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鈞，一路走好

若愚无言

杜永鈞走了，走得那样匆忙，又那样安详。

我们很悲伤。他是我们少年时的同窗，知青岁月中的战友，彼此感情深厚，亲如兄弟。

我们的相识，要追溯到1964年。那时我们正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少年，刚步入初中不到三年，就被卷入那场长达十年的动荡。于是我们成了“红卫兵”，成了“革命小将”，后来又成了“逍遥派”，最终戴上了“知青”的头衔，上山下乡，开启了别样的人生。

杜永鈞是班里较早离开青年点的同学之一——他随父母参加三线建设，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路。记得那是1970年夏秋之间，分别那天，白国祯和刘贺平送他到双庙子火车站，我因在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有事未能同行。他反复说着：“这辈子就这一回了，再见面不知何年何月。”眼中泪花闪烁，满是不舍。那一次离别，成了我一生最揪心的记忆。

之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他在贵州凯山——一座大山中的七机部工厂工作。在所有参加三线建设并离开沈阳的同学中，杜永鈞是回沈阳次数最多的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带着全家四口回沈阳。那时电话尚未普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彼此留下的都是单位电话。他们一家抵达三台子时已是晚上，他去七栋找李效东，恰巧对方不在。黑夜中无处可寻，最终全家只能在三楼走廊里挤了一宿。第二天他找到我家，听他说起这段经历，我心里十分难过。

杜永鈞对辽宁怀有极深的感情。儿子出生后，他为其取名“建宁”，寓意“建设辽宁”。他的两个孩子大学都就读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双双进入沈飞工作，都成为科研生产的栋梁之材——这或许是值得他最欣慰的，终于圆了他回报家乡的夙愿。

然而天意难测。2008年，他不幸罹患脑出血，几年后又添了脑梗，身体日渐衰弱。幸亏有一位好老伴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就连疫情那样艰难时期，他都挺过来了。可如今……他还是走了。

杜永鈞走了。孩子们失去了一位好父亲，妻子失去了好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兄弟，这人世间也少了一个好人。

杜永鈞对事对人有着自己的坚持。记得当年动员知青下乡时，号召大家自愿报名，我还在犹豫，观望。他就对我说：“自愿不自愿，不都得去吗？你能躲得过去？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晚报名不如早报名。”一句话点醒了我，我很快报了名。

杜永鈞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性情中人，一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看问题特别透彻的朋友。他走得太突然，却又那样安详。我们怀念他，怀念那个年代，怀念我们一起走过的人生路。

前排中间者就是我们的好兄弟杜永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