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集印象——土围子墙

永昌

　　在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村东南角那片独特的风景总是格外鲜明。郑家老宅之外，一段残存的夯筑土墙宛如一条沉睡的老龙，蜿蜒横亘在田野与村舍之间。它气势不凡，墙底宽阔得足以让马车从容驰骋，而顶端却在经年累月的雨水冲刷下，成了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道。墙体之上，茂密的野酸枣树与高大挺拔的刺槐树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自然屏障。墙外的壕沟虽已被岁月渐渐填平，化作了舒缓的斜坡，但当你站在沟沿抬头仰望时，仍会被它的高大所震撼，想要从沟底攀爬翻越绝非易事。听老人们讲，这便是我们村早年的土围子墙遗址，它承载着往昔的故事与记忆。

　　那时，这里无疑是我们这些孩童的欢乐天堂。我们在酸枣树下欢快地采摘着红彤彤的野果，清脆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玩捉迷藏时，躲在粗壮的刺槐树后屏息凝神，紧张又刺激；兴致来了，还会顺着树干攀爬而上，在树枝间嬉笑打闹。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坡上，听老人们讲三国故事、聊斋故事，听得如痴如醉。冬天的雪后，我们用残墙做掩体，拿雪球当武器，大家分成两拨做攻防游戏，模拟着古代战场的情景，小小的土墙成了我们的“战略要地”。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如同璀璨星辰般镶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成为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我惊讶地发现，这种土围子墙并非我们村所独有，而是广泛分布于周围的各个村庄。这一现象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催生了许多疑问：这些墙究竟建于何时？背后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用途呢？当我向村里的老人们求证时，得到的答案却众说纷纭，关于用途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

　　为了探寻真相，我开始查阅地方通志及相关史料。经过一番深入研究，终于对这种围墙的缘起、形制与功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多数文献将筑围子墙的高潮锁定在“咸同捻乱”“光绪初年”，到“民国以后，兵器更新，围城筑堡遂止”。据此推断，我们村的围墙大概率也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其修筑原因主要由官方倡办和民间自发保卫家园的需求。咸同以后，华北、淮北一带饱受捻军、土匪侵扰之苦，村民们为了自身安全，纷纷“自行筑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寿光市《广陵村志》为例，其中提到：“1860 年，官府督促各乡村办团练防御捻军（俗称长矛）。村正、庄约组织村民在村四周修筑土围墙……”至于围墙的形制规模因村而异。其中寿光市张家围子村的围墙，堪称典型代表：“圩墙高丈八，厚丈二，周九百六十步；四门各建砖楼，外环吊桥。”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围墙不仅高大厚实，而且配套设施完备，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因此，防御匪患的用途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洪涝灾害的作用。此外，这些围墙还对家族势力的扩张与维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家族凝聚力的象征之一。

然而，土围子墙在我国历史上的存在时间相对短暂。从现有资料来看，它主要集中在清朝后期，进入民国以后便逐渐停止了修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治安体系的日益完善，“围墙自卫”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村民们也不再对其进行维护，于是大部分土围子墙自然而然地坍塌殆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村东南角那仅存的一点遗迹也最终彻底消失了。

如今，虽然那些古老的土围子墙已不复存在，但它们曾经的存在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让我们在回忆中感受到那份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每当漫步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仿佛依然能看到那高高的土墙、茂密的树木以及孩子们欢乐的身影，听到那阵阵清脆的笑声在耳边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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