，师长大怒：“你为何不按连坐法上送？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毙了你！”

我垂首听训，师长骂够了就叫人把那个倒楣的宪兵放下抬送出门。

过了大半个小时，罗师长又转回连部，对我说：“刚才我送人到视察团，石主任很恼火，我好话说了一大堆，把脸都给你当屁股用了，你还不赶快给我亲自请罪。”我依了师长的话，带上赵振卿来到视察团驻地。宪兵通报后只准我一个人进去。进到办公室，只见一个五十开外的高大胖子，身穿衬衫，手摇蒲扇。我立正敬礼：“报告石主任，五十五团四连连长王玉福前来负荆请罪！”

石敬亭上将阴沉着脸，挥动扇子示意我坐下，问：“你是山东人吗？怎么到的广西？”没等我回答完，他又打断我的话：“不用讲了，你的情况你们师长已经说过了。你从伍十多年，竟然如此糊涂，犯了事不但不思悔过，我的军法官去，你竟敢动枪叫打，还说要拉出去，这不是反了吗？简直军法难容！”上将越说越上火，使劲地扇着冒汗的身子。“我已经打电话给白（崇禧）部长了，叫他准备飞机送我们回重庆去。这次中央派我来广西视察，主要是想酌情补充广西部队，来此之前就听说桂系很排外，你这么一闹，不正是被人言中吗？作为老乡，我真为你痛惜呀！”

我心酸泪涌，跪下哽咽道：“石主任，我本是维护军人纪律，想不到竟闯下如此大祸，不如你老人家把我就地正法算了，我死在家乡人手里也瞑目了。”

石主任把我扶起：“这怎么行，你吊打宪兵尚且犯罪，我又如何能草菅人命，你先回去吧，不要胡思乱想。”

在回连的路上，赵振卿帮我分析道：“石敬亭作为同乡，固有怜你之心。但你一个小小连长坏了广西这么大的事，白崇禧定饶你不过，依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避过风头再计议。”我说：“到处都是军队，往哪跑？跑死还不如坐死。”

一回到连部，就有两个传达兵在等着传我到团部。我深知此去凶多吉少，便召集全连官兵讲话：“弟兄们，这两天的事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我离开你们，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请大家说说，这两年我对大家有什么克扣和不周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我也好去得安然。”我哭了，官兵们也纷纷落泪。我对赵振卿说：“老赵，有一件事要拜托你了。我在衡阳驻扎时与难民税世英之女订了婚，现岳父老已逃难在柳州黄冕车站，烦你捎个信，以便他们有个决断。”赵振卿含泪点头：“王连长，请你放心，外边的事一切由我周旋，你自己要多加保重。”我与官兵们一一握手告别之后，便随团部传达兵去了。

 

          十九、身陷囵圄    生死难卜

我随传达兵来到团部，张宇团长说：“王连长，你呀怎么搞的，打狗也不看主人。师长来电话要你去一趟，你把家伙留在这吧。”我解除武装空手来到七星岩师部，已经是吃晚饭时分。师部范副官长说师长开会去了，叫我在隔壁特务连等候，并打来饭菜给我，可我一点也吃不下。

晚上七点多钟，师长回来，马上问范副官长王玉福来了没有，范说他自己来了。师长一听马上打电话找团长，大发雷霆：“张宇，你是怎么搞的，叫你押来你却让他自己来？白部长钦点的要犯，你竟敢如此大意！跑了他我拿你问罪！”这时我自动过来站在一旁，团长的回话我也听了个大概：“……我的连长我还不了解吗？要跑早就跑了，现在怎么还会在你师部里？”

师长“砰”地撂下话筒，回头见我劈头就骂：“王玉福，你他妈的好大本事，尽给老子往中央里出名！今天城防司令部韦云松司令专门为你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你这次闹事直接影响到中央给广西的补充计划，事关重大。白部长接到石主任的电话后，立即指示将你监押候审。你算什么模范连长，不以衡阳之事为戒，反而变本加厉，你知罪吗？”

师长怒火冲天，我犯颜强辩：“报告师长，我做事有错，该受处罚。但上级有令在先，下午一点钟后不准生人进入军事防区，万一这个宪兵是化装的汉奸……”

师长“噼啪”两个巴掌打来：“住嘴！你现在还讲这个，今早军法官去，你为何还要武力相逼，甚至扬言要拉出去！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狗头搬家！来人，把他押下去！”

当晚我被押在特务连的禁闭室里，一夜蚊虫叮咬，辗侧难眠。

次日清早，师部决定将我五花大绑押送军部。从七星岩到军部所在的桂林女子中学要穿街过市千余米。我对罗师长说：“师长，我王玉福敢做敢当，绝不会半途脱逃连累你们，如果硬要绑我，我就一路叫喊，反正我是死定了的人，你们活着的人难道就不为十九师的脸面着想吗？”师长来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把我暗绑起来，再套上军装，然后武装押送军部。

一到军部我就被拔下军衔戴上镣铐，打入特种监牢。我只说了一声：“连个撒尿的地方都没有。”就挨看守捣了两枪托：“死到临头的人，尿都是往裤裆上撒的！”我这才真切地感到自己已成阶下囚了，后悔不听赵振卿的劝告，一跑了之。

熬到第三天下午，赵振卿带着几个陌生人来监探我。他隔着铁窗悄悄告诉我：“这几位是山东同乡会的人和西大的教授。你一走，我就去联系他们，一起到石主任那里说情。石主任又打了电话给白部长，说‘这个连长是义勇军下来的，作战勇敢，又多次为国负伤，这次肇事主要是耿直鲁莽所致。我念他抗战有功，将来对党国是块有用的料，把他放了，你怎么又把他监押问罪呢？’不知白部长是对石主任的诚意有疑，还是硬要做个样子给中央看看，他仍固执已见，说‘这个连长败事有余，上次大闹衡阳东站的事告到军委去，我也没少受气，那次因战事突发，未及惩处，这次一定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石主任叫我们回来等候消息，他再做做老白的工作。”

听了老赵的话，我一阵感激一阵忧虑。不知石敬亭与白崇禧准能说服得了谁，我的性命全系于两者的胜负之中了。

 

          二十、军事法庭  判我死刑

我被监押的第六天，由军部军法处和中央视察团军法官组成联合军事法庭，对我进行正式审理。

问：王玉福，你原在义勇军和东北军的历史，以及你是怎样到的广西，怎样当的连长，本庭业已调查清楚。事实表明，你来广西是有政治背景的。现在问你，是谁指派你来广西的？两次闹事谋反的主谋又是谁？你要从实招来！

答：我是个大老粗，不知道谁还会往我身上搞什么政治背景。自从当义勇军那天起我就知道打日本，后来全身都是枪疤子，我就更恨日本人。因为我没文化，被送到黄埔第六分校学习，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广西部队，直至后来当连长也是中央检阅团直接任命的。总之，我的一切都是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

问：王玉福，看来你是不想招供！你在衡阳包围车站，吊打警长，威挟司令，放走共党嫌犯，直至这次非法拘留吊打中央军风纪视察团的宪兵排长，并且胆敢当着军法官的面扬言要拉出去，这一切铤而走险的行为，难道仅仅是出于义气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任他怎么审讯，我口供不变，逻辑之严谨。军法官无懈可击，只好来软法子，历数一番我打日本的种种功绩之后说：“王玉福，象你这样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年轻军官，党国历来是备加爱惜的，虽有不慎，误入歧途，如能迷途知返，前途还是无可限量的。你这么年轻又尚未婚娶，难道就想这样了此一生吗？只要你供出同党幕后，我们不仅可以升你的官，还可以帮你在军中找个太太，孰去孰从，你再三权衡！”

过了两天，赵振卿来探我，告诉说我的岳父来队了，我怕老人家见我难受，便托付赵振卿将他留在连里代为照料。我还把“过堂”的情况说与老赵，老赵教我下次“过堂”亦照此对答，咬死不变，他安慰我说：“象你这样正直的抗日军官，社会上都很关注，我们的人一定会全力搭救你的。”

第二次“过堂”时，石敬亭的军法官不再出庭，只有军部的军法官执审。审了一通仍无结果，军法官便问：“你到了广西后为何待兵如子，还当了模范连长？这一套又是从何学来？”

我说：“我是外省人，人生地不熟，不拢络好部下，怎么叫他们跟我卖命打仗？”

“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你的历史本庭已经周密考查过，你住了两次院，一直跟共产党的军官住在一起，关系甚密，没人指派，你一个山东佬怎么会窜到广西来，这次闹事又正好在中央酌情供给的节骨眼上，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你若不实招，本庭定要严加治罪！”

反复拉锯，审讯毫无进展，只好休庭。

几天过去了，我身羁囚笼，无人探视，是否定了死罪，不再让人见我了？悲寂中，我想起了早死的爹娘兄弟，想起了我离乡前夕到父母坟前趴土泪别的情景，心里阵阵酸楚，我这条王家的命根就要被无情的判决斩断了。

终于，有一天军法官带着几名荷枪实弹的特务来提我，军法官对我宣布道：“王玉福，你两次武装滋事谋反，后果严重，事后又顽冥不化，根据白部长批示，军法处已经判处你的死刑，你准备好后事吧！”

我想还是白崇禧占了上风。一瞬间，人生最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说不清是对死的恐惧还是对生的留恋……

 

 　　        二十一、戴罪出征  沙场效命

时过一日，正当我万念俱灰准备伏法时，军法官又来传我：“王玉福，你真是命大过天！部队马上就要开拔打仗，上级念你年轻善战，带兵有方，决定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你能得胜归来，就免你死刑！”

我被卸去手铐脚镣。抚着手铐的伤痕，心头感慨万千：害我救我的都是战争啊！

我被押到桂林北站的临时团部。张宇团长对我说：“王连长，这次上面定你的死罪，我和师长都没法子，现在准你戴罪立功，你就上前线好好干吧，争取赦免。”我要求回连看看老赵和弟兄们，团长不允，只派人去通知赵振卿他们。当时部队全部结集在站台上，赵振卿和几个班排长带着我的岳父很快赶来了。亲友相见，好不悲伤。我抚着老赵的手说：“老赵啊 ，后来咋不见你来了，想得我好苦哇！”“连长，不是我们不去看你，是看守说死囚不能再探，后来我又与山东同乡会和西大的教授找了几次石主任，石主任又跟白部长通了话，说中央按计划补充广西部队并要调广西部队去解衡阳之围，他要求让你带兵上去打一仗，将功折罪。现在见你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岳父大人老泪纵横地数落了我一番，我说：“我这次上前线，去的路多，回的路少，要是我一去不回，你老人家就劝承美不要等我了……”我说着呜咽难语。岳父老责怪我道：“出征之前不可口出晦言，到前线好好带兵打鬼子，我叫承美一定等你得胜归来，这有她的的一张小照，你带在身上吧。”

我感激岳父一片深情，便委托团部的孙军需买点米给他带回黄冕去。这时出发预备号响 了，我说：“各位请先回吧，我们在衡阳战场上见。”随后我被两名宪兵押上了机车。

次日上午，我们的军列停在距衡阳三十里外的三塘车站。我在临时团部一直被监禁到第三天拂晓，才被带到前沿阵地。兵力在头夜里已经基本布置就绪。好象这场战争稳操胜卷似的，一些中外随军记者在阵地上忙忙碌碌，军长师长亲临督战。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连长，这回就看你的了。今天有第一百军的老十九师和我们新十九师夹攻雨母山之敌，谁抢占了山头谁就得头功。我师把抢占主峰的任务交给你连，限你在黄昏之前攻下山头。今天，美国陈纳德飞虎大队和（杜聿明）第五军的坦克连也前来助战。现在给你几条白布，以便跟飞机联系。另外给你一面青天白日旗，攻上山头就把它挑起来。王连长，你不仅要为自己戴罪立功，更要为全师争取光荣！”军长黎行恕也对我讲了一番大致相同的勉励话。

“轰隆！”两声巨响 ，敌人在山上向我方开炮了。师长大喊：“王连长，快展开队伍上去吧！”我恼怒地说：“师长，你把主攻山头的任务交给了我，却不告诉我山头守敌的兵力兵种和我军的作战方案，叫我如何行动？”师长不耐烦地朝山上指点道：“那，那——山上有几个碉堡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多少兵力什么兵种，你上去就全清楚了！”

这个师长，平时一派大将风度，一到战场就成了草包，我气愤地说：“自古兵家哪有这样盲目打仗的，你交给我的，是一场一无所知听天由命的战争。”

 

        二十二、绝顶攻坚  身陷重围

我继续对师长说：“事到如今，我只好用血肉之躯去辅平道路了！我唯一的要求是，炮火一定要延伸在我们前头，压住敌人火力。我们占领山头后，部队增援一定要及时。”师长道：“你放心好了，今天飞机坦克大炮什么都有，一切不成问题，你快给我上吧！”

我不理睬师长的催促，接过赵振卿递来的武器图囊，一边披挂一边对全连官兵讲话：“弟兄们，刚才的话大家都听见了，我是将功折罪来的，但我绝不是为了免死才上战场的。自从芦沟桥事变以来，这是我第二次带兵主动攻击日军，我就是攻上山头再挨枪子也毫无怨言。如果我平时对大家有什么克扣和不周全的话，上了战场你们可以放冷枪打死我；如果没有，你们就要拚死跟着我，按连坐法，我上你们上，不准后退！”士兵们都感动得哭了，中尉排长钟勇坚表示：“请连长放心，我们誓死攻下雨母山！”

说话间，又有几发炮弹落来。师长躲在隐蔽部里连声叫喊：“王连长，你还在罗嗦什么，等下山头就是人家的了！”

我用望远镜观察着山头，静定地发布命令：“各排注意了，现在我们的火力构不着敌人，不要乱放枪。带足爆破器材和手榴弹，全部轻装，以班为单位，相错掩护，梯形跃进！”我特地挑了几名新兵跟着我，专门为我背手榴弹，我在前面投弹开路。

全线攻击展开后，我率主攻连迅速越过开阔地接近山脚。开始敌人火力封锁不严，当我们侧攻到半山腰时，敌人的暗堡交叉火力网突然开火，把我们紧紧罩住，后续部队也被远远隔开。我匍在凹地里，四周飞溅着枪炮击碎的泥土石块。我掏出未婚妻的照片，心里默道：“现在还来得及看你一眼，等我上去后恐怕就见不着了。”

这当头，来了六架美国飞机绕着雨母山头盘旋轰炸，敌人一时乱了阵脚。我们趁机跃进猛攻，很快夺取了我连主攻线上的碉堡和阵地，而我仅有数名伤亡。此时距顶峰还有百多米，我与赵振卿合计，据情调整了战斗方案。

突然，一排机枪子弹扫来，站在我身旁的钟勇坚排长中弹牺牲。钟勇坚，南宁市人，毕业于黄埔十六期。开赴衡阳前夕，他的未婚妻还专程从南宁来柳州探望他。我特地腾出一间单房给他俩谈心，但我叮嘱钟勇坚：“你好自为之，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回得来是个人，回不来是个鬼。”这次他果然一去不回为国捐躯了。

枪炮声骤，喊杀声急，我忍痛告别钟勇坚的遗体，大喊一声：“为钟排长报仇！”率部向山顶冲去。全连官兵满怀悲愤，愈战愈勇，很快攻克了山头阵地。我遂命士兵挑起青天白日旗，以告慰全军。

硝烟弥漫中，我们刚把白布条按规定摆成“工”字型，以便与空中联系，就飞来了九架美国飞机，他们好象不相信中国军队能提前攻取山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我连阵地一阵狂轰滥炸，活活夺去了我四十多名弟兄的性命。我痛得心似刀绞，气得肺如雷炸。万万想不到我这四十名壮士没有战死在敌人面前，却丧生于“盟军”手下。浓烈的火药味呛得我喊不出也哭不出，流出来的只有血没有泪！

敌人见我军被误炸后，马上组织反攻，拼死夺回这一控制衡阳外围的制高点。不知敌人从哪冒出这么多兵力，我连四周的士兵都急报发现逆袭之敌。据我观察，我方攻占山头后所溃退的残敌并不多，也未发现外围有增援之敌，怎么一下拥出这么多敌人呢？奇怪，敌人用的到底是什么战术，使得我连得胜后又陷入绝境之中。

 

         二十三、功垂爵升  虎山再行

这么多的鬼子从何而来？我一时顾不得多想，命令士兵狠狠地打，务必坚守到天黑。我们余下的四十多人连续打退敌人的轮番进攻，打得战火猛燃，血肉横飞。战士之骁勇，战况之惨烈，是我前所未见的。九挺机枪直打到剩下三挺，我夺过一个班长的机枪，哪里危急就打到哪里。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天色渐黑，周围几个山头的战斗也逐渐平息下来。

突然，敌人集中兵力从三面向我主峰包抄，我看天已全黑，当机立断掩护连队撤退。敌人突破了阵地，我丢下打坏的机枪操起上有枪刺的步枪准备肉博，赵振卿和两个勤务兵死拉活拽才把我拖下阵地。当我们摸黑撤到山脚，天已半夜，大部队连踪影都不见了。我按例清理队伍，竟发现连不参战的炊事员和伤病员在内所剩不过二十人！我逐一检查每个弟兄，只见一个个衣不蔽体，伤痕累累，几乎认不出谁是谁来。当我听到士兵们报告说某某阵亡了，某某负伤了没救 下来，心里就象刀搅一样生疼，至今每每想起，仍然痛惜不已。

直到天亮，我们才在茅塘山附近找到大部队，官兵们见到我们一个个人形不整血迹斑斑的样子，既悲又喜，都以为我们全军覆没了，出现在眼前的是鬼而不是人。

我找到团长，一股怒火朝他喷去：“你们当官的是怎么指挥打仗的？这么多部队都摆布到哪去了？我们攻克了山头，美国飞机瞎炸一通，敌人逆袭，你们连一个兵也不增援，打的什么窝囊仗？简直是把我们当炮盔！要不是天黑得快，我们全连弟兄就要在地狱里等你算账了！”

团长看到我们一个个果真如同地狱里回来一般，不再与我争辩什么，叫我休整一下写个战斗要报来。

战斗要报自然由赵振卿执笔，写之前我们走访了当地老乡，了解雨母山的情况。原来雨母山背有个雨母庙和几个大山洞，有树荫遮掩。敌人的预备队就事先潜藏于此，趁我主攻连孤军深入援军无期之际，一举反攻收复失地。而我方战前不作仔细侦察，战时又遣调失谋，以致我连孤军奋战酷烈无比，连东京电台也不得不承认：自进入中国作战以来，很少遇到这样顽强的国民党部队。

部队在三塘休整了两天，师部召开了雨母山战斗要报会，表彰四连英勇奋战的功绩，并擢升我为二营少校营长。我推辞不就，原因有三：一、我是戴罪立功，不可居功受禄；二、二营老连长和黄埔生较多，我一个大老粗难以压阵；三、我对上级先打雨母后打茅塘的作战方案有意见，从兵法敌情来看明显失误。但赵振卿劝我：部队减员较大，优秀指挥官已经凤毛麟角，危难之任，义不容辞。师长也执意要我马上整编好部队，明天就要攻打茅塘山，军人总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奉命把二营原来的四个连（包括一个重机枪连）整编为三个连。

茅塘山战斗打响后，我营正面主攻。这一仗跟打雨母山一样，敌情不祥，加之敌人凭据险要疯狂抵抗，第一天只攻到山脚天就黑了。我方布兵围困，战士们带着满身战尘露宿阵地，进入梦乡。

山野的夜晚万籁俱寂，象死去一样，只有浓浓的沾着露水的火药和血腥味，才使人感到这是个血火迸溅的战场。我和赵振卿在阵地上巡察，边走边商谈作战计划。突然，“砰砰”几声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接着五连阵地枪声大作。我们立即赶到五连阵地，发现五连七班的阵地已被敌人打开了一个缺口。

 

         二十四、智闯难关  各奔前程

我察看了一下情形，并未发现敌人进入阵地的迹象。天亮后，才在阵地前发现了一只被打死的敌犬。原来是敌人放犬探路，我哨兵以为是偷袭之敌便慌忙开枪，暴露了目标，引起敌人猛烈射击，七班弃阵而逃，我很气愤，下令把七班长押上他放弃的阵地上，欲将他正法示众。刚要执刑，敌人射来一排子弹，把七班长打伤了。

一股殷红的鲜血从七班长的肩胛流了下来，但七班长一动不动，怒视敌方，好似有无限怨恨在心头。我两眼一酸，喊来卫生员帮他包扎好伤口，并将他的驳壳枪还给他。见此情景，在场官兵都无言地流泪了。次日，七班长战死在他曾放弃的阵地上。

天蒙蒙亮，我营又开始攻击。敌人火力甚猛，我方屡攻不利，伤亡很大。我的头部也中弹负伤，团部给我开了张伤票派赵振卿护送我到后方。我俩把两支手枪卸开藏在马鞍底下，赵振卿骑马，我由民工救护队用担架抬着。行至洪桥，军部特务营在此设卡督战。有位相识的连长抱歉地对我说：“王连长，对不起呀，按规定你我这么大的官负伤是不能带随从和马下来的。”赵振卿道：“我们连长已经升营长了，这马也是他缴获得的。”特务连长验过伤票予以放行。

过了洪桥五里多路，听运送伤员的民工说宪兵在梨家坪火车站查堵得很紧，伤员的武器一律缴械。我与赵振卿合计了一番，定了一个带枪闯关的计谋。

到了梨家坪火车站，但见难民和伤兵拥挤不堪，一队宪兵在耀武扬威地厉声呵斥，驱赶群众，轻伤的军人也被往回撵。我俩大模大样地走近宪兵，宪兵马上喝问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忍痛强打精神地说：“从前线下来的，奉命到冷水滩留守处领取武器弹药。”宪兵叫拿公事来看，我满不在乎地向老赵呶了一下嘴，老赵便装模作样地打开公文包掏摸起来，突然他放声大哭：“报告营长，公事不见了！你瞧，这旧公文包也裂底了，我们一路紧跑，不知掉哪去了？呜……”我勃然大怒：“你奶奶的混蛋！前方打得这么紧，急等着补充，你小子竟敢把公事弄丢了，老子交不了差先在这毙了你！”我哗啦一声拉出手枪，赵振卿顺势躲到宪兵的背后，我的枪口刚好对准宪兵。我软中带硬地说：“兄弟，公事丢了，你看让不让过？交不了差都是死，你看着给条活路吧！”宪兵只好同意放行。

我们挤上南下的军列来到桂林。时下桂林城也正处于临战前的一片混乱状态。44年8月，曾经通电全国誓与衡阳共存亡的方先觉对日投降，衡阳沦陷，桂系解围部队全被打垮。日军长驱直入，继而攻克广西黄沙河，桂林危在旦夕。

我回到柳州养好伤后，“安飞运输公司”经理俞庚礼见我行武出身人又厚道，欲聘我出任公司的保镖队长。我见俞待人不簿就应承下来了，遂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武装。老赵却劝我说：“老王，现在大敌当前，山河尚且不全，你二十条枪又如何保得住一个安飞公司。我们患难有期，彼此相知，你是个很有血性的军人，你跟我到共产党的队伍去干一番事业吧。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们很快就可以赶走日本鬼子过上好日子啦。”我也有跟赵去干事业之意，可未婚妻和岳父老听我说后泪如雨下，死活不让我再去从军打仗，我也不忍让他们父女再忍受分离之苦。赵振卿难过地说：“既然如此，人各有志，咱俩兄弟一场只好各奔前程了。”我们全家一再相留不下，只好万分惋惜地分手了。老赵这一走，后来再也没有音讯了。

送走了赵振卿，我与承美结配完婚。洞房之夜，欢乐之余，回想起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虽无奇功，尚能尽军人之职。如今一朝退伍下来，思念起我的部队，思念起与我在民族解放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更思念起一个个在烽火征途中为我指点迷津的共产党人，心头不免万端感慨。

 

         　　 二十五、勇斗倭寇  巧识汉奸

桂林守军阚维雍师八百壮士为国捐躯，奇山异水陷落敌手。柳州逃难的人群纷纷背井离乡，我将妻子岳父送到三江富禄镇赖智基家避难。赖原是我连指导员，先我几年退伍。当时撤到富禄的有盐业局，税务局和广西银行等各大机关单位，还有许多商贾小贩，使得弹丸之地一时异常热闹起来。

我原来的部队被打垮后，团长张宇带着其弟张政和六连指导员黄世亮也流落到富禄。黄世亮与当地的共产党抗日武装有联系，托我买了一些枪枝弹药。

不久，我应柳州盐业公司经理连铁恒之聘由柳州护送两大船盐到长安（今融安）。船到浮石，迎面来了许多木船，听说鬼子从桂林经长安打过来了，我们见势不妙急忙调头返航。当时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驻守柳州，却忽略了长安咽喉之道，没有布兵设防。

不出几里水路，日本骑兵顺左岸追赶而至，向我们开枪扫射，我们拐进右边的贝江河后船也搁浅了。当时躲进贝江河避难的木船很多，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以我们为主和部分税警共三十来人的武装队伍。我们动员群众弃船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分乘两艘橡皮艇企图过河。税警中有人主张撤退，我说：“不行，鬼子一旦过河，我们就要遭殃了，现在敌人还不知道我们有武器，等他们一到河心，我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的保镖队有一挺苏式转盘机枪和二十多支步枪加上税警十多条长枪，届时听我口令一齐开火，敌人果然毫无防备，一家伙被击沉了一艘橡皮艇，敌人昏了好一阵才组织还击。对打了二十多分钟，敌后续部队赶到，用迫击炮猛烈轰击我方山头，掩护舟船强行登岸，鬼子过河后急于搬弄我们装盐的大木船，想乘船下柳，但直到天黑也无法搬动我们的船，只好由陆路进犯柳州，我们摸黑下山，住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

第三天下午，我们在村口发现一个年约30岁自称从长安来的生意人，他举着一只包扎着红布的手对村民说是鬼子刺伤的。我觉得蹊跷，就把这人带到住家盘查。他操白话口音说：“我在长安做生意，鬼子见我就用刺刀挑，我抓住刀，一跑就被拉伤了。”我说：“我是跟鬼子打过十几年交道的，他们能看你跑不开枪吗？”我叫他解开手上的红布，终于戳穿西洋镜，那红布原来是一面太阳旗。我心里已明白了几分，于是我客气地对他说：“老兄，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早就看出兄弟你是何许人物了。如今我逃难到此，有几十条枪，两大船盐，四处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也没个去处，你老兄要是够朋友，肯帮个忙的话，就在那边给引条路子吧，我投了过去定有报效。”

这人犹豫再三才肯吐露真情：“你既有此念，我不妨直说了吧，我哥哥在皇军那里当翻译，他说这一带有抗日武装，过几天皇军要来扫荡，叫我带两个弟兄先来视探一下，那两个弟兄还在村外等我。如你投了皇军，我可以叫我哥哥给你一个维持会长当当。”我说：“我是东北人，你的白话我听不大清楚，最好用笔写全下来，以资信守，你招安有功，我投靠受赏，也好有个凭据。”这人求功心切，果然照办。当下我叫连经理的秘书王振武录了口词，双方画押，一切妥当。我嘿嘿一声大笑，拍着来人的肩膀说：“老兄，你这一趟可没有白来呀！”

 

         二十六、融江除奸   西大演讲

来人高兴得直搓手，催我道：“兄弟，既然你肯归顺皇军，那就赶紧动身带队跟我走吧。”

我一声断喝：“你奶奶的狗汉奸，要我降日本，算你瞎了眼。来人，把他押起来，严加看管。”

次日上午，来了两个自称是融水县府的人，向我们索要汉奸。经群众辨认这两人确实是县府的人。我心里想，在这非常时期即使是县府的人也难保不当汉奸，何况县府已流亡在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抓了汉奸？再说与汉奸同来的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吗？我心存疑窦，不肯交人。他们便唬我：“你是外地逃难来的，应该将汉奸交给政府法落。”几经交涉，我同意交人，但坚持由我押送，他们百般阻挠不过，只好认肯。

当晚，我布置好留守人员，带上五个兵用船送那三人。那晚天气黑冷细雨蒙蒙。我怕中计，便带三个兵在岸边拉开距离行进，吩咐留在船上的两个兵，如听枪响 立即干掉那三个人。我们按照“县府官员”的指点，沿贝江河上游走了七八里路，我看方向越走越不对劲，便命返航，并说次日天亮再走。那两个“县府官员”死活不肯跟我们回头，我也不再勉强。

回到住地，我找来当地保甲长，出示汉奸口供，商量如何处置。大家一致决定就地正法。但不敢放枪，只好将汉奸绑上石头沉到江底去了。解放后我主动向政府汇报了此事，不料“文革”中却有人诬我是滥杀无辜，查来查去并无佐证。我甚至后悔当时没有把那两个嫌疑分子也一并抓回，验明正身。

几天后，长安之敌开赴柳州，我们趁机通过长安，将盐转移到三江县洋溪村的秦振武（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家里。秦振武是我在驻防柳州时由赖智基指导员介绍认识的，那时秦还是广西师院的学生，时常跟赖指导员出入我连，我们彼此熟稔。我逃难在富禄时，秦振武还常去看我，特别喜欢我那挺转盘机枪。

后来我护送盐巴到了贵州省榕江县，刚巧广西大学部分师生也流亡在此，成立了西大分校，原先在桂林与赵振卿为营救我斡旋奔走的西大教授，得知我到榕江的消息，便派人把我请到西大分校，特邀我给师生作抗日救亡的实况演讲。时值抗战末期，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充势力争夺抗战果实，在后方不惜欺骗宣传，强征十万知青弃文从军，西大教授请我演讲是有所用心的。我欣然登台，先从义勇军的兴起讲到芦沟桥事变，再从政府当局的抗日态度讲到前方热血将士如何忍辱负重艰苦抗战的卓绝史迹。我据实而讲，效果居然不错。第一天讲完下来，许多师生仍激奋难抑，围着我长谈不散。演讲到第二天下午，西大的人突然通知我速离贵州，因为我的演讲触怒了国民党榕江县党部，他们要缉我问罪“以避邪说”。

 

          二十七、绝处逢生  山回水转

一九四八年初，我因为帮秦振武的游击队买过军火，被广西当局通缉在案，于是一路逃难来到了衡阳东站。说来也巧，刚下火车就遇到了一个山东同乡——第十军留守处挺进仓库的中校库长王荫堂，正是他在广西时帮我弄的武器，老友相见好不亲热，互诉别后情形，他把我领到衡阳留守处的家中见了夫人。吃过午饭，王荫堂对我说：“玉福老弟，你别做生意了，跟我们干点事吧。我带你到西站，介绍你认识一下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周稽查长。”

我随王荫堂来到稽查处，守卫的宪兵进门通报，出来一个上尉军官热情地招呼我们：“周稽查长正在开会，请二位在接待室稍候片刻。”上尉说完就进去了。在接等室里，王荫堂指点着一张全国军用地图，兴奋地悄悄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打到什么什么地方，中国很快就要解放了。过了十几分钟，还没见周稽查长出来，我正闹着肚子憋不住了，就跑到对面不到百米远的山坡上一个茅坑解手。

蹲了一会，只听得接待室闹哄哄的，有人高声叫喊：“还有一个呢？刚才同你来的那个中校跑哪去了？什么？回去了！”我伸头一看，不得了——王荫堂被五花大绑押出了接待室，背后跟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宪兵，明晃晃的枪刺闪着寒光。我感到大事不妙，连忙拔下中校军衔，擦了屁股，远远跟着宪兵队来到衡阳警备司令部。我转身跑到留守处报告了王荫堂被捕的消息，一个副官盘问我与王是何关系，我说是老乡，他叫我在接待室等着便进去了。我从副官的神色联想到稽查处接待室那一幕，不禁暗吃一惊，赶忙溜之大吉。

当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王夫人时，她嚎啕大哭：“这个死鬼呀，近来总是神出鬼没的，我叫他安份点，可他就是不听……这叫我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哟……”第二天我又到王家看望王夫人，她面无人色地说：“王荫堂昨晚在衡保路被正法了，同时还有周稽查长其他十二个人。最近欧冠（警备区司令）天天都在杀人，都说是赤化分子和共产党。王老弟，我看你还是快逃吧！”我安顿好王夫人，连夜逃往汉口。

对这件意外的事，我心里老犯嘀咕：王荫堂的三个舅舅都是国民党的军长，怎么一抓起来就毙了呢？“文革”中曾有“专案组”来调查我，说是我出卖了王荫堂， 不然我的那泡屎怎么来得这么巧！事情就这么玄，一只鸭子差点要了我的命，而一泡屎又救了我的命。

我流浪汉口街头，身无分文，几乎潦倒。有一天我在街上意外地遇见了原新十九师师部的范副官长，他差点认不出我来：“王营长，你负伤后跑到哪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到处打听你咧，我们的队伍又拉起来了，罗活师长已经升为第八纵队司令了，你跟我去见见他吧！”

我跟范副官长来到罗司令下塌处——德国人开的“德宾饭店”，罗活见了我，煞是高兴：“王营长，你是个很有作为的黄埔军官，这回又有用武之地了。现在白（崇禧）部长兼任华中剿总司令，叫我回广西组建第八纵队，我需要很多象你这样的军官，共军势如洪水，建立第八纵队刻不容缓。后天你协助我押运四个车皮军火回到柳州去，你要拿出当年的武勇来。”

我因帮助共产党武装买过军火被广西当局通缉，一直不敢回柳州，这次正好借风行船回去看岳父老，于是欣然从命。

回到柳州，罗活把司令部设在“乐群社”（现工人医院附近），发出请贴，邀请柳州党政军各界名流召开了一个时过境迁的“庆祝雨母山大捷”的宴会，这其中自然别有一番用心。

 

           二十八、官上加官  计中有计

在“庆祝雨母山大捷”宴会上，罗活把我推到首席介绍给大家：“诸位，这就是我手下的一员虎将——王玉福营长，他在雨山大战中指挥有方、英勇顽强，立了战功，连日本东京电台也不得不承认，我的部队是一支铁军。”说得官僚政客纷纷向我敬酒。罗司令接着道：“我这次受白部长嘱托，回柳州组建第八纵队，还望在座各位鼎力相助，共赴党国大业。”

一时间，“第八纵队司令部”忙活起来，大肆招兵买马，封官许愿，封原55团团长张宇为参谋长，封我和原四连指导员赖智基等为营长。我找到赖智基就此事作了慎重商量，我说：“以前当兵打日本是为了国家，现在打共产党是为了四大家族，我们不能再为他们效命。”老赖想了想说：“秦振武他们正在三江那边闹革命，我们如果掌握了兵权和武器，就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到时候还可以起义投奔过去。”我说：“那先要跟振武他们联系上，不然把我们误会了不好办。”老赖表示赞同：“你设法到三江去找振武，把第八纵队的详情告诉他们，再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干？” 

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对罗活说，要去三江梅林收编一股相识的土匪，以扩充队伍，罗活大喜，立即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给我。我把赖智基写好的情报缝在衣领里，动身起程。

不料到了长安，被守军陆冠荣营长拦住不放，陆原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生怕我过去会遭殃。他说：“老营长，那边共党游击队闹得很凶，派你一个山东佬去收编土匪，不等于叫你去送死吗？”我说：“陆营长，你放心，我穿便衣过去没问题。”“不行，你一开口人家就把你抓起来了。老营长，听小弟一句话，回去吧，谁追咎就说我陆冠荣不让过。几百万大军都打成这样了，再多收几个土匪也顶个屁用，玩这个命不值得！”我在长安住了一个星期，陆营长死活不肯放行。

我回柳禀报参谋长张宇：“长安陆营长不放行，我过不去，没有兵我怎么当营长？你给陆营长下个死令，让我过去吧。”张宇不但不急，反而说：“算了，不去冒那个险也罢，不当营长，我推荐一个更重要的职务给你。王老弟，你可要大走鸿运罗！”“参谋长，我这人屡遭大难，还有何运可走？”“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明天晚上到我家吃饭，咱们再好好谈谈！”

次日晚，我依约来到张公馆，只见张宇和其弟——身着少将军服的张政端坐堂中，张宇介绍说：“我弟弟张政，民国三十四年你在三江曾去牢里探望过他，这些年他还在念记着你哩。他现在恭职于桂绥署少将情报专员，这次回来正要找你担当重任呢。”

张政持重地点点头：“本人这次奉命回柳建立一支刑事警察大队，管辖柳州和梧州，配合第八纵队肃清共党匿犯和赤化分子。这个刑事大队长是个很重要的职位，我们选来选去，决定由你担当此任。”张政说完眼勾勾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跳，这不是叫我为国民党作困兽之斗，专门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吗？我推辞道：“刑警是个特殊工作，需要文武双全，不同于军队打仗，我一无文化二无社交，实难受此重任。”张政道：“兵家用计，常反其道而行之，你正好利用大老粗和直性子作掩护，共党也是最喜欢接触你这样的人的。这个差事比在军队更有捞头，很多人梦寐以求还得不到呢。我是看在你跟随我哥哥多年，而且敢作敢为的份上，才委以重任。你只要肯为党国效力，前程是无可限量的。你回去考虑两天答复我，记住，这事切不可在外张扬，不然，好事就要变成坏事咯！”

 

         　　二十九、洞庭秋幕   龙城春晓

我从张公馆吃饭出来，心里充满了焦躁和厌恶，这个时候干特务，只有那些死心踏地“效忠党国”的顽固分子和想趁机榨取民脂民膏的无赖之徒。我家也不回便去找赖智基，把我的境遇和想法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老赖也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须与秦振武他们商量商量。过了两天，赖回告我：“柳州很快就要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灭亡之前要疯狂残害革命人士。你可利用刑事大队长这一特殊身份为解放事业做些工作，到时有人具体指导我们。”我说：“这样就可以干了，免得共产党来了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还有一件事，我的妻儿尚羁留在洞庭湖屯垦队，生活无依无靠，我放心不下。”“这样吧，你向张政请一个月假去接家属，回来再好好干。”

张政听我说同意干了，很高兴地说：“王营长，我知道你不会使我失望的，委任状我已经签好了。现在兵马装备一应俱全，还给你配了一个识文断墨的陈副大队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就等你这个中校大队长走马上任大显神威了。”我提出请假接妻的要求，张政说：“那怎么行，上头指示马上就要行动了，你一走不就误大事了吗？”我说：“妻儿远离，牵肠挂肚，叫我如何安心效力？干我们这行的说不准哪天挨共产党的枪子，我为党国死而无怨，但不能让妻儿落入共党手里呀。”说来说去，张政只准了我半个月的假，还发了一套中校军服和盘缠给我。

我到了洞庭湖南大市荒岛，夫妻相见好不悲伤，这几年我们几度生离死别，妻儿吃了不少苦头。我万分惭愧地对妻子说：“承美，自从你嫁给我后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我在柳州谋了个好差事，可以接你回去好好报答你了。”妻子听说我谋了好差事自然很高兴，但追问我这种年头还有什么好差事，我被逼不过只好说出是干刑警大队长，妻子一听勃然大怒，指着我的鼻尖骂道：“王玉福，你还没死够呀？你干了这么多年落到什么地步，现在共产党要来了，你还去干那种狗屎不耻的狗特务。我宁可在此饿死，也不跟你回去。”

屯垦队的军官们深受共产党的影响，纷纷鼓动我妻子：“弟妹，别让玉福回去送死了，玉福也真是，想当官也不看时候，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叫他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等解放吧。”旧友同事都来劝我，有的甚至表示，如果我硬是要去当特务，就先把我押起来，交给解放军。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我思来想去，只好留在洞庭湖等解放了。

终于，1949年秋，解放军开进了南大市荒岛，我们主动把埋藏好的枪支弹药挖出来交给解放军。解放军给我们送医送药，还用船将我们全部送到岳阳。次年春，洞庭湖发大水，整个南大市岛没入一片汪洋。

解放后，我又回到了已经属于人民的柳州城，仰望着明媚的天空，啼听着欢腾的柳江，心头是万端的感慨，我虽然没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什么贡献，但却与人民一道经历了黎明即将撕破长夜时的那一激剧动荡的社会变迁。半个世纪过去，往事历历犹不尽风雨……我虽年逾九旬，但身骨尚在，还能为实现黄埔军校同学会提出的“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的宗旨尽一份薄力。当年为抗日救国出过汗流过血的黄埔校友和国军官兵，现今仍有许多安居海内海外，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桑榆之年，为促进民族的统一和昌盛，再接再励，贡献余生。

 

（注：王玉福原为柳州地区外贸局退休职工，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