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抗日英雄邓从凯致敬！

不忘初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推出向抗日英雄致敬系列专辑与读者共享，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激励大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曾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永别，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谢上苍。他们的生命大多定格在二十多岁，甚至曾流传过一段话：“如果一名空军，能作战超过六个月，他就是长寿的。”

他们凭艺高和胆大庇护了战时百姓的安全与未来，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领空和尊严。然而他们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里，如一片飞机残骸，后来的人们往往想不起他们来。

邓从凯（1913—1939）男，祖籍广东省梅县，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那梭镇隘脚村。

1928年，邓从凯就读于防城中学初中。

1931年，邓从凯考进广州市南京中学高中一年级。在广州就读期间，侵华日寇连续制造“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眼看东北三省沦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从凯难以按捺满腔爱国热情，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保卫祖国。

1933年，邓从凯考入燕塘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第七期甲班飞行科，1934年3月14日正式学习飞行，1936年3月毕业。

1934年，邓从凯休假回乡，父母兄嫂叔伯等亲人纷纷为他物识介绍对象，他都婉言推辞，说国难当头，暂不考虑个人婚事且慷慨发誓“男儿为国惩倭寇，那怕马革裹尸还”以明志。

1936年3月，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毕业后，分配至广东空军第7中队任见习飞行员。

1936年9月因“两广事变”被国民党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接管后，派往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高级班深造。

邓从凯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考试甄别被评为“丙下”。要知道，当时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被为“丙”即为不及格，更何况是“丙下”。显而易见的是因为当时打击、排挤非嫡系的空军飞行人员，从而是这批由广东“北上”的准飞行员成为被淘汰的飞行学员进行专业安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这批本来要作为淘汰转业的广东空军飞行员被中央航空学校及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勒令召回，统一被改编为暂编第29中队飞行员，准备对西安发动空中打击营救被“软禁”的蒋介石。后面的事变顺其事态发展和平解决，同时也转而成为国民政府所直接隶属的空军飞行员。

他中等身材，爱好体育，是航校蓝球队队员；为人旷达乐观，好开玩笑，同学称他为“江湖佬”。

其实邓从凯在学校飞行技术优秀，尤以特技尾拖动作更为突出，乘飞机从高空高速俯冲至接近地面然后抽头爬高，这一操作技术，一般学员只能作一次，而他却可连续作两次，同学们评议他的飞行作战行技术可与广东早期著名飞行员丁纪徐媲美。自从他进入了空军学校，就有随时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

丁纪徐(1902年—1979年)，广东东莞麻涌漳澎村人。广州培英中学毕业后赴法国学医，继续留学德国专攻航空专业。回国后初在广州石井兵工厂任职，后在广东航空学校任少校飞行教官、飞行主任。曾驾机助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奉广东空军总部之命率机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配合南京空军对日机展开空战，全国解放前夕，在河南开封驾机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空军部队技术顾问、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参事室研究员、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委员。

1937年7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5大队29中队任准尉飞行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参加对日空战，击落日军飞机多架，功勋卓著。1939年11月4日，日军用36架飞机的编队袭击成都，邓从凯奉命冒火网驾机迎战，突破重围，攻击日机领队，击毙日军所谓"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大佐。不幸的是，随后邓从凯所驾飞机被其他日机击中，血洒长空。

1937年8月31日，邓从凯首次参加空战，在虎门上空击落日军轰炸机1架，这是华南首次空战胜利，也是第一次光荣记录。邓从凯是从广东走出来的飞行员，在抗战时期，他曾多次击落日机，是华南的抗日英雄。

1937年8月间抗战开始时，日本以自称王牌的“木更津”轰炸联队向我国各地狂轰滥炸，一开始就妄图消灭中国空军。第一次来袭广州的是六架日本96式轰炸机，驻在广州天河机场的航空委员会空军第29中队(队员都是准尉飞行员)即以九架美制霍克Ⅲ式飞机起飞应战。

黄肇濂与邓从凯(都在第29中队服役)在虎门附近上空和三架日轰炸机遭遇，我们以居高临下之势进行后上方轮番攻击，反复不下10次，久攻不下，邓忽然改变主意，由后上方俯冲后把飞机拉平，在后方猛烈开火，一瞬间敌机即中弹着火爆炸。

黄肇濂（1916—2011）是新中国早期最著名的试飞员之一‌。他曾是民国空军的飞行员，与邓从凯是同学，隶属于民国空军第5大队29中队，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作战，击落过4架日军飞机。新中国成立后，黄肇濂投身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建设，积极参与飞机的试飞工作。他承担了初教6的试飞任务，并发现该飞机性能极为优秀，为初教6装备部队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黄肇濂在洛杉矶去世，享年95岁

邓从凯的机智行动启发了黄肇濂，黄肇濂亦改由后方水平攻击，果然将敌机击落。二人都是刚毕业的飞行员，既无空中射击经验，又缺乏空战训练，参加空战还是第一次，而邓从凯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变换战术击落了敌机，受到称赞。后来这项战术被称之为“吊靶”战术。邓从凯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变换战术击落敌机的消息传开后，广州市人民莫不欢欣雀跃为第一个在广州上空击落敌机的空军勇士喝采，省港各家报纸均以特大新闻争相报导。

一次，六架日本96式轰炸机袭击乐昌，我们九架格式机在曲江机场起飞拦截，在始兴西边大山上空交战。邓从敌机后下方攻击，成功地击落敌轰炸机。这种后下方攻击命中率高(所谓吊靶)，但危险性大，他是用巧妙的方法接近敌人，他射程距离很近，只有70公尺，以至敌机爆炸时破片也击伤了自己的飞机。由于他一下子击落日本轰炸机编队的长机，敌机编队解体了，使黄肇濂与华侨飞行员第28驱逐队副队长陈瑞钿有机会共同将其中一架日本轰炸机在始兴县南边迫降，该机机组人员在空战中被全部击毙，飞行员也中了一枪，飞机不得不听命降落，飞行员被俘。

1937年9月9日，邓从凯驾驶5231号霍克Ⅲ式战机击落侵华日军95式舰载机1架，后座机被击中跳伞。

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空军使用“木更津”轰炸联队，进袭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遭中国空军猛烈反击，整个“木更津”联队的轰炸机被击落半数以上。日寇吸取教训，改用驱逐机掩护，轰炸机进袭，或用驱逐机与我们进行空中消灭战。我方由于处在数量劣势，故飞机被击落不少，邓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从不悲观消极。

1938年1月，邓从凯任空军第5大队29中队少尉分队长。

1938年3月14日，我们在广州上空与三十六架日本96式驱逐机进行了空战。这次我们在天河机场起飞的是十八架英制格式双翼机，机上有四挺机枪，速度比日96式较慢，但高空性能比日机好。中队长华侨飞行员黄新瑞(绰号水牛)认为邓英勇善战，选邓为他的僚机(原有分队长已阵亡，邓从凯和黄肇濂已升分队长)。我们飞高18000英尺，占据了比敌人高的有利位置，黄新瑞首先冲下攻击敌机，敌机则以数机围攻黄，当黄被一敌机咬着尾部的危急情况下，邓及时由上方俯冲插下向咬着黄的敌机近距离开火，将敌机击落，如是者两次在长机危急中都被邓解救了。在这次空战中击落两架敌驱逐机。

1938年4月13日，敌日军驱逐机18架，轰炸机八架，侵入我广州市上空，我第五大队第18架迎击，双方激战达40分钟之久，共计击落敌机七架，我方亦阵亡队员二人，另重伤三员，飞机五架全毁。邓从凯在缠斗中追逐敌九五式驱逐机一架，击中着火下坠。继在石牌上空，又击落敌九五式机一架。

空战能手又是好指挥员。1938年，日本空军利用运城机场为基地，向我西安、南郑、兰州等地空袭，29中队调驻陕西南郑。在南郑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邓从凯率领九架英制格式机迎击十八架日本97式驱逐机(这时他已升为付中队长)。他看见敌机高度比自己高1500米左右，如果向前飞，势必在不利的阵势下作战，他当机立断，命令全中队向后急转180，迥避与敌机接触，急速向上爬升。

邓从凯这种决定是很英明的，因为敌机优于上升和俯冲，而我们的格式机，以转弯半径小占优势，我们爬升到同等高度则可以利用转弯灵活的优点与敌机格斗，以发挥我机特长补数量之不足。空战中，邓从凯首先击落敌机一架，其余队员也击落五架，敌机不敢恋战，逃之夭夭。

1938年，我们29中队有九架英制格式机分驻在汉口和南湖机场。其中我率领三架驻南湖机场(武昌西南)担任夜间对敌机作战，邓则驻武汉机场。武汉机场还有苏联志愿队和蒋介石的嫡系空军四大队。那天来袭武汉的敌96式驱逐机和轰炸机共五十架。我方配备重层布置，准备分三个机群迎敌。一机群是苏联志愿队，高度4500米;二机群为杂牌军，包括第五大队(广东飞行员)和第三大队(广西飞行员)，我们是第五大队，高度5500米;三机群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四大队(苋桥航校毕业的飞行员)，高度6500米。指定集合地点是黄冈上空。

三个机群的机数与日机相差不多。当苏联志愿队与杂牌军的机群飞向集合地点时，蒋介石嫡系四大队却编好队形向宜昌飞去。那天空战我方比原计划少了一个机群，乱了部署，数量上则因而处劣势。原作战方案是苏联志愿队主攻，杂牌军掩护苏联志愿队，蒋四大队掩护杂牌军。空战一开始，少了一个机群，失去互相支援的作用，十分混乱，加上敌人数量优势，两三架敌机对付一架我机。

邓从凯被三架敌机围攻，他使用一切办法迥避敌机射击，同时抓住有利条件进行还击，结果击落了一架日本96式驱逐机。但他也被另一架敌机击中，尾部操纵系统中弹，失去控制，出现螺旋动作(即对地面旋转不停，是空中最危险的动作)，他力图改出螺旋，但已操纵失灵，无法改出，不得不弃机图生，但人困在座舱内，动弹不得。后来几经周折，收起两腿，用脚猛蹬仪器板，才离开了螺旋中的飞机。

邓从凯跳伞降落时选择离地很低的高度才开伞，以免被敌人在空中当活靶射击(日寇是不顾国际法的，曾凶恶地对跳伞的中国飞行员射击)。那次空战，我们损失惨重，苏联志愿队亦损失不少，苏联付大队长也牺牲了，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英勇献出自己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中队长陈瑞钿被三架日机轮番攻击，机上弹药用尽，决心撞击敌机，敌机向一方迥避，两机翼相碰坠地，陈瑞钿头部受伤，幸能跳伞降落。

邓从凯对这次四大队没有参战，极为不满。他说：“蒋介石想用飞行考试来淘汰我们，没有得逞，(他在杭州航校的简单考试中名列“丙下”不合格。所谓杭州航校考试实际上是蒋介石淘汰非嫡系的一种卑劣手段)现在更想利用敌人来消灭异已，把嫡系的四大队保存起来。蒋介石不抗日，又指挥机队逃跑。不管怎样，他们不抗日，我们要抗日。困难时期，打日本鬼子为重，以后再算这笔帐。”所以他抗日的决心毫不动摇。

1938年6月16日，日军重轰炸机六架袭南雄，我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泮扬率格机九架升空搜索，邓从凯驾二九○八号机首先发现敌机，我机合力击落敌机五架，击伤一架，我机亦被敌机击焚一架，人跳伞，邓从凯的飞机微损。后获“三星星序奖章”。

黄泮扬，1910年出生，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城南南昌村人，7岁即随父亲背井离乡赴英国伦敦。为了救国，黄泮扬决心学习飞行技术。1938年4月，黄泮扬任第五大队副队长，7月，升为大队长。战时重庆出版的《中国空军》对黄泮扬的事迹曾做过多次报道，赞颂他为“空军英雄”、“一箭双雕”等等。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中著文说黄泮扬勇善战，曾经击落日机8架，英名大震。而萧强和李德标合著的《国父与空军》中记载更具体：黄泮扬在1937年8月中旬的句容空战、1937年9月下句的南京空战以及1938年6月中旬的汉口空战中，曾单独击落日机3架，并与僚机一起，击落日机3架。1939年2月22日，黄泮扬参加广州空战。两天里，他就率队击落日机15架。

邓从凯，因功奉颁三星星序奖章。

1938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在广州上空与三十六架日本九六式飞机进行了空战。中国空军派出十八架英制格罗斯特角斗士双翼战斗机（下称格式机）从天河机场起飞迎敌。格式机上有四挺机枪，速度比日九六式较慢，但高空性能比日机好，中队长华侨飞行员黄新瑞认为邓从凯英勇善战，选他做为自己的僚机。黄新瑞、邓从凯飞高18000英尺，占据了比敌人高的有利位置，黄新瑞首先冲下攻击敌机，敌机则以数机围攻黄，当黄被一敌机咬着尾部的危急情况下，邓及时由上方俯冲插下向咬着黄的敌机近距离开火，将敌机击落，如是者两次在长机危急中都被邓解救了。在这次空战中击落两架敌机。

黄新瑞（1914—1941）广东台山人，美国华侨，9岁移民到美国与父亲团聚。曾先后从美国罗省其利希 航校和广东航校军官班第一期毕业，曾在中国空军中任中队长及五大队大队 长等职，最高军衔为少校三级。曾创个人一次空战中击落 3 架敌机的良好记 录。被空军同仁誉为“虎将”，个人战果 8.5～10 架，曾获三星奖章两枚。黄新瑞在空战中两次受伤，1941年3月14日在成都双流机场附近空战中阵亡，后被追晋为中校。

1938年在韶关、武汉保卫战中，击落日机两架，邓从凯晋升空军第5大队第29中队中队长。

武汉、宜昌相继失守，我们退入四川，曾在梁山、重庆与日机零星作战。因为长期空战，损失不少，加上美国根本没给我们一点装备，(抗战前买来的美国飞机已经陈旧)，整个空军残缺不全，失去战斗力。在武汉和南昌主力作战都靠苏联志愿队。苏联送了不少飞机给蒋介石四大队，但他们不是用于作战，在训练时就消耗了不少飞机，特别是苏联E16单翼飞机因着陆困难，四大队训练损坏过半数。

武汉、宜昌失守后，邓从凯退守四川，任航空委员会空军29中队副中队长。尽管当时中国空军因长期作战损失颇大，乃至失去战斗力，但他毫不灰心，他表示：“即使是撞，我也要把敌机撞下来！”

1938年8月29日，六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袭击乐昌，中国空军九架格式机在曲江机场起飞拦截，在始兴西边大山上空交战。邓从凯再次使用“吊靶”战术用巧妙的方法接近敌人，从敌机后下方攻击，成功地击落敌轰炸机。邓从凯采用的“吊靶”战术，命中率虽高，但危险性极大。因他射程距离很近，只有70公尺，以至敌机爆炸时破片也击伤了自己的飞机，但他一下子击落日本轰炸机编队的长机，敌机编队解体了，让其他中国军机有机会共同将其中一架日本轰炸机在始兴县南边迫降，敌机机组人员在空战中被全部击毙，飞行员也中了一枪，飞机不得不听命降落，飞行员被俘。

进川后，29中队接收九架苏联E15Ⅲ式双翼飞机，马力1000匹，收起落架，四挺机枪，火力不算很强，速度赶不上日本97式驱逐机。那时我被调离29中队去驱逐总队训练飞行员掌握苏机，邓仍留在29中队当付中队长，我们都驻在成都双流机场。那时日本驱逐机尽管已加了付油箱，但还是不能从武汉飞到成都。因而日寇将原来六——九机编队改为二十七架轰炸机的大编队群，用密集火纲保护自己，解决了无驱逐机掩护的困难。这样的大编队群空袭重庆、成都，我方损失很大，而我们的飞机进攻日机群时又损失不少。

1939年3月14日，因表现优异，邓从凯被五大队29中队队长黄新瑞选为僚机，这无疑是对他驾驶技术的极大肯定。而邓从凯也不负期望，两次解救黄新瑞，并击落两架敌机。

1939年4月，日本空军利用运城机场为基地，向西安、南郑，兰州等地空袭，29中队调驻陕西南郑。在南郑上空的一次空战中，已升任副中队长的邓从凯率领九架格式机迎击十八架日本九七式驱逐机。邓从凯看见敌机高度比自己高1500米左右，如果向前飞，势必在不利的阵势下作战，他当机立断，命令全中队向后急转180度，迥避与敌机接触，再急速向上爬升。他这次决定是很英明的，因为敌机优于上升和俯冲，而我们的格式机以转弯半径小占优势，在爬升到同等高度则可以利用转弯灵活的优点与敌机格斗，以发挥格式机特长补数量的不足。空战中，邓从凯首先击落敌机一架，其余队员接着击落五架，敌机不敢恋战，逃之天天。

1939年，在新郑空战中，升任副队长的邓从凯率领战斗机迎击8架日本战斗机，虽然数量处于劣势，但是邓从凯巧妙利用己方飞机性能特点，改变原有战术，取得击落敌机6架的胜利。

1939年11月，敌机不停空袭成都、重庆，恃其空中优势，轮番轰炸，有时整日不能解除警报，老百姓躲在防空洞，苦不堪言。

29中队作战失利，飞机损失不少。邓从凯因腿伤不能升空，眼看同僚牺牲，心情沉重，忧心如焚，饭亦吃不下去。他分析最近作战失利的原因，是敌人轰炸机群改用大编队，火力比过去强得多，而我们的苏制E15Ⅲ式只有四挺79机枪，又无大口径炮，不易摧毁敌机，反而易给敌机击落。他说明天就要回去升空作战，打算仍用近战方法，发挥我机火力。并说只要我机进入攻击后达到射击距离前不被击落，就无论如何要把敌机打下来，那怕撞亦要撞它下来。最后他还说：“最近不如意的事太多，不过我有决心把敌机击落的。”看来心事不少，黄肇濂安慰他说：“凭你的空战经验，总是能击落敌机的”。

1939年11月4日，日军重轰炸机54架分为两批袭蓉，每批27架；我第五大队第一批第十七中队地瓦丁机7架，第二十七四队E-15机7架，在成都及温江上空巡逻。第二批第十分九中队E-15机9架，由队长马国廉率领，在成都附近上空巡逻；第二十六中队E-16机6架，由副大队长王汉勋率领，在温江附近巡逻。

第一批敌机，在凤凰山机场投弹，第二批在温江机场投弹，我机分区迎战，共击落敌海军九六式重轰炸机二架，毙敌官兵18人。内第二十九中队马队长所率E-15机九架，系与敌机第二批27架发生激战。邓从凯驾二九○三号机奋勇当先，冒着火网冲入重围，击其领队机，毙敌所谓轰炸之王奥田大佐，敌队形遂混乱而逃。

邓从凯在追击中机身中弹多处，他牢记飞机重于生命的信条，不肯跳伞，身经百战的勇士，就在仁寿县向家场，坠落阵亡。

我们在成都东边80公里外一个山坡发现两架飞机残骸。一架是日本96式轰炸机，飞行员尸体上配有短剑(是日本天皇赐的，剑刻有“轰炸之王”)，在他衣服内找到一个图章刻有“奥田大佐”;(奥田为日本空军的“轰炸之王”，日本空军的“驱逐之王”三轮宽大佐亦在1938年秋在山西太原被我驱逐第28队队长陈其光击毙，陈是广东航校毕业生)在离日本轰炸机不远的一架E15Ⅲ式飞机上，我们找到邓从凯遗体。

眼看日本的刽子手奥田大佐被击毙，人心大快，但看到我的战友英勇牺牲，伤感欲绝。有人目击说，邓从凯身先士卒，单机冲入敌机密集火纲，把日本长机击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敌长机被击落，队形零乱，我方战机采取各个击破，故那天得以打下了四架敌机。

据记载，奥田是日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日军轰炸南京、重庆等地的罪行，都有其参与指挥甚至亲自驾机轰炸。他是抗战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军职最高者。

此役击毙奥田喜久司，无疑是对日军嚣张气焰的沉重打击。日军似乎极其喜欢给他们的军人命名为“某某之花”，但这些人似乎都不得好死。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八路军击毙，轰炸机之花奥田喜久司被邓从凯击毙，驱逐机之花三轮宽被陈其光击毙。

邓从凯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力量，其牺牲被视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对抗日军的重大损失。他的事迹被收录于杭州笕桥抗战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

邓从凯阵亡后，遗体葬于成都磨盘山空军公墓场地。空军将领黄光锐主持葬礼，成都军民万人举行追悼会，悼念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空军壮士。当年的《中国空军》、《青年空军》等刊物均刊载赞扬文章和悼念文章。

军旅广州的邓从凯同窗好友陈润君赋诗《悼念邓从凯烈士》，诗云：豪雄百战竟成仁，天意难凭未了因。奋搏奥田殉报国，勇搴倭胆慕斯人。山河暗暗伤英烈，风雨凄凄泣粉身。一束生刍滴泪奠，拼将后死步前尘。

防城的父老乡亲和各界群众为了悼念邓从凯，曾刻制邓从凯烈士牌位一座，由当时的政府出面率领悼念队伍，庄穆地送入红庙(今防城天和百货百家惠后门)，留给后人瞻仰。

1941年7月14日，邓从凯被追赠为空军上尉军衔。

《民族抗战英雄传》是历史学家傅振伦于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在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传记作品。全书分为陆军、海军、空军三部分，收录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200余位抗日将士的独立或合传，涵盖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在不同战线的抗战事迹。内容：邓从凯黄荣发合传 180

198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防城文史资料 第5辑,第93页，邓从凯的故事。

广州文史资料，第27辑，内容： 抗战空军勇士邓从凯、忆抗战粤北第一次战役。

2006.1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浴血长空》是陈应明所著的一本书籍，该书由我国著名航空史家陈应明等人历时3年编写，应是国内较为全面、权威的记录抗日战争中空战历史的专著。本书适合广大航空史研究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航空爱好者和军事爱好者阅读。内容：人物传记被埋没的王牌——击落“轰炸大王”的邓从凯

2020.3北京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由《热血山河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将领讲述:空军·海军抗战》一书，内容：《忆抗日战争的空军勇士邓从凯 》作者黄肇濂。《英烈邓从凯血洒长空惩凶顽》 作者雷家模。该书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空军与海军将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淞沪空战、武汉空战、江阴封江战役等诸多重要战役中，与侵华日军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 本书收录了高志航、李桂丹、陈绍宽、萨师俊等28位空军、海军将领41篇关于空军与海军抗战的亲历文章，基本涵盖了抗战期间空军、海军重要将领及其参加的重大战役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