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鬼之间

黄鸿祖(十叩)

今天是9月3日全民族抗战胜利日，发表这篇文章，显得特别有意义。当我开笔写这篇文章时是8月17日，福州解放日。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76年前的今天，一个戴笠麾下的特工人员，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这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编辑的一篇文章中女主人公的先生，他的老家是龙祥岛禄家村。我为了寻访这一位特工人员的传奇人生故事，又一次踏上了禄家村。这不是我第一次到禄家村，是我第一次仔仔细细地端详禄家村。

禄家的由来，相传很久以前，那里本是六块礁石，随江水的潮汐忽隐忽现，历经岁月淘洗，渐渐聚成几片洲渚。两岸村民视之为江中沃土，纷纷登岛拓荒。听先父说，民国年间，祖辈曾在此开辟蚬埕，租给先期登岛的尚干林氏，每年以两担谷子抵作租金。而芦苇那头，便是我的故乡。

走出溽暑，秋日的禄家原野正宜漫步。阳光不燥，风里裹着秋阳与江潮的气息，那份寂然与诗意，是其他季节难寻的韵致。走近这座浸透着历史味的村落，脚步会不自觉放缓——在时光长河里，总想去捡拾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遗珠与残片。

青青芦苇荡里，牛儿悠闲啃草，飞鸟绕洲盘旋；河汊纵横间，水草丰美。“五虎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江鲤肥”，禄家就像从五虎山飘落的一片绿叶，静卧江畔。蝉鸣时火龙果正红，蛩唱处甘蔗林犹绿。这般景致恰合我心。虽然身囿都市，但乡村始终是我的内心世界里看不见的精神轴心。

禄家村所在的岛原是座孤岛，江中村与禄家村同处一岛。主事者给岛起了“龙祥”之名，总显拼凑——“龙”取自乌龙江，“祥”挪自祥谦乡。2013年，螺洲大桥如长虹跨岛而过，彻底终结了孤岛的隔绝状态——从此，陆上脉络将岛屿与外界紧密相连。这座桥更靠近江中村，让其先一步承接外界气息，后来的发展自然更胜一筹。我便是从螺洲大桥下来，经江中村，再漫步到禄家村的。

如今，地铁滨江快线从禄家村附近穿行，却未在此设站。我们跟村民打趣，说若是前国府主席林森还在，要在这儿设个站想必不难，村民们听了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行至禄家村中段（村民口中的“中垱”），一间朴素理发店旁，是村民常聚着打牌的地方。我在此驻足，与几位老者闲聊采访，他们土生土长，对村中旧事熟稔如掌纹。谈及土改时村里划出44个地主，我不禁惊愕追问，得到的答复却无比肯定。要知像我老家义序七个行政村，当年也只评出三个半地主，这般对比，着实令人咋舌。这或许与村中渊源有关：村民多是林森近亲，他一生曾三次登岛探望乡亲。只是望着江中村如今的红火，禄家村人难免心绪难平，老者们感慨：“解放前，江中村人多在我们这儿的地主家做长工昵”，而如今禄家村落在了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热心村民引路，我得以遍览村中十几座古厝。乡村生活留给我的烙印，不无影响着我的审美观——这里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哗。

往村子深处走，古宅错落成巷陌，恍若闯入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老宅多宽敞，竹节木窗栏、雕花屋穹虽经岁月磨洗，仍清晰可辨；瓦楞上的朝天草轻轻颤动，百年间的沧桑跌宕，都刻进了每块青砖、每条石缝。曾经的辉煌渐入尘封，有些已只剩断壁颓垣，人去楼空，相顾唏嘘，却依旧承载着乡村的风情。

附录：

主人公老林，1919年生人，龙祥岛禄家村人，前国府主席林森的族人。百年前就读林森先生创办的禄家小学，家贫，充过壮丁。十九岁投身军旅，身陷军统魔窟，数年后，娶黄家女儿黄爱仙，其妻协和教会学校毕业，民国时曾任职南京海军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后长期在盖山行医，被誉为“义序林巧稚”。老林福州解放伊始即向省公安厅报到登记，1950年”镇反”运动时被劳动教养一年，1963年盖山派出所在义序红旗馆向其宣布脱去反革命帽子，其间参加义序新安村生产队劳动，60年代中期大儿子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因家庭成份牵连，不予升学。1970年一家三口“内迁”清流县邓家公社（其余三个子女也插队闽北各地），五年后返城。给省政协文史资料室编写了《我在军统的十年所见所闻》、《军统闽北站的始末与罪行》、《保密局福建秘密站》等材料。

他曾在军统组织中，先后担任了如下职务：

①伪军统局闽北站文书、助理

②伪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书记

③伪国防部保密局布置组第二科科员

④伪福州绥靖公署第二处第二课课长

一，雇佣当壮丁

原谅我铺垫了这么多，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心满意足地切入主题。

本文的主人公，我们暂且称他为老林。不过，那时他还只是小林。1919年，小林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禄家乡，家庭成份为佃中农。他的父亲、祖父乃至祖辈们，世世代代都在给地主当牛做马。小林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的。幼年时，三兄弟都曾在禄家乡立的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劳作，仅识得一些简单的文字。从这一经历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底层家庭的孩子受教育条件极为艰苦，读书与劳动并行，却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知识。

小林十二岁那年，禄家小学因校权争议而被迫停办。禄家小学位于闽侯龙祥岛禄家村，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它于1917年由乡贤倡导建立，最初是闽侯县第七区私立第四国民学校。1931年，林森提议将其改为乡立、民办公助学校；1933年，林森回乡时还捐资建校。

彼时，小林的大哥在家中开办私塾，招收乡里儿童，小林也在大哥的私塾里学习了一年。后来禄家小学复办，他便和哥哥一样，一边帮着父兄耕田，一边上学。然而，当他读到五年级时（当时小学学制为六年），禄家小学再度停办，十五岁的他就此失学，只能留在家中帮父兄耕田。学校的多次停办，无疑是社会动荡与不良势力干扰的结果，这让小林这样渴望知识的孩子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命运也因此被改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当时，反动的保甲制度已经确立，上头命令各保抽送壮丁到区上进行训练。有钱人家自然舍不得送自家子弟去，而小林家生活困苦，无奈接受了联保处十二元的雇佣金，将他送去闽侯县第三区接受壮丁训练。大约一个月后，训练草草结束。没想到，“抓壮丁”背后还有这样的情况，这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认知。这一现象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贫困家庭的孩子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被生活所迫走上不情愿的道路。小林回到家后，依旧过着耕田劳作的日子，还帮着兄长驾驶土船，为文山、新岐两乡的砖瓦厂运送料土。他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奈，个人的努力在动荡的社会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令人唏嘘不已。

二，投笔赴戎机

1938年5月间，同乡族兄林炳生因与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的张超相识，称能将青年保送至张超处，送往外省训练成为军官。这里需注意两个人物：一是禄家村人林炳生，经他介绍，禄家不少青年投身军旅，这也让福州专家对禄家村这段历史颇为关注；二是张超，他行事狠辣，张超行事手段狠辣，1937年10月，他策划了一起震惊福州城的案件。即绑架并杀害福州“电灯刘”后代刘崇伦、刘骏业。后因与主政福建的陈仪矛盾激化，策划倒陈活动，最终被陈仪以“阴谋叛乱”为由枪决。

彼时，老林暗自思忖，自家兄弟三人，日后抽壮丁恐难以幸免，倒不如先去外地接受训练，或许还有发展前途。于是，他请林炳生牵线引见张超。张超未作二话，当即给老林填了一份调查表，告知次日下午便要出发，却未说明目的地，只承诺沿途旅费由其承担。老林匆忙赶回家中，家中仅有一套出征壮丁时所制的灰布中山服。次日一早，他抵达福州，林炳生见老林衣着简朴，还赠予十元旅费，足见林炳生为人仗义。老林便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布军装带上。

谁曾想，这仓促的决定与简陋的行装，竟成了老林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从土生土长的乡村到未知的远方，从寻常百姓到身着军装的青年，一步跨出，便是与过往生活的挥手作别。那套新买的布军装，裹着的不仅是一个年轻人的身躯，更是一份在乱世中寻求出路的忐忑与期许——军旅生涯的大幕就此拉开，前路纵有风雨，却也藏着别样的可能。

中午时分，老林来到张超的住处蔡院庄，见众多被保送之人已在其中，他们身着学生装或西装，老林自觉对方皆是有学问之人，自己身为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未敢贸然搭话，只在角落默默休息。办事人员通知，吃午饭的人在此集中，下午4时前往洪山桥下船。下船前众人需在蔡院庄集合，临行前，一位身着西装的人作了临时赠言。无奈老林普通话欠佳，对政治话语也不甚理解，那人所言，老林竟一句都未记住。听先到船上的人讲，讲话者是张圣才（此人后来于1946年在厦门、福州开设了互惠公司）。当日一同出发的约有一百余人。（图与文无关）

三，特务训练班

当日一同出发的约有100余人，带队的是林铿和侯永涵。一路上都是坐船包车，没有旁人来接，他们把老林带到长沙，住在旅馆里两三天。以后，林铿自己去了武昌，侯永涵回了福州，老林就由腰间插着手枪的两个人领上了汽车，沿着衡宝公路开去，天快黑时到达了终点站临澧县，军统特务所办的临澧特别训练班（以后称为特警班，临澧是第一期）。

到班后一两天又进行考试，主要考题是自传、常识等。老林当时自揣自己没有学问，一定会考不上，毕竟同批人中多是穿学生装、西装的“有学问者”，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总觉得矮了一截。可结果却出人意料——他不仅通过了考试，还成了被录取的少数人之一，而考不上的二三十人则被立即退回。这或许正印证了老林身上那份未被自己察觉的潜质：或许是朴实中藏着的韧劲，或许是乱世里求存的机敏，让他在这场筛选中留了下来。

被录取的编队发枪入训。（这个班当时已经开训很久了，老林是参插进去的）老林编排在军事组训练，想毕业后到部队去带兵。老林到班的时间约当五月末，距“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从那时起，老林便踏入了如深渊般的境地。

军统特务组织借抗战之名，引诱青年落入圈套、引入歧途，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核心、国家的支柱、领袖的心腹”。这些后来都成了老林幡然醒悟后看透的谎言——彼时被裹胁其中的他或许曾有过懵懂的相信，但走过那段路再回望，才明白这不过是用冠冕堂皇的名号包装的精神控制，那些看似崇高的称谓，终究掩盖不了其操纵人心、背离初心的本质。老林记得，在班里除了一些军事训练如班排连教练外（也是推行步兵操典教练），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政治教育和精神讲话，在思想上灌输邪恶毒素，培育特定观念，将一个正常人塑造成只听从指令的傀儡，此乃特务训练班的训练目的与背后真相，也是他们的手段。

四，戴笠来电报

老林记得第一次上政治课时，教官就说：“这里训练不是像进普通学校做学生一样，这里是要学死的，学习怎样去为人民为政府而死，和军统特务的小团体去‘死’，他们也讲死要重于泰山，所以要学死。” 这番话里的“为人民”，实则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伪装——历史早已证明，军统的“死”，更多是为维护其独裁统治，沾满进步人士鲜血，与真正为人民利益牺牲有着云泥之别。他们用冠冕堂皇的口号掩盖镇压革命、迫害百姓的本质，不过是愚弄人心的把戏。老林初听“学死”二字觉得很难受，以后也就慢慢习惯了，思想和精神却慢慢地被克服了。

教官们所准备的教材很快就教完了，老林记得在那年的九月以后就很少正式上课了，学生中传说在等待军统头子戴笠来开毕业典礼，当时正是武汉失陷、湘北吃紧，训练班也作备战准备，大部分时间都是操练和擦枪。这时候戴笠也由武汉退到长沙，就在十月的一个傍晚，戴笠偕同唐生明（以后去上海投敌为汉奸的）、电影明星徐来到训练班，主持毕业式。戴笠走后，学生仍未分派。到了十一月上旬一个深夜，突然紧急集合宣布戴笠在长沙来电，叫把学生即刻到长沙集合，命令学生立刻打背包上车赶往长沙，不知是因为车辆缺乏，还是道路被切断或常涨水，汽车只是非常慢，全部改乘民船去长沙，行了两天才到达。那时长沙已变成空城，商店全都闭门，只有一两个政工人员在用石灰写标语，老林他们全部集中在一个中学校里，戴笠率领的军统局人员就在那里办公。（下面用毛笔写的字，是老林晚年为消遣而抄写的）

五，忠义救国军

1939年初，主办人员出来宣布派遣工作地区，老林被分派回福州候命。在领旅费时登记了化名，等待陆续随其他福建籍的大部分同学被派去忠义救国军工作。因为当时军统特务在福州的头子张超被福建省主席陈仪枪毙不久，所以不敢多派去福建，但当时福建籍的学生迫切要求回籍，戴笠乃准福建籍都回福建。他并集合福建籍学生训话，把张超被枪毙的情况告诉学生，还严令一切活动都要听指挥，不准暴露身份。工作分配后当晚，大家即离开长沙，那夜长沙自行放火焚烧，火光映红了夜空，街道上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这场被称为“焦土抗战”的行动，虽意在阻滞日军推进，却也让这座城市瞬间陷入一片狼藉，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触目惊心。

老林回到福州后就住在家里，约经过了半个多月，就与军统闽北站取得联系。当时专与新派回福州的学生联络的是林铮，他当时由武汉调回福州担任闽北站副站长（正站长为严灵峰）。林铮叫老林带位学生搜集情报，可老林是乡下人，在福州没有社会关系，根本没办法收取情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老林时常挨骂、受申斥和警告，精神上极感“威迫”。到了1939年11月，闽北站设立行动组，老林被召入行动组担任组员（组长杨文龙），并迁住检组部，起先住在西湖荷亭澄澜阁；1940年春，组长杨文龙调走，改由张载之为组长，此时迁移到鳌峰坊。

六，派往闽北站

1940年春，组长杨文龙调走，改由张载之为组长，此时迁移到鳌峰坊。高级人员要潜伏，福州所有人员分散回家，老林乃在日本鬼子进城前日回到禄家家乡，以后经常来往福州与组员王仁贵、陈心铿等联络。到了那年的六月底（或是七月），行动组才撤销，老林与组员陈骧回调去南平另派工作（那时间闽北站迁至南平），其他成员如陈心铿、王仁贵、张载之等都留在福州搜集情报工作。老林到南平向站部报到时即被派为闽北站的收发工作，（原收发李湘章调去衡阳查缉干部训练班受训）。但那时起老林开始做内勤工作。那时间闽北站站长林铮、严灵峰调去重庆军统局工作。

七，中美合作所

到了1944年十二月底，前方站部撤销，人员归并于南平站部，老林即回南平闽北站部，次日便调往永春中美站（全称是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任书记。中美站站长由王调勋兼任，副站长张天昊常驻永泰主持工作。中美合作所中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中美站）隶属于军统，主要负责监察沿海日敌舟艇活动、测候气象情报及搜集福州敌军动态，其他无额外任务，内勤仅设书记、译电、文书、会计、庶务四人。

中美站在福州沦陷期间迁至永泰，1945年5月福州收复后迁回，站部设于舍人庙、和记洋行，美特人员则居住在元丰银行。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美站奉命结束，所有内外勤人员调回闽北站（电讯及气象人员留任，另设福州气象站）。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中美站的工作也随之终止。由此可见，中美合作所中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中美站）主要针对日本侵略者，承担抗日任务。

老林因负责办理结束事宜，于十一月才返回闽北站，列名于站直属通讯员，无实际工作，每月仅支领生活费。1946年4月，老林自行前往台湾寻找工作，5月由马叔华介绍到台湾省工矿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任人事课员，工作一个月后，于7月初被军统局调往南京报到。

老林抵达南京时，军统局正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他被召至南京待命，准备进入当时筹建的伪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训练班。因该军官总队尚未成立，他便住在招待所，恰逢保密局人事处铨考科需要抄写人员，遂以公差名义调入该科，协助抄写及签办军统人员的铨叙工作。直至1947年3月，他又被调派为人事处第一科（主办特种人事）科员，经办福建、台湾保密站的人事文件。

八，毛人凤命令

到1947年12月，保密局的人事处第一科扩大组织，改组为布置组，下面设两个科，老林调至第二科任科员，经办单位人事文件无变动（布置组一科主办黄河以北各市的秘密站组人事，第二科负责黄河以南地区秘密站组人事）。1948年11月，老林调补他科缺额，改授军荐一阶（旧甲种）荐衔，工作不变。

同年1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保密局准备撤退，向福州、广州、台北三处转移（当时保密局长毛人凤还掩饰称分散办公），撤往福州的人数最多。布置组全员撤至福州，仅派一名主任科员前往广州维持。老林也一同来到福州，于次年1月3日抵达。布置组与人事处均在省府调查室办公，带队撤来福州的原局收发室主任是潘其武，他原被派为福州办事处主任，但潘认为福州并非久安之地，次日便乘飞机前往台北。主持福州办事处的改为第三处（人事）处长郭修元负责，约过一两周，郭修元也前往上海，后又改由布置组上校赵斌成主持。

到了2月底，毛人凤在上海设立上海办事处，命令福州、广州两个办事处的所有疏散人员全部前往上海合并办公。老林当时很想离开保密局，曾向组长赵斌成请求长假或留在福建站另派工作，赵斌成以我是二科人员二科需要我，以及任鸿传的意见为由（任鸿传随毛人凤前往上海），并表示布置组人员不准请长假，这样老林只好跟随。（春联系老林所书）

九，离开保密局

老林前往上海，当时保密局的办事处设在南阳路，局长毛人凤称病在家，局务都由第一处处长叶翔之主持。老林在3月20日到上海，约过三天福建站站长王调勋也到上海，其目的是企图向保密局流动兼任伪福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又想回保密局任职。(当时许多保密局各地主要干部都想回上海向毛人凤要钱) 王调勋到上海后即拉拢赵斌成去保密局内部活动，结果保密局批准把留在福州办事处的五辆卡车交给王调勋任营运搞营利，并答应给潜状布置费帮万余(老林隐约只闻买十两条黄金)。老林当时乘王调勋与赵斌成的关系，请准调回福建站另派工作。老林把军统派出的特务交给一科科长郑家训后，于3月12日离开上海回了福州，结束了在保密局的内勤工作。

老林回到福州时，伪福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已改由伪国防部第二厅派张锦梁为处长，老林于4月间由王调勋介绍与张锦梁，被派为该处的第二课课长。第二处正开始筹建，而闽北各地却已解放，所以第二处的外勤组织谍报组都没有设立，第二课只有空架子没有实际工作，就这样一直拖到8月19日福州解放前日，第二处全处解散。第二处处长张锦梁在7月初即随着张贞逃往台湾。第二处解散时，福州籍的大部人员自4月回家，少部份外省籍的随眷属他乡处的外省籍人员一起到兵团部集中准备于8月16号晚上随部队突围向南逃走。

老林于8月15日晚搬至城内，在南台亲戚家暂住，如惊弓之鸟，四五天后迁至爱人的家乡义序新墩村（现改名新安村）。当时老林未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国民党败退之际，局势混乱，对其这类下层军官无暇顾及，实则已被蒋介石抛弃，处境困窘。其未赴台是否为国民党安排潜伏，因老林未说明，确切原因难知。这仅是大胆推测，毕竟已是过往云烟，无关紧要了。

十，八一七解放

“八一七”炮声震醒了老林，把老林从泥坑里拔了出来，老林迁住乡村后，靠修理炉灶创造新生活。福州解放十几天，人民政府机构成立了，新秩序也逐步建立起来，就在9月，老林接到郭则杰（福建人，原是军统特务分子，1946年脱离特务组织，参加民主组织成为民主人士）的通知，要老林向政府报到。老林当即前往郭则杰家中了解报到手续，恰遇任铁锋（原名任建昌，是王调勋的朋友，老林曾在王调勋家中认识他，此次也在郭则杰家中），郭则杰便请任铁锋代老林介绍去公安厅报到，任铁锋随即给老林写了一纸介绍信，让老林到光禄坊省公安厅向郑泾政报到。

这份主动报到的举动，恰是老林在时代转折中选择遵规守矩的体现。他没有丝毫犹豫或隐瞒，径直前往省公安厅履行手续，即便曾身处旧营垒，此刻也以实际行动向新秩序靠拢，透着一份对规则的敬畏与对新生的诚恳。老林到省公安厅投信报到时，郑泾政便叫了一个小杨同志与老林谈话，老林把自己的经历以及最后任职的伪福州绥靖公署情况向小杨同志报告，还写了书面报告交与小杨同志。之后，小杨同志让老林留下通讯处，便让他回家，并说如果需要面谈再写信通知老林。

老林经过报到后，心情安定了下来，看着自己心爱的生活。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住进老林所在的乡村，解放军那一幕幕为人民服务的场景，如春日暖阳般温暖人心。他们于紧张操练之余，不辞辛劳地替各家各户挑水、扫地、做卫生，这般无私奉献的精神，似熠熠星辰照亮了老林的内心。这彻底打破了老林从前听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更加坚定了老林选择的悔过自新的道路。在思想上，老林开始认清蒋帮反动派政府的反人民性质。

十一，新安互助组

1951年1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福州军管会重新登记反动党团特份子，老林得悉后即到军管会所设的登记处详细登记并交待军统特务组织及所知道的活动情况。经过这次详细登记主动交待后，除了失眠及稍头晕，精神益感轻松。登记后约经过了一星期左右，接到军管会办理老林登记的张拂晓同志的来信叫老林到他处解释一些登记的问题。老林接信后即到他的住地开元路找他，等了半天没有遇见，第二天清早又去找他，见着张同志他要老林详细补充问题，就把老林拘留了，几天后把老林移押至司法科教育改造。在这期间，经过王如同志的教育启发，使老林进一步明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军统特务的罪恶组织更加痛恨，并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过。老林彻底解剖自己，积极检举军统特务组织人物活动，坚决与军统特务一刀两断，做一个军统特务的叛徒，立功赎罪，重新做人。正如我党的干部给老林指示：“向真理投降并不为愧，应以为荣。”老林更鼓起勇气，勇于向罪恶开刀（包括自己的罪恶）。老林在教育改造的一年中，是在党的英明正确的政策感召下，老林思想战胜了旧思想，争取重新做人。

1952年1月3日，党的干部对老林全面宣传，让老林获释，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老林向他保证今后要好好重新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贡献力量，争取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老林恢复自由后即至义序镇新安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加入新安村黄玉钟（？）互助组（后为黄孔泉互助组），一面努力生产劳动，一面积极反映农村情况，及所认识的军统特务留在福州的家属情况等，同时并详细将国防部保密局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等提供政府参考。1953年初，互助组扩组为初级社，不久初级社即扩建为义序人民公社，市公安局在义序设立派出所，老林改由派出所联系。

十二，摘帽写内参

1963年国庆前夕，盖山派出所（前身为义序派出所）干部林玉清在公社红旗馆对老林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老林再一次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老林积极地为各单位提供旁证材料，本着对党、对国家、对自己的高度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地详细提供，使各单位来向老林了解材料的外调人员如愿完成任务。空军代表进驻义序公社时，老林乃自觉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军统特务在福州的机构、人员布置等情况罗列提供军代表参考。在1967 - 1970年时间里，老林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是尽力思索回忆军统特务机构人物情况。当1970年4 - 5月间，老林还主动地把自己所认识的军统特务分子，一个一个地按人头编写书面材料，约写材料约万余张）准备递交出去，交厅外调工作人员。这批材料早在老林还没清楚写完整之前，就与新安大队支部书记黄培昇谈过要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10月至12月，老林还曾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写过《军统闽北站的始末和罪恶》《闽浙赣公祠特种监狱》《闽北站各时期的内外勤特务名单》《毛森组织反苏救国军》《保密局福建科察站》《我在军统十年的所见所闻》《中美东南办事处第三指挥站》等有关军统特务材料七篇，当时并曾得文史资料办公室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