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里山路，一盏灯

我是一条小河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献给那个时代的民办教师。



三十里山路，一盏灯

山村的夜，又黑又静。张老师桌上的那盏灯还亮着，灯光里，一摞作文本像刚收成的土豆，带着泥土的体温。

他翻开第一本

“长大我要养很多羊，卖了钱，给娘治病。”小花写。

字迹淡得几乎要化开，铅笔芯大概只剩最后一毫米，每一笔都拉出木屑的渣。

第二本

“我想开大卡车，去山外转转。”铁柱写的字歪歪扭扭，但看上去是很用力的。

“卡车”的“卡”写成了“上”加“下”。

第三本，家宝的。

“我想当民办教师，跟张老师一样，把山里的孩子送出去。”

纸页上，有一粒干硬的饭粒子。

张老师用指尖轻轻拨掉，胸口却觉得被饭粒硌了一下：三十年了，他还是“民办”。五块、十五块、三十七块五，工资条上的数字像山路上稀稀拉拉的电线杆，永远够不着下一根。土墙屋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只掉瓷的搪瓷缸，缸底沉着半缸苦茶。妻子在田里弓成一只虾米，黑，瘦，却从不抱怨。她只说：“你教书，我种地，咱们把日子往高处垒。”

一天，张老师正伏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村主任突然“咚咚咚”砸门，带进一阵山风：“老张，这回乡里给两个转正名额，得通过全县考试，据说满30年教龄的老教师都报了名，赵家庄的老赵也递了表，你得跟他争！”。

一块冰碴子落进衣领，张老师握着红笔的手一抖，作业本上立刻划出一道“血痕”。那瞬间，他觉得自己在读一封迟到的情书：一半是火，三十年熬到头；一半是冰，名额只有两个，而老赵教龄比他少三年，却有个在县里当科长的外甥。

不管咋地，表还得填，名还得报。张老师 让妻子把唯一一只下蛋母鸡卖掉，换来报名费，却嘴硬说“鸡不下蛋了，留它干啥”。

这次“民转公”实行“考试+考核”双轨制：笔试占七成，三十年教龄、年度优评、学生巩固率折算成附加分，一并计入总分。

为了让老教师安心备考，总校派来一位姓陈的年轻教师来接替张老师的工作。交接那天，山风很硬。陈老师在老杨树下站得笔直，张老师递过教案、花名册、钥匙，喉咙却像塞了一把糠。

“不跟孩子们告个别？”陈老师问。

张老师摇头，他怕看见小花手腕上塑料表的裂缝，怕看见铁柱的鼻涕亮晶晶地挂在唇上，更怕看见家宝作业本上那个饭粒子……

张老师转身，沿山路往下走。身后教室的灯突然灭了。他回头，黑暗中一点红光忽明忽暗，是陈老师沉默地站在门口，在抽烟。

他一边走，一边把手伸进衣兜，这准考证，薄纸一张，却压得胸口生疼。“七月初六”，三十里山路，是一场给老教师的“加考”。

七月初六那天，太阳像烧红的火球。张老师赶到县进修校，考场在三楼，楼梯比山还陡。语文基础知识、数学黑板演算、教育理论问答……题答得磕磕绊绊，可讲起三十年前的第一堂课，他忽然口若悬河：

那时候，村部腾出一间屋当教室，墙皮掉渣，黑板是拿锅底灰刷的，一擦就掉末子。我教他们写“人”，没粉笔，就空着手在泥地上划：先一撇，再一捺。写完，二十多只手一起举到头顶，泥屑顺着袖口往下掉……

考官们没说话，只把笔轻轻放下。

半个月后，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划破山路的寂静，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细碎的脆响。他脚尖一点，车身戛然而止。张老师上前接过县教育局的来信，他把信对折，塞进口袋里。

那信封比往常厚些，像把整个夏天的蝉鸣都装了进去。回家的路不长，他却走了半辈子。信躺在口袋，像一粒终于找到土壤的种子。

山风掠过，他悄悄按了按衣角，怕它提前发芽。他说，再等等。等九月第一声钟响，等娃娃们把粉笔灰拍成雪，等他们清亮的嗓子替山开一扇窗。那时，让他们读我的信。

读给那束光，那光，是永远照不亮自己，却替山路点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