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知青纪念65届下乡60周年活动周（二 ）家的故事——马志

国乐

1965~2025纪念 9.3 & 9.22 下乡60周年倾听65届靠山人讲述家的故事(续编)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1.0 以知青的名义（《青春的回响》代序）

知青原本是学生。学校是知青人生旅程的起点，是知青茁壮成长的摇篮。在学校我们奠定了文化与理想，道德与纪律的基础。老师如园丁把我们培育成祖国的花朵、花季少年和知识青年。在老师的教导与呵护下，知青的童年是美丽的，少年是靓丽的，青年是壮丽的。

在一代知青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结束职业生涯，向社会谢幕时，在纪念“七，二八"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向所有教过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老师深深地三鞠躬，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启蒙之恩和奠基之恩。

“好儿女志在四方”。毕业时，我们选择了上山下乡。农村是个大课堂，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劳动，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做人；农村是个大舞台，在那里，我们播种了文化，发展了生产，推动了进步；农村是个大熔炉，在那里，我们磨砺了自己，陶冶了情操，改造了灵魂。 从广阔天地回到“五湖四海”时，我们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学生，已经转变为成熟理性的知识青年。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勤奋执着的进取精神、诚实可信的人格魅力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感情，沉淀为知青人生的“底色”。在这朴实无华的“底色”上，我们绘出了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产物。正确与否，已无需讨论，无关紧要。花开花落是定律。重要的是我们轰轰烈烈地爱过，无私无畏地奉献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新时代。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最宝贵的是青春。我们的青春是知青，知青的青春是火红的，我们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纪念“七.二八"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对亲爱的祖国说：大地和青山可以作证，知青是您忠诚的儿女。以知青的忠诚和奉献，知青也是一代最可爱的人。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如今已年届“花甲”到了退休的时候。我们不“懊悔”，也不“羞愧”。因为，共和国的大厦上有我们用青春烧制的砖和瓦。

撰稿：喻国政，2004/05/28 （节录）

1.1 我的靠山岁月（高勇）

（本文作者自选的本人彩照，后面同类情况不再标注）

七十几年里经历了太多的往事，最让我挥之不去的莫过于靠山岁月中那些既艰辛又甜蜜，有时还有些苦涩的往事。

1965年9月，我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来到靠山插队落户，和其他6名同学一起被分到夏家沟八队。下乡后马上投入了秋收劳动，第一次割地就遇上了又累腰又扎手的割豆子。那是一眼望不到头的500米长垅，我凭一股虎劲，一口气割到地头，没有被落下，虽然很累但很开心，社员夸我“是块干活的料”。

1966年秋天，那时我的农活干得越来越好，心也和农民相通了，社员给了我充分的肯定。经德高望众的“老曹头”推荐，大队长尤洪启找我谈话说：“社员要选你当队长，你干不干？”我回答，“只要社员信得过我，我就干。”我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没几天，大队长又找我谈话说，公社领导没批我当队长。一盆冷水浇头，凉在心里，我不理解，迷茫，难过极了！青年点这个温暖的家融化了我冰冷的心。这件事起码证明了八队社员和大队领导对我是信任的，我决心继续努力好好干。

青年点是个充满理想、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到点后，我被增补为青委会劳动委员，与64届的蒋铃、秦昆一起负责青年点的生产生活工作。不久，蒋铃到队里任职，我便与秦昆搭挡担负起这份繁杂琐碎、不可或缺、辛苦挨累、无名无利的工作，直到71年结婚离开青年点，整整六年时间。

手巧不如家什妙。听老农说昌图县十八家子小牛圈的铁匠炉打的锄钩远近闻名。有一天，我三点起床，边走边打听，抄近道，走40多里路，晌午才找到小牛圈。挑了50套锄钩锄板，草草吃口干粮就往回赶。当时正值秋老虎施虐的季节，背着100多斤的东西，出了很多汗，又饥又渴，回到青年点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我实在挺不住了，一进门就晕倒在地上。醒来后看到同学们关切的面孔，我很激动。

过日子柴米菜油盐，柴为先。除生产队分的秸杆外，每年冬天都要到二、三十里外的镇北、下城子、南城子水库国有林场山段打镰柴半个月。联系山段，组织打柴，打耢子扛下山，堆成小垛，各队出车拉回家，垛柴禾，这些都是我的活。

打柴是个累活，天不亮就出发，往返要走四、五十里路，午飯在山坡吃凉大餅子就咸菜疙瘩，渴了喝口冰碴山泉水，天黑才收工，回到青年点时月亮已经升起。虽说又累又乏，但同学们充满了劳动的欢畅，并诞生了非常抒情的《打柴歌》。

吃粮是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年600斤皮粮。年终，九个队几十人的口粮，陆续送到青年点，我要事先准备好装粮食的仓库，茓子、囤子、麻袋等等。粮食运来了，还要亲自（有时是秦昆）安排粮食入库。

吃菜要自己解决。九个队都有园田地，种什么菜（白菜、土豆、萝卜、大葱）由我和秦昆统一规划，种菜和田间管理由各队知青负责，收获统一回归青年点。我常去各队园田地检查督促，67年伏天雨下得勤，六队园田地势较低，易涝，计划中六队种的土豆供青年点全年食用，正值土豆结豆成块的关键时刻，涝了烂了那损失可就大了！我特意到宿家屯组织六、七队同学铲土、备高垅、顺走积水、保住了土豆地，夺得空前大丰收（七、八千斤）。

青年点每年都要养几口猪和许多只鸡，供年节改善生活和病号食用。平时喂猪喂鸡由炊事员负责，猪下崽时，我和秦昆要亲自看护、守夜、接生，平时还要找兽医给猪打预防针治病，像照顾婴儿一样一丝不苟。

阴天下雨不能下地干活时，同学们都可以干自己的活或休息，我得借机安排搓苞米，搓完的苞米还得安排人送到大队磨米厂磨成苞米面。同样磨稻子、磨高粮、磨黄米，都由我和秦昆安排，因此很少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当劳动委员安排生产生活，事多事杂，有时不得不躭误工，秋收分配时会少些收入，这些话我从来没讲过，为青年点同学服务，使青年点成为省地县先進集体，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1968年6月，喻国政被选为开原县革委会副主任，但还是青年的点的头，因为经常往返开原和靠山之间，便将“家”里的日常工作托付给我，大队书记施明义也很支持，为照顾青年点工作，把我从夏家沟八队调到靠山二队。我的担子更重了，不敢懈怠，尽职尽责，努力地做好各项工作。

68年夏天，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要求入团的願望越发強烈，喻国政将我的表现和愿望给大队团总支作了全面介绍，大队团总支讨论通过，上报公社团委时却没被批准，理由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既然是“可以教育好子女”，不是说“重在表现”吗？我百般困惑，心情沉重，几乎绝望。喻国政和赵守成找公社党委主要领导据理力爭，都“吵”起来了也不行，反而被问“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晚上，国政安慰我，我含着泪跟他说：既便组织上入不了团，入不了党，但我要做一个像鲁迅那样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过后，在本人一张二寸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誓言。

1969年，我被选为二队生产组长，俗称“打头的”。经过几年的锻炼，我的农活越来越好，“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加上正直公道，群众基础好，所以当选。当选后我就搬到队部住，以队为家，起早贫黑，想在前面，干在前面，敢抓敢管。

当时，工分评定，自报公议。由我主持评定时，大多数人都顺利通过，到王殿中时卡壳了。王殿中干活一般，但能言善辩，但他父亲辈份高，农活好，在队里说话很有份量，所以大家不好说话。评高了众人不服气，评低了他爷俩不同意，这种情况下我自报二等工分，给王殿中评了三等工分，他们爷俩无话可说，社员们也都服气。

1970年11月8日，是我人生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老贫农老党员的女儿赵淑云喜结良缘。那天，天有点阴，下着小清雪，在借用王化民的房子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招待前来贺喜人们的只有瓜子和糖块，就是这甜甜的喜糖让我终身难忘！

当时开原买糖难，只能到昌图县糖厂买。青年点的好兄弟王文甲自报奋勇为我去买糖，他起早贪黑，翻山越岭，足足走了一天，往返90里，当王文甲咧着嘴笑哈哈地把糖送到我家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几十年过去了，我要让大家知道这段兄弟情深的故事。

1971年春，我开始张罗盖房子，困难很多。首先是买房木备料，国政帮助我和梁啸海两家解决了木材指标。办完婚礼后我已囊空如洗，买房木没钱成为最大的问题。关键时刻，又是青年点兄弟姐妹帮助了我，肖东发、陆子光和郎惠丽每人借我8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李国梁帮我和啸海到八棵树林场挑选木材，拉回一车一流品质的房木。由于忙着盖房和出工干活，肖东发和陆子光离开靠山时我竟然不知道，借他们的80元没有来得及还上。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机会还钱，成为我难以释怀的心病。

盖房子过程中，除了请帮工外，几乎全部的活我都亲力亲为，学会了筑基础，砌毛石，垛泥墙，托土坯，砌坯墙，挂房箔，苫房草，编房脊，一整套施工工艺。后来，社员盖房找我帮工的人越来越多。

1971年末，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到昌图县关山子劳改大队石场搞副业，干的活的是把山上炸下来的毛石，从山上运到山底下的火车站货运站台上，王化民是掌包的，我是记账员兼装运工。一天连装带卸20多车，由我和车老板两人来完成，劳动强度很大，也很危险，总担心有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提心吊胆。为了多挣几个钱，有时候晚饭后，利用休息时间去装火车皮，一个车皮60多吨石头，六个人装，三小时装完，每个人平均得装10吨，很累！每月回家一次，翻老爷岭，徒步35里，到家晚九点，第二天早四点起身往回返。这是我一生最苦最累的一段日子。直到1972年9月，靠山小学“帶帽”初中，让我去当初中老师，才从关山子石场回家，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在靠山学校执教七年，是我农村生活14年所走过的最后一段路程。我爱上了这份工作，更爱上了这群天真可爱、淳朴得像一张白纸的孩子们。为了孩子们，我兢兢业业，认真教学，把课堂搞得生动活泼，不但教给他们文化知识，还教他们怎样做人，如何报国，看着孩子们不断地进步与成长，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七年间，我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79年9月，由于工作调动离开靠山学校，那天孩子们来得特别早，同老师们一起举行了欢送会。会后，孩子们列队送我到小火车站。因为都是七年级的学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告别，有的依依话别，祝我一路平安；有的送我脸盆之类的纪念品；最让我为之动容、刻骨铭心的是孩子们的眼泪和哭声。当小火车缓缓启动时，孩子们哭成一片，我也情不自禁地滚下热泪。

小火车越开越快，孩子们的身影渐渐远去……再见了，孩子们！再见了，靠山！再见了，我的靠山岁月！

2018.7.23（《微霞满天》征文）

1.2 没有结局的“初恋”（丁宁）

上山下乡在我，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情真意切的“初恋”，没有结局，难免糊涂，却回味无穷。

我是 1965 年没考大学就自愿下乡的，那是等同于战争年代“上延安”的革命行动，当时根本没想回来。所以，下乡后苦点、累点、遭点罪，都能当成一种锻炼，心甘情愿。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心里就没底了。全社会知青队伍一时也乱了套:“上当受骗了，打回老家去!”可来时容易，回城却比登天还难，谁给你办户口?再说，闹回城有悖我们自己的初衷，像“造反派”那么闹腾，等于废了自己。惟一出路就是“扎根农村，就地闹革命”。城市正兴“打砸抢”，农村倒是“避风港”。我们搞科学种田，推广新技术、开展文化活动，干得热火朝天。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大多数人都担任点儿角色。大队开会，只要朝后院青年点一喊，各队干部就都有了。兴夺权那阵儿，村里几个地痞也成立了个什么组织，闹哄哄地夺了大队的权。我们一看，这几个人“地瓜踹一脚--不是好饼”，于是找贫下中农一串联，把大队班子的权又夺了回来。从此，知青的威信更高了。后来-当然是无言的结局。水里滚泥里爬地干了8年，又携妻带子混回城里。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吃亏的感觉。横向一比较，那些没下乡的也没好到哪去，都还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场糊涂的爱，是历史的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也许1968年“轰轰烈烈”的一刀切，与我们的自愿下乡有所不同，但就那个时代赋予的知青群体特有“精神”和下乡后的遭遇，却是相同的。我曾这样想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的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可明摆着，现在城里人又愿意到乡下发展了，这又证明我的想法不无道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话至今也没错，现在也可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如果我们那时就赶上改革开放，还愁在农村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30 年过去了，回想大半辈子的人生道路，那些顺利的时光都很平淡，唯独下乡这段岁月，总觉得很充实，又很有滋味。上山下乡没给我带来任何好运，只是空耗许多青春年华。可我仍然珍视那份近乎狂热的“真情”和刻骨铭心的磨难。吃苦、受累、挫折、绝望、坚持和奋斗，都集中在下乡这几年让我体验到了。此后，再艰难也感到不算什么。这个经历是一种无形资产，虽然它不能直接兑现。评职称它不当文凭，长工资它不算条件、提职务它不做参考 -但，它却可以使你逆境中敢于挺直腰杆儿，得意时不忘夹起尾巴。如果，一定要我说出这“财富”的用处的话，那么我说:它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谨慎的品德。靠这个“精神财富”的支撑，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虽然也遇到过许多沟沟坎坎，但从没遇到过烦恼和绝望。这就足够啦!

离开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很多事都难以说清楚。上山下乡这笔账虽然糊涂，可也不能什么倒霉的事都记到它上面。我们这茬人，搭上困难时期的边儿，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点儿，沾上拨乱反正的光儿，这前前后后一折腾，大好时光的20年就过去了。所谓“这茬人”，并非单指上山下乡这批人，还包括蹲牛棚的老干部、挨批判的文化人、搞科技的“臭老九”……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还没点苦难经历。苦也受了，累也挨了，现在回头再看，只要不是搭上性命、落下残疾就算捡着。

如果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上山下乡的经历，它将一无是处。然而，当时那种狂热的背后，所蕴含的忘我精神，不正是当今时代所缺乏的吗?糊涂的事就让它糊涂下去吧，那份真情确是可贵的，不能丢掉。

本文原载 1998 年11月《辽宁日报》署 丁宁，即丁峪麟

1.3 点长、两张照片和小镐把（翟雅萍）

㈠ 我眼中的点长

喻国政是我们的点长。

在学校时很多人都知道喻国政。我常常看到他在学校的足球场上驰骋，颇有点“球星”的风范。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没想到后来我们竟成了一个青年点的同“一家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喻国政是浪尖上的人。应该说这个人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人代表了一大批人。

一九六五年的一个明媚的夏日，我们沈阳二十九中学的全校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某大礼堂里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去年到农村插队的高三同学喻国政回母校来做报告。

当他剃着光光的秃头，穿着农民才穿的对襟白小褂冲上讲台时,一股青春的朝气，一股山野的馨香迎面扑来。年青的心全被激动了，会场上暴发出迎接元首那样的长时间的雷动的掌声。

十九岁的他用朴实无华的，真切感人的语言娓娓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开原县的威远堡有一个靠山屯，那里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们，还有十九个亲如手足自愿去务农的兄弟姐妹。那里有青山座座，那里有寇河蜿蜒；那里有春种秋收的辛劳，更有劳动换来的甘甜。那块土地上缺少文化，有志者不妨去一搏。

当时上山下乡的话题在我们学校一直沸沸扬扬。听他言罢，我对那片绿水青山产生了怎样的梦幻？我发挥了从小长大的全部倔犟，不去看母亲涟涟的热泪，不去听弟弟妹妹的哀求，我偷出了户口本，毅然走上了这条被当时人认为是受了鬼使神差的下乡之路。

是喻国政的报告决定了我青春的脚步？我认定自己是去革命的，我俨如江姐俯视着涛涛长江，“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我千百遍地在心里念着保尔•科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至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应该有勇气这样对自己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走进了向往的广阔天地，四十六个兄弟姐妹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每日三餐同一锅饭，相互间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了如指掌。身为点长的喻国政一言一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视线；一收工就操起扫帚打扫青年点大院的是他；常常为男女同学“起”厕所的是他；严寒来临，为青年点筑起防风墙的是他；寇河刚刚解冻，让男同学背起女同学过河的是他；给做了错事没脸吃饭的同学端上热腾腾的饭菜的是他；与极左的军代表老王据理力争，说“靠山青年点是个先进的集体，任何人不得随便否定”的是他；为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弟、妹落实政策，把他们的户口办到靠山屯落户的是他；在扑救靠山屯的几次大火中，冲在最前面的是他……这桩桩件件真的叫人好感动，好感动。

可十几岁的我有时又感觉看不到他心灵的底层，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非常注意自己对同学的影响，他从不让自己感情的江河随意奔涌。

我们一起打柴、一起行军、一起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离我是那么贴近，可当他一板一眼地说我不突出政治的时候，我如同隔着重重浓雾隐约看到他的身影，他离我是那么茫远。

但他毕竟是真诚善良的，他的睿智，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身体力行形成了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不能不令所有的人折服。在那日不出即作、日落仍不得归的艰苦单调的农耕岁月里，是点长喻国政为我们的知青生活涂上了斑斓的色彩。

靠山青年点曾有过辉煌，喻国政功不可没。他和丁峪麟、赵守成等同学一样是我们的骄傲，是青年点的宝贵财富。

㈡ 两张照片

我家是先进青年点。

县知青办在我家办了一次图片展，几十张反映我们全家人生活的照片挂在兼做俱乐部的食堂的墙上。外边来参观的人赞不绝口。

图片展结束后，照片由喻国政集中保管。其中有两张照片我很想得到：一张是在青年点的大院子里，我挽着裤管（刚下田回来）高擎右手正在唱“天塌下来只手擎”。我身后有好几个同学在为我伴奏：丁峪麟吹笛子，韩渝生拉手风琴，江宁娜弹阮，刘恩义、孙雨拉二胡，苏嘉元敲木鱼，石里奇打竹板。段伟拿着一个短笛还没找着调；最后面一排是赵守成大哥，我的同班同学杨冬冬，小胖子徐连斌，还有到我家接受“先进青年点”教育的外点知青王子民。在洋井边还有张大爷搂着两个小孩，最边上是放牛的二胖子。他们在饶有兴味地看我们这台戏。

另外一张则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连绵的青山下面是片片碧绿的水田，我们二队的社员正在要插秧的水田里耙地。我站在田埂上，段伟在水中扶犁，刘锦绣手拿鞭儿催促老牛快些走。每一个干活的人都是笑吟吟的，好一派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这张照片总叫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那男耕女织、宁静祥和的醉人景象。照片上看不出我们的疲惫，看不到那时常袭击我们的彷徨。

两张照片是多么难得的两个瞬间！

我总在心里策划着怎么才能说服喻国政把这两张照片给我，我窥视着时机。一天我看男寝室只有喻国政一个人，于是我走了进去。

“喻国政我求你一件事。”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当然不是为了换回一个灿烂的笑，而是为了那两张我朝思暮想的照片。“什么事？”，他问。看得出来他情绪很好，于是我充满信心。“你肯定能办到，但你要先答应行还是不行。”我耍了滑头。“好，我答应你。”他像对待其他事情那样认真地说。“办展览的那些照片有两张我想要，归我保管行吗？我保证不会弄丢。”

我终于表演完了自己导演的节目，心跳有点加快。我看定他的脸，注视那上面的变化。他稍沉吟了一下说：“那好吧。”我于是心花怒放，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跳上了土炕，打开了自己的柳条包，我看到那些照片已被他精心包好，我不由得暗暗称赞他对这些照片的珍视。他拿出所有照片帮我一张张地找，于是我得到了那两张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照片。

岁月悠悠，当年照片上那个小姑娘如今已人到中年。如果把这两张照片拿给不知底细的人看，谁会知道那个穿件格子上衣，扎着两只小辫子的小姑娘就是我？

每当我拿起这两张照片细细观看，一切都象发生在昨天，包括它们归我时的一幕。这是我风雨人生的两张写照，我能不象珍藏宝贝那样地珍藏它们吗？

㈢ 不突出政治的小镐把

在农村，最累的上趟子活要数刨茬子。每当初春，当冻土刚刚化开，要将去年留在地里的高梁茬、玉米茬用小镐或大镐一棵棵连根挖掉。这就是刨茬子。此时还无绿色，还无生机，茫茫旷野与人为伴的除了风就是土。我们女劳力一般用小镐，每刨一棵下来就得用镐背将那根上的土全部打掉。春天风大，那土就借着风势劈头盖脸地扑将过来。稍一张口便满嘴沙土，迷眼睛则小菜一碟。那飞飞扬扬的土灌进你的脖子，顺着脖子下来又粘到你的前胸后背，再溜到腰间。到地头时将两只鞋子里的土一倒，地上马上就堆起两座“小山”。

我挥着镐在拼命，握镐把的手心满是血泡。血泡破了，鲜血染红了镐把。浑身流淌的汗水使穿着棉衣的身体象被热气蒸着。脸上的汗和着泥沙往下流，整个脸成了京戏里面的脸谱。

我们就是这样冒着东北特有的料峭春寒，深深地弯着腰在苍茫大地上你追我赶。一镐一棵，一棵一镐，心鼓敲得咚咚，脸色涨成紫红。远远望去，烟尘滚滚，黄土漫漫，真如古战场上的一场拼杀。啊，刨茬子，近乎残酷的劳动——刨茬子！真有些悲壮的色彩。

第一次刨茬子满手的血泡并没摆脱我拉兜的厄运，劳动实践告诉我劳动工具的质量是何等重要。

第二年春我买了一把新的小镐，我求家中最巧的蒋铃为我安一个镐把。蒋铃是我家的鲁班，他用了两个晚上精心地用柳木为我做了一个小巧的镐把。他交工的时候笑着说：“保你不拉兜”。

这把灵巧漂亮的小镐果然使我出尽了风头，我抡着它越干越勇，几乎与妇女队长拉平。我心花怒放，深深地爱上了这把小镐。于是我在镐把上写下“手巧不如家什妙”几个字。我得意地把写了字的小镐给这个看看叫那个瞧瞧，当我把它举到点长喻国政的面前，他不冷不热地说了五个字：“不突出政治”。

我的心即刻凉了下来，心底腾起一股淡淡的痛楚。为了表示我不是个不突出政治的人，后来我在锄杠上写下：“手握银锄，心怀天下”。

（选自作者《知青生活回忆录》（网络版），该“录”有部分内容在《青春的回响》上发表）

1.4 忆当年（石理琦）

我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下乡，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返沈参加工作，在青年点这个家住了十年。六四、六五届同学四十六名，我是最后一个离点的。

说起下乡，每个人都有自已的轨迹。一九六二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二十九中学（回民中学）。苦读了三年，当毕业升学报考自愿时，我沒有听徐少俭老师和我母亲的忠告。母亲说，咱家生话困难，你就报考医专或者是大连火车司机学校吧。徐老师说，你家成份不好，你父亲还是"右派"，你可别报保密中专。可是我当时十六岁，年少不知世事艰，把母亲和老师的话当成耳旁风，报考第一志愿是黎明机校，第二志愿是松陵，最后的志愿也是电子设备学校。自认为考得不錯，结果名落孙山。

当时有个提法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在八一剧场，听了六四年知青喻国政、秦昆、刘桂云，还有一个盘錦下乡青年的报告。听了他们的报告，想到党的培养，特别是我三年初中学费全免，月月还发给6元助学金（三等），我要报党和国家之恩，便下定了决心上山下乡。于是我背着父母，偷出了戶口本，迁走了戶口。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晚上，在同学王立坚家住了一宿，刘兴伟，孙建堂，周宜三位同学也来陪我，周宜还赠我两本日记。徐老師也给了我一些衣裤。

第二天，天下着小雨，我站立在苏军烈士纪念碑前，心中默念，父母对不起了，儿已长大，虽然没有行装，但就象革命先辈们奔赴延安，我就要不辞而别奔向农村了。当天就和十六名同学乘火车奔向了开原，到开原又转乘去威远堡的小火车。火车一路摇晃，一路上下跳跃，六十里路，竟走了二个多小时。同学们是一路欢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了威远堡车站，靠山大队接下乡青年的马车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十七名同学，把行装放在马车上，人坐在行李上。有的手里紧握着旅行袋，有的手里拎着网兜，网兜里装的是洗漱用具和母亲精心给他们准备的烙饼、咸菜，总之袋里兜里是滿滿的。到了寇河边，河水微涨，水深已沒到后车板。头一次坐马车，有些同学不免有些惊慌，大家簇拥在一起，到达青年点。

第一眼看到的是秦昆，她的一声喊，出来了养猪姑娘刘錦绣，紧接着其它六四年的知青、先我们九月三日到靠山的六五知青都跑了出来，大家握手，问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到靠山的第一顿饭，咸土豆，高梁米粥（分枝大红穗），大饼子香、有点甜……我永远牢记那一天。在农村的十年，我长高了，我成熟了，我人生的座右銘是国政的一副对子：餐风饮露无穷乐，粗茶淡饭分外香。

2018年4月11日（《微霞满天》征文）

1.5 已婚知青返城记（金霆）

靠山知青故事多，酸甜苦辣不蹉跎。

已婚知青返城路，半是沟坎半是坡。

（1971年8月欢送马犁等第一批抽调回城时的全体知青合影）

如果说1968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大潮，那么“文革”之前的上山下乡就是小潮。而小潮潮起之时並没有落潮之说，是68大潮潮起汹涌澎湃，落潮也蔚为壮观，才将小潮也席卷而去的。落潮始于1971年，止于1981年(?)，咱们靠山大多数小潮的弄潮儿是在这十年间先后返城的。但是奇怪得很，弄潮儿的下乡之旅常有人津津乐道，而返城之路却三缄其囗，鲜有披露。

那么小潮的大多数弄潮儿都是怎么返城的呢？一部分是在青年点按部就班抽调返城的，不过这部分人不多，数量大概屈指可数。还有那么十来个是在投亲或借调到一些团体后在青年点之外的某个地方返城的。而剩下的弄潮儿则是已婚知青，他们的返城之路艰辛、曲折，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有的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虽有惊而无险，衣锦还乡；有的只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一、二，虽曲折而途坦，顺利返城；有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全都不占，虽坎坷而不懈，踉跄归根。其中“全不占”已婚知青回城之路最为传奇，堪称经典。当然这只是少数“另类”，不必认真。

大概是1980年左右，天降纶音，说已婚知青忠国恤民，艰苦卓绝，自强不息，功勋显著，特准返城，听得“全不占”们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久旱逢甘雨，虽然这一旱就是十来年，但好饭不怕晚，总算还是有了一碗，但这碗饭吃得並不轻松。

先是得没病装病，装有大病，病得挺重，重得不能在农村劳动，重得无法在农村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病困”，因病困返城。可是光自已装还不行，空口无凭，不足为据，还得让县或区级以上医院的大夫和你一起装，然后在诊断证书上盖个章才可以。如何让那大夫帮你一起装呢，就看你的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有了诊断书，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提交一份病困返城申请书，申请书要把你的困难写足，写得声情並茂，写得让人一看就掉下眼泪最好。好在都是知青，有知识，有文化，写点东西，並非难事。

再下来就是让生产大队证明情况属实，同意返城，盖上大印。这一关最为好过，乡亲们虽然舍不得你走，可是谁会去耽误你的前程呢。

再再下来就是去公社盖章，掌玺的公社秘书会让你找主管知青工作的公社领导签字同意，然后才肯落印。只是这公社领导工作太忙，行踪不定，你不跑几趟，公社的大印就盖不下来。

再再再下来就是县里这一关，这一关最讲理，只要你材料手续齐全，就会个个放行。乡下这边是管放行的，相对容易，而城里那边是管接收的，就比较麻烦。较之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城里的第一关是父母。已婚知青拖着妻(夫)小三四口子，忽喇喇地回家，喜煞了父母，但也愁煞了父母，首先是住在哪儿，再就是工作怎么办。已婚知青要回城的重要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就是得有个接收单位，而这个接收单位只能自己找。于是父(母)就得舍下脸来去求他们的领导，领导同意了再上报领导的领导，一级一级地往上报。大慨这些领导手上有什么文件，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不久便一层一层地批复下来，接收单位就有了着落。当然这接收单位往往就是父(母)工作单位自办的集体小企业，並不称心如意，可是要来的饭别嫌馊，也得将就吃下去，谁叫你非得要返城呢？这样，走了一大圈就又回到了原点。命运真个滑天下之大稽，想当初原本可以留在城里相对体面地分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却打定主意要做有志有为的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农村去，甘愿奉献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去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到如今，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生儿育女，践行了下乡初心，本是前途光明一片，却要执意返城，弄得如此这般狼狈不堪，怨得谁来？

有了接收单位，剩下的就是去开证明和盖章。上学校证明是在从这个地方下乡的；上街道公社、居委会证明下乡前是住这儿的；上派出所证明户口是从这儿迁到乡下的……好在这些事都是货真价实，证明比较容易拿到，无非就是跑跑腿而已。

待乡下、城里的所有材料弄齐全了，沈阳市公安局便会发给你一份户口迁移的材料，已婚知青便可以喜滋滋地回乡下迁户口，收拾东西往城里搬家了。

但是已婚知青的配偶如果是农民，那么这位已婚知青的回城之路就要多出一道门槛。要想过这门槛也间单，那就是变已婚知青为离婚知青，把孩子带回城去，把孩子他爸(妈)留在乡下(当然实际操作时只是把孩子他爸或妈的户口留在乡下，而人一起进城)。据说有的地方已婚知青变成离婚知青了还不行，还得让那个农民配偶和别人再婚后，这个离婚知青才能取得返城的资格。天下之大，真个无奇不有，不就是一本城里的户口本吗，干嘛这么折腾人。

有人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城乡户口的问题，如此看来这话好像不无道理。

就在这些“全不占”已婚知青不屈不挠的时候，大多数小潮弄潮儿早已不动声色地在城里找到了自己的营生。而彼时彼刻我们的靠山村呢？青山依旧在，寇水照样流，缺粮少穿茅草房，一穷二白的面貌並没有改变多少。本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是为什么弄潮儿说走就都走了呢？不是说好了要“建设新农村，改变穷和白”“昂首阔步向前迈”吗？不是说好了要“与贫下中农结合，在农村中扎根”干革命吗？为什么呢？唉，真是说不清楚。如果，这里是说如果，如果当年毅然决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钱学森呀，邓稼先呀，这些让知青下乡时奉之为楷模的科学家，看到如此情景，会作何想呢？他们会不会说，你们这是咋了，怎么返城了？是不是有些后悔了？忘了初心了？你们不是拿我们做楷模做偶像吗？我们可没有回美国哟。我们的初心未忘，回国不悔，一辈子践行当初回国时的凌云壮志，没有半途而废呀，这点你们可就不如我们了呀。当然历史不能如果，也不容假设，科学家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这都是假设，假设是不作数的。

不管怎样，一切都已过去，“淡然释怀笑万物，唯闻花香满楼窗”。

庆幸的是，我们顺顺当当或磕磕跘跘地总算是返城了；幸福的是，我们花甲古稀之年精精神神地趕上好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兄弟姐妹般的骨肉亲情牢不可破，愈久弥新了；祝願的是，我们今天聚，明天聚，这辈子怕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018年8月30日（《微霞满天》征文 ）

1.6 打工瑣记（张帆）

从45岁到65岁，从北方到南方，我在私营企业打工20年，饱尝了其中的苦辣酸甜。

1994年我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45岁以上“一刀切”全部实行“假退”，当时好多同事很难接受这个决定。但这是改革，不接受也要接受。

我还好，没过几天，我就在一个小公司工作了。后来小公司下属的小企业大部分解散，公司就要成为空壳，我必须另谋出路，正所谓“水没来先垒坝”。沈阳最热的7月末，我骑着自行车大汗淋漓的奔波于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但是下岗的人那么多，想找工作谈何容易！

一次偶然的翻阅报纸，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限公司”招聘会计，年龄在25岁以上，“以上”两个字叫我眼前一亮！(以前这类招聘广告，用人条件最宽的年龄限制都是35岁以下)。既然是“以上”我就在这个范围。我精心的打扮一下，化一点淡妆，我暗暗对自己说，我虽然年龄大，但我有经验，我有我的优势，我要争取成功！面试过程，我表现很好，但一周过去了，没有消息。

1997年9月1日，大雨倾盆，天阴的像黑夜一般，我心里也是沉掂掂的。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张帆吗？”“是我”“**公司已经决定聘你为公司会计”啊！太好了！刹那间，我的天空明亮起来。我急忙打电话告诉于众，我应聘成功了！

㈠ 老板娘

第一天去上班，先见老板娘（原来的会计就是她，我要从她那把账接过来）老板娘姓x，我就叫她x姐，x姐50多岁，胖胖的，眼睛刚刚割过双眼皮，带一副窄窄的眼镜，看我时目光从眼睛的上方斜愣着，我不由得一阵心慌。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情绪，当讨论到私企老板特关心的，怎么合理避税时。她却不屑地说：“我们税务局有人！”我没心思计较她的傲慢无理，只想快点干活。我翻着以前的记帐凭证，原始凭证竟一张张掉出来，我仔细的粘贴好。再看看账薄，明细账与总账全对不下来，往来账也没有按户头分门别类，我明白了，我要接的是怎样一套乱账。不过，没关系！我会给他理清楚。

最初的一个月，我无论怎样努力工作，老板娘也没给我过好脸色，一天下午，她从外面回来就气呼呼的，不知为什么竟歇斯底里的对我大喊大叫。呜呼！我成了她的”出气筒”，我气的说不出话，胡乱的收拾一下东西，拿起包就往外走，只想快点逃离这个鬼地方。

“回家吗？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这样放弃吗？”我茫然的往前走。“可是，尊严无价啊”我为什么要受这份窝囊气！我移动着沉重的脚步。

这时候，忽听后面有人喊我：”张姨”，回头一看是出纳员张延，她告诉我，她借口去银行办事来陪陪我。她说：“：老板对x姨非常不好，她心里难受……不是你的错，你别难过，不要因为她的脾气没了工作。”小姑娘的一番话，真诚而又温暖，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哭过之后我忽然想明白了，老板娘有她内心痛苦，宽容理解她吧。

㈡ 第一任搭档 张延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和张延配合的非常好，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一对忘年交。这孩子聪明过人，模样又好看，这样惠外秀中的女孩子，却一点没有娇气，干起工作来，非常踏实。我俩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主动打扫三楼办公室的卫生，张延有时候特意早上班，用吸尘器吸完所有的地毯。看她用手去抠水池子的脏东西，我常常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是私营企业的财务人员，谁都知道，有多难！工商税务银行我们不知要动多少脑筋，才能做到老板满意，各方满意。工作中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和张延商量，一定能有好的解决办法。我也把我多年的财务工作经验毫无保留的告诉她。我们互相真诚相待，像亲人一般。二十年多年前公司只有一台电脑，只有文秘一个人用，我碰都不敢碰，但在张延的鼓励下，我也利用休息时间开始学电脑。张延做我的老师，从打字的指法，一点一滴的教我，那份耐心就是自己的亲生子女也未必做得到。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用E-mail给孩子写信，不会忘记第一次用EXCEL做表格，更永远不会忘记张延对我的帮助。

因为张延聪明，管理上也有很多“点子”老板好多事情也愿意听她的意见。我常常戏称“张延是老板的军师”。张延毕竟年轻，像“三国志”里的杨修一样，太过展示自己的才智。

后来多疑的老板竟然怀疑张延在现金方面唬弄他。我了解张延，她是个品行端正的孩子。气愤之下张延辞工了。我也失去一个好搭档。

㈢ 第二任搭档 谷惠燕

公司通过招聘来了第二任小出纳——谷惠燕。第一眼看到小谷，我不由得暗暗惊呼：好漂亮的女孩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宫极精致，像用千分尺量过，无懈可击。大大的眼睛，天真而纯净。没有化妆，牛仔裤，体恤衫，自然朴素，却有着摄人心魄的美丽。工作起来我发现：小谷和张延截然不同，张延是思维活跃，总有新点子，而小谷却单纯的像个孩子。由于大学刚毕业，书生气十足，没有工作经验，更不懂人际关系。张延是总帮着我想事情，出主意，而小谷自己的事情还需要我来帮着想呢。因此我有些抱怨，也有点担心，心想这孩子能适应这复杂的环境吗？能担起这份不算轻松的工作吗？

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小谷人很实在，因为刚参加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找到窍门，但她十分努力，肯吃苦。小谷也有点倔，这点和我很相像。我们是越处越合得来。工作也越来越默契。

小谷毕竟是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财务知识和电脑知识都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虽然是名老会计，实际工作经验多点，但理论知识和电脑水平远远不够，小谷在这些方面给我很大帮助。可以这么说，在张延那里学的是电脑基础知识，“小学毕业”；而小谷又帮我提高了一个档次，‘初中毕业”。比如：怎样用右手键，怎样“另存为”清除内容，设“计算公式”“页面设置”等等。

后来我到深圳工作，需要办全国的会计证，还有好多个人杂事都是小谷帮我办的，本来她工作很忙，又要准备结婚。我那些事情要跑很多地方，非常麻烦，是很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她却帮我办的周到细致，无一疏漏。她是重情重义的。我们已分别20多年了，至今仍然保持联系，我电脑里有她的婚纱照。看到她和老公一起幸福的微笑。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㈣ 工作中的辛苦和快乐

打工，尽管辛苦，尽管有许多无奈，但它给了我学习锻炼的机会，给了我实践财务知识的平台。财务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我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尤其是“一般纳税人”要用电脑开票，还要把所有的数据输到盘里，报表时即要报表，又要报盘，容不得半点差错。记得我和小谷第一次用电脑开票，由于打印机没有较对好，打出来的发票，一会偏上，一会偏下，一会又偏左，我们就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较对。紧张与兴奋使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我们手捧着打印好的整整齐齐的发票时，那种成功的喜悦无以言表。

“W”店由开始的2家店逐渐发展为10家店，每开一家新店我就必须先跑工商，再跑税务，还有质检局等。这需要我细心周到的准备各种资料，要礼貌清楚的回答各种问题。还要伺机递上优惠卡之类的礼物。有一次，注册新的分公司，我们注册的地址和实际地址不符，那我也要想办法过关啊！我和小谷拿着像机假冒记者在开发区照别人家的房子，那天正好是八月份的中午，我们又热又渴又饿，顾不得喝水吃饭，头发被风吹的乱七八糟，好歹照了几张房子的照片，回来后又用电脑修版，制作招牌。就这样新的店面堂而皇之闪亮登场。过后想想，我不知道我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也许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另一层面吧。

㈤ 办贷款

“W”公司，周转资金，并不全是靠老板苦干实干创造的原始积累，而是需要贷款。银行的关系当然是老板自己打通，其他手续就是由我来操作了，首先我要作报表，报表要做的天衣无缝。还要赶时间，提速度，每次都要加班熬夜。接下来要跑房地产大厦，办抵押手续，要跑资产评估事务所，作资产评估。那几天，往往是做着报表，又和银行通着电话，这边资产评估师又到现场来评估，我又赶紧和评估师握手，沏茶，倒水。我不是一个雄心勃勃事业心很强的女人，但那个时候我必须表现的聪明能干。因为愿意工作，就必须提升自己。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

有人说工作中的女人是美丽的。我觉得这话有些道理。因为要上班就要按时起床，要梳妆打扮注意仪表，脸上还要经常挂着职业微笑。要举止大方，谈吐得体。要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是我愿意上班的一个理由吧。

㈥ 在“W”公司工作6年

2003年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6年，这在打工者中算是很长时间的了。我不喜欢这里的“头”却非常喜欢这里的普通员工，喜欢这些天真无邪的小朋友，喜欢他（她）们一双双纯洁明亮的眼睛。每天早上一进门，就能听见他（她）们亲切悦耳的问候“张姨，早上好”我也自然满面春风的回答：“小朋友们好”。中午我们一起吃饭聊天，我做的凉拌土豆丝，小朋友都抢着吃。节假日星期天我也经常到卖场帮忙卖货。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感受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工作的激情。那种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精神，使你不由得心情愉快。

2003年9月W公司经受了二次意外事件的考验。我也觉得工作压力太大，决定放弃这份工作。离开”W’那一天，我泪流满面，苦辣酸甜尽在不言中。

因为儿子在深圳，早就希望我能过去，我也想儿子。9月末交接好工作，过完国庆节我就决定去深圳了。

㈦ 深圳打工

深圳是个年轻美丽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才20多岁，刚到深圳时，到处走走，给儿子做做饭菜。觉得不上班也不错，但时间长了，心里还是觉得惶惶的，儿子知道我的心思，通过他同事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所谓介绍就是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我通过了二轮面试，一轮笔试。最后终于正式办理了入职手续。成为深圳xx电子有限公司的一名新员工。

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中港合资的工业企业。工厂在关外（郊区） 。开始有班车，我可以每天回家，尽管每天到家都八九点钟，但毕竟还可以每天看到儿子，和儿子说说话。可后来我就必须住在那里了。那里是刚刚开发的农村。站在宿舍的楼上往下看，一片荒凉的红土地，有工人正在工地上打夯，远远望去就像沙漠里的钻井队，打工仔打工妹穿着一样的灰色工衣，好单调好寂寞哟。在财务办公室，同事用粤语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以前总听人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还想，怎么会？太夸张了吧?这回是真正体会到了。宿舍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电源（怕着火）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到报纸，我刚来没伴，我也不敢远走，晚上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听外面的风声，品尝着孤独的滋味。

但是我还不想这么快就做“逃兵”！起码，我也要看看深圳的财务和我们内地有什么不同，我要跑跑深圳的税务机关，我要多少学习一点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骨子里的倔强让我留下。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工作；到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批文。因为有这方面经验，倒也不觉得难，广东话叫“轻松搞掂”。

工作一个月以后，觉得这里的财务和我们东北真没什么大区别。反而更好做一些，心里有底了，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到市里的公司再试试。正好这时我们家要搬家，需要整理东西。所以做到月未就决计进军深圳市。我就不信在市里找不到工作！

过完春节，我就开始在网上发布求职信，登陆“求职招聘”网站。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两天的工夫，我就在一家“家装”公司上班了，这家公司在福田区委附近“东方雅苑”写字楼里，写字楼很漂亮。有保安人员用电脑对全楼进行监控。办公室的窗前，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小桥，流水，人工瀑布，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花草在微风中轻歌漫舞。

公司是成立不久，之前一直没有聘会计，只有自己记的“豆腐账”我用2个月时间理清旧账。之后工作量太少，给别人打工太清闲，还觉得不好意思，就主动提出给他家代账，收入少一些，心里更踏实。

紧接着我又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聘，这是一家“企业形象策划”公司，主要是从事一些广告策划。设计师们打扮的很酷，扎小辫，染红头发。人却个个有才华。老板是广东人，妻子是湖南人。夫妻俩都很年轻，精明强干。在这里感到老板和雇员之间人格平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讨论，同事之间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总之这里各种个性相互包容。没人打听别人的背景，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年轻人刘妍（两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 。

刘妍是我的东北老乡，现在和她老公朱迪在深圳办起一家视觉设计公司。这样有能力有魅力的年轻女孩子为人极善良，我们常常一起聊天，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环保，比如公益广告。我给她的公司做兼职会计，去工作，也是去会朋友，心情当然很舒畅。

我的打工生活，也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段经历，虽然平凡，但也别有滋味。

（《微霞满天》征文 ）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2.1 我之青春无悔（梁啸海）

文革中1968年掀起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乡大潮，至今已是五十周年，自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止，距今也已四十周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早被历史否定，但关于它的褒贬却至今尚未完全停息。当年的知青已年逾花甲或古稀，回忆上山下乡的各自经历时，都在青春“有悔”和“无悔”中做出自己的结论。的确，“有悔”也好，“无悔”也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经历和体会所得出的。

我是文革前1965年下乡的知青，与文革中1968年及其以后的下乡知青，在下乡的社会背景和国家采取的政策手段上都有很大差别。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基于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的长远布局出发，是百年大计，采取号召引导，个人自愿为原则的办法；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在当时的无奈之举，是权宜之计（尤其是1968年全国积压了六届初高中学生难以安排就业，只得“一刀切”全部推向农村），采取政策执行，个人“被动服从”。这就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埋下了隐患，终于导致知青返城狂潮，国家不得不于1978年用“四个不滿意”否定并终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改革放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由原来的动员城里人下乡已变为农村人进城，农民工大潮生生不息。国家为加快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还鼓励农民进城落户。时至今日我们再纠结“有悔”与“无悔”，真有点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了。

但话又说回来，社会在发展进步，但历史不能忘记，不能抹掉，以史为鉴知兴衰。每个人毕竟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年轻时代、艰难时期的记忆是刻骨铭心，充满情感，到了暮年更成谈资。既然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我就不揣冒昧，谈谈己之青春无悔，不想辩论，只是表述自己的经历、体会与看法，交流而已。

一、为国选择 终生不悔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和体育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从小接受学校与社会的集体主义、社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兴无灭资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在中学每学期都有半个月到农村参加支农的生产劳动。这些教育和劳动对我“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六二年升入高中，学校的政治空气愈加浓烈。学雷锋、学毛著、听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传达农村“四清”运动文件、下乡知青先进事迹报告（其中有我后来下乡去的靠山青年点喻国政、赵守成等回母校作的报告），再加上报刊杂志对董家耕回乡务农感人事迹的宣传报道，搅动了平静的校园。一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各地中学涌动，以致《中国青年报》发表《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社论，号召应届中学毕业生安心备考参考，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个挑选既有学业成绩的挑选，也有政治条件（家庭、父母、本人）的限定。能不能挑选上是一回事，下不下乡是另一回事。我不知什么原因未被挑选上（当时无考后公布分数之说），但多年所受的政治教育，使我笃信党和国家的政策，不计较个人的遭遇，决心做有志有为的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农村去，炼红心，有作为。那时我完全有条件在城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选择了上山下乡，与母校六五届二十六名初高中毕业生下乡到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插队落户。

面对我们的选择当时和现在都不乏有人说我们”傻”，但我总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傻子”，甘愿吃苦挨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甘愿奉献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去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果人们都只顾及个人的前途，不问及社会与国家的需要，情何以堪？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多少爱国科学家华侨，抛弃国外厚的生活回国为祖国复兴大业鞠躬尽瘁；我们这一代只为祖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挥洒汗水，奉献青春时光，何言“青春有悔”？应该说是青春的闪光！

如今我已是古稀老者，但上山下乡的初心不改，终生不悔。

二、全力拚搏 青春闪光

有人说下乡是青春的“荒废”，因而青春“有悔”。对于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

对于1968年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而失去最佳升学和学习时光的六届初高中生，确是扼腕而叹的”憾事”。但对于他们来说当时下乡不存在自我选择的余地，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不是“悔”不“悔”的问题（客观地说，虽然是”裹挟”，但在当时文革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抱着“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涨政治热情上山下乡的。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也能与我一样选择上山下乡）。

从另一角度上去看，在农村劳动就是“荒废”青春的说法也不妥当。数以几亿计的农村青年和农民生产国计民生所需的粮食，难道是青春与人生的“荒废”？其实，从事任何国计民生所需要的行业，沒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认真学习或工作就不是青春与人生的“荒废”。

说到底，人在社会中生活其“青春与人生”无不受社会的影响并打上当时社会与时代的印记，而且对其“青春与人生”的经历叙说、看法如何又无不是由其“三观”所决定的（由于本文所限，不便展开深入探讨，只抛出观点)。

我从1965年下乡到1978年升学返城在农村足足干了13年。下乡时19岁，回城时32岁，我并沒有浑浑噩噩、贪图安逸、虚度光阴，荒废青春，而是为实践志向，奋力拼搏，砥砺前行。

下乡头六年（1965年～1971年）我在劳动力缺乏的靠山八队起早趟黑，辛勤劳动，担任过生产队出纳员、水稻技术员、民兵排长、大队民兵连长。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曾率民兵参加国家输油管线“八.三”工程建设。1972年～1975年担任靠山学校戴帽初中班民办教师，1977年～1978年担任威远公社中学代课教师，为农村中小学教育出力。1975年～1976年曾回靠山八队担任指导员，带领社员大搞水田基本建设与积肥，实现粮食产量与社员收入“双增收”。

十三年虽然我没有做出骄人的成绩，沒有出人头地的炫耀，是名普普通通的知青，更是劳苦大众的一员，我很平凡，但非平庸，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默默地在田间挥洒汗水，为国家生产了粮食；我在学校讲台上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传播了文化科学知识，发挥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光和热。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志向与追求，踏实肯干，沒有荒废自己的青春，虽吃苦受累但值了！我对在农村的青春岁月无悔！

三、农村锤炼 育吾于成

在农村的十三年是我一生最艰难困苦的十三年，锤打磨炼的十三年，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意志提升的十三年。我从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里学生变为有强健体魄，能科学种田的农民；由青年学子成长为教书育人的教师，增长了才干。尤其是八年已婚知青的生活，我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践行了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难，知道了他们期望，学到了他们的善良、朴实、吃苦耐劳、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与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使我更谙世事逐渐成熟起来，增强了适应社会的本领。为我回城后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能克服困难迅速适应各项工作与变化。

农村锤炼，育吾于成。在农村的青春岁月，是我人生成长的难忘岁月。上山下乡的十三年历炼是我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受益一生。

四、爱情友情 幸福终生

下乡十三年我有两项人生偏得，伴我幸福终生。

一是收获了爱情。共同的人生境遇使我和同点的靠山五队女知青秦昆相识相爱，我俩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却是艰难历练的知音；共同的志向让我俩牵手砥砺同行，度过“寒窑虽陋遮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农村八年已婚知青岁月。返城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生活上相濡以沬。退休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子孙承欢，享天伦之乐；居山水间，得颐养天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的爱情如梅花来自苦寒，愈久愈香艳。

二是收获了友情。我很庆幸在下乡的头五年里能在充满正能量、阳光纯净、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团结友爱、生活有序无忧的靠山青年点生活。这段知青生活使我下乡后在艰难中感到温暖和希望，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坚定了坚持乡村的信念，对我在农村的健康成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家”的青年点里，我们甘苦与共，经历磨难，相互关爱，互相帮助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友情。这友情在农村的十三年里给了我精神和生活上的支撑，我终生难忘。患难结下的友情弥足珍贵。回城后已四十多年，我们仍然经常相聚，共忆下乡岁月与情谊，畅叙今日幸福时光。有了“群”更加亲密，愉悦，丰富了晚年生活。

有这人生珍贵的两情垫底与陪伴，此生复何求，我又何“悔”之有？

十三年的知青生活是我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步，是我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它让我经受风吹雨打，饱受磨砺，为农业生产奉献了青春，但收获了爱情、友情、知识、本领、阅历和成熟，我很欣慰。

最后用我所做美篇《青春的回响》之结尾，为本文画上充满激情的句号吧：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初我们是风华正茂、英姿勃发的青少年，而今巳变为鬓发染霜、年已古稀的老人。人生已行将谢幕（至今已有十三位知青战友逝去），回首在农村度过的那段青春岁月，我们感慨万千，但我们不遗憾，我们不怅惘，我们不迷茫，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青春曾在农村闪光，曾为共和国的建设洒过辛勤的汗水，曾为共和国的发展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靠山那片热土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闪光的青春，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激荡！

2018.8.28（《微霞满天》征文）

2.2 入党（高勇）

2002年12月8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 1965年下乡那天起，我就萌生了入党的愿望，经过痛苦的磨炼，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度过37年漫长的考验历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怎能不万分激动呢！有人可能认为入党容易，可我入党太难了。

1944年我出生在陕西省白水县县长的家庭里，四六年父亲在四平市当市长，四八年去了台湾，当时我只有4岁。母亲带领我们7个孩子留在大陆，生活十分窘迫。解放后党和政府照顾我们全家，我读完了高中。受阶级成份限制，我没能升入大学。当时，我要在城里找个工作很容易，我的家人都想让我留在沈阳当个工人，或者干点什么别的工作。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喻国政等六四届下乡的同学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做报告。我被他们的凌云壮志感召了，被报告中描绘的广阔天地吸引了。喻国政的报告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决心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到了农村，起初我并没有入党的要求，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学校里团都没有入上，入党我根本不敢想。我想，等经过自身的努力，具备条件以后再提出入党也不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我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刚下乡，我和其他六名同学被分到第八生产队，没过几天，队里就开始秋收。第一天是割豆子，我和同学们运足了劲，要冲到前面去。割豆子是累活，豆地的垄很长，一头晌只能割一个来回，我没有听那个邪，“初生牛犊不怕虎”，使劲地往前冲，凭体力冲到了前面。一天的劳动结束了，我的手虽然扎出了血，腰也累得直不起来了，老农拍着我的肩膀赞扬说“好样的，是个干庄稼活的好苗子”，我的心里高兴极了。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干活，各样农活都学得仔细，精通。除了干农活以外，还和社员打成一片，学习农民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66年的秋天，那时我的农活干得越来越精了，心也和农民相通了，社员们给了我充分的肯定。有一天，大队长尤洪启找我谈话，说社员们要选我当生产队长，问我干不干。我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就干。”我想，这回我更要大干一场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尤大队长又找我说:“公社没有批准你当队长。”一盆冷水泼在我的头上，疼在我的心里，我听党的话，满腔热血地想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农村，竟然遭到了拒绝。迷惘，不理解，我难过极了。

回到青年点以后，我那颗冰冷的心立刻被熔化了。青年点在喻国政等同学的带领下，搞得红红火火，政治空气浓厚，兄弟姐妹情深，互相关心照顾，所有的烦心事在那温馨的大家庭里都会烟消云散的。我们把青年点当成自己的家，我在青年点里是劳动委员，凡是青年点干活的事，我都管，由于能干，大家管我叫“老黄牛”，为青年点出力我心甘情愿。

时光飞快流逝，我要求进步的心情也愈加迫切。喻国政把我想要申请入团的愿望告诉了大队团总支，根据我的表现，大队团总支通过了。没想到，报到公社团委，马上给驳回来，原因是我家庭出身有问题。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按政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突出的可以入团、入党。公社团委无情的决定使我百般困惑。入团都不让，还能人党吗?我的心情很低沉，几乎绝望。喻国政安慰我，我含着眼泪对他说:“不要紧，不管我能不能入团、人党，我都要努力奋斗，即便组织上入不了团，入不了党，我也要像鲁迅那样，做一名党外的共产主义战士。”过后，我还在自己一张2寸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誓言。

1968年6月4日喻国政被选为开原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县里工作，让我当青年点点长。六八年9月，大批知识青年下乡，我们青年点也来了一批29中学的同学。人多了，点大了，工作多了。大队为了青年点的工作方便，把我从离青年点较远的八队调到了较近的二队。在八队我干得好，小有名气，二队也很欢迎我。在二队干了一年多，就当上了生产队“打头的”。“打头的”是专门领着社员干活的，一般来说，没有十年以上农活的经验，是没有资格担当此任的。“打头的”虽然没有队长官大，可是这个工作最难干，也最辛苦，一年四季的活由他来安排，社员的工分由他来定，起早贪黑地领着社员干。我才下乡四年就当上了“打头的”，一干就是三年。回忆起来，这也是一段可以引为自豪的经历。

正当我踌躇满志，忘我劳动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我的面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加剧，斗批改运动在靠山大队搞了起来。军宣队让青年点里成分好的知青做运动的骨干和先锋，在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上冲锋陷阵，把我们出身不好的知青打入另册，在批斗会上只能作旁听。这还不算，军宣队队长王某还无缘无故地要在我身上抓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喻国政和赵守成知道了这情况，找王队长详细地介绍了我下乡以来的突出表现，大队和广大贫下中农也出来为我说话，终于使我免遭一场灾难。呜呼!现在想起来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运动结束了，省军区来了个处长，批评王队长把运动搞过了头。王临走时找我谈了话，向我道歉，样子很恳切。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想:“有什么用呢，在我一心为党工作的时候，你给了我当头一棒，幸好我还活着”。

在农村几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也逐渐成熟起来了。为了表明我对党一心不二的忠诚，决心扎根农村不回城了。1970年11月我与当地女青年赵淑云结婚成了家。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但是入党的愿望没有泯灭，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我一如既往地按着自己的人格和标准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段路。

1974年8月，沈阳二纺机派了个带队干部，叫曲加，他在威远公社组织了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讲用会。应邀，我代表靠山已婚知青发了言。我的感情已经被压抑了七年，我怎么能够放弃这次抒发的机会?我把在农村的事迹，写成发言稿，内容丰富、生动感人。在讲用会上，到会的大部分知青，他们不知道我们老知青下乡以后的艰苦历程。我动情地念着发言稿，我始终不渝的要求进步，遭受打击也不灰心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扎根农村的行动，催人泪下。我的发言刚刚结束，全场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我终于有机会把我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了，是那样的痛快淋漓。

从1973年起，我在靠山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我教的是戴帽中学七年级的课程，教语文、政治。我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把我所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无保留地教给农民的孩子。我以我的做人准则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教导我的学生。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9年大批知青都已经回城了，我也要到开原县去工作。在我离开靠山学校那天，全体同学把我送到了威远小火车站。孩子们都哭了，那是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哭声揪住了我的心，我舍不得离开他们，舍不得离开靠山，我也哭了!

回城以后，我当过公司职员、施工队长。1980年还当上了开原县政协委员，政治地位提高了。1994年我又调到了铁岭市体育馆工作。因为已经拨乱反正了，改革开放了，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在农村30年积淀的吃苦、耐劳的知青“底色”没有变，我一心向党的红心也没有变。勤恳地工作，敢想、敢说、敢做，对体育馆做出了贡献，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体育馆馆长、党支部书记徐俊杰同志找我谈话，启发我人党。由不准我入党到启发我人党，这真是天大的变化，我第一次感到党的大门向我也是敞开着的。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我那篇情深意切的入党志愿书感动了体育馆的全体党员，得到全数通过。在市体育局党委审查会上，读到我的入党志愿书时，党委的主要领导感慨地说:“象这样深刻的入党志愿书，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到了”。

我在退休之前入了党，实现了37年苦苦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兴奋不已，告诉了我的亲友，告诉了青年点的同学，在这本纪念靠山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书里，我把我入党的经过写出来，意在告诉能够阅读这本书的人，不管他们怎样理解。

（见《青春的回响》 P214-218 ）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旗下，庆祝“7.28”四周年毛主席画像揭幕式上，六四、六五届知青跳“忠字舞”的场景，这是那段历史的如实记录与在心里的留痕

2.3 婚房（金霆）

这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事，纯度近乎四个九的赤金。可能个别情节会被认为有点夸张，那也是年代久远，记忆有些模糊所致，决非刻意而为之。

这个故事是关于已婚知青的故事。已婚知青的故事在靠山知青故事中的权重颇大，但却鲜有披露和晾晒，因此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成是一块引玉的砖头，胡乱地一抛而已。

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属于碌碌无为之辈，因此故事所述之事多是锅台前、水缸后的小勾当，没有感天动地的大作为，缺少鼓舞人心的正能量，因此不代表对主流知青的认知和评介。

这个故事中的许多说法，不必当真，可以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哂而罢。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定位，知青的社会贡献，青春无悔还是后悔等诸多问题，知青本人大都心知肚明，不必争来论去。

这个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那一年的那一个人说起。

那一年是1968年，那一个人叫孙洪琦。那一年的1月10日，靠山青年点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石破惊天的大事。女知青孙洪琦结婚了，嫁给了宿家屯一个俊朗的贫农小伙子，完成了她人生中一次大跨跃，成了第一位靠山已婚知识青年。

可是这么大的事却被人们漫不经心地疏忽了，时至今日也没谁拿这豆包当干粮！盘点一下靠山青年点，大事小情千千万万，重要一点的事也数以百计，可是称得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就三件而已，而孙洪琦结婚这件事，就是这三个重大事件之一。

第一件大家都知道，是“7.28”靠山知青上山下乡纪念日。1964年7月28日六位沈阳学生来到靠山跑马占荒，插队建点，于是这一天就成了靠山知青下乡纪念日，尽管大多数靠山知青下乡的日子並不是那一天。

第二件就是“8.20"靠山知青抽调返城纪念日。1971年8月20日靠山知青一行八人离开靠山返城，从此拉开了靠山知青抽调返城的大幕。“8.20”是靠山青年点和靠山知青命运一个颠覆性的大转折，其重要程度无论是对青年点还是对知青本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可惜多年来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却无人谈起！人们只知道大张旗鼓地纪念“是怎么来的”，却不怎么理会“是怎么沒的”

第三件就是“1.10”靠山知青扎根农村纪念日。从这个日子开始的以后几年间，大约占靠山知青总人数(以88人计)三分之一的知青先后扎根农村结婚安家，开始了已婚知青的新生活，一段漫长的是知青已不全是知青，是农民也不全是农民的新生活。也是从这个日子开始，靠山知青就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已婚知青和未婚知青。

两类知青相似而又不同，相似的显著标志就是口粮都是每年最低600斤，这一功德无量的举措让大多数已婚知青在吃饭问题上少了后顾之忧。而那不同，却让已婚知青倍感无奈和心凉。

一列火车到站，踌躇满志的乘客兴高采烈地下车，然后一起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年后，一列返程火车到站，乘客们蜂拥而上，但有些乘客却被拦在车外，眼巴巴地看着这列返程车从眼前驶去。那些被拦下的乘客就是已婚知青。当然这是后话，孙洪琦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靠山知青正在醉心地唱着家歌，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返程车还能来的那一天。

我们靠山知青引以自豪的家歌有许多首，其中称得起“镇家之宝”的可能只有一首，那就是《我们是靠山人》。这首歌曲调铿锵有力，慷慨激昂，雄壮豪迈，催情奋志。歌词更是与曲调珠连璧合，字字句句紧跟时代，激励斗志，成了靠山知青革命到底的宣言书，献身农村的生死状，一篇有关知青前途命运的大文章。《我们是靠山人》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十多年久唱不衰。

孙洪琦就是“唱”着这首歌出嫁的(或者说《我们是靠山人》是依照孙洪琦的事迹写出来的)。孙洪琦1965年“为干革命来到农村”，成为了靠山人。1968年“与贫下中农结合，在农村中扎根”结婚，第一个践行了“我们是靠山人”的全部誓言。

一人唱罢众人和。自1968年起之后的几年间，又有许多知青加入了大合唱，直至1971年的“8.20”才戛然而止。

“7.28”是下乡的日子，“1.10”是扎根的日子，“8.20”是返城的日子，都是关乎靠山知青人生命运的重大日子。

日子虽然同样重大，但每个靠山知青的故事却各有千秋，不尽相同。我的“1.10”故事是从197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

那一年的冬天雪很大，天很冷，但我的心好像比天还冷。年前父亲和母亲被送到昭乌达盟的一个偏远山村去遭罪，一下子沈阳便沒有了家。象断了线的风筝，我开始琢磨我这个原本是由沈阳放飞的风筝落不落，什么时候落，怎么落。

落不落，这是个老话题。1967年咱们靠山青年点就曾为这么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並且愈吵愈烈，旷日持久，最后不得不一拍两散，分道扬镳。说是一拍两散，其实还得一锅搅马勺。说是分道扬镳，其实往前走的道就只有一条，那就是写在《我们是靠山人》里的那条道。歌中唱道：“我们是靠山人，为干革命来到农村。我们是靠山人，毛主席把道路指引，与贫下中农结合，在农村中扎根。”結合了，扎根了，才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否则便是不怎么革命，如果还跳出来表示担忧、怀疑甚至反对，那么便有了反革命的嫌疑。

时间到了1968年的9月，呼啦啦靠山一下子又来了几十位知青，青年点瞬间空前壮大，同时也坐实了上山下乡大方向不可动摇。于是辩论双方中的一方便高唱凯歌，大获全胜；而另一方则弄了个丟盔弃甲，溃不成军。

1969年春，作为“丟盔弃甲”一方的主辩，我遇到了麻烦。

春节过后，靠山大队第九生产队组建了一个新的队委会，已经做了36个月生产队会计的我被撤下，踢出了队委会。消息一出，关心我的人都来问：“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换人了呢？”问得我一脸茫然，天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一个人却好象知道，头戴新任生产队指导员乌纱的同队知青老李找我谈话，说这回是队委会里知青太多了，没办法，只好把你撒下来。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其实当不当这个会计好象也没什么，但让人家无缘无故地说拿就拿下，总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特别是人家知青呼呼地往队委员会里进，进去挑革命重担，而偏偏就我这个知青，一脚从队委会里被踢了出来。这一进一出，一反一正就立马让我变成了“二”，“二”得让人家觉得我随便就可以拿捏，要不李指导员怎么敢用那么几句不着调的话来糊弄我。好在我的面皮较厚，处乱不惊，饭照样吃，活照样干，日子照样过，只是这“会计下岗”之谜真就成了不解之谜，时至今日也无人挺身而出揭开谜底。

在沈阳没有了家；在青年点“丢盔弃甲”；在生产队被从队委会扫地出门。数箭齐发，箭箭中着，接下来就只能半生不熟地去唱“我们是靠山人”。

唱歌容易，可是要真唱而不是假唱，就非得是两个人的男女声合唱才行。茫茫人海，伊人在哪儿呢？

就在我感叹的时候，靠山青年点不少人也都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甚至有些知青已经捷足先登，洞房花烛夜了。而我却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在生产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年，也不曾见有半个“小芳”前来私通款曲，暗送秋波；也没有哪个“红娘”踏上门来，保媒拉纤。幸好在青年点里，还有那么三、五个平时能谈得拢的姐妹，甚至还有那么一、二个贴心贴肺的红颜知己，算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的老话。也因此使我在寻找男女声二重唱的女歌手时，並没有费太大的周折。

願意和我一起“唱歌”的红颜知己叫刘锦秀。当时，有个“大师”说：“啊呀！真是天作之合！”边说边用手指在碗里沾了点水，在桌上写上我们的名字。“看看，看看，劉錦锈，好名字！你看，这三个字，字字有金，碰到你这个金，自然是金金相慕，金金有缘，千里姻缘金字连。”虽然有点牽强附会，但我还是赞叹“大师”的厉害，原来我们俩是命中注定的事，我说怎么看着那么对眼儿呢。于是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筹划未来，盘算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商量着先把窝盖起来。

要盖房，先是想到了钱。想到了钱，先是想到了父母。我不知道现在“啃老族”怎么啃老，反正那时我先啃了一把。啃之前，我心里有点没底，怕这一口下去，啃不出什么来，因为几年前下乡时扔给父母的豪言壮语还犹然在耳，怕父母在这儿等着我。然而我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世界总是那么美好，父母二话没说便答应全力资助我。有了钱，这房子便有了一半，于是我便开始张罗起来。

社员陈玉生是生产队里的能人，会木工、瓦工，盖房子很有一套，听说我要盖房子，便主动过来给我当顾问。陈家是村子里的大姓，陈玉生排行老六，我们知青都管他叫六哥。六哥给我出主意：“扬林山家西边那块地不错，你就在那盖房子吧。不过那是人家的自留地，丑妻近地家中宝，就怕扬林山不肯让给你。”不料杨林山还挺爽快，知道我盖房子，就说：“你在那儿盖吧，这回咱们还成邻居了。”没想到我的面子还挺大，房基地就这么敲定了。

然后就是备木料，主要是椽子、檩子、柱子和房樑。附近十里八村的山上没有，就是有也没人敢砍，于是就套辆大马车，跑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去砍。说是砍，其实是买。六哥还有三哥陈玉禄他们踏着积雪，在漫山的树林里转悠，相中了哪棵，就由卖家砍倒。等到砍够数了，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这些木枓装到车上。但是还不能立刻就走，人要吃饱，马要喂足，然后躺在炕上睡大觉。待到后半夜，车老板起来套牲口，招呼人们上了车，便搖晃着鞭子，顶着满天的繁星往家走。大道上万籁寂静，空无一人，三匹牲口踏着碎步，整齐划一地敲打着积雪。不久就看见前面路边有一座小房子，里面透出灯光。车老板立刻打起精神，扬鞭催马，一掛大车便飞也似地冲过了小屋，顺着大道奔跑下去。这个小房子是森林捡查站，是专门为查堵象我们这样盗砍山林的人而设立的。

忙活得挺热闹，其实我要盖的就是一个土坯茅草房。当时农村非常贫困，土坯茅草房就是农民的标准住房。六哥告诉我，房子不能夏天盖，夏天雨水多，摊上下雨土坯就会变成烂泥；秋天呢，冬天马上就来了，土坯房子不容易干透，屋子会发潮，冬天就成了冰屋子。结论显而易見，我决定春天就动手。可是到了春天，却遇到了大麻烦，而这麻烦又是我自找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1970年的春天到了，春耕大忙也跟着一起来了。凡是能动弹的人差不多都下了地，人们起早贪黑，地里人欢马叫。大队也推波助澜地发出通知，要求一切给春耕让路，任何人都不准破坏春耕生产。没有办法，我的“土坯茅草房工程”刚把房架子立起来，就被迫下了马。可是几个社员兄弟却有绝招，指点我说：“白天没功夫，土坯不能打，咱们就垛墙。垛墙用的土贪黑拉，不让用牲口咱们用人驾辕。”主意挺有创意，就是太累人。况且我也没有烟酒招待人家，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锅碗瓢盆盘杯勺，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沒有。见我说出忧虑，他们来劲了，说：“吃什么饭，我们去张罗人，今晚就干！”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然而更让我感动的事情还在后面。

晚饭过后，十几个人拉看一台没有牲口的大车来到我的房场，老哥陈玉贵张罗着分配活，谁驾辕，谁拉套，哪几个人装车，哪几个人卸车，安排得井井有条象个队长似的。挖土的地方和房场距离不近，中间得过一道小溪，水倒是不深，但坑坑洼洼布满石子，马拉车那是轻而一举，人驾辕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接近房场是一个上坡，这更是累人的地方，拉车的人们就先加把力使车速加快，然后利用惯性爬上坡来。那天究竟拉了多少车土，记不住了，只记得夜已经很深，沟里沟外的人家早已息了灯，连狗都睏得不願再叫，只有山沟两侧的山峦黑乎乎地立在那儿，一声不响地瞅着我们。老哥看看拉回的土堆，就说：“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白天还得干活呢。明天吧，明天晚上吃完饭，大家早点来，再拉一晚上，这垛墙的土就够了。”

我的土坯茅草房工程，不，土墻茅草房工程就这样在这茫茫夜色中拉开了序幕。几天下来，生产队的庄稼没有耽误种，我的土墙茅草房工程进行得也很顺利。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房子的四面墙都垛完的时候，大队在广播里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谁让你非得农忙时节盖房子来的，可是房子该是什么时候盖呢？

“脱坯垛墙，活见阎王。”垛墙是个累活，名列农活“四大累”之首。垛墙那天夜晚，我在房架子上挂了一盏灯，灯泡五百瓦，照得房场如同白昼。来帮忙的人有条不紊地干活。先是铡草，然后把草掺进黄土里，再浇上水。闷一会儿后，用二齿钩把土倒过来，再倒过去，倒过三遍，垛墙的泥就算是和好了。和泥的人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子，在泥里耙扎，泥和三遍，人们个个是汗流浃背。和泥活累，叉泥的活也下轻巧。一叉子下去，叉起的泥足足有二十多斤，又要端起来，垛到墙基上。周尔复始，墙就慢慢地长高起来，不过这时的墙还仅仅是半成品，真正的墻是在墙把头手里完成的。帮我干活的墻把头是三哥和六哥，他俩是村子里出名的把头，刷墻不用挂线，两只眼睛把握着叉子的准头，刷出的墙没有坑包，墙面平整，墙体挺直，就象用砖砌的一样。

墙垛到人的胸口，按计划垛墙这个活就告一段落，这倒不是因为夜色已深，人困马乏，主要是土墙不能一垛到顶，一气呵成。要让墻凉一凉，沉一沉，挺个三、五天，待墙挺实了再接着往上垛，这样墙才结实，才不容易倒。墙当然没有倒，可是麻烦却来了。

第二天，大队长来九队检查工作，特意走到沟里，一眼看见了我的房子，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不知道春耕大忙吗？怎么顶烟上！”

“这是金霆盖的，都是贪黑整的。”

“告诉他停下来，种完地再整。"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盖房子又没有影响春耕，我为什么要停下来。过了几天，我的土墻茅草房工程按计划又整了一把。这一整，整出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我的土墻茅草房的主体工程胜利告捷，为后面的上檩子、挂椽子.苫房草等工序奠定了坚实基础。再一个就是挨了大队的批评，不过沒有点名，没有过度上纲上线，只是说有个知青如何如何，並通过挂在家家户户墙上的小喇叭传遍了全大队。

队里的春耕和我的盖房两不误，大概在铲二遍地的时候，我的土墻茅草房终于竣工。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看来我真的没有在农村白混这么多年，没有在庄稼地里白和社员兄弟们一块掉汗珠子。看着山脚下的新房，我没有点头哈腰地去说些感谢的废话，只是把社员们的真情厚意和原生态的做人品质记在心里。一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念叨这件事，也曾讲给儿子听，讲完了，我还要装一把电视剧中常见的长者，语重心长地教导儿子：“你就出生在这个房子里，二十来个农民当牛做马地为这个房子拉过土，流过汗，咱们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了他们啊！”也不管这些话儿子願不願意听。

房子有了，“1.10”道路顺暢起来。挂锄时，我和锦秀决定去北京旅遊结婚，顺便看望在北京的锦秀的爷爷和奶奶。于是我们抓空去威远公社领了结婚证，持证上岗，我们正式转为已婚知识青年。可是到了沈阳火车站才知道，买去北京的车票光付钱还不行，还得有县团级单位去京介绍信才能卖给你。计划胎死腹中，于是打道回府。可是没有想到，一场“官司”正在悄悄地向我走来。

那一天，天头特别热，也特别闷。六哥找我，一脸着急：“咱队明晚开大会，你知道不？”

我摇头。

“说是你盖房子，偷用了队里的门边，要批斗你。”

我目瞪口呆。

“你盖房子是我做的木匠活，也没用队里的门边啊。”六哥说出了疑惑。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先前，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另有重用，保管员这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干。我自打会计“下岗”以来，一年多闲散无专，除了跟大帮干活儿，就趕个牛车，看个青，守个场院啥的，算是奉公守法，任劳任怨。而保管员守着全队的家当，岗位重要非同小可，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队里决定让我来做。

就这样，经过“三推三让”之后，我当上了保管员。巧的是，我正好盖房子；更巧的是队里买进了一副门边；而最巧的是这副门边是由我趕着牛车从门街拉回来锁进仓库的，並且进了仓库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它。没有见到过它是因为没有到见它的时候，生产队的领导们也没说哪天用，一个保管员总不能有事没事地就把这副门边拿出来给大家展览展览吧。

天下总有好事者，可能是由于多日没有见到这副门边，就有人出来举报，说队里的门边丟了，保管员监守自盗。队里的领导闻而愤然，于是李指导操刀主罚，行动果断而敏捷。

通常按照一般的程序当是把犯罪嫌疑人拿来是问，核清真伪，提取物证人证，然后定夺才是。可是李指导员並没有这么做，而是雷雳风行，立刻决定开个群众大会，要在会上给嫌疑人来个措手不及，然后致命一击。

大会如期举行。会场设在社员王玉明家，大山墙上贴着写有“靠山大队第九生产队斗私批修路线分析会”的横幅，红底黑字，蒼劲有力，乃“五七战士”老韦所书。吃过晚饭，人们陆续到场。以卢悦祥为首的公社工作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等大队领导，九个生产队的指导员、队长等各生产队的领导，我们九队的社员，加上看热闹的共有好几十人，坐满了王玉明家南北两铺大炕，连外屋地、窗户外也站了不少人。大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为九队自建队以来前所未有。

南炕中央放着一个炕桌，生产队的李指导员和刘队长分坐在炕桌两旁。会场吵吵嚷嚷，烟味刺鼻。看到人来得差不多了，李指导员朝刘队长点了点头，然后正了正眼镜站了起来，咳嗽两声，双手往下摆了几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们开会了，窗外的也别说了，开会了。”说着抬头看了看山墙上的橫幅。

李指导员成竹在胸，开场白没说几句，就立马进入了主题。先是说了九队这几年诸如耍钱呀、偷窃呀一些乱象，然后开始铺垫：“就说保管员吧，我们队的历届保管员都有贪占现象，比如上届保管员吧，他就曾经把队里的土篮子拿回青年点去用，还有……”

李指导员大智若愚，平时说话免不了颠三倒四，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不仅说话有条有理，逻辑推理运用得也很独到。历届保管员都有贪占，你是保管员，那么你必有贪占。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题，小前题，最后是结论。他把大前题摆出来，小前题是现任保管员，那么结论就是我这个保管员贪占了门边。

幸亏，我和李指导员是同门(同门而非同班)师兄师弟，他那小把戏一看即破，我当即拦往他，“等等，我说庆禄，你说历届保管员都有贪占，历届包括现任，那你说说我都贪占什么了？”

在李指导员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中，没有这个情节。原本监守自盗嫌疑人是在坦白从宽，认错捡讨时才有说话的机会，而现在就提前出来打岔，一下子让李指导员有些不知所措。

李指导员哜咕眨咕了一会儿眼睛，回头看了看刘队长，就向北炕炕头喊：“卢大爷，你说说，门边是怎么回事。”事情真相大白，原来那个捡举人就是卢大爷。

卢大爷年事已高，耳朵不甚灵光，坐在炕头里没有听清，“啥？”卢大爷大声问，

“老李让你说说门边的事。”挨坐在卢大爷身边的社员告诉他。

“说啥？”还是没听清楚。

“门边。”

“面那。”卢大爷这个岔够做件大布衫，轰地引起一片哄笑，满屋的人好象有点蒙圈，开始议论起来。

我没有笑，好笑，但我没笑。我站起来，说：“行了，别问了，不就是门边吗。你们说我盖房子，监守自盗，把队里的门边拿去用了，今晚儿开这么个会来整我。对，我是盖房子了，是缺东少西了，但我不会偷用队里的东西。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我们都是靠山知青，我们靠山知青会下三滥到偷东西吗？”我把仓库钥匙掏出来，随手一扔，钥匙在空中划出一个美妙的抛物线，嘡啷一声落在炕桌上。“那副门边就在倉库里，你现在就去看看它在不在！”一边说一边向屋外走去。走到门口，我站往，“钥匙给你们了，保管员我不干了。”说完扬长而去。

照理来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该有人出来给我赔理道歉才是，可是没有。据说，我走出会场以后，公社干部卢瑞祥出来收拾残局，他没有对这场闹剧的组织者表示遗憾，反倒是批评了我的态度不好。直到现在，当年的李指导员都已经出息成如今的李教授了，可是对于这个“门边”的错案还是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反醒，反而是如果我再有什么奢望，倒显得我耿耿于怀，有点小肚鸡肠了。

风停雨驻，转眼就是天高气爽，收获的季节又到了。秋收的农活最累，但也让人们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我和锦秀打算借这个彩头操办婚事。

其实我们原本没想搞什么婚礼，但挂锄时的北京之行未遂，逼得我们不得不再弄点动静出来，要不然俩个人偷偷摸摸地搬到一起住，那算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在庄稼差不多都割倒，又陆续拉进场院的时候举行婚礼的。婚礼的地点就是我们那竣工不久的婚房。

我一直认为当时有一首歌是专门唱赞我们婚房的，“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象。”这简直就是为我们的婚房量身定制，只是我们婚房的墙是用报纸糊的，没有雪那么白，但大山墙的正中央确真是端端正正地挂着毛主席的象，他老人家慈祥地望着我们筒单的婚房，这就一下子抬高了我们这茅草屋的品位。婚房的里屋南炕上铺着一领簇新的炕蓆，炕蓆上那一排排人字形花纹从炕头一直排到炕梢，就象是铺了一件漂亮的工艺制品。炕梢整齐地摆放着两只也是簇新的木箱，那是岳母大人给新娘置办的嫁妆。箱子上头叠放着从青年点里搬出来的我们俩个人的行李铺盖，由于使用年头已久，都已不甚光鮮。挨着箱子的是两个柳条包，顺着万连炕一溜排开。这两个柳条包是我们下乡时从沈阳带来的箱包，后来一直跟着我们东搬西挪，到了最后又跟着我们一起回到了沈阳。

婚礼的时间选在晚上。那天晚上收工，大家匆匆往家走。我则一把拉往队里打头的(生产组长)邓玉奇，说：“我今晚结婚，想请大家到我家热闹热闹。你帮我喊喊人呗。”

“啥？”邓玉奇瞪大了眼睛。

“今晚我结婚，一会儿让你帮我喊喊人。”我看着他，又说了一遍。

“好事呀，行，一会儿我就去。”邓玉奇点点头又摇摇头。邓玉奇办事麻利，真的一顿饭功夫都没到，哨声，吆喝声便在沟里响起。

我的这一招挺管用，不大一会儿便有嘉宾陆续光临。来宾们好象刚在一起开过会，一进门来便都是一样的一通埋怨，“这是怎么说的，这么大的喜事也不早说，你看我这啥准备也没有。”一边说一边把一瓶豆油或者一条毛巾啥的递到锦秀手里。而锦秀也把早就准备下的糖果拿出来分给来宾，剩下的就撒到炕上，小孩子们一拥而上，瞬间抢个净光。

待到大人孩子嘴里都含着一块糖，满世界都是甜蜜蜜的时候，幸福而庄严的时刻到了。我和锦秀站在屋地中央，双脚并拢，两手下垂，挺胸抬头，望着毛主席象，然后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礼毕，婚礼成。嘉宾散去，关窗闭门（此处省略110个字）。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了房门，走到院子里。小山村里家家户户已炊烟四起，回头看看，我家茅草房的烟囱也冒着青烟，並且和那么多缕缕青烟汇在一起，绘成了一幅美丽的袅袅炊烟图，新的一天开始了。也就是从这一天起，靠山青年点里少了两个老知青，而靠山九队则多了一户新人家。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我们的已婚知青的新生活开始了。

（《微霞满天》征文 ）

2.4 文宣队的一场风波（翟雅萍）

孩提时代的我就喜欢唱歌，长大后更是逐渐感受到音乐那不可言喻的美妙和慑人心魄的力量。下乡后，在田间、地头或生产队开会前给社员“来一个”则是常事。

正是农忙季节，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是从各小队选拔的社员或知青，我也从湿漉漉的田埂中走了出来参加了这支队伍。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散发着“知青文化”的气息，应该说很有水平。当然也深受社员的欢迎，每次公社调演我们都是第一名。在这支小小的文宣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热爱这个给了我最初艺术功底的山村“乌兰牧骑”。

军代表老王是上级派来砸靠山阶级斗争盖子的，他动辄挑动群众斗群众激起了多少人不满？对此我也曾有微词，有人向他告了密，于是他对我怀恨在心。

有一天在一队演出，我独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天下一片红”老王一直沉着个脸在看我。演出结束后他让队长马先明召集大家集合。他说：“有的人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歌唱得软绵绵的，舞也跳得软绵绵的.”然后他又学我跳舞的样子比划了几下：“这样的人怎么能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支队伍有问题，回去要整风！”这样的一番话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撂到谁的身上都会被吓坏，何况我还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知青！

第二天就在一队的队部。文宣队开始整风。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炕沿边，心悬着，等待着天塌下来。

这实实在在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点名的批斗会，我唯一要感激大家的是没让我象走资派那样把腰弯成九十度。老王抛砖引玉，之后便是万箭齐发。我昔日的那些亲爱的同学们找来最能伤害我的语言来“帮教”我，更有那一下子就刺痛人心的幸灾乐祸的眼神。我一时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没有招架的力量，我低垂着我那颗十九岁的头，听凭别人对我信口雌黄。我的心被人扔进了污泥并随便地用脚在上面践踏。我的泪一串串流到嘴角又被我一滴滴吞进肚里。这泪水是苦涩的。

正在我准备找个地逢钻进去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大胆的声音：“别给同学无限上纲，别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不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似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坐在墙角的刘恩义，他被震怒了。在这个谁也不肯放过表现自己革命立场的关键时刻，如果一言不发就是对我不小的馈赠了，我哪敢奢望谁能站出来保护我？但刘恩义毕竟是刘恩义，他是个从不随波逐流的男子汉！我向他投去感激一生的目光。刘恩义是高三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的一个。他聪明智慧，善良正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无所不好，无所不知。他的数学出类拔萃，文学也毫不逊色。他用文言文写的抒情长诗洋洋洒洒，坦坦荡荡，一泻千里。我还隐隐记得几句“河边卵石念昔日之态并非如此……浩浩乾坤，荡荡世界不缺我你……”

冬闲时我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刘恩义是教授之一。一天晚上上课讲得是氮磷钾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他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因溜号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当着那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说：“翟雅萍你的脑袋怎麽摁不出褶来？”他用的一个“摁”字叫我愤怒异常。回城后一天我们相聚，他半开玩笑地说：“想我吗？”我说：“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你，你说我的脑袋摁不出褶来。”没想到他的神情马上变得很凄然，伤心地说：“你怎么就记住了这句话？你忘了过河我背你；你去“八三”文宣队我帮你搓苞米换粮票；你回城时我帮你打行李……听他“翻小肠”我哈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傻瓜！”刘恩义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也很珍惜靠山屯那些美好的时日，我们有着同样的靠山情结，我们会是一生的朋友。

会议结束后我一个人向寇河边走去，我哀哀地哭着，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做错了什么？寇河岸边那几棵小白扬当风抖着，那树稍后面的遥远的天幕被晚霞涂上一片血红。

我被“请”出了靠山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当社员们问我“怎么不让你唱歌了？”的时候我的心会非常非常地疼。那种疼别人是体味不到的，只有我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疼。这是我在靠山七年受的最大污辱与虐待！什么都可以忘却，这件事却深深地植根于心田，长成了一棵永远拔不去的苦苦菜。

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声中我走着艰难的青春之路。

那件事过去了几个月，一天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闫富林把我叫到大队部。他对我说：“开原县‘八三工程’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向各个公社要人，威远公社向靠山大队要人，我已答应给两个好的，你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温和地笑着。

闫富林是靠山大队所有干部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他毕业于开原高中，和我同属二队，对我比较了解。叫我去“八三”完全是他的一片好心，而且我的去与留已不会对靠山文艺队有丝毫影响。我做梦也没想到，闫富林这个不经意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参加了八三工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这里我生怕给靠山人丢脸，我穿着打补钉的衣裤，工作捡重的挑，与其他公社抽来的知青大不一样。领导们很看重我，还让我当了副排长（那时都学军队编制）。工程文宣队与工程指挥部是设在一起的，最初指挥部在开原。赵守成只要去开原办事或开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看我，我知道这是青年点中最惦记我的人。

每当见到他风尘仆仆地到来，每当见到他那双和善的大眼睛，我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心头热浪滚滚，言语如泛滥的春水一发而不可收：“侯嘉莉好吗？赵亮又胖了吧？”我围着他转来转去，问个不停。我亲爱的兄长永远是用那饱满的乐观情绪来影响我：“哈哈，真不善，我小妹还当了副排长。我对国政说，咱家的人在外面都很争气……”在靠山那块土地上除了爱情还有兄弟情,姐妹情，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超越手足之情的情意，这是除了靠山人之外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

一九七一年深冬，八三工程文艺队宣布解散。一个大雪纷纷扬扬的日子我踏上了回靠山的归途。

下了小火车我慢慢地走上了那条不知走了多少次的通往靠山屯的土路。飞舞的雪花落在头上、落在脸上、落在身上我全然不觉。经过威远街的时侯，一群孩子也不嫌冷，他们光着头抄着手跟在身后喊我“阿庆嫂”，那是我在公社文艺队演“沙家浜”智斗一场时留下的美称。

出了威远街往右一拐，前面不远就是那条我熟悉的寇河。现在河已封冻，河面上是厚厚的积雪。那座用树干搭成的简易木桥到了这时已无人问津，它孤伶伶地躺在河面上。还是岸边那几棵小白杨在迎接我。我每次从这里走过都好好地看看它们，不管春夏秋冬它们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寇河北岸就是我要回归的靠山屯。我伫立远眺：田野、村落、莽莽群山都罩在这皑皑的白雪里。好一个洁静的世界！我站在这茫茫大雪中，立在这天与地之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悲壮，是一种人生的悲壮！转眼间我已在这块土地上扑腾了六七年，我已长大成人了。我不由得历数自己从小长大的一幕幕，回头去看一个扎着两只小辫子的小姑娘那一行踉踉跄跄的人生足迹，我的热泪滚滚……

（来源：同本编1.3 ）

（1969年7月，以知青为主组建的文艺宣传队在公社演出后留影，中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2.5 难忘那个冬夜（张帆 ）

1972年，我下乡的第七个年头，大队推荐我到靠山小学做代课老师。我当然十分高兴，并找来小学课本提前备起课来。

可是过了几天，大队通知我，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公社不能批准我去学校工作。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还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理解呢？我响应党的号召，自愿下乡，七年来，和社员们一起，脚踩黄土背朝天，铲地，插秧，收割……，晚上还给社员办夜校。难道我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

在青年点的小屋里，在灰暗的灯光下，我默默流泪。这时我们当时的点长刘桂琴走过来，说:“我陪你到公社说理去。”

数九隆冬，漆黑的夜。我俩穿着大棉衣，带着男同学的狗皮帽子，赶到公社，找到当时的公社书记刘玉春。我把自己的想法直率地讲出来。刘书记表示，可以重新考虑。

我俩急忙往回赶路，刚过寇河，就听后面有人高声喊:“前边的两个人给我站住!”我俩吓的毛骨悚然，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呼啸的北风，我们孤立无助。还是刘桂琴有主意，她说:“我俩别跑，越跑，他可能越追，咱们走路有点劲，装出男生的样子快走。”我俩大步流星走到村口，直奔大队党支部书记施明义家。施书记一听，噌的一下跳下火炕，来到村口，等那个人一过来，上前就给了他两记耳光。等我们看清来人之后，原来是我们大队的一个傻乎乎的牛倌——王三虎子，这真叫我们哭笑不得。

如今我早已抽调回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再也不会有因为所谓的“成份”或者因为老一辈人的历史问题影响工作了。我以自己的真诚和勤奋赢得信任，一直在财务工作的岗位上工作。但这件三十多年的往事，我却终身不能忘怀。我永远感谢我的同学刘桂琴，感谢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给我无私帮助的朋友们。

2004年月4月17日 于深圳

（见《青春的回响》P195-196）

（1968年“7.28”时，点长喻国政给五队女知青发“红宝书”，在他对面接受者即本文作者）

2.6 编辑人语：家歌曾憾黄军袄

编稿至此，引发一些联想，和大家交流一下。2022年七二八时，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赞美靠山64、65届老知青事迹：

青史溯源七二八，火红年代一枝花。

战天斗地宏图展，换骨脱胎誓愿发。

救火英雄交口赞，养猪锦秀众人夸。

家歌曾憾黄军袄，师教岂止本山娃。

对这诗里三个有“颜色”的词，稍加说明。首先，“青史”，可解释为青年点的历史；也只有这么解释，这诗句才通，这是它特定的语境。

其次，“火红年代”，此处特指1960年代。“文革”期间上影有一部故事片《火红的年代》，在1974年上映，男一号为于洋，表现的是1960年代初期上钢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炼“争气钢”的故事，海报如前。这片子火了以后，在许多人心里，就把1960年代与“火红的年代”划上了等号。

最后一词“黄军袄”，代指“文革”期间来我们大队的军宣队。“家歌曾憾黄军袄”，实有其事，国政兄回忆录叙之甚详，容我引述几段：

——1968 年下半年，文革中兴起的“造神”运动又有新发展，到处是“红海洋”，全民跳“忠字舞”，人手一本“红宝书”，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现在说起这些觉得荒唐可笑，可是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虔诚地做着这一切。这中间靠山大队发生了一件让青年点同学忿忿不平的事：公社按计划下发“红宝书”，书是按各大队贫下中农人数配发的，没有出身不好的知青的份，让自以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知青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纷纷找大队说理，找我述说，有的同学眼泪都下来了。我十分理解我的同学：“一颗红心，一手准备”，“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放弃城市生活，放弃就学机会，一个心眼到农村干革命，抗洪抢险冲在前，小学救火冲在前，打农药冲在前，献粮口挪肚攒，献血眼皮都不眨……这些还不够忠诚吗？还换不来一本“红宝书”吗？我也愤怒了，第二天就去开原。找到县革委会魏政委。他听后打了个电话，3801部队就派人送来了46本“红宝书”和46玫毛主席像章。我兴致勃勃地回到靠山，在青年点大院巨幅毛主席像前，郑重地举行颁发仪式。当胸前戴上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时，同学们扬眉吐气，别提有多高兴，青年点大院又传出了歌声和欢笑声。【以上为一段铺垫，发“红宝书”的照片可参见前文2.5；“家歌曾憾黄军袄”则见下文；编按】

——在县里工作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和参考资料。一天翻看参考资料时，一份“靠山大队阶级斗争情况调查报告”，引起我的注意，当时开原有6个靠山，仔细确认是我所在的威远公社靠山大队，这是一份由3012部队支农小组呈报的调查报告。在分析靠山阶级斗争状况时，写道“靠山大队领导权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青年手中”，还点了一些同学的名字，我非常震惊受很大刺激。我为靠山知青不平，甚至感到有点悲哀，又无处述说，在那个年代，其实说也没有用。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怕传出去伤害同学们的心，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几十年，那份“调查报告”也一直压在我的箱底。后来军宣队老王他们正是带着这份“调查报告”来到靠山搞“斗批改”的。开始，老王带着有色眼镜看青年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说高勇主持的帮助路克勤的会是“阶级报复”。一时间成分不好的同学很压抑、很憋屈。这期间我主动给老王介绍知青情况，使他对知青有一个全面了解，他也通过大队和贫下中农来了解知青的表现。但是真正让老王彻底转变看法的，是1969年青年点元旦晚会上的“家歌”联唱。那天大家唱得特别齐，特别响亮，好像是在用歌声向解放军倾述和宣示什么。据我观察，老王听得很用心，若有所思。总之，他被感动了，被教育了，被征服了。事后老王对我说:“你们这帮青年，真了不起!”从此知青成为军宣队的可依靠力量。军宣队在靠山搞了不少“左”的东西，留下的名声并不好，但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老王还是有良知的。【讲完“撼”事，国政兄感慨良多，请接着看；编按】

——联想中农以上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学，在入团、入党、入伍、入学、恋爱、婚姻、当干部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和曲折，看看他们是怎样下乡的，再看看他们在农村的优异表现，真让人五味俱全，百感交集。被称为“老黄牛”的高勇因父亲问题入团受阻，大队不敢发展，公社不敢同意，为此我曾专程找过县革委会常委、政工组组长刘福全副政委，得到的回答很明确“重在政治表现，经过考验完全可以”。可是回到公社就是不行，我举了刘涛（刘少奇的女儿）例子也不行，我有点急了，挺激动，声音也高了起来。一位公社领导也大声地说“喻国政，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当晚我和高勇交谈时，他说了一句让我感动一生的话:“像我这种情况，可能一辈子也入不了团入不了党了，但我要像鲁迅那样，做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回城后他在《人生感言》一文中写道:“如果说人生有几多彷徨，下乡我没有彷徨；生活劳动，苦、脏、累我没有彷徨；唯独当我以一颗赤子之心投奔党团组织而遭到无情拒绝的时候，我极度的彷徨。” 29中高材生、9队队长刘恩义曾有诗句:“披肝沥胆曾谁诉？刎颈剖心敢自知”，道出了这些同学那时的痛苦心灵。我真为青年点的同学骄傲，敬佩他们的忠贞不二、矢志不渝的风骨，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回城后，政策变了，高勇、刘恩义们都成为中共党员，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高勇还被选为县政协委员。以我的看法，即便按当时的政策，青年点同学仅凭下乡一条，全够共青团员，优秀分子经过考验都够共产党员。【兹将国政兄文中所引刘恩义诗全文录出如下，并结束本文；编按】

七律（刘炎）

失群孤雁何所期？四顾茫茫几星稀。

疾首常思平生贱，牵情惟恨一念痴。

披肝沥胆曾谁诉？刎颈剖心敢自知。

似水光阴飞逝去，奋发便是再生时。

1972 年秋于开原下城子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3.1 在劳动中成长（翟雅萍）

㈠ 第一次割地

下乡是九月份，正赶上收割。当农民没有培训期，第一天生产队长就交给我一把镰刀。

丰收的田野片片金黄、橙红，叫人想唱那句“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身临其中总有几分诗情画意。初为庄稼人的我带着几许新鲜感与好奇心，站在地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不管男人女人，不分高矮胖瘦，每人五条垅。凡是分给每人几条垅的活计叫“上趟子”，这是表现个人实力的时候。大家一字排开，在“打头的”带领下开始挥刀前进。

这天割的是苞米带豆，割地的时候首先要侧着身子从右至左将一棵棵苞米割倒放好，跨过割倒的苞米再去割那几丛豆子；将豆子放好再去割苞米。苞米高豆子矮，这样割地的人刚刚直起身子马上又弯下腰去。光这还不够，你不能叫打头的落下，落在后面叫“落兜”，落兜的人脸是没处放的。

我这个初上战场的新兵挥舞着一把不听使唤的镰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不是在割而是在砍。别人一刀割下来一棵苞米，我割下来一棵苞米要砍上几刀，最难对付的是那些成熟了的晒干的豆荚，它们坚硬而锋利，用手抓住它们的同时又被它们扎着刺着。割倒这丛还有那丛，就得不断地被扎着刺着。心在狂跳，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挂了彩，汗水不是滴滴滚落下来而是从头至脚地倾注着。

那些娴熟的庄稼人有条不紊地前进着，那镰刀在他们手中运用自如。此刻在我眼里他们哪是什么粗手大脚的农民？分明是一群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英雄！我俨然一个小丑，在他们身后出着各种洋相。再看那些苞米豆子：它们在我的手下开了锅，不分长短不分头尾地被搅在了一起并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须小心奕奕地将脚插进它们的缝隙再去对付那些立着的苞米豆子。

眼见左右的“黄纱帐”渐渐消逝，只剩下我这一长条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可怕的是我才割了几分之一的时候前面的人马已折了回来，面对杀将过来的队伍除了感到无地自容的悲哀之外还有一种被流沙行将吞没的恐怖。

真想大哭一场，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再起来。想归想，必须这样一镰一镰地割下去，直到太阳落山，直到暮色苍茫……

好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

这一天是那样的漫长，后来的岁月告诉我当农民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漫长。

㈡ 割稻子

就这样一连割了几天苞米带豆，又该割稻子了。

我家的劳动委员高勇发给新来的同学每人一把崭新的镰刀，我接过镰刀左看右看：黄油漆的木柄，亮闪闪的弯弯的镰刀头。真象“丰收舞”中的镰刀，只是左手没有一根红绸子。

丰收的稻田一片金黄，风儿一吹，稻浪翻滚。我的眼里又是一派诗情画意。男女社员仍是一字排开，每人约六七条垅。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左手搂住一大把稻子右手的镰刀伸向前去来完成这“割”的动作。

割稻子不同于割苞米带豆，就是总得弯着腰。一开始还可以，过了一会儿就感到这腰弯得又酸又疼。我常常直起腰来，可一碰到别人的目光我就象做了什么亏心事，马上弯下腰去。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我觉得自己的腰马上就要折了。当然我又是最后的一个。好在稻田的垅并不长，段伟他们三个很快就能转回来接我。我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一落在后边就巴望那三个人快快转来。

真盼太阳快点落山，那是收工的信号，可那太阳象钉住了似的纹丝不动。我暮然想起上小学时学的一首歌颂人民公社的民歌：“正在好干活，日头往下堕，赶紧搓根索，拽住往上拖。”我的天，这首民歌真是活见鬼！

晚饭照例是面糊糊、苞米面大饼子。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都在狼吞虎咽。赵守诚端着碗挨我坐下。他是我家老三，正在农业中学任教。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那镜片并没遮住他的浓眉大眼。

“怎么样？这几天？”他温和地问我。

“还好。”我含混地回答。

“别着急，时间长了就好了。以后在队里有什么事要回家来讲，我们这些大同学生怕你们这些小同学在队里受什么委屈。”

不知为什么我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怕他看见，赶紧低着头将那面糊糊连同眼泪就着一齐喝下去。

㈢ 夜战

等到“地”全都拉完以后，山沟的早晚已经很凉很凉了。到了打稻子的时候，早晚都得穿上棉衣。

为了使一年的血汗尽早颗粒归仓，各队都开始夜战。刚吃过晚饭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又纷纷上队夜战去了。

夜战都尽量捡月亮好的日子，那样场院亮，干活的人好施展。

打稻子象一种流水作业：双手掐住一大把稻子送到打稻机上，手上下左右不停地翻转，于是稻粒就唏哩哗啦地落在前面的空地上。放下手中的稻草再掐起另一把稻子重复刚才的动作。

就这样打稻机隆隆地叫着，打稻子的人转了一圈又一圈不停地干着。那稻粒溅到脸上，那稻草粘在头上，那稻芒钻进你没扣严的衣领里。

天越发的黑了，讲话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被疲劳与困倦折腾得成了一个个移动的机器人，哈欠声不断地从人群中传出来。

忽然队长将电闸一拉说：“大伙歇一会儿。”真是求之不得的喜讯！段伟倒在稻草垛上就睡着了，刘庆莲、刘锦秀也累得歪在稻草垛旁打盹。我刚才的困劲也不知哪里去了，我拽一捆稻草枕着，透过那无边的黑暗，我仰望那神秘的苍穹。月亮升得很高了，她静静地挂在天上，把自己清冷的光辉洒向人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想起苏东坡的词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是农历九月十六是我的生日，远方的妈妈会念叨我的。从我下乡的那天起她就天天收听开原县的天气预报，妈妈的心时时与我风雨同行。此时那圆圆的月亮顿使我生出几分感伤，借着这茫茫夜色，我畅畅快快地想了一回妈妈。

㈣ 在劳动中成长

第二年我在干农活上有了长进。

谷苗长到一扎左右，“打头的”王文心带领妇女队去东大壕边的一块谷地里开谷苗。这是一块沙包地，种别的不行，种谷子正合适。开谷苗不要什么工具，只需你的两只手。要用双手将那密密麻麻的谷苗间成“狗咬纹”形。

又是上趟子活！我运足了底气，蹲在地上两只手象“鸡叨米”似的不断地将谷苗拔下来。蹲时间长了腿又酸又疼，我试着撅着屁股来缓解一下双腿的酸疼，可这样干脆干不了活儿，稍不留心又会拉兜。于是我双膝跪在地上干，这样要好一些。沙土灌满了两只鞋，我索性将它们脱下来穿在皮带上，然后系在腰上，再埋头我那“鸡叨米”的工作。

我的后屁股上吊着两只鞋引得姑娘们直发笑，别看她们是土生土长，有时她们比知青要讲究，这类洋相她们是不肯出的。此时我全然不顾，就这样光着两只脚丫子，趴在我的那条垅上，任凭汗水滚落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王文心站在我的身后，忽听他说“翟雅萍这谷苗间得不错，大家过来看看。”这话出自他的口对我真是如雷贯耳。他是个最爱挑剔的人，因他干得一手出色的农活被举为“打头的”。一般人干活他根本瞧不上眼，尤其对我这个白脸的知青小姐他更是黑眼白眼地看不上。那个年代好姑娘的标准应该是“铁姑娘，钢脚板”，而我与那种光辉形象相去甚远。王文心好象从来没正眼看过我。就在春天刨茬子的时候他还当众讽刺我：“她会干什么活儿？纯粹一个‘二五’子！”当时我的心针扎似的疼，真怕看他那双斜睨的小眼睛。现在显然是我的努力改变了他对我的不公。

后来他居然教会了我编“席篓”。那是冬闲的时候，生产队组织妇女们编炕席，王文心是技术指导，他常常偷偷看我编炕席的动作。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再教你一手，你想学习编席篓吗？这可是最难编的。”于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我也就学会了编席篓。为了显示自己的技能我为好几个同学编了席篓，那精巧的席篓放在窗台上装针线用。谁见了都要问：“是谁编的？”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这是中国农民的代代轨迹，做为新式农民的知青也不例外。沿着这轨迹，在这平凡单调的艰苦的劳动中，我长大起来。

（来源：同本编1.3）

（靠山二队知青合影（1969.3月），前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3.2 三句半：穷队翻身记（刘炎）

（1）咱们几个台上站

（2）出个节目大家看

（3）要问我们演什么？

（4）三句半！

（1）今天大家来聚会

（2）说说下乡的那些事儿

（3）想起那时心潮涌

（4）来劲儿！

（1）哪是靠山最远的地儿？

（2）哪是靠山最穷的队儿？

（3）不用我说都知道

（4）九队！

（1）九队就在夏家沟

（2）沟塘不长净石头

（3）家家穷得叮噹响

（4）够受！

（1）有什么人不怕穷？

（2）有什么人不怕远？

（3）让你去那敢不敢？

（4）我们敢！（合)

（1）从沟里头到沟口

（2）几乎家家当过头

（3）谁当头来都一样

（4）敢搂！

（1）搂够甩手就不干

（2）别人上去他捣乱

（3）队里弄得不像样

（4）还得换！

（1）一帮学生到这里

（2）干了几年还可以

（3）读书念报排节目

（4）了不起！

（1）就选他们当领导

（2）办事我们信得着

（3）领导班子还有啥？

（4）全包！

（1）生产队长指导员

（2）妇女队长保管员

（3）民兵排长和会计

（4）真挺全！

（1）知青班子心真齐

（2）办啥事情不扯皮

（3）说干就干见实效

（4）没法比！

（1）大队扶助也加力

（2）北大壕底清淤泥

（3）各队人马齐上阵

（4）给力！

（1）大壕引来水库水

（2）南山头地旱改水

（3）小苗乐得直咧嘴

（4）鱼得水！

（1）高产良种很重要

（2）公社农技站挺可靠

（3）抗病抗旱抗倒伏

（4）妙！妙！妙！

（1）农技站有个王大学（xiao)

（2）时常过来勤指导

（3）巧用化肥和农药

（4）真高！

（1）科学种田是强项

（2）薄膜育秧挺健壮

（3）插秧时间可提前

（4）真棒！

（1）庄稼适时要抓早

（2）五一插秧就正好

（3）站在水中凉嗖嗖

（4）拔脚！

（1）挑苗有如燕子飞

（2）插秧好似鸡叨米

（3）大垄单行来推广

（4）刷齐！

（1）垄宽看似苗稀少

（2）光照充足通风好

（3）克杈多来穗不少

（4）真好！

（1）垄宽能用锄草器

（2）黄牛来回耙得细

（3）先进技术敢采用

（4）数第一！

（1）水田给水学问深

（2）适时放水晒晒根

（3）喜看秧苗节节高

（4）真神！

（1）人说庄稼一枝花

（2）全靠粪肥来当家

（3）也得适当追化肥

（4）刷！刷！刷！

（1）病虫灾害也来闹

（2）根据情况打农药

（3）杀菌灭虫保丰产

（4）秧苗笑！

（1）埋头苦干到了秋

（2）籽粒饱满穗低头

（3）亩产千斤都不止

（4）大丰收！

（1）各家肥得直流油

（2）社员乐得合不上口

（3）齐夸知青好样的

（4）真牛！

（《微霞满天》征文 ）

(靠山九队知青合影（1965.11月），右为本文作者)

3.3 当生产队长的二、三事（于众）

1973年末，生产队打完场，结算分配以后，当时的队长就不干了，要出外面挣现钱。那一年虽说年头还可以，但粮食产量也还是十来万斤，工分才6分钱。队里的两大势力代表人物轮流做庄当队长，几年下来，集体已被淘空，无人再来接这个破烂摊子了。队里的小青年就推举我去当队长，並在社员大会上通过了。我在队里已奋斗了8年，对农村的情况基本了解，但由于父亲的问题，也只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份，如今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了。

经过一年的打拼，1974年末，生产队面貌焕然一新，那年的粮食打了二十万斤，比去年翻了一番，分值也增加了一倍。我本人也入了团，成了公社和县里的劳模。那一年丰硕的成果让人喜悦，那些经历也让我刻骨铭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㈠ 给社员掏厕所

稍懂农事的人都知道粪肥的重要，尤其是在三十多年前化肥还很稀少的年代，要增产增收，冬天积肥是中心任务，各家各户的厕所自然成了重点。农村的厕所也就是在房山头围个圈，中间有个池子或缸之类的容器，冬天冻个大冰砣，要掏厕所就是用铁钎子砸，粪沫子直朝脸上崩，往脖子里掉。这活又脏又累谁也不爱干，我就带头干，挨家挨户去掏厕所，这下可惊动了全村的老少，在他们的印象中生产队长都是甩手掌柜的，能干点活已属不易，这“土皇上”还给社员掏厕所太不可思议了。可我觉得这很自然，农民嘛劳动是本份，当干部更要带头。正是由于积肥工作搞的好，才为那一年的大丰收打下了基础。

㈡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刚接手生产队底子太空，要用钱的时候真是愁人。所以只要有能挣到现钱的机会，再苦再累也要拿下来。1974年正月刚过，寇河还未开冻，一天，有几辆汽车开到农村，这是公路修建队看中西大砬山坡上的碎石。说正是他们需要的路基材料，大量需要收购，每装一车可以给8元钱，农闲时能有这挣钱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于是全队齐动员，都去装车。

谁知第二天情况突变，不知怎么，山那边别的公社的人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来抢装汽车。这大砬子南坡靠河，位于交界处，除了石场留下的碎石头什么都没有，河水开化后人都去不了，所以之前，谁也没有关心这地方的归属，如今这石头能变钱，哪有不眼红道理，一场争斗是不可避免了。我们找了队里的老地契，那还是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带领社员去与他们理论。可对方占据高处，见我们过来就乱扔石头，大伙都不敢上前。退缩就等于放弃。我只好一个人冲到前面，迎着乱飞的石头，坚定的往上走，对方可能被我的英雄气慨镇住了，停止了攻击。见到对方队长也是知青，矛盾就协商解决了。

㈢ 擒贼擒王，敢于碰硬

生产队形成的两大势力中，有几个人总搞特殊，人称“大社员”处处占便宜，谁也不敢得罪。以前的队长不是代表某一方势力，就是中间派，老好人，沆瀣一气。队里歪风邪气占上风，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不改变这种状况，队长的威信就树不起来，还怎么领导生产。我决心要和这几个斗斗，看看谁硬。

一次刨茬子，我事先强调，要保证质量，不能图快，把大根子留在土里，影响下一步的翻地播种。可一干上活，有个“最横”的可不听这一套，专刨茬管，早早到地头抽烟去了，我毫不客气，要求他重刨，这下可像捅了马蜂窝，一大家子人都来围攻吵骂。他们到大队部去告状说，我这个地主崽子欺压贫下中农，幸亏我的父亲已经“解放”。我也变成革命干部子弟了。大队劝他们说：现在知青当队长是潮流，我们无权撤。他们只好灰溜溜回来了。社员看我真敢碰硬，打心眼里佩服，再也无人搞特殊了。

㈣ 相信科学，大胆实踐

既然是知识青年，就应该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敢于创新。在做春播计划时，上级推广杂交玉米新品种。这让许多农民无法接受，因为它种植密度增加一倍，从没有见过这样种玉米的，很多人劝我别冒这个险，不然秋天打不到粮食全队几百口人吃什么？可我想，总抱着老一套规矩种地只能打那点粮食，不进行改革哪有前途。再说这是经过实验的产物，是有科学根据的，就看你敢不敢担这个责任。于是果断决定大面积推广，为了确保成功，在各个环节都力争到位，抢播抢种，保证肥料供给，铲趟及时决不能马虎。果然在降霜之前玉米全部成熟。那密密麻麻的棒子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几个等着看热闹的人也都吃惊的张大嘴巴不住点头。秋天一算账亩产超过了千斤。

㈤ 敢于纠正错误

刚上任时，认为什么事都应该民主一下为好，免得给人独断专行的印象。大事小事总要开个会，表个决什么的，在安排“牛倌”和“马倌”的人选时，也让大伙投票，结果应该喂牛的李老汉反去喂马了，而适合喂马的老陈头去喂了牛。不长时间就发现不对劲，马一天天瘦，车老板怨气冲天，这马车可是队里的半个家呀，不调整过来，后果很严重。可当初这是大伙选的，另外牛倌马倌的工分相差很大，搞不好要得罪人，指导员说管不了。我看再不管就要出大乱子，于是召开社员大会，我先来个检讨，把这个错误揽过来，然后再宣布决定，把牛倌马倌对换过来。这样一来虽然李老汉十分不满，但大多数还是拥护的。

㈥ 理想变现实的快乐

当领导的好处有一点就是通过领导别人来实现自己个人无法实现的理想，得到一种成功的快乐。

有段时间，指导员与我的劲挺大，很难统一工作，他是党员，可我那时连团都没有入，但并不想矛盾外露，最好能找个什么借口躲一下。于是想到西沟那块地，我很早就发现那块地土质特别肥沃，就是因为石头多土壤过湿过凉而不长庄稼，如果改造一下，这块地又与外地隔离，可是个理想的培育种子的地方。如今有了这个可能，我于是以学大寨搞农田建设为由，领着几个小孩老社员进山了，按我想好的计划先把地表用耙子将石头挑出来，按大小分开堆起来，然后顺山坡方向在地里挖了条深沟做主沟，接着在主沟两面连通挖侧沟，整个呈羽字状。下一步就是先把大石头放在沟底，上面放小石头，然后再填上散土，最后把黑土盖上。整个工程完工后，地还是那块地，石头不见了，山水渗到地下，经石头缝顺沟流了出来，土地湿度降下来，温度上去了，肥力显现，整个计划既合理又科学。看到那成熟的“唐四平头”玉米种心里真是快乐。

㈦ 炼制土炸药

农村的基本建设需要大量石头，开山采石又离不了炸药，而炸药不但紧俏，而且昂贵。能不能自己制造呢，我想到队里有现成的硝氨化肥，据说配上木屑柴油就行，但具体怎么操作，多少比例谁也不知道，而且这也是十分危险的事。

我决心去冒这个险，为了防备万一，把地点选在土沟里，用石头架上铁锅，烧上火，倒入硝氨，等硝氨溶化将木屑放里搅拌，最后洒上柴油，制做过程十分紧张，实验时更加紧张。但头几次都失败了，不知道差在哪？最后总算找到原因了，是用的硝氨不纯混进了氯化钾。改进后随着一声巨响，试验成功。从此后，不光采石头有了炸药，冬天挖河泥，刨粪堆都用上了，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㈧ 破除迷信 土地爷搬家

队里在壕东有块地，四四方方的，就是在地中间有堆石头砖瓦什么的，十分碍眼。马拉犁也要绕过，还要提起犁铧免得被打坏。为什么不把它搬走，问老农才知道，这是从前土地庙遗址，按风俗习惯，村里死人或生孩子都要到土地庙告诉一声，说这相当于阴间在这里的派出所，虽碍事，但也不敢去动，怕得罪了土地爷。

我听了直觉好笑，都什么时代了还信这些？别人不敢，我不听邪。赶着马车几趟就都运走了，看着那平整整的土地，想土地爷知道我在做好事，定不会怪罪的。联想起之前，把山上迷信的人求药的一个蛇洞给炸平了的事，我不怕鬼神的名声就传开了。谁家说闹鬼，就请我去串门。社员说我阳气太冲，鬼给吓跑了。

㈨ 无奈回城留憾事

当我的队长工作干得更来劲的时候，这一年的知青抽调工作开始了。我是当时点里最老的知青，比新来的早了9年，再不走说不过去了，再说我也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

我看到虽然队里的粮食获得大丰收，队里也有了资金，建了磨米厂，新拴了套大车，但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大改善。吃饭的问题还是未解决，种粮的吃不饱饭，这让我很难受，但又无能为力。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严格的，多打粮食必须多交国家，只有5%可以分给社员。所以社员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土豆当饭，向队里借战备粮，到秋后分粮时再扣回来（因为这是国家的粮） 。

一些社员包括个别大队干部都曾悄悄让我私分粮食，但我知道这肯定不行，因为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案，无论按人口分还是按劳动力分都会有意见，就会有人去告发，不但分不成，我还要背上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罪名。解决不了农民吃饭的最基本问题，这队长不干也罢。于是我选择了走，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回想当年的岁月，一个刚出校门的懵懂少年，经过几年广阔天地的摔打，成为一个合格的生产队长，并干出了一番成绩，虽然艰苦，但很有意义！我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分享，用来丰富我们知青的多彩生活。

2018年4月15日 （《微霞满天》征文 ）

3.4 八个月的大队党支书（李庆禄）

下午的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响了，向学生们告别后，我穿着沾满粉笔灰的人民服，走进教师办公室。在办公室正面迎接我的却是公社的卢悦祥、郭明久，在场的老师们见我回来了，就一个个的离开了办公室，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不等我说话卢悦祥就开门见山的说:“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征求靠山全体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决定请你出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明天就召开全体党员会议进行选举表决。”我回答说:“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这样定了，不合适吧?”卢悦祥接着说:“这是你们老知青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这一机会可不能失掉，何况你多年担任生产队指导员，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敢于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办事公道，你是个经受过考验的知青党员……”就这样在第二天的全大队党员大会上全体党员通过我为靠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用了三天的时间回到靠山学校交接了工作，同我的学生们一一作了话别，恋恋不舍的告别了我已爱上了的教师工作，怀着一股复杂的心情走马上任了，此时为公元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阁大队领导班子。大队长徐恩临（孙信斌弟的岳父）担任，大队副书记由与知青关系密切的徐贵臣担任，大队会计由魏成源（王聪妹的老公）担任，刘桂云师妹担任党支部委员。

时间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班子，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很快就能达到意见统一、行动的一致。这是带领靠山父老乡亲打好翻身仗的先决条件，也是发挥我们知青作用，实现我们多年夙愿、实现我们自身价值的组织上的保证。

上任后的第二件事，就是建立调整九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我与徐大队长、贵臣逐队摸底、落实。针对以往的生产队干部存在的问题，我们坚持四个原则：一、当指导员，生产队长如是为了个人，或家族利益为目的坚决不用。二、在任指导员、队长期间如在遇到困难或矛盾就中途撂挑子的不用。三、生产队的干部必须要在本队社员们面前表态:“要始终站在生产劳动第一线参与指挥、决策，要吃苦在前，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心一意领导社员搞好生产，打好翻身仗。四、生产队干部必须服从大队的领导和指挥，如有不听从指挥、领导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要立即罢免和经济惩罚。

在各队领导班子落实后，与各队的指导员、队长签订了协议，这在靠山任用生产队干部史上确是史无前例的了，在全大队的群众中一时引起了轰动。此时已到三月底了。

在落实生产队干部的同时，在各队的干部和社员中大范围的征求对大队七四年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大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新的大队领导班子，应该有雄心壮志，脚踏实地的领导全大队的社员能打个翻身仗，在为时不多的几年内改变靠山的落后面貌，能让靠山变个样。” 我根据社员们的建议和愿望，在大队班子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上提议:靠山七四年的生产安排要兼顾当前与长远，兼顾生产队的局部与大队的全局，在搞好传统种田的基础上，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搞好科学种田，旱田必须适时播种，水田在全大队的范围内用炕洞土做底肥，争取在5月4日开始水稻移苗（插秧），在移苗前和水、旱田搞好中耕、田间管理的同时要搞好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要搞好公益性公共设施的建设，要进行改善村容村貌的工作。在进行这些基本建设时必须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关系。必须因地制宜，要符合靠山的实际，符合各队的实际，不要搞形式主义，搞形式主义会挫伤社员们积极性，会劳民伤财的，在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必须改变以往的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只有劳动力的投入而无效果或效果不大的做法。要想见效快，让广大社员们尝到甜头，必须以优势兵力，逐队逐地块打好歼灭战，集中全大队的人力、物力打歼灭战，但要避免搞一平二调，每个队都要有工程，要根据各队工程量的大小，每队劳动的多少，来确定各队人数的多少。在抽调劳力时，不能影响各队的正常的农活安排，必须注意保护和协调各生产队的积极性，不这样我们制定的再好的规划、再好的想法都会落空。

我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队班子成员及各队生产队干部、广大社员的认同。

四月四日，从八、九队开始，各队陆续开始整地、开犁播种。四月十四日在各队留足旱田播种的劳力的基础上。全大队集中九个队近二百名男女青壮年劳力，各队都以民兵排的姿态出现在平整水田的工地上，集中优势兵力，平整土地的歼灭战就这样打响了。蒋铃将学校的彩旗，新买的便携式广播器材拿到工地上。

在工地上人们锹挖的、肩挑的、车拉的……呈现出一派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欢马叫的壮观景象，工地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被这激情场面所吸引，他们主动抬着热水到工地，慰问大干的民兵们，当有的民兵来喝水时，他们接过铁锹、扁担跟青年人一样的干起来……

我与徐贵臣、民兵连长王立华每天都是早晨5点到工地，晚6点离开工地，同全体民兵们一样，既兴奋，又痛快，我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会战战场从一队一直打到九队，这次大规模的平整水田地是一次成形、一步到位、不留尾巴，到四月二十九日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共平整后的水田地660亩。社员们看到的平整后赞叹说:照这样的干法，照这样的干下去，靠山的干部和社员有这么大的干劲，不出三年靠山就会大变样，靠山来个大翻身就有望了……. 从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三日在徐大队长的指挥督促下，除个别的生产队部分旱田低洼地仍在播种外，令各队抽出足够的劳力，在八天内每户至少要扒一铺炕，用水闷好、倒好炕洞土，令各队必须在端午节前让每户社员都能睡上新炕。这看来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确按期完成了。将处理好的炕洞土在秧田整地、放水泡田时均匀撒在地里，我们在九队时就已经尝试过，用炕洞土做水稻的底肥，这是使水稻大幅度增产的有效措施，全部用炕洞土做底肥，在靠山水田施肥史上，也是空前仅有的事。

五月四日开始了“水稻带土移栽会战”，这个会战名称是由徐大队长起的，是够新鲜的，很快在靠山叫开了。参加平整稻田地的民兵们回到队里仍是生龙活虎，将平整土地会战时的那股干劲，大干气氛带回各队，除六、八两队个别的水温常年较低的地块外，全大队全部实行本田深翻、细耙、施撒炕洞土做底肥，稻苗带土大垅单行移栽。到五月二十三日，既费时耗力的稻苗带土移栽的会战胜利结束了。

从五月末到八月末进入了旱田铲耥、病虫害防治、水田锄草、中耕、追肥……阶段。在一进入这一阶段前就要求各队旱田铲耥三遍改为四遍，水田要尽力实行畜力锄草和中耕，水稻在后期要适时做好晒田，这些都是增产的有效措施。各队均按大队的要求高质量的按期完成。 从旱田的选种、整地、播种、铲耥、防病、追肥等到水田的种子消毒育苗、移苗大垅栽培、追肥、锄草、防病、放水、撤水、晒田等，每一环节都是由特意请来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水稻专家--王大学和旱田植物栽培专家李技术员指导下进行操作的，保证了科学种田落实到每块地，为秋后获得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各队都能听从大队的号令大面积地实行科学种田表示惊讶和赞扬。

在进入七月中旬到八月末，又打响了修道、铺路、整治村容村貌的“战斗”。将各队车马、部分青壮劳力，集中到大队，我和魏成源负责这项工作的指挥，一部分劳力到北山，西大砬子头铲碎石、毛石，一部分人装车铺路。战斗是从三队门前到四、五队地段之间通往威远的大道打响的，接着修铺靠山通往宿家屯的路段，后修宿家屯通往夏家沟八、九队稻田地之间的路段，最后配合整治村容村貌修铺了从大队部门前向东的一、二队农舍之间通往龙王嘴子的路段，并修了路边沟。这样较好地解决困扰靠山三个自然屯之间和通往威远，双城子，陈家大队的人们出行、农业生产，运输等农事活动的难题。当人们走到这几条道路上时都情不自尽的说:“这条道是李庆禄领着修的。”尤其是宿家屯的社员们到靠山办事，走在修好的路上，高声说道:知识青年当大队干部领着我们走正道。

困扰前届大队领导的，也是靠山广大社员所不满意的就是寇河沿岸、东老壕堤坡上的柳树、柳毛子的护岸护坡林，北山上的经济林、用材林时而遭到破坏、盗砍乱伐、牲畜啃树蚕食树林的现象时有发生，大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新的大队领导班组成后就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制定较之以往要严格多的防护办法和奖惩规定，责令徐贵臣、王立华、董文佐等负责执行防护办法和规定。在规定中强调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违犯了规定要扣掉全年工分的20%，而且要在全大队张榜通报，这样像张宝田老父亲等在山上放羊的现象就杜绝了，后来我又在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上提出在执行《防护办法规定》时首先要压里圈，必须把干部的亲属们管好。干部必须把自己的言行作为群众的规则规范，这就是以身作则（这样说法现在看来是人治不是法治，其实无论是民是官都得“以则约身”，而不是少数人的以身作则）。由于严格执行规定，盗砍乱伐，放牲畜的现象完全杜绝了，就连三队孩子们到寇河套割一根柳毛子做哨吹都给了惩罚。由于严格管理，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拥护。扼制了歪风邪气，使靠山的正气上升。

曾出现过这样一个笑话，三队下放户老吕太太看到一个孩子哭个不停，她就上前警告孩子大声说:“别哭了，你再哭就立刻叫李书记来，”这孩子一听李书记要来就立刻不哭了。

一进九月中旬各生产队伏天集中造粪积肥的农活告一段落，加强旱田、水田的田间后期管理工作，夏家沟内的八、九队开始了个别旱田地块的收割。我同徐大队长领着公社的有关领导逐队逐地块进行田间估产，后来县里也来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志参与估产，初估结果为:靠山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可喜过长江（年终结算时靠山粮食平均亩产达826斤，社员们手中的人民币也大幅增加）。

事后的第三天公社、县里领导分别打来电话，要求要加强后期田间管理，要做到丰产丰收，保证过长江大队的称号。

徐贵臣带领大队文艺宣传队，将今年靠山干部领着社员打翻身仗中几次会战的情况，人们精神面貌变化、靠山村貌变化，人们喜迎丰收的情况编成文艺节目，参加了公社，县里的文艺汇报演出，演出非常成功，通过演出，让人们了解了靠山，在威远地区开原县城内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李书记也随之有了点名气。

这时，县里组织了各公社较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到大连庄河县六个公社的农田水利建设典型现场参观学习（徐大队长未参加）。威远公社三位随行领导同各大队书记、大队长们边参观学习，边讨论，找差距，边落实各大队今秋明春的建设项目，在一次会上，公社副主任刘福发说:“靠山要修100亩梯田……”没等他说完我当即回驳说:“靠山没有100亩山地可修梯田，但有上千亩沿寇河的好地每年被洪水冲走几十亩，甚至上百亩，靠山的主攻目标就是抓住寇河沿岸的植被的柳毛子等、石龙坝的护堤、护岸和水田地的平整。”刘接过去说:“你李庆禄有点骄傲、目中无人。”我又反驳说:“搞农田建设，要有针对性，要抓住各大队的主要矛盾，靠山的山地搬不走，可是寇河沿岸的好地却被大面积的冲走，实事求是不是目中无人，实事求是与骄傲自满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后在场的其他公社领导和其他大队的领导都赞同我的意见。

从庄河回到靠山已是10月5日。第二天上午7点多钟来到大队部，徐大队长说:“庆禄，让你上清华大学念书去。”我说我不去，徐贵臣接过去说:“你到清华上学的事了，是党支部和公社共同研究的结果，让你上大学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们靠山、威远公社的事，请示了县里，任书记说全省只有四个名额，铁岭地区就一个，这是开原县和铁岭地区的光荣，一定要小局服从大局。我的八个月靠山大队党书记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刚下乡时立下的“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志向”也了结了，此时为公元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

写于2004年5月（见《青春的回响》P200-206 ）

3.5 吟诗叙旧忆往事（金霆）

靠山青年点建点四十周年在即，“七.二八”旗下知青无不心潮涌动，感慨万千，纷纷著文忆往事，吟诗叙旧情。我也跟着摇头晃脑，吟出几首无色无味的打油诗来，以此记念“七.二八”四十周年。

㈠ 无题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说一个人穷，太穷了，穷得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钱了，其实是说他富有。靠山知青们结伴同行了四十年，那么我们之间剩下了什么?当年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但到后来由于许多说也说不明白的原因，每个人的命运就有了不同。在农村时已初显差异，到了由农村返回城市的时候，每个人回城的早晚、难易、路径的就更有不同。待到后来的后来，不同就已经名正言顺，诸如:社会地位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居住房屋的大小……。然而，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同就显得软弱无力，所有恩恩怨怨就会荡然无存。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友谊了。

结伴同行四十年，

几人苦辣几人甜。

万般滋味未留住，

只剩友谊在心间。

㈡ 社会调查

1967 年初，我和秦昆为一组去腰堡、荒地青年点作社会调查。有腰堡已婚知青前来诉苦，揭开罩衫下露花袄，言其冬无棉衣，每出家门则穿妻袄御寒。其窘境令我如受当头棒喝，蓦地想起我们自己。时至今日仍多感慨。但我与秦昆肩并肩冒严寒，独行百余里;心连心搞调查，历时三四天，虽未求得正果，却也是一段趣话。

其一

社会调查随阿昆，路遥林密大雪深。

错失良机终生悔，不把同伴当佳人。

其二

知青大哥已成婚，身着花袄挂泪痕。

可叹仍怀凌云志，一样扎根步后尘。

㈢ 政治组

称青年点为家已经是凤毛麟角，而青年点里设政治组就更是绝无仅有。我们就称青年点为家，我们青年点就设有政治组。当许多青年点的知青已经是一盘散沙，而我们却有着极强的凝聚力，这大概与家有政治组不无关系。

家中有兄弟，

家里无父母，

家人睦不睦，

家有政治组。

㈣“指点江山”小组

一九六七年春靠山青年点里冒出一个叫做“指点江山”的小组，此组这指指点点，那七说八说，于是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一对窈窕淑女，五个翩翩小伙。凑在一起评天下，说你说他说我。

说时有口无心，说毕已然惹祸。口诛笔伐当头棒，前途岂能乱扯。

舞弄唇枪舌剑，来往数十回合。偃旗息鼓最无奈，日子不大好过。

色即空空即色，原本难分对错。何必回城论输赢，有谁还未看破?

亲情不怕火炼，友谊也需打磨。且看山花烂漫处，最红还是这朵。

㈤ 生产队各阶级分析

下乡伊始，书生气十足，常拿书本上的东西和靠山九队的情况对号入座，时间一长就发现好些事情对不上号。而我们却以本上的东西惟命是从，天天还在琢磨怎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真是傻得可爱。于是就有靠山九队版农村各阶级分析出笼，现录于此，聊佐君餐。

贫农常胡闹，

中农可依靠，

地富最听叫，

知青是傻冒。

㈥“忆苦思甜”报告

知青下乡时常有贫下中农做“忆苦思甜”报告，一位贫农大爷报告说:地主啊，太狠了，让我们起早贪黑给他干活。种地时怕我们不好好干，就给我们粘豆包吃。粘豆包可粘了，禁饿，随便吃，天黑了才让我们从地里回来……。

贫农大爷上台来，

含悲忆苦声声哀。

狠心地主使毒计，

豆包吃到肚皮外。

(自注:粘豆包乃黄米面襄小豆馅而制成，在八十年代前系辽北农民逢年过节才能享用之佳馔。譬若满汉全席之燕翅，生猛海鲜之龙虾耳。)

㈦ 知青与革命

知青下乡是伟大的革命壮举，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可与四十年代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相提并论。反之没升学而留城的就有点相形见绌，至于已下乡却要回流的无疑就是叛徒。这些当年的经典论断曾经使我们知青热血沸腾，激动万分。斗转星移，知青陆续回城，可是一看履历表却让知青气愤填膺。表中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从回城工作时间算起，下乡那段竟然不算革命，而当年没下乡留城的却都成了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革命。直到数年之后，才有人忽然良心发现，知道有点对不住知青，于是就让知青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下乡之日算起，算是对知青当年革命行动的一个交代。

其一

下乡的是最革命，留城的是不革命，

回流的是反革命，知青激动得要命。

其二

回城才算是革命，下乡不给算革命，

留城已是老革命，知青气愤得要命。

其三

下乡勉强算革命，好像谁都在革命，

到底什么是革命，知青明白得要命。

（见《青春的回响》P107-112，原题“打油诗十一首”，以上录前十首 ）

（图中是当年靠山知青们在“家”中书写大字报，表明自已的政治态度（1966.6月））

3.6 战天斗地四季歌（梁啸海）

㈠ 四季歌：记一九六六年冬末

翠柳舞枝布谷叫，育秧耙田南山头。

骄阳似火青稞壮，除草施肥夏家沟。

金风送爽稻菽黄，挥镰割地宿屯后。

银雪素裹粮谷垛，扬锨打场庆丰收。

㈡ 忆秦娥•南城子

一九六七年南城子水库修溢洪道并建闸门。数九隆冬，我与社员由夏家沟驱马车去劈石运石。每日往返四十里，顶星出戴月归，路途颠簸之罪不言，劈石劳作之苦更甚，但念及能为造福于民的工程尽微薄之力，亦感苦中有乐，遂填词咏之。

朔风冽，鞭声惊呆晨曦月。

晨曦月，村村酣睡，几人不夜?

踏平坎坷志如铁，劈岭成道众心悦。

众心悦，闸立如山，洪由我泻。

㈢ 翻身仗：记一九六九年春末

山边小草风吹绿，潺潺溪水入秧田。

插秧赛如鸡叼米，挑秧飞似燕子穿。

耳畔蛙鸣方才绝，又见蝌蚪戏水边。

满目春色无暇顾，翻身仗中谁能闲?

㈣ 咏八三：记一九七〇年初冬

沃野荒滩人鼎沸，挥锹抡镐汗涔背。

原油流滚千里日，九州大地卷风雷。

（见《青春的回响》P118-120 和 128，其中七言诗秦昆同署）

（作者勇挑重担，带领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76.4月））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4.1 丁峪麟介绍《青春的回响》成书始末

㈠ 青春红似火 四十而不惑（前言）

这本书是写给我们自己看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上山下乡。从1964年7月28日第一批知青落户到开原县威远公社靠山大队起，经过六四年、六五年，直至六八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个青年点先后共有过88 人。“七.二八”是我们青年点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纪念日。虽然这个青年点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而且，由于形势的变化，大部分同学都没在青年点里过足十年的集体生活，有的甚至只呆过一两年，然而，“七.二八”却深深地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每逢“七.二八”我们都会以各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并相应地留下一些诗文歌曲。如今，“七.二八”已经过了四十年。

四十而不惑。四十年来，我们对“七.二八”的感情非但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浓烈。当年十四五岁，二十左右岁的青春少年如今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群老头子，老太太;在孩子面前我们当了爷爷奶奶。可是，当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了从前，觉得自己没有老。这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七.二八”——“七.二八”正当壮年。

感谢“七.二八”留住了我们的青春。回首人生走过的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许多事，结识过许多人，可青年点这阶段，无疑都是最重要的。青年点这些人，最亲密;青年点这些事最难忘。也许，有人至今还难以抚平那段艰苦岁月留下的创伤;也许有人永远也无法弥补蹉跎岁月造成的损失，可是我们依然珍视这段经历，因为在这里曾经燃烧过我们青春的火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是是非非，我们不必过问，那些都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什么的去琢磨吧。我们要留下的只是我们自己的青春的足迹。

这本书里的诗文大都是我们自己的作品。那些当年的诗文歌曲，虽然不免显得幼稚，甚至带着那个时代的浓重的痕迹。但，那是历史的鉴证，是当时的写照。对此，我们没有作太大的修改。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年轻的幼稚是可爱的;而时代的痕迹是历史留下来的，现在没必要再加修饰，正如不能给青铜器打磨锈斑一样。新征集的文稿虽千姿百态，却是真情实感;个人小传部分，都是本人动笔写的，并非组织考核文档，只是为便于大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故文字不做苛求。好在这些都是我们心灵的表露，情感的抒发和青春的回响，这在我们是弥足珍贵的，局外人看了可一笑了之。

谨以此书纪念靠山知青“七.二八”四十周年！

2004 年7月28日

㈡ 后记

这本书编得没完没了，如果不就此打住，怕是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文稿上来。我想朋友们情感的闸门打开，就关不上了吧。其实，我也何尝不是这样:阅稿时，我的心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颤抖，甚至那些平静的叙述也能让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知道，这波澜不兴的文字，是用汹涌澎湃的心潮冲撞出来的。对于朋友们的这些诗文，我不知别人会怎样评价，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真好！

本书的编撰成书，凝聚了全体靠山人的心血和汗水。尽管这是一本写给自己人看、不打算发行的书，大家还是拿出了当年的激情，不图名、不计利，赋诗撰文，积极为本书投稿;那些没有投稿的靠山人，也都热切地关注这本书，网上争相传阅书中的一些诗文。应该说，这是情系“七.二八”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有些靠山人的同道者，如杨爱群、洪准等朋友，也热情地拿出自己的力作，着实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在此，我代表编委会，向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本书编印的各位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总策划喻国政是本书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成书的全过程起到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本总编愿担“阿谀”之嫌，向“老点长”表示深深的敬意。当然，“点长”这个头衔儿，大概是世上最小的官职，现在肯定是稀有的职务。而国政能把这个比芝麻还小、不拿丁点儿俸禄的差事干到现在（将来也不会下岗），并且受到大家拥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许这正是我们靠山人具有亲合力的奥秘之一。

本书的编辑工作得益于各位责任编辑的通力合作。老照片的编选本是最省力的，只需收集上来，选择一下，排个顺序，略作说明即可。而啸海、秦昆俩口儿却不肯偷闲，四处奔波，几经修改，精心制作出光盘。可谓耗时、费力、搭钱，为后续编印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情可叹。

庆禄、立佳和段伟三人负责个人小传。这项工作是最麻烦的。人员要逐一寻找、撰文须逐一落实、稿件得逐一打印校对，容不得半点疏漏。为赶进度，立佳不惜影响生意，拉上自己“老头儿”打字;庆禄公务繁忙，秘书又老眼晕花（老秘书者，夫人也），只好求助于人，打印校对，为此忙得不亦乐乎，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李忙碌”的风采。

诗歌、散文两部分，实为本书的重头戏。金霆、锦绣夫妇担此重任，确属不虚其责。以金老弟“七斗半”之才（曹植才八斗，七斗半可够高的啦）编辑这点东西，应是易如反掌，未必非得劳神费力。然，金老弟，细心审阅，字斟句酌，几经增删，多次登门推敲稿件，不由得令人刮目相看。

歌曲部分是技术性最强的。有些歌的词曲已散失，现在得凭记忆还原整理出来，这些得益于马犁、雅萍的天赋。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打印曲谱，必须专用软件。为此，马犁几经周折，才搞到真品，经二人反复琢磨，终于掌握这门技术。区区几页歌片却是来之不易。王文甲谱曲的新家歌，可谓本书一大亮点。草稿写出后，多次往返于清河、沈阳，三易其稿，并刻制成CD光盘;最终凭借苏东涛赞助，得以锦上添花，制成VCD 光盘。苏贤弟当时正值大病初愈，闭门休养期间。不顾身虚体弱，为大家筹集资金。真乃“无愧天底下好人中的一个”也！

江山、刘炎负责通讯录部分，确实有点大材小用。然而，江山却不因其小而草率从事，广泛搜集、慎密排序、精心制表。小小一份通讯录，竟成了后来编排小传的依据，可见“行行出状元”不是虚言。

本书中，最为繁琐的工作，当推《大事记》。国政、才宽不负众望，从沉寂了四十年的旧事中淘出了闪亮的金沙，让我们理清了昔日的踪迹，找回了失落的风采。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不言而喻。

最后，我们应该感谢本书编印过程中，参与组织联络工作的所有同志。

没有他们的精心组织和辛勤联络工作，很难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如此众多的老知青通知并发动起来。除六四、六五届外，六八届的人员比较分散，且大多都在岗位上，本职工作十分繁忙，刘才宽、张兴武、李杋、刘九章、王众、刘桂兰、牛德义等人，为此难免耽误了很多公务，虽然他们没有叫苦，我们心里是有数的。铁岭方面看似自成体系，其实极为分散，高勇为此可谓四处奔波。为取得蒋铃、孙雨等人的信息，高勇越百里之遥，赴清河、奔威远，找到二友遗孀。此举必当感动亡友在天之灵。之后，又徒步走到靠山，面见唯一仍在“坚守阵地”的孟老弟，其行可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兴武、李杋二位贤弟，为本书的刊印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编辑本书的前提条件，虽为“自家人”，还是应重重一谢！

承蒙“老点长”错爱及全体“靠山人”的信任，本人在隐退之后，又被委以总编一职。受命以来，寝食不安，殚精竭虑，惟恐有辱使命。然，心思已尽，力所不及，难免忙中出错。书中疏漏错误之处，皆为本总编一人之过。毕竟瑕不掩玉，这本书还是称得上——真好。

2004 年7月28日

4.2 金霆后记《微霞满天》征文活动

大潮起处弄潮声（《文集》编后语）

今年是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五十年，半个世纪，一说出来，就有股浓重的历史味道，偏就这味道，惹得满天下的知青无不雀跃，变着法儿地去记念逝去的青春。我们靠山知青也闻风而动，纷纷穿越时空，去寻找那五十年前自己的影子。

然而我们的青春，赤橙黄绿，色调不同；酸甜苦辣，滋味各异；喜怒哀乐，情感有别；成败利害，际遇悬殊。

但是我们的青春，却都是在那个叫做靠山的乡村度过的。

青春年少，我们曾经一样在地垅沟里流过汗；一样在大雪山上打过柴；一样在土坯炕头睡过觉；一样在老乡家中唠过嗑。

青春气盛，我们曾经一起在苦累中寻欢作乐(褒义)；一起在劳作中强筋壮骨；一起在困难中磨练意志；一起在逆境中编织梦想。

青春的故事五花八门，知青的青春别具一格。这些故事存储在我们的记忆中，丟不下，删不了，忘不掉，碰到需要显摆的时候，没等鼠标点击，一下子就会全都蹦出来。

微霞满天征文活动，原本也有展示后青年点时代知青风采的初衷，但大多数作者却执著地回到了过去，把当年在农村的那点事，仔仔细细地写了出来。真人真事，实话实说，于是妙笔生花，佳作频出。这也证实了“知青”二字並非浪得虚名，知青有知识，有文化，也很有见地。

文集作品中有见地的金句不少，而最有见地的一段当属对六八上山下乡大潮的评论，“潮起始于无奈，潮落止于必然。一波大潮，风高浪急，已然东去；一代青年，百折不挠，倍受磨砺。农村得到推动，城市得到缓解，国家赢得喘息，历史留下两字-----知青。”对于上个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有这样的认识，不仅要有智慧，有自信，有担当，还要有勇气，更要有坦荡无私的胸怀。

金句不少，亮点亦多。文集作品中的最大亮点就是大家异口同声地颂赞我们靠山知青情同骨肉的友谊。作者们怀着激情、感情、恩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不约而同地讲述了一个家，一群人同甘共苦，团结友爱的故事。

说靠山有一个家，家里有兄弟姐妹，有吃喝拉撒睡，有嬉笑怒骂，有吹拉弹唱，有琴棋书画，有诗词歌赋，有菜园子有猪圈，有柴禾垛有玉米楼子，有板报有广播有学校，有家歌有整风有晚会，有点长有青委会有政治组，有组织有纪律有分工，偶尔谁不舒服了还有病号饭。亲不亲一家人，一家人能不亲，于是这一家子人便结下了跨世纪，越时空的情同手足的友谊。

说靠山有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理想，有相同信念，有坚定不移的目标，有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有一往直前的意志，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解决一切问题能力，有解放全人类的气魄，有吃苦耐劳的无畏斗志，有梦想，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他们一起奋斗，一起磨砺，一起前行，于是这一群人便结下了跨世纪，越时空的情同手足的友谊。

今天，五十年之后兄弟姐妹们又联手编写出一篇篇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来。

这次征文活动的文艺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所表达的内容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温度，有纯度，展现了靠山知青的风貌和情怀。

这次征文活动得到6850筹备组的大力支持，更有兄弟姐妹们的积极参与，踴跃投稿，才使征文活动行进有序，高潮迭起，圆满收官。

这次征文活动的圆满成功，也得益于靠山群这个交流平台，否则征文活动就会寸步难行，甚至胎死腹中。

只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征、集、编等诸多方面难免出现纰漏和瑕疵，那也是筹备组用人不当，非我们所願。

《微霞满天一一纪念1968届靠山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文集》是靠山知青史的一次大写意、大盘点、大总结、大展示，也一定会成为兄弟姐妹们晚年幸福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

2018年8月1日

4.3 许乐欣回顾靠山时期的“点文化”（特别邀稿）

靠山“点文化”可分为青年点时期和后青年点时期。现将青年点时期情况综述如下：

㈠ 首先是“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也抹不掉”（语出《青春的回响•后记》）的“家歌”

在我们青年点，最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的“家歌”。每当我们比较大的聚会都会唱“家歌”，那一首首家歌，总会撩动起我们对过往岁月的回忆。

从1964年11月马犁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我为农业献终身》开始，连续十年，在“7.28”下乡纪念日时都会有一首新歌诞生，我们称之为“家歌”，计10首，回城后又创作“家歌”4首，新老“家歌”共计14首。此外，平时大家还创作了一些歌曲，保留下来的和新创作的有5首。在下乡十周年时还编辑了《青春之歌——7.28歌曲集》。

“家歌”有的铿锵有力，节奏分明，既表现了我们“仰望星空”的革命理想，又表达了我们“脚踏实地”献身农村的决心。如马犁的《我为农业献终身》、丁峪麟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是靠山人》、《团结战斗革命到底》、《扎根农村继续革命》、喻国政词王成伟曲的《坚持革命、坚持前进》；有的清丽抒缓，情真意切，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反映了对美丽靠山的情怀和兄弟姐妹间的情谊。如，丁峪麟的《打柴歌》、路克勤的《靠山屯好地方》、王文甲的《七二八之歌》、马犁的《怀念靠山》、江山词、王文甲曲的《七律——贺下乡四十周年》、段伟词、王文甲曲的《真是一群好青年》、丁峪麟词、王文甲曲的《七二八之恋》，梁啸海填词的《靠山友谊，地久天长》，丁峪麟词、王文甲曲的《兄弟姐妹》，《咱们老头老太太》等。“老歌是改天换地时代的产物，所以表现的‘轰轰烈烈’；新歌是历经沧桑的结晶，所以表现的理智深沉……”（语出《青春的回响•后记》）；老歌曾激励我们的斗志，抒发我们的感情；新歌表达了我们对那个地方那个岁月的难忘之情以及知青间的深厚情谊。是一曲曲不折不扣的自强者之歌。

㈡ 充满激情、表现了那个年代我们的情怀的“新年献辞”

从1965年12月31日开始，每年的元旦晚会上，欢声笑语的小节目、握手互祝新年好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新年钟声响过，在大家一片欢呼声中，丁峪麟都会满怀深情地朗诵他创作的新年献辞：如1966年《而今迈步从头越》、1967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68年《壮志永不改》、1969年《快马加鞭未下鞍》。7.28十周年《青春之歌》和7•28四十周年《青春的回响》。还有1972年由翟亚萍创作并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的《八年匆匆》。

“献辞”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满载激情、满载芬芳，上下澎湃、纵横驰骋。为我们留住了过去一年的最后一道美丽的晚霞，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一年最初一缕迷人的晨曦。

㈢ 有着坚定的信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社论”

在每年的7.28，点长喻国政都会代表政治组发表文章，我们称之为“社论”。如二周年（1966）时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三周年时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四周年时 《战地黄花分外香》、五周年时的《团结起来，继续革命》、六周年时的《不到长城非好汉》，以及十周年时的《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还有梁啸海所作的《十年的回顾报告》。

这些文章，在当时，是一种方向，一面旗帜，鼓舞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文革中，没有迷失方向，迷失自己，从而能自强不息，勇往直前。

㈣ 展示集体才华、誉满省市县社的文艺宣传队

在我们青年点，引为自豪的还有当时声名显赫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964年底，靠山知青在大队联欢会上的第一次演出就展露出头角。从此，在以后的几年里，就逐步形成了以我们知青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了1969年这支羽翼丰满的文宣队，以自编、自导、自演，形式多样、诙谐风趣、贴近生活的精彩节目，活跃在开原城乡乃至省城沈阳。记忆中的节目有：快板《学农活》、《赵守成办农中》、《董文汉办广播》、《夸夸咱们的炊事员》，双簧《约翰逊自叹》，表演唱《风雪夜》、《老两口学毛选》、《说说咱们的尤大爷》、《根根银针见红心》，舞蹈《插秧舞》、《丰收舞》、《大战野狼嚎》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节目，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并多次参加省市（地区）县文艺（汇）调演、回沈汇报演出、到驻军慰问演出等，反响热烈，引起轰动，享有盛誉。

此后，文宣队还分别向沈空文工团、开原县文宣队、211文宣队、八三文宣队、开原粮食局文宣队、起重机厂文宣队等专业（业余）文艺团体输送了多名人才。

文宣队，是我们抒发感情，展示才华的平台。既丰富了农村文娱生活，又锻炼和提升了知青的文艺素质。

㈤ 务农不忘学习、农闲不忘娱乐的文教和体育

当年，对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青年学生来说，可说是只认米面，不识五谷；只知四季，不知节气；同学初中高中的都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1966年1月便利用冬闲办起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室、“办学方案”、“科学实验规划草案”、校长、教务长、教师（由高中同学和老农担任）一样不少。

办学虽然短暂（受文革影响中途停办），却也受益匪浅。刘恩义讲授的农业八字宪法和24节气歌至今还能朗朗上口；金霆讲授的诗歌合辙押韵所产生的“回环的美”和路克勤讲授的简谱知识，至今还余音绕耳。此外，农闲季节，还开展体育活动，举办各种比赛，如：篮球、乒乓球，游泳等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㈥ 锻炼体能和毅力的“拉练”、“军训”

1965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象征性“长征”。此后，搞了多次这样的活动。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从午夜12点半至凌晨4点半进行的象征性“军事演习”。

夜12点半，熟睡的我们被紧急哨声唤醒，接着排队向村后西大砬子山疾行。正值盛夏，山上植被繁茂，没有路。蒋铃在前面挥舞镰刀开路，我们紧随其后，遇有险情，蒋铃便站在悬崖边保护……那情景永生难忘。当天空露出鱼肚白时，我们渡过了齐腰深的寇河返回。这时，被派回的“先锋”，已偷袭了留守人员，盗得的柳条箱等物品摆在院子中……这次行动，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程四十华里。印象中的另一次是，全体知青分成几个小组，在“军训”教官李家政的指挥下，向北山进发……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沿铁路线徒步回沈阳的“长征”式“拉练”。这些活动，从思想到身体都是对我们的锻炼和考验。

㈦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进团结友爱的“整风”、“小整风”

在我们青年点，“整风”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自我提高的过程。人手一册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们学习和提高的工具书。

1965年冬季，利用农闲季节，“家”里进行整训。此后的几年里，又开过数次有针对性的“小整风”“整风”的生活会。还进行了过新老五关教育。老五关：思想观、家庭观、社会观、劳动观、生活观；新五关：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能否达到生活自立，自给有余、能否正确对待成绩和荣誉、能否经住错误和失败的考验、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婚姻恋爱问题。同时办《靠山人》板报，《主席著作学习园地》、《广阔天地及其副刊山花烂漫》壁报，小广播站等紧密配合整训。

为了解全县其他青年点的情况，以便学习、借鉴其他青年点的先进经验，总结知青存在的问题，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1967年1月，我们分成7个组对全县青年点进行了社会调查……

这些严肃的举措，达到了一定效果，使我们这个集体，能顺利“过关”，稳而不乱，同学之间亲密无间。

㈧ 唇枪舌剑、各显风流的战斗队、大字报等文革故事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城乡角落，靠山青年点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又正值风华正茂，是敢于冲锋陷阵的热血青年。于是也有“指点江山”、“逐浪高”、“不可等闲视之”、“同心干”、“丛中笑”等战斗队成立，我们也写大字报，就知青现状和前途问题发表看法。如：政治组《两种前途观的决战》等6篇，“指点江山”《目前我们的态度》等6篇，高勇《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等。

在唇枪舌剑的互不相让中，虽然各有分歧，但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欣慰。尽管在硝烟弥漫中，难免言辞过激，有失风度，但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却成就了一段美好的佳话。

此外，在我们知青大院耸立着一幅毛主席挥手的巨幅画像，那是出自青年点大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丁峪麟之手。逢三八妇女节，在画像下，男女生各站一排，男生要向女生致敬，并包下全天“家务”；逢大事小情，会在画像下集合，或留影或讲话。文革时期，我们每天早上要在画像下跳“忠字舞”（想想真是荒唐可笑）……这些都是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的终身难忘的“文化”景象。

（节选自《微霞满天》征文 ）

（64届靠山知青李桂珍（中）到母校为准备到靠山插队的应届毕业生介绍情况（1964.9月））

4.4 打柴歌和元旦献词（翟雅萍）

㈠ 打柴与打柴歌

靠山的春天来得很迟，立春之后仍是感到寒气逼人。所以当地有“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燕来燕不来”之说。这个时候已是冻人不冻土，冰冻三尺的土地在悄然复苏。虽然寇河岸边的小草仍是枯黄的一片，但你若留心观察，那一排排的柳毛子已有了些许绿意。万物正在孕育着勃勃的生机。

趁着农忙之前我们需自己解决过日子的柴草。大队分给我家一段山，我们全家人要拿起斧头镰刀去山里打柴。天刚亮我们就起床，磨快了镰刀，打上了绑腿，肩背上午饭—两个苞米面大饼子、几个芋瓜头咸菜，迎着料峭的春寒上路了。

路很远，我们从窦家坟沟往北走，还要翻过几道山梁。爬到山顶都累得气喘嘘嘘。站在高山之颠你最能深刻体会“站得高望得远”这话的真正含义，同时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悠远而博大的情怀也会油然而生。

东方喷薄的红日将山山豁豁照耀的气象万千，多么壮美的大自然！真想扯着嗓子使劲地唱。我们索性张开双臂，对着周围的群山“哎哎……”地大叫起来，那声音撞击着山谷，立时四面传来回声。

下山的时候倒毫不费劲，两只胳膊甩甩搭搭的好不自在。

到达目的地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我们抓紧时间拉开了距离，从山脚下开始向山顶“包抄”。很快就响起“嚓嚓”的打柴声。

天虽冷，可干了一会儿身上就冒了汗。李国梁干脆脱了衣裳光着膀子干。他向来很能吃苦，很能干，好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你看他一声不吭，不一会儿他附近的柴草就被他杀了个精光。都只顾干活很少有说话的声音，偶尔传来高勇的一声惊叹“太好了！”突然吓人一跳。再隔一会儿又冒出喻国政的一声“妈疼你，妈爱你……”逗得大伙在心里偷偷地乐。心细的女同学们在暗中较着劲，数着自己的柴捆，生怕被别人落下。

打柴也是有说道的，柴捆的大小，柴根对的是不是很齐，腰子捆得是不是很紧，你身后的劳动成果可以证明你的水平。待到山顶回头望去：一个个精美的柴捆从每个同学身后整整齐齐地向山下排去，都是上乘的杰作！

到山顶后要把打好的柴运到山底下去。我把一根绳子对折铺在地上，再用一根棍子把柴捆一个个穿在上面，最后将绳子饶过来打好结，把两只胳膊伸到绳套里去。准备背起来走，可因为贪多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我向离得最近的苏立力求助，她闻声过来，把我扶了起来，她笑着说“用不用送你一程？”“能站起来我就能走，不用送。”看我晃晃悠悠的样子她还是送了我一段。我就这样背着一大捆柴一步一步向山下挪去。这山从下边看并不陡，可往下走怎么这么陡呢？可别滚下山去！最下边的一捆柴直拖到屁股底下，走得很是艰难。不能松懈，必须一气呵成。终于走到了山下，我连人带柴堆在地上，半天不想动弹。

男同学个个有门道，他们将长长的绳子系好，在地上铺成一个三角形，再将柴捆很有秩序地打好一个底。这样更多的柴捆就能码上去，直到象一座小山。把地下绳子的一端提起来套在肩膀上，然后象小芒牛那样冲下山去。

吃午饭时我们全聚到山底，打开干粮袋，将那冰凉的大饼子就着玉瓜头咸菜送到嘴里。连口水都没有，不会有人说渴，也没人讲自己划了多少伤口，都乐哈哈地谈着自己的收获。

山的背面积雪还未消溶，段伟很有心计地跑到一棵山里红树下，拨开附近的积雪，啊！里面有山里红！我们几个女同学唿啦一下子冲过去。大饼子就山里红吃，味道格外鲜美。

我们爱这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为家出力谁都感到义不容辞。那时单纯的我还以为这四十六个兄弟姐妹能永远彼此无猜，甘苦与共地生活到永远。

打柴连续了好多天。一天晚上全家开总结会的时候，喻国政总结了全家人在打柴过程中的艰辛，表扬了好多同学，其中也有我。他还学我背柴的样子，说我背得多。听到点长夸我，我的脸红红的。他这个人讲话总是正中你的心怀，他的机敏，他的同情心，他的善解人意总能在他的讲话中捕捉到。

象这样的打柴我们家大约每年有两次，在一次次打柴的辛劳中，我家的“打柴歌”在大才子丁峪麟的笔下诞生了。丁峪麟是个了不得的人，既有政治远见又有个人抱负。他头脑聪敏，文才飞扬，诗书琴画样样精通。他画的毛主席油画像坐落在青年点的大院正中，与真人一模一样，叫人叹为观止。他在任何一个适合他的领域发展都会很有建树，会成为一个人物。但他却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心如止水。

那首激荡人心的打柴歌，我们家的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却：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拿起斧头镰刀去打柴。

登石岗，攀山崖，

踏遍青山千万座，

乌云迷雾脚下踩，

不怕虎豹和狼豺！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拿起斧头镰刀去打柴。

小松树，亲手栽，

小杨树儿长得快，

打柴莫砍成才木，

荆棘野蒿任我摆。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拿起斧头镰刀去打柴。

上高山心花开，

拨开白云看天外，

站得高来望得远，

改天换地新一代！

㈡ 元旦和元旦献词

一九七二年元旦。

这是靠山人的第八个元旦，是我在靠山的第七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元旦。

我家年年庆祝元旦，开很隆重的庆祝晚会。每年元旦都有一篇精美的元旦献词，差不多都由丁峪麟来写。如今丁峪麟已结婚搬走，今年的元旦献词由谁来写？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推荐了我，我欣然受命。

我在靠山度过的七个元旦一个个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怎能忘记一九六六年的元旦？那是靠山人最最美好的一个元旦。我们全家四十六口人在多功能的食堂里坐成方阵，一张张年轻的，稚气的脸上溢满光彩。兄弟姐妹们喜气洋洋。

我们年轻的点长喻国政首先讲话，他字字句句都象鼓点那样敲击着每一个人激动的心房：“我们是亲爱的兄弟姐妹，是上山下乡的革命理想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世界上不会有比我们的家更好的家了。扎根农村，永远革命是我们坚定的信念。在这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真诚地祝愿我的兄弟姐妹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早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峪麟的第一篇元旦献词更是文采飞扬，文字激荡：

天地转，光阴急，

时间好象飞鸣镝，

转眼一年已过去。

谁能止住走动的时针？

谁能留下撕掉的日历？

贪恋人生的在灯前抽泣，

碌碌无为的在月下叹息，

只有英雄豪杰敢与天地比高低！

看来路，岁月峥嵘万山碧，

望前程，遥遥坎坷几千里！

莫等双鬓添秋霜，

对镜空焦虑！

……

八队的八个男同学由丁峪麟指挥，另外的七个人每人为一个音符演奏的“东方红”笑破了同学们的肚皮。记得高勇是“来”，苏嘉元是“受”，粱啸海是“拉”。指挥点到“受受拉”都顺利，可一到“来”高勇总忘，而且满脸淌汗。这可给我们这些本来爱笑的女生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所有的人都乐得东倒西歪。一曲“东方红”演奏完，我们所有的观众再加上指挥，加上七个“音符”全都乐得岔了气。元旦过去几天后肚子还在疼。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时钟敲过十二点后，大家纷纷走下座位进行的真诚团拜。那一刻谁也不会忘记，谁忘记了谁就不是靠山人！这是靠山知青最鼎盛时期的最美好时刻：紧紧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找来人间最美好的语言相互祝福，同学们个个泪光莹莹……

时光是匆匆的河流，载着我们的生命奔向远方。转眼七个元旦过去了。面对这第八个元旦我怎能不感慨万千？我写下了这样的元旦献词：

元旦，又是元旦！

一年一度，

过去了八年。

八年的时光只是瞬间，

可在我们革命的生涯中，

却是多么光辉灿烂的一篇！

八年哪，八年。

八年三大革命的洗礼，

八年艰苦生活的磨炼

非凡的靠山人，

个个不等闲！

……

这元旦献词写得不一定好,可这是我在靠山屯七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显山露水。

（来源：同本编1.3）

（纪念“7.28”三十周年时家人齐唱家歌，指挥者即“打柴歌”作者丁峪麟）

4.5 小品：知青献血救亲人（刘炎）

时间：一九六六年五月

地点：威远公社卫生院、靠山大队

一位农民搀扶着待产的妻子艰难地向公社卫生院走去，婆婆及娘家妈紧随其后。

婆婆：要是能生个小子多好哇

娘家妈：什么小子不小子的，丫头也不错。

婆婆：没有个小子将来谁接户口本？光有丫头嫁人走了，家里的自留地都没了。

娘家妈：现在都啥年代了？男女平等，可以招上门女婿呀。

婆婆：谁愿意当上门女婿？小姨子、小舅子一大帮，净给气受了。

儿子：行了，行了，别吵了，到地方了。

大夫让孕妇在床上躺下，先号了号脉，又用听诊器上上下下听了起来。突然孕妇发出痛苦地呻吟，并且越来越厉害。

大夫：护士，孕妇有难产的迹象，你给她抽点血，验验血型，看看血库有多少血浆？

护士回来说，她是A型血，库存没有了。

大夫嘱咐亲属找一下其他人过来献血，看看有没有配型的。

婆婆让儿子给靠山大队挂电话，找青年点的大学生们，让他们帮帮忙。

靠山大队一群知青顶着烈日正在铲地。

大队通讯员“冒汗”过来喊道：点长，你们快去帮帮忙吧！老陈家大嫂生孩子难产，急需输血。你们多去几个，赶快去公社卫生院救人吧！

点长和众知青二话不说，扔下锄头就往威远跑去。

抽我的！抽我的！一大帮小伙子大姑娘撸起袖子争先恐后地去抽血验血型。只有一位叫伏生的小伙子配型成功。

这时，抢救室外又起了波澜。大夫让家属确定一下，孕妇和孩子若只能保一个的话，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娘家妈：当然得保大人了，大人保住了，以后还可以再要孩子呀。

婆婆：保孩子！媳妇没了，可以再娶一个呀。

她可能自己也觉得此话欠妥，急忙捂上了嘴。

娘家妈急了：你这个混蛋，说的什么狗屁话？

婆婆：我是说，大人也得尽量保。你扯淡！你混蛋！

两人越吵越凶。后来竟动手撕吧起来。儿子赶紧把她俩拽开。

大夫：配好血型的那个小伙子，快过来抽血！

从他身上抽出的200cc血液静静地流入孕妇体内。过了一阵子，产房传出喜讯：生了！生了！护士抱出一个孩子，是女孩！

婆婆：完犊子玩意儿，真是个废物！

娘家妈：给我，大宝喂！我的小公主喂！让我抱抱！

过了一会儿，护士又出来了。又生了一个，这回是个带把的！

婆婆乐得好悬没抽过去。赶紧过去，抢着抱了过来。小小子一泡尿浇了她一脸。

婆婆：好小子，看我识不识交？好哇！童子尿能治百病，好！好！

亲属们围着知青们连声称谢，大家露出幸福的笑容。

（《微霞满天》征文；系根据当年真实故事改编的文宣队小品演出本 ）

（和夏家沟老乡合影，右一为小品的作者（2019.9月））

4.6 编辑人语：春风桃李有余哀

这个版块讲述的重点，是在文化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青年点内和所在社队。而如众所周知，家人中近年离世的马首先、洪亚迪，还有1993年去世的孙信斌，都是在这方面有其优长并做出突出贡献者。去年曾编发过64届的洪姐自撰的一篇短文，而今65届孙、马二位则双付阙如。故人长才归去也，春风桃李有余哀。因将点长先前撰发的有关三位的生平、悼词类文字摘编如下，聊补资料缺憾。

㈠马首先，65届知青，四队社员，1950年11月出生，辽宁开原人。幼年丧父，生活艰辛，后随母改嫁到继父家，是个“多余的人”，童年满是苦和泪。 1965年9月，开原十中初中毕业，不满15岁，毅然走上下乡当农民的道路，到威远公社威远大队插队落户。文革动乱中，其所在“回民点”“黄”了。经公社安排，转至靠山大队青年点，从此有了温暖如家的稳定生活。

到靠山后，唱歌天赋显现，被选入大队文艺宣传队，从此，在各级舞台上大显身手，大放异彩，成为文艺队的主要演员。一次慰问开原驻军演出时，被首长发现并向上级推荐，经测试，被选入沈空文工团沙家浜剧组，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文艺兵。 1985年大裁军，文艺团体撤编，转业到沈阳101厂工会工作，继续发挥唱歌特长，是厂里的“大明星”。其间，被丘比特之箭射中，收获厂足球明星李军的爱情，与之结为秦晋之好。遗憾的是，一生无儿无女。退休后，到北京打工教唱歌多年。其间，不识谱的她，考取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美声唱法）八级证书（最高十级，专业）。

2008年、2013年，先后两次患脑出血，2018年又患肠癌，与疾病战斗多年。饱受折磨后，不幸于2024年11月15日一时逝世。终于不再受罪，解脱了。享年74周岁。爱人李军按着回族风俗，将其安葬于沈阳市回民公墓。

一朵歌坛“奇葩”凋谢。知青少了一位战友，天堂多了一个歌手。 马首先的歌声，永远存留在青年点的记忆库中！

（原题：马首先生平）

㈡洪亚迪，1944年8月4日生，回族，64届知青，一队社员，沈阳二十中学高中毕业生。1964年高中毕业时，她壮怀激烈，奔赴农村，立志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热血。是当年颇有影响力的“回族三姐妹”之一。

下乡伊始，认识本队目不识丁的少年文盲王路，王路的聪明和目不识丁，让洪亚迪惊愕，从此教王路识字，成为王路的启蒙老師，也从此开启她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的教育事业。

1965年10月，经公社安排，创办双城子农中，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欢迎，尤其受有了读书机会的孩子们的爱戴，由于工作出色，成为驰名的“山村女教师”。

1970年参加县师训班培训，结业后，转为公办教师，被分配威远中心校任教。其间工作努力，表现实出，给学生同事和领导留下了良好印象。

1972年被抽调沈阳二师专修物理，毕业后，先后任教沈朝一中和沈阳33中，直至退休。在职其间，圆满完成沈阳师范学院物理本科学业，其培养的大批学生，学业有成，可谓桃李满天下！

洪亚迪热爱青年点，无论青年点时期，还是后青年点时期，每次活都有他活跃的身影，每当有自由发言时，她总是踊跃发言，常挂嘴上的是“本大姐”…

洪亚迪身患癌症多年，一直与病魔英勇博斗，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乐观，还常给大家介绍经验，给人留下难忘深刻的印象。

洪亚迪是一位好知青，好老师，好姐妹，好人！深切缅怀洪亚迪同学！

（原题：洪亚迪生平）

㈢孙信斌悼词：知识青年的优秀分子，我们的好同学、好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信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英年早逝，于1993 年4月4日与世长辞，年仅49岁。

信斌生于1945年10月25日。1965年7月沈阳29中高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决然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到开原县威远公社靠山大队插队落户。

在农村，他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辛勤耕耘。在担任生产队指导员期间，带领农民群众，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为发展生产，改变生产队的面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他满腔热忱地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带领本队知青兴办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学习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并参加文艺演出，为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热情。他演出的《学农活》、《赵守成办农中》、《董文汉办广播》、《约翰逊自叹》、《夸夸咱们的炊事员》等文艺节目，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他自觉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培养炼就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热爱知青集体，积极参加青年点的各种活动，积极参与青年点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为青年点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爱。他为人随和，待人诚恳，心地善良;他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与世无争；他正直热情，勇于进取，乐观向上。 他在铁岭地区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刻苦学习，工作积极，德智体全面发展，深受同学、老师和校长的好评。

他到盘锦后，从事教育工作。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为人师表，用自己的心血在校园里继续辛勤耕耘，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信斌的一生是平凡的、短暂的。但是，信斌的一生又是伟大的、隽永的。悼念信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珍惜人生，更加珍惜知青之间的友谊，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携手走向未来。

信斌，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题：站在信斌遗像前）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5.1 青年点给我第二次生命（杨冬冬）

1967年6月的一天中午，一挂马车突然从青年点院内急驶而出，直奔威远方向而去。车上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抱着一个瘦小的青年，还有一个人打伞给小青年遮阳光，驾！驾！车老板打马飞奔……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1967年6月末的一天，骄阳烘烤着大地，地面热的象蒸笼一样，令人窒息。这天吃过早饭，我早早的来到队部，指导员尤大爷比我去的还早，正在院子里打转转，看到我急忙过来对我说："今天打农药，1059，没人干，咱爷俩打行不？"我知道1059是剧毒农药，但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准备就绪，来到地头开始打药。喷药器十分陈旧，老式手压的，开始时我侧身背着在前面走着压，尤大爷在后面喷。高粮地里密不透风，一里地长的垄一个来回下来便大汗淋漓，让人喘不上气！实在闷的受不了了，我索性脱下长衣裤，扔掉口罩手套，把药桶转到胸前压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药水浅到口里，有些异味……终于到地头了，把药桶一扔，跳入寇河中，恨不得立刻洗去口中的农药，让自己清醒过来。刚进水里顿觉浑身无为，迷糊恶心，连忙跟尤大爷打声招呼，草草穿上衣服往家（青年点）走。从宿屯到青年点只有一里多路，可这天觉得特别长，昏昏沉沉的也不知怎么走到的家，进屋一头就扎到炕上。此时豆大的汗珠挂洒满全身，瞬间浸透了褥子。

青年点的同学都在食堂吃午饭，我和蒋铃住一屋，屋里没人。我无助的趴在炕上，就在我无力回天之际，住在里屋因拉肚子被隔离的秦波（秦昆弟弟）上厕所，见状即刻跑到食堂报告……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在国政等人的指挥下，蒋铃从四队套来车，国政抱我上车，还有几位同学护送，在第一时间到达威远医院。由于送的及时，在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命悬一线的我与死神擦肩而过，终于苏醒了！

我记得请楚醒后见到的第一人是孙雨，他激动的冲我大喊：“你可醒了，都昏死三天三夜啦！吓死我们啦！”事后听马大夫说，你小子命大，晚送来半小时小命就没了！想起来真是后怕。

住院期间，青年点同学轮流护理，毫无怨言，每天都有同学，社员探望慰问，最好们营养品留我享用，经过一个星期的住院治疗，神奇般的出院又回到了家。

那时由于年龄小，没把这事当回事儿，甚至连当时护理我们人是谁都不知道，也没问，住院花了多少钱，谁花的？等等一概不知，连句感谢的话都不曾说过。尘封五十多年，现在老了，每当想起这事，心中充满了愧疚！

这些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没有他们，我杨冬冬在这个世界上早就不存在了。

今天，我要郑重的向已逝去的蒋铃、孙雨、马大夫，向国政、秦波、向所有参加抢救、护理我的而我至今还不知道是谁的无名英雄，向青年点所有同学说声谢谢！救命之恩永生不忘！

是青年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青年点一一我永远的家！

2018年4月8日

（《微霞满天》征文，原题： 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

5.2 难忘姐弟情（佟强）

看了石理奇的征文《忆当年》，勾起了我对五十多年前一件往事的回忆。

那年宿家屯知青点建成后的情景历历在目。六、七隊的知青们都为新点的建成而欢呼。然而，三九天的到来却让同志所体验到了冬天的寒泠。

新建点的屋内四壁上结满了厚厚的白霜，晚上睡觉大家都用被孑把头盖上或者干脆戴着棉帽孑。尽管这样我的脸还是被冻伤了，但我这个人属于那种粗粗啦啦，没心沒肺的，根本不知道冻伤如不及时治好会留下病根，年年冬天都会犯的。

一天，我们队的于众给我拿来了一些山楂，他告诉我山楂用火烧软后往脸上冻伤的地方涂，冻伤很快就能好。用这个方法果然没用几天就彻底好了。我问于众从哪儿弄来的山楂，他沒告诉我，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山楂是于众特地到几十里地开外的开原县城买的。

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沒想到这个长的人高马大的小老弟平时喜喜哈哈的，心却如此的细。这件事让我受益非浅，终生难忘！

2018年4月16日（《微霞满天》征文）

5.3 闺密情深（翟雅萍）

㈠ 不寻常的友谊

张秀春就象她的名字文静而秀丽。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她性格内向，言语很金贵。她给我的感觉就象天上的月亮不冷也不热。

人们乞盼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三月份了出工时仍得穿上厚厚的棉衣。每天在外面干活脸被风吹得生疼，总有“春风疑不到天涯”的感觉。

寇河刚刚开化，全大队的年轻人去寇河岸边修河堤。我们拿着锹、镐.、土篮和扁担涌向寇河边。要去河南岸干活，必须过那简易木桥。那桥是用粗铁丝将一棵棵树干连接而成的，桥又滑又不稳当。胆子大的小伙子当然几步就窜到桥头，轮到我们这些姑娘就得拉拉扯扯，心惊胆颤地一步一步蹭过桥去。

大批人马都顺利地过了河，忽听“咕咚”一声，原来是张秀春掉进了河里。幸亏她落水的位置水不是最深，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打捞上来，她整个人成了落汤鸡。她的棉裤全浸透了，棉衣也湿了一大截，那股透心凉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叫她赶紧回家去。

这时是农闲时节，每天工分很低。一个男劳力一天也就挣块八角钱，女劳力就更少，也就六七角钱。按理张秀春不用回来了，可没一会儿她已换好了衣服远远地走了过来。那纤小的身材似一片柔弱的叶子自远方飘来。她这一举动引来一片赞扬声，掀起人们心中不小的波澜。这个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女孩确实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坚韧。

后来因这事她受到好几次表扬。

肖平去宿家屯后，我俩挨着睡觉，自然地很要好。她总说，真的喜欢看你写点什么或听你讲点什么。冬天天短，我俩早早就钻进了被窝。我说：“今天开始我给你讲‘牛虻’。”

我是那么爱“牛虻”这本书，就象爱自己的恋人。那时我好象能背下来那本书的每一章节，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描写：“因为经常想起自己做过了的事情，她的全部青春已经遭受到损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她不得不坚决地和那悔恨的恶魔相搏斗。不得不经常对过去的魔影闭起眼睛，塞住耳朵。然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具被潮水冲入大海的尸体的影子始终不肯离开她……现在呢，即使她送掉半条性命，她也情愿忍受那原先的沉重负担……为了他的缘故，她的一生已经弄得这麽阴暗……她坚定地.无所顾惜地一步一步走进他以往生活的地狱里去。那些情景都生动得如同她自己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一般。那裸露的灵魂的无可奈何的战栗，那种比死还要难受的嘲笑，那种孤独时感到的恐怖……

她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坐下来，对那美丽的，孩子气的头凝视着，慢慢地，一阵迷茫的热泪涌上来，遮蔽了手中的照片。啊，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呢！即使是在梦里，让这一光辉而超脱的灵魂被束缚在那种污秽，卑贱，苦楚的生活里，也要算是一种亵渎啊。宁可让他化成绝对的虚空，也比活在世上做牛虻好一千倍呀！”

还有那个吉普赛女郎弹起吉他为牛虻唱歌那段：“绮达开始唱起那支匈牙利的古老民歌，唱的是一个人先失去了他的骏马，后失去了他的家，接着又失去了他的妻，因而只得拿“在摩哈奇的战场上，丧失得更多”的回忆来安慰自己。这支歌是牛虻特别喜爱的歌曲之一；那猛烈而又悲哀的旋律和那复唱句中的惨痛的斯多噶精神所给他的激动，是那些软性音乐从来没有过的。绮达的歌声非常优美，从她嘴里发出来的音调是清越而强有力的，充满了狂热的人生的欲望。牛虻听得睁着两眼，张着嘴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唱得这么好。她唱到最后一句，声音忽然颤抖起来。‘啊，不要紧，在摩哈奇的战场上，丧失得更多……’她突然中断，抽噎起来，把脸埋到长春藤的叶子里。”

……就这样,在那寒冷的漫漫的冬之夜,我们头挨着头,她两眼紧盯着我,听我讲述在那遥远的意大利发生的关于“牛虻”的故事。

后来我们青年点不知是谁弄到一本旧得不能再旧的“牛虻”在女同学手上传来传去，待传到张秀春手上的时候，她兴奋地对我说：“我一定仔仔细细一个字不漏地好好来读这本书。”

爱神早早地牵起了张秀春的手。

于众是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他高高的个子，外貌潇洒漂亮。他的性格率直，说话时言词激烈。在他眼中女同学应具这样两种品格：一种是郎蕙丽那种直来直去，凡事都弄个水落石出的人；一种是张秀春那种轻易不表露心迹，寡言少语的人。他常对我们女同学说：“要不你们就象郎蕙丽那样，要不你们就象张秀春那样。”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这种介于这两种性格之间的人。

那么他爱情的天平的指针一定是在他赞成的这两种性格间摆动，他选泽了后者，选择了张秀春。

张秀春很满意，一提起于众，言语中就充满了骄傲与满足。在他们热恋的日子里，我当着她的面很少说及于众，因为于众一直对我不太友好，他对我喜欢用冷言冷语。

隆冬时节。那天很冷，我们几个人被家里“留工”，在菜窖里收拾白菜。菜窖虽然在地下，里面也很冷。我一直站在那里用冻得发僵的双手撕扯着白菜叶子。于众走过来抱白菜，无意间碰到了我的手。他说：“翟雅萍你的手怎么象死人手那么凉？”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好象愿意叫别人伤心。

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就象魔鬼挥动着硕大的火把，点哪哪着火。当造反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进靠山屯的时候，这里的年轻人也按捺不住那颗驿动的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歌声，每天能在青年点的上空响彻几十次。

于众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激进的一个。那可怕的横扫一切啊！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叫人心寒。我们家有那么多好唱片，“祖国之春”，“江南好”，“送你一枝玫瑰花”……我曾是家里的广播员,它们曾归我保管。那些美妙的旋律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将它们背下来。可当于众将这些唱片视为毒草并把它们掰成两半时，我的心也被掰成了两半。我除了心疼地掉眼泪根本就没有回天之力来保护它们！

我们女寝室有一面大镜子，每天早晨女同学都按照个头的大小站成一串在镜子前梳头。这可怜的镜子也没逃脱厄运，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该照镜子的，所以于众等把镜子也砸了。过后女同学又把它的残骸拼接起来，再站成一串梳头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都晃来晃去，努力地躲开那些裂痕，尽量寻找自己完整的脸。

听说城里的女人全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谁的头发最短谁就是最革命，我家的女同学闻风而动，好多人剪去了小辫子变成了短发。可我就是不肯剪掉我的两只本来就很短的小鞭子。于众怒不可遏地指着我的脑袋对我说：“翟雅萍，你的头发留得这么长，就是不想彻底革命！”

我真想杀了他！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他对我无情无义。我下乡又不是冲你来的，你又不是谁的爹，我凭什么听你大呼小叫？那时我真的恨他。即使在他心上人面前我也不掩饰对他的敌意，有时我会故意问张秀春：“于众对你好吗？他是不是总向你发脾气？”可从她的嘴里不会听到于众的一个“不”字。她总是给我做种种解释，因为她深爱着于众，所以处处袒护他。

其实无需张秀春解释，我心里对于众也像对赵守成、喻国政、丁峪麟、高勇、刘恩义、段伟等男同学一样怀着一种真爱。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使我们乘上同一列车，集合于同一个屋檐下。从十六岁开始我们就成了风雨同路人，天涯同命人。

于众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从小就生活在音乐学院大院内，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多才多艺。他对音乐的悟性一般人是比不上的，他演的双簧不在孙信斌之下。他争强好胜，不甘人下，。在文化大革命最动荡的时刻他担任七队的队长，使那个本来贫穷的七队亩产量翻了番。为此没人不对他刮目相看。但他更有着不同常人的倔强与骄傲，所以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有人说，性格即命运，于众是应验了这条真理的最典型的一个。

他们夫妻回城后，张秀春马上来找我，把我俩中断了几年的情丝又重新接上。她对我说：“于众常常提起你，往往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那里面的插曲，他会说‘还没有翟雅萍唱得好。’”

张秀春的话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于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常常提起”我。这时我心里那个恶作剧的男孩开始遥远，我再面对的应该是一个长大后的成熟的于众，是一个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千锤百炼之后的男子汉。

我这个人很重感情，我于是买了几盒“卡拉OK”磁带，炎炎盛夏我在爱人的帮助下，利用两台录音机，我唱了十首歌录在了一个磁带上。

我将这磁带送给了他们夫妇。我给他们的信中写道：“谢谢于众还记得我的歌声……”

一天，于众骑着自行车来药厂找我，他回赠我一盒贝多芬的交响音乐“命运”。他对我说：“记得你喜欢这音乐。”

于众走后化验室的女人们炸开了锅：“这是你农村原来的对象吧？哈哈哈……”

我望着于众远去的背影，手里拿着他送给我的“命运“沉思良久。

㈡ 改名

文化大革命处在峰巅时，红卫兵宋彬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臂章。毛主席对她说：”要武嘛。“于是她改名宋要武。一时举国上下兴起了改名风。

这风很快也吹进了我们这偏远的山乡，本来就容易激动的年轻人为扔掉爹妈给自己的名字又都激动起来。每天收工后吃过晚饭，全家人都沉浸在改名的欣喜中。

才子丁峪麟最先开的头。他不无骄傲地说：“今天起本人改名为丁宁，寓意是宁愿做社会主义大厦中的一颗螺丝钉。”他又把“宁”字的上下两部分拆开给我们解释：“宁字的宝字盖是大厦，下面的丁即螺丝钉。”多么好的名字！于是引来一片喝彩。

接下来是喻国政，他说：“我改名为喻剑，既象剑那样锋利。”乍一听谐音好象是“预见”，大伙议论：“还不如叫喻见，站得高看得远，有远见卓识……”但他坚持要锋利,于是叫了剑。

段伟给自己起了一个响当当的革命名字“段东飚”。女同学都乐得岔了气。他解释道：“我是东方的狂飙。”大家更是笑个不停。

金霆的名字本来就挺革命，可他口中念念有词：“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本人就叫金戈了。”同队的刘恩义则改名刘炎。这是个才子，后来常见用“刘炎”署名的诗词歌赋了。

李桂珍正在公社任妇联主任,她说“当了干部不能脱离群众,我就叫李密群吧。”

佟月清改名为佟强；江宁娜改名为江山；叶华燕改名为叶茂；张秀春改名为张帆；马先明改名为马犁……我真羡慕人家都有一个好姓,我姓“翟”改什么名字能有革命意义呢？我于是请教最有学问的丁峪麟。他装做认真思考的样子，两只眼睛在镜片后面闪动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给你起个日本名字吧，你就叫翟葡萄榛子。”于是引来一场哄笑。我气得脸通红，我不希得求他了，我自己查字典。过了一会儿，喻国政忽然认真地对我说：“你叫翟硕吧。”我瞪大眼睛聆听他破译此名的革命意义之所在；“这预示着你革命的路上不断地采撷丰硕的果实。”同学们拍手称妙，我对喻国政说：“我听你的。”

丁峪麟把我拉到一旁，他恶作剧地小声对我说：“你知道这‘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望着他的镜片。“‘硕’是肥大的意思，你实际上是叫了翟肥大。”旁边听到的同学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不安好心，故意气我。我不理他，我去查字典。字典上是这样写的：硕——大，硕果，硕大无朋。（喻无边的大。）好了，我就叫翟硕了。

农村社员的记性好得出奇，没两天的功夫，靠山屯的上空就响起了“江山”“张帆”“翟硕”的喊声。

㈢ 送我一枝玫瑰花

当年靠山青年点有一套家珍——十几张唱片：乐曲有《祖国之春》，《江南好》，《紫竹调》,《金蛇狂舞》，《步步高》，《送我一枝玫瑰花》等；歌曲有《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上马儿千万匹》，《库尔班大叔你上哪》等。唱片都是两面，有的我仅记住一面的内容，年头太久，想不起全部内容。这些宝贵的唱片曾给大家艰苦的农耕生话带来无尽的兴致与抚慰，吃饭时听，吃罢饭跟着唱，音乐与歌声日日绕梁是当时青年点的特色。但遗憾的是文革破“三黄四旧”时，所有唱片都被毁了。那种锥心的痛难以言表，只能一声叹息！

但《送我一枝玫瑰花》却被几个女同学偷偷地辗转藏了起来，使它免遭恶运。这是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一首具新疆民族风格的、表现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及情感的动人乐曲。从音乐中你可展开丰富的想象，会看到欢乐的载歌载舞的場景，看到一群维吾尔族青年男女的幸福脸庞及他们舞蹈时的曼妙身姿。那时差不多每天晚饭时都放给同学们听，天天听，好多同学每个音符都能背下来。听此曲时真的想接过那枝玫瑰花与之共舞。

时值初冬。一天我与韩渝生留工在家做饭。韩姐姐是六四届高中毕业生，人长的很美，人品也是极好。和她一起留工我很快乐。我俩分别骑坐在一个长板凳的两端，中间是个大圆菜墩，我们用刀把一棵棵大白菜削成菱形片，那些菜片纷纷落在板凳下的大盆里。又抱好了柴和好了面，烧火做饭为时尚早，还有些空闲时间。干点啥呢? 我小声对她说：“咱俩听那张唱片?”她马上听懂我的意思，毫不犹豫欣然答应。原来都是久旱盼甘露呀！

唱片唱机都是好久没人敢碰了，我俩从女寝室找出唱机唱片，把它们放在食堂的一口大缸上，开始鼓捣。不一会唱机真的转了起来，欣喜若狂！

虽然同学全出工了，家里就我俩，还是怕声音传出去。地下有几个稻草帘子，我俩迅速用它们把门窗遮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把唱机音量调到最低，两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双双将头伏在唱

机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送我一枝玫瑰花》。美妙的音乐如涓涓细流注入心田……

心里有鬼，总怕有人突然回来。过了一阵子我说去看外边有人没。我从食堂的另一个门经过炉灶轻轻推开通往院子的门，门缝中见一个男同学耳朵贴在堵了草帘子的食堂的门上，天哪！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听多久了？他是在听我俩在听什么还是他也在欣赏音乐？我吓得迅速返回，并如此这般地向韩姐姐比划个明白。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要告密怎么办？韩姐姐很沉着：“他不也听了吗？”

话虽这样说，做贼心虚！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敢与那男同学对视，他也绝口没跟我提及此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直等待一次声讨或批判，谢天谢地！没有等到。

㈣ 春节留守

从一九六四年建点起，每年的春节都是赵守成、喻国政、高勇等男同学自愿留守，而让其他同学一律回沈阳过年。但结婚成家以后的他们已没有义务春节再为我们留守。

又是春节将近，青年点的大院子里冷冷落落。男宿舍后面用高粱秸树起的“防风墙”被西北风一吹，枯黄的叶子稀哩哗啦地直响。这院子里没了昔日的繁荣，再也听不到那“红嘿呦”的动人歌声。

这年春节我与苏立力、洪亚迪、叶华燕四个爱神的弃儿要求留守。北方的冬夜是那么寒冷又那么漫长。两排空荡荡的大草房因烟火太少，墙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屋子里冷极了！白天我们几个冻得手抄在袄袖里在屋地上走来走去。

晚上常停电，这天又停电了。我们四个燃起了蜡烛，烛光摇曳，叫人倍感凄清，真有点凄凄惨惨戚戚。

“哎呀，太冷了！”年龄最小的叶华燕将她那张可爱的园脸缩进肩膀里，不停地嚷嚷着。

心计最多的洪亚迪说：“有办法。”锅里有半锅用做饭后的余热温的水，我们又摸黑加了几根柴。黑暗中几根枯枝很快燃烧起来。那跳动的火焰叫我不着边际地想起了“卖火柴的女孩”在圣诞之夜划着的一根根火柴。

锅里的水很快便热了起来。我们每人盛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迅速将冻得冰凉的双脚伸进盆里。啊，多暖和呀，温暖立即便布全身。人是多么需要温暖啊！

我突发奇想提议说：“咱们以此时此刻为题，每人做一句诗好吗？”文豪洪亚迪马上响应，她信口而出：“孤灯明烛照四人。”三人皆称妙。接下来是叶华燕：“四人洗脚用脸盆。”于是四人全笑倒了。该苏立力了：“春节看家实在冷。”最后是我：“一盆热水暖全身。”

寒夜里，四个女孩的朗朗笑声一阵阵从青年点传出……

这是一首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打油诗。

（来源：同本编1.3 ）

5.4 我爱我家（高勇）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家，大都按祖先传下来的姓氏，称为张家、李家、王家……我说的“家”是“七.二八”人创建的。这是靠山知青集体的家，是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家。

我“家”（以后省略“家”的引号）在开原县威远堡靠山大队，因为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到这里落户的时间是1964年7月28 日，所以，这一天就是我们的家庆日，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或小庆，或大庆，每年我们都要一起庆祝，互叙兄弟义，互念姐妹情。每聚一次感情就加深一层，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分别时都有些恋恋不舍。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最美好的时光是我们兄弟姐妹四十六个人都在家，没有一个兄弟娶妻，也没有一个姐妹嫁人，那个时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满怀激情地工作，生龙活虎地劳动。严谨的家教，优良的家风，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照顾，体贴，没有私心，没有污浊，亲如一家。按年龄排行，我是老五，年龄较大，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点长。我深切地关爱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为了这个家，我心甘情愿地付出我的一切力量。同时，我也享受着家的温馨。 今年“七.二八”是四十周年家庆，在“七.二八”将要到来之际，我不由得回忆起我家过去那些美好的故事。

听“七.二八”人说，他们刚来时，青年点宿舍没有建成，还没有自己的家，条件很艰苦。他们来的那天晚上是在大队部挤着、靠着睡了一个晚上，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打开。第二天，分了队，以后就住在社员家里。半年后才建起青年点的房子。我刚到青年点的时候，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大很好的家。我家坐落在大队部的后面，是两排四十多米长的新盖的土坯草房。两排房子中间是院子，很开阔，围墙是用泥土垒起来的。比起老乡家的草房又新、又好、又气派。北屋是男生宿舍，中间是过道和锅灶，两侧是筒子房，南北大炕，每间可供二十多人睡觉。南屋中间是厨房，西侧是女生宿舍，也是南北大炕，可容纳二十多人睡觉，东侧是一间很大的食堂兼活动室。我是1965年9月3号进入这个家门的。头一年来的兄弟姐妹为我们创造好了生活条件，比起他们，我简直幸运得多了。

无论大家，小家，她的功能都是管吃，管住，还有亲情相处。我家所不同的是，她还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力量来源于46个兄弟姐妹志同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促使这股越凝聚越强的力量是世上的真爱。

我家有政治组，青委会两套班子，喻国政是我们的好班长。政治组是我们的精神寄托；青委会为我们创造物质条件。我们来到农村肩负着两个使命:第一，移风易俗，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搞科学种田，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第二，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我们除了到生产队去和农民共同劳动以外，还要在田间地头，利用休息时间搞一些文娱活动，读一些报纸，还要到老乡家拉一拉家常，特别是到了春节，我们都是先到老乡家拜了年以后，才回沈阳过年。 为了这两大使命，政治组、青委会运筹帷幄，付出了很多的辛苦;46个兄弟姐妹同心协力，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青年点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说起来未免平淡，不妨讲几个给大家听听。

㈠ 元旦 1966 年元旦，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元旦，谁不想念自己的父母亲人?可我们46个人都没有回家看望自己的亲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愧对爹娘。 1965 年12月31日，我们吃完了年夜饭以后，开始搞庆祝活动，大家搞座谈，讲心得体会，每人讲一段话，抒发豪情壮志，表演文艺节目，一遍又一遍的唱家歌，简直是盛况空前，好不热烈。午夜12 点，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大家一片欢呼。钟声过后，喻国政致新年讲话，既庄重，又激昂，使我们的精神振奋不已。而后，全体团拜，46个人互叙友情，鼓励对方，美好祝愿，携手向前，三三两两彻夜长谈，那场景，那情怀，我一辈子也不能忘。

㈡ 家歌 我这个人不会唱歌，没有天赋，别的歌我也不唱，只有家歌我必须唱。家歌唱的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抒发豪情壮志最直接的表达方式。生动，激昂，甚至内心有些悲壮，令别人无法体味。 为了写家歌，词曲作者丁峪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丁峪麟是我的同学，他品学兼优，是集文学、美术、音乐于一身的可造之才。可他放弃上大学，下乡务农，当时可谓壮志凌云，现在看来是人才的浪费。世界在进步，历史该怎样评说?

丁峪麟和我所在的第八生产队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路远，每天我们早、午、晚，再加上“干早儿”和夜战，有时一天要走上二十四里路。和农民一起干活还不算，抽时间还要给农民办夜校，练文艺节目。丁峪麟创作家歌，没有时间，就在去八队往返的路上进行构思，晚上回家定稿，《打柴歌》就是在路上写的。

㈢ 三八节 “三.八”是国际劳动妇女的节日，也是我家姐姐和妹妹的节日。1966年3月8日早起，集合的哨声响起来了。我们全家人跑到院子里集合，站好队，男生一排，女生一排，一共两排。男生向前三步走，向后转，立定，全体向女生鞠躬敬礼，齐声说:“祝姐妹们‘三.八’节快乐”。然后由喻国政致节日祝词。解散以后，这一天的家务活，包括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挑水、全由男生包下来，女生全天休息。我家开创了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先河”。

㈣ 家里活 我家的生产、生活由青委会安排得井井有条。蒋铃是生产委员，我是劳动委员。种菜和打柴是两项最重要的活。各个生产队都分了园田地，全家吃的蔬菜，从播种、侍弄，到收获都要细心的安排和管理。蒋铃在生产队干庄稼活是行家，在家里也是一把好手儿，加上科学种菜，我家的园子比老乡家的都好。

农村烧炕、做饭都要用柴火，除了队里分的包米秸子以外，每年都要上山去打柴。我们的柴山是南城子林场给批的山段，南城子林场的领导对我们靠山知青非常照顾，没有代价地批给我们山段。冬天，漫山遍野，白雪茫茫，我家46个人一路歌声地来到山上。打柴是我家集体劳动，打柴的时候人最集中。在农村，打柴被列为“四大累”的活计。打柴比拼体力，较量技术，考验耐力。大家都拼命地干，谁也不甘心落后，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一片山柴就像剃头一样，给割得精光。当大家一同到山顶汇合的时候，就像井冈山会师一样，欢声雷动，真是太过瘾了! 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冰天雪地的山根下，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咸菜、嚼着山上泉眼里流水冻成的冰块，觉得比吃大鱼大肉都香，都痛快。

话又说回来了，打柴，对于我们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刚下乡的小姑娘来说，那就太难为她们了。连村里的姑娘、媳妇一般情况下都不上山去打柴。我是打柴的总指挥，望着韩渝生，郎蕙丽，翟雅萍，刘锦绣……，那些家庭条件优厚，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娇小身躯，累得满身是汗，象苹果一样通红的小脸，我的心突然涌上一股不知是苦涩，还是心疼，还是愧疚的滋味，我真想下令让她们别干了，我宁愿自己一个人替她们去干。我只是这样想，却没有剥夺她们为家出力的权力，她们也绝不会那样做的。

㈤ 过日子 操持一个普通的家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管好46个人的大家就更难了。柴、米、油、盐、酱、醋样样都得精打细算。秦昆是生活委员，为了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她费尽了心思，无怨无悔地付出，大家都不会忘记。

我家并不富裕，每个人交一些伙食费，并不多。除了盐、酱油、醋、花椒、味精等需要买以外，米、油、菜都是队里分的和自家产的。平时没有猪肉吃，鱼也没有，鸡蛋也没有，粗粮占一多半，平时吃的大多是白菜炖土豆和大饼子一锅出。我们家的大饼子贴的技艺超群，可谓“登峰造极”了。人多的时候，大饼子就往大了贴，要不不够吃，最大的有一斤多重，又暄又香，饭量大的一个也就够了。人少的时候就贴小大饼子，出锅的时候，背面有一层油汪汪的糊嘎儿，又香又脆。啊！我真想再吃一顿当年用老品种苞米磨面、用我家的技术做的大饼子。

按规定，姐妹们轮流做饭，兄弟们挑水送柴。年节改善伙食，厨艺高超者，偶尔露一手。比如“五一”、“十一”、“中秋”、“过年”，我们有时候还杀猪，有时候到南城子水库买几条鱼，其它菜也比往常丰盛。记得有一次杀猪，是在院子里吃的。那时兄弟们都剃的光头（李庆禄不想剃，是大伙拉胳膊抱腿按脖子硬给他剃的），光着膀子，光着头在院子里围起来吃肉，真有点像梁山好汉聚义狂欢的样子。可惜，当年我们都不会喝酒，家风约束我们不喝酒，不抽烟，唉！我们真是书生气十足。四十年家庆的时候，我一定要喝酒，和我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喝几杯，把几十年的友情和亲情都融在酒里。

每个人对自己的家都有一份义务，都要尽一份义务，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比如打酱缸、积酸菜、搓苞米。搓苞米要大家伙去做，积酸菜要会的人去做，打酱缸则分配给小弟弟和小妹妹去做。农村新下的大酱，得每天打两次酱缸，规定每次打多少下，他们干得又认真，又仔细。我家的大酱好吃，村里远近闻名。

㈥ 留守 每逢春节和挂锄，家人有机会回沈阳看看，但青年点这个家也得有人留守。留守是志愿的，有两次留守的经历使我记忆犹新。第一次是1966年的春节，我没有回沈阳，留下来看家。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母亲，在外过春节，我心里很难过，我的母亲一定很想念我。儿子不孝，没有去看您，我是为了看守我的“大家”，才没有回到您的身边的。那年春节，天气格外寒冷，我和我的兄弟睡在一铺大炕上，依偎在一起，能感到对方的体温能听到对方的心跳，身上盖三床大被，头顶狗皮帽子，还是很冷。冻得睡不着觉，我们就唠嗑:理想，报负，友情……想什么就唠什么，唠着唠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起一看，酸菜缸都冻两半了。我们无可奈何，只有傻笑。

第二次留守使我和杨冬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是1967年的夏天，当时大河套涨水。我和杨冬冬在沈阳聚齐，背着回家换洗好的被褥，坐火车到开原老城下车，我俩背着行李从老城一直走到宿家屯西大砬子山脚下，绕道回到家，行程40多公里路。这次“患难与共”，使我们俩结下了永生难忘的兄弟之缘。1979 年，我返城到开原工作，户口就落在杨冬冬家的户籍上，由于户籍员的笔误，把我写成了杨冬冬的“表弟”，目前，我和我“表哥”都在铁岭安了家。其实，冬冬比我小，只能作我弟弟。平时，我们之间也只称呼“弟弟”，“哥哥”，没带过“表”字。

㈦ 做好事 六四、六五年是学雷锋的年代，是好人好事蔚然成风的年代，我家里的好人好事更是层出不穷了。 李国良在我家排行老四，此人讲义气，够朋友，在第一生产队有口皆碑，出名的能干，在家里有做哥哥的样。男生的头都由他来剃，不管他多忙，有求必应。家里的活他抢着干，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李国梁（左）在为段伟（右）、刘恩义（中）剪发（1966.7月））

刘桂云，人极纯朴，在四队是妇女队长，和小伙子一样的干活，吃苦耐劳。在家里她经常用缝纫机给大伙儿缝补衣裤，兄弟姐妹都不客气。她表面缝补的是衣裤，实质是兄弟姐妹之间亲情的显露。很自然，也很美。

（刘桂云在为同学缝补衣服（1966.6月））

女生给男生洗衣被，已经成为我家的常事，她们不嫌弃男生衣裤、被褥的汗臭，统统照洗不误。我感谢她们为我洗衣被，我用为家里多干活的方式，来补偿她们为我的付出。 我为家也做过好事。听老乡说，昌图县四家子公社小牛圈铁匠炉打的锄钩是名牌，最好使。有一天，我只身一人起大早，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小牛圈，翻山过岭不知不觉已经大约走了40多里路，时间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我买了46把锄钩，少说也有50斤重，我没顾得吃午饭，背起锄钩就往回走，那天是盛夏，天气又闷又热，我是连累带热，又没吃东西，回到家里，一遇凉风，眼前一花，就晕倒在食堂的地上，我中暑了。当大伙把我救醒的时候，看着一双双关切的眼睛，我腼腆地笑了。

㈧ 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家成员有了变化，最初是孙珙琦出嫁。记得我们全体是作为娘家人，赶着大车把她送往婆家的，我们坐了席，吃了饭，回来的途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是缺了点啥。接着是杨冬冬、蒋铃分别成了家。后来是苏家元和徐连斌参军离开了家。记得我在送兵仪式上代表青年点还讲了话，嘴里讲的是家长应该说的话，心里却感到涩巴巴的。

1994年我家30年大庆的时候，我们回到靠山大队，村容村貌虽然有很大变化，乡亲们的热情也不减当年，可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找到我的家。那两排草房，那土垒的院墙，那小山似的柴禾垛，那炕头，那香喷喷的大饼子，那总也吃不够的土豆炖白菜，我再也吃不到了。我家的院子已经让别人盖了房子，我家的房子只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一次我没有见到弟弟孙信斌和蒋铃。庆祝“7.28”40周年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这一次我肯定也见不到我的妹妹苏立力和弟弟孙雨了，因为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前些时，我专程到了孙雨家，见到了他的妻子白永范。她满面苍桑，话不多，她很激动，从眼神里可以看得出来，她有一肚子的话要向我诉说，见到了我像见到了亲人那样，她用颤抖的手把孙雨的新老照片找出来，其中还有我和孙雨等7个兄弟在八队照的像片，她终于没有说什么。我也想用一些话来安慰她，可我也没有找到恰当的词。她流泪了，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们都很激动，我们都同样想念孙雨。

“七二八”快到了，这是第40个“七二八”。在这40年里我到过许多地方，转了好几个单位，和许多人共过事，可哪个地方也比不上青年点，哪个单位也不如我家亲，什么人也没有我家的兄弟姐妹感情真，我渴望和他们重逢。 虽然我年已花甲，但我愿意像年轻时那样参加聚会，也有那样的激情。享受我家的温馨，是我的幸运，为我家付出，我无怨无悔。

（见《青春的回响》P136-144）

5.5 靠山家园打油诗并注（金霆）

补鞋

哥哥手中线，弟弟足上鞋。

数九寒天夜，人静月儿斜。

注：寒冬，棉鞋破，时有风雪洞入。一日晨，醒来穿鞋，觉异，细观之，破处已密密补牢矣。寻问之，乃高勇夜里所缝。其时，泪奔而未言谢，今打油以记之，颂兄弟姐妹骨肉亲情也。

醬缸

酱缸窗前站，早晚耙两遍。

知青风流展，家有大酱蘸。

注：蜀有关、张、赵，始有三国鼎立之势，家有蒋、高、秦，方成柴米油盐无虞之局。家有大酱蘸，腹有八兩饭，兄弟姐妹才能施拳脚，亮歌喉，广阔天地尽风流也。

柴垛

家大柴垛大，火旺灶不怕。

天寒炕头暖，山高踩脚下。

注：天不掉馅饼，柴不打何来，忙时山高雪大，闲时唱“来呀来……”。柴垛映靠山人本色，柴垛显靠山人风彩。

家园

茅屋十数间，庭净院亦宽。

点长点吏在，点卒心中安。

注：点长、点吏、点卒、点中央，同心协力，众志成城，造就了五十多年前靠山青年点的欣欣向荣。

夜行军

夜半哨声急，水深山路稀。

朝阳探头看，进村步更齐。

注：子夜行军，山高林密，翻西大砬子山，至威远堡，涉寇水回靠山村。时旭日东升，霞光万道，靠山知青英姿勃发，昂首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哎，巴扎嘿。

杀猪菜

客来猪遭殃，满院飘肉香。

久旱逢甘雨，上桌一扫光。

注：某年某月某日某些客来，青年点大排筵宴，杀猪待客。众兄弟久不知肉味，自然吃得酣畅淋漓。不日，客走。同日，某兄跑肚拉稀。

（1965年9月3日沈阳29中学欢送下乡到靠山的65届毕业生，图中李家政（正中）与校友亲切握别）

泪别

车上泪水淋，车下泪倾盆。

路人惑不解，都是什么人？

注：1966年春，李庆禄、李家政赴八宝四社青年点挂职“援藏”。青年点火辣辣的蜜月被搅动，人人不舍，个个难分，车一动，站台哭声一片。靠山人情同手足兮，谓此言诚不虚。

2018年8月23日（《微霞满天》征文）

5.6 六五届家人诗词精选（路克勤等）

排名不分先后，大姐必须在前！

㈠ 路克勤∶词诗各一首

① 江城子 · 抒怀

年少自信未彷徨，

心向党，身下乡。

岁月沧桑，苦乐皆品尝。

亲友离散两茫茫，

常牽掛，情思长。

十六年后返家乡，

已疲惫，尚自强。

上学育儿，三载两重忙。

七十春秋任贬扬，

张双臂，揽夕阳。

② 养桂花诗人都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可我家的桂花却花开两季。六至九月开在庭院，十一月至春节在房间里开，那满屋的幽香真使人心旷神怡。

偶得一株桂，枝少叶枯黄。

精心来养护，松土施肥忙。

一月泛青意，二月枝条长。

三五月刚过，枝头飘花香。

花小白黄色，星星点点妆。

傲雪凌霜志，更比梅菊强。

（《微霞满天》征文）

㈡黄静丽：新诗一首

手足情

我家四十华诞 兄弟聚首 感慨良多 赋小诗如下：

还是当年的眼神，

还是当年的身影，

还是当年那颗心，

跳得依然纯真。

难忘靠山，难忘青春，

难忘同炕同餐的友情，

她伴我们奋然长大，

她伴我们走向海角天涯。

四十年的风雨人生，

四十年的南北西东，

虽然两鬓已染上霜华，

但却改变不了——

纯真的兄弟姐妹之情。

愿这纯真的友谊之花，

快乐你我多彩的人生。

但愿五十华诞——

我们再次聚首欢庆。

2004年5月（见《青春的回响》P116，与李庆禄合署）

㈢ 丁峪麟：词二首

① 西江月（长韵） · 忆孙雨

肩宽体阔唇厚，身壮力大如牛，

莫道老弟无心计，岂料桃运临头。

花香飘荡村口，黑汉穷追苦求，

千里难寻痴心郎，赢得芳心相投。

白手起家度日，青黄不接春秋，

尽甘来时运转，道班尽显风流。

儿女长大成人，奈何醉里撒手？

把酒对月相约饮，憨弟阵地孤守。

（见《青春的回响》P130）

② 永遇乐 · 情寄爱妻肖萍 / 2003 年冬

灯火村头，雪映如昼，默然牵手。

茅屋草舍，风冷冰厚，乐在苦中求。

踏罡步斗，挑灯夜读，换得桃李争秀。

撞阎罗，力驱无常，知我情真意厚。

念卿唱随，芳洁同守，不屑蝇营狗苟。

岁月悠悠，膝下绕孙，平淡自风流。

今生有约，百年相候，青春方长久。

锁金秋，闲云野鹤，结伴漫游。

（见《青春的回响》P128）

（赶牛车的就是知青孙宇，坐车有知青苏立力（前）苏嘉元（中）翟雅萍（后），1966.5月）

㈣ 李庆禄：五言长诗一首

献给我的兄弟姐妹——靠山知青（恭录杜甫诗六句后赋得四十四韵）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灶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下乡四十载，今日聚一堂。

寇河柳依依，北山花芳香。

暑风牵我手，迎我进山庄。

忆昔六四年，历历如梦乡。

纤纤韩家女，憨憨金家郎。

我从回中来，问君何校方。

有缘才相会，寇岸作故乡。

清清寇河水，北山牧歌唱。

村前池畔月，残雪映西窗。

秦妹赶早饭，姐兄梦正香。

顶日田间作，书香伴灯光。

渴时饮沟水，打柴窦家梁。

成迪丝方尽，村童叫师长。

开启智慧门，诸弟上讲堂。

常宝红梅颂，江硕首先唱。

吾兄当队长，社员笑脸扬。

吾妹当会计，绝无乱错账。

科学水田种，九队兄妹上。

蒋冬稳驱车，马鞭手中扬。

平田挥铁铣，会战歌儿响。

打场趁明月，衣裤顶风霜。

有志好儿女，不怕风和浪。

练就好筋骨，人生路上闯。

日月风云变，纯属事正常。

握手作别去，泪水湿衣裳。

漫漫人生路，天涯走四方。

靠山在我心，兄弟各自强。

学府留足迹，机旁操作忙。

吾弟当首长，吾妹话平常。

诸兄都攀登，诸妹皆跟上。

人生何曲折，求索路茫茫。

半生多忧患，世事常感伤。

吾弟英年逝，音容犹在旁。

死者成千古，生者当自强。

人生别离苦，兄妹岂能忘?

世间最珍贵，莫过儿时光。

世间最无价，莫过亲情长。

望兄多珍重，愿妹永安康。

年年寇河开，相期永不忘。

2004年5月（见《青春的回响》P113-115）

㈤ 梁啸海：七言诗三，长短句一

① 说论争：记一九六七年夏末

文革风雷平地起，搅翻知青水一潭。

前途堪忧皆迷茫，访点上京掀波澜。

各抒己见聚笔端，兄弟舌战燃烽烟。

指点并非为统领，何须设防于人前。

内因外因已明论，不必劳神耗时间。

决战岂乃今日事，解铃只能靠实践。

你我本是同根生，唇枪笔剑为哪般？

争高论低有何补，求同存异共向前。

② 教学曲：记一九七二年仲夏

投锄从教上讲台，书声朗朗入心怀。

沥血滋润春苗壮，只盼山乡红花开。

③ 建功劳：记一九七六年初夏

知青下乡喜鹊叫，文化科技春意闹。

炕头读报办广播，国事村事都知道。

田间地边歌声起，文化室里琴声绕。

山乡办学当骨干，读书求学掀浪潮。

八字宪法广宣传，科学种田频出招。

铁丰大豆晋杂五，杂交水稻产量高。

有机菌肥草炭土，赛过化肥多长效。

塑料薄膜育稻秧，带土移植是妙招。

力推旱田改水田，增产增收生活好。

传播文化用科技，知识青年建功劳。

为扫贫穷与落后，甘献青春把国报。

（见《青春的回响》P119-120）

④ 卜算子 · 悼苏立力

昔日校园中，谈笑沐春风。

桃李天下人皆赞，再育百花红。

奈何风摧残，慨叹汝人生。

鲜花曾扮人间美，碾尘香犹浓。

（见《青春的回响》P130）

㈥ 金霆：纪念“7.28”诗词各一首

① 水调歌头 · 纪念“7.28”39周年赠国政

又逢下乡日，倍加思吾兄。屈指三十九载，铸就世纪情。想来当年有缘，一群少男少女，聚成大家庭。品酸甜苦辣，历春夏秋冬。

波澜起，人心乱，奔西东。幸好兄弟都在，一笑又相逢。不必耳鬓厮磨，难免牵肠挂肚，携手度余生。今年花最好，明年花更红。

（见《青春的回响》P129）

② 五言长律 · 家——为纪念“7.28”四十周年而作

知青下乡，同吃同住，其生活之居所，谓之曰“青年点”，而我们则称其为家。

青山横北屯，绿水绕南村。

两栋低屋亮，一腔热血真。

粗粮壮身骨，大炕暖人心。

菜地锄苗浅，柴沟踏雪深。

疾风结挚友，沃土炼青春。

今日说家事，兄贤妹亦亲。

（见《青春的回响》P124）

㈦ 刘炎：《我的生活轨迹》组诗四首

① 学生时代

五岁上学入“永安”，

不知拿笔只会玩。

小学念了七寒暑，

二十九中六整年。

平日排名前边数，

高招发榜落孙山。

只因入世胎投错，

地主崽子怎靠前？

② 上山下乡

知青不怕下乡难，

脏累辛劳只等闲。

涉水趟河腾细浪，

翻山越岭走泥丸。

锄禾当午日灼暖，

踏雪砍柴风吹寒。

更喜秋收打稻场，

粮食入库尽开颜。

③ 乡村教师

当年有幸教农中，

体美音常略粗通。

球场足篮齐欢叫，

课堂数理亦轻松。

却逢文革全停课，

带领学生去长征。

四日抵达奉天府，

八方游遍遂返程。

④返城升迁

下乡历练十年整，

抽调回城当徒工。

砌筑抹灰干全套，

添砖加瓦起楼层。

技成五载带徒弟，

夜大本科招新生。

又是学了五年半，

如今混个高职称。

作于2018-07-20（《微霞满天》征文，选自《我的二〇一八 诗十首》

往事如烟逾甲子

青春似火数风流

6.1 难忘这片土地（喻国政）

7月 28日是靠山青年点建点纪念日。从1964年这一天起，先后有六四、六五、六八届三批共88名沈阳知青汇聚到这片土地上，插队落户，组成亲如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靠山知青共同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的青春活剧，每个人都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七.二八”是靠山知青自己的节日，青年点曾连续10年举办“七，二八”纪念活动。每年的“七.二八”都有一首新的“家歌”诞生，都有一篇新的“社论”发表，都要欢天喜地的庆祝一番。青年点解体后，大家虽然身在四面八方，但是每当“七.二八”到来的时候，都心潮难平，相约一聚。八五年在沈阳铁西聚过一次，八六年在沈阳南湖聚过一次，八七大年部分同学重返靠山。即使没有集体活动，用孙雨的话说，“自己在家也要炒上两个菜，喝上二两，庆贺庆贺” 。

在“七.二八”三十周年到来的时候，重返靠山隆重地纪念一下，成为广大同学的共同心愿。九三年五月送信斌时，二十几名同学提出“倡议”。今年6月送蒋铃时，大家一起定下活动的构想，之后，起草了通知。六月二十八日以后，《通知》陆续发出，得到了同学们广泛、热烈的响应。今天共有63 名同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一次美好的激动人心的聚会。

当我们回到这片难忘的土地的时候，受到了父老乡亲隆重、热烈的欢迎。一面面迎风飘扬的彩旗;一阵阵热烈奔放的鼓乐;一幅幅激动人心的标语;一张张亲切热情的笑脸，这一切都让我们好感动、好感动。我们已不再年轻，但是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真的感到又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这次活动的主题是：难忘这片土地。

“七.二八”建点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大家离开这片土地也有 20年历史，为什么同学们都一往情深，难忘这片土地呢？

一是这片土地哺育了我们。我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第一站就来到这片土地。在这里，我们了解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也可以说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这里，我们懂得了劳动的光荣，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在这里，我们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学到了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在这里，我们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

二是我们为这片土地奉献了青春。当年我们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五岁。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劳动、工作、生活了几年、十几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当年，靠山大队生产的发展、教育的发展、科学试验的推广、文化的普及、社会的进步，都倾注了我们的汗水和心血，都体现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可爱的青年点。青年点是我们的“家”，在这个集体中，充满了理想、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友爱。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战斗;大家互相关爱、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点的“知青文学”。那些歌、那些诗、那些节目、那些文章，都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的理想与情操，清晰地记录着我们的青春足迹。可以自豪地说，靠山青年点是中国知青的优秀部落，这个部落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优秀知识青年。朗惠丽1966年就说过，“我敢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咱家更好的家了。”

和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在靠山青年点里，也存在着矛盾。这里有理想，也有彷徨;有追求，也有迷茫;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甘甜，也有苦涩;有共识，也有分歧;有友爱，也有哀怨…… 但是，酸甜苦辣都难忘，悲欢离合都是歌。用翟雅萍的话说，“就连于众挖苦我的话都成了温馨的回忆”。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流会唱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1994 年7月30日 （自注：本文为我当年在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会上的讲话，收入《青春的回响》及本编时略有删节 ）

（纪念“7.28”三十周年，家人向靠山父老乡亲赠送锦旗）

6.2 老曹头（外一篇）（丁峪麟 ）

老曹头在夏家沟是个传奇人物。

刚下乡到八队那天，队里在饲养院开欢迎会，屋里屋外已经挤满了人，队长还是闷头不吭声。我问旁边的人：“这会咋还不开？”“等老曹头！”一会儿，进来个高个子面目慈祥的瘦老头儿。他笑喝喝地跟大伙打个招呼，边上炕边儿说：“牲口多加点料吧！叫劲儿的时候到啦！”说完就坐到了一个脚落里，眯上了眼睛。直到会要散了，主持会的队长最后问：“老曹头？”他这才睁开眼说：“青年学生到咱夏家沟，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来的。咱们要好好待人家，谁也不许欺负人家！他们有文化，一心干革命，能有出息。冷丁干庄家活，不容易，迁就点儿，别当半拉子待！嗯，就这话。”打那以后，队里就给我们记整劳力的工分。其实，挣多少分我们并不在意，但真要是跟小半拉子一样，实在太没面子。老曹头在队里说话还真有分量。从此以后，我就把老曹头当成了偶像。

秋天割完地，庄稼往回拉。队里选我看场院。这是个俏活儿，白天不用干活，晚上还可以看书。为了节省时间，我常常晚上回青年点吃完饭带俩大饼子回来。第二天早晨把大饼子扔进灶坑里烤一烤，凑合一顿。老曹头看到了，就经常让他老伴儿送碗热汤来。我很受感动，心想：还是贫下中农亲呐。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对这位老贫农、老党员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场院窝棚里看书。后半夜时，听见院里有动静，忙跑出去。灯光下看书，晃得我两眼发花。猛然跑出来，啥也看不见。隐约感觉稻堆旁有个人影。“阶级敌人！”我心里一惊。可眼前一片摸糊，如果此刻冲上去，那家伙给我一棒子，我根本无法反击。可是——为了保护集体財产——我豁出去了。我大喝一声：“什么人？”便冲上去。那个人影扛起麻袋就跑。见他翻过了围墙，我心中暗喜：安全啦！便跑到矮墙边，冲着黑洞洞的外面大喊：站住！其实，我真怕他再回来。一低头看见了装满稻子的麻袋。哈哈！集体財产没受损失。我把麻袋扛回了窝棚，看见麻袋上写着“王湖”二字——原来是他。刚坐定，就见车老板儿王湖连滚带爬地挤进来，跪地就求饶……天呐！贫下中农给我下跪？我心一软，就把他放了。让他把麻袋里的稻子倒回大堆里，算了吧！

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这事做得有点儿欠考虑，就到老曹头家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以为他会狠批我一气，然后分付队里开个批判大会。不料，老曹头眯着眼睛听完，睁开眼笑了，说：“这事，你处理得挺好！别再跟别人说了，就到这旮儿吧！”我迟疑了一下：“不用开批判会啦？”“不用！动不动就开批判会，把人心都批散了……”

这话让我有点疑惑。在那个“斗争哲学”盛行的年头，能说出这话的，老曹头是我见过的唯一。他是不是有点“右”？

后来，我才弄明白：老曹头在我们来之前，是大队支部书记。四清时查了一气，也没查出啥问题，便以年龄大了为由，让他退了下来。怪不得老曹头在队里这么有分量，龙卧浅滩呐！

老曹头的传奇性，主要在于他由荒唐到辉煌又归于平淡的人生历程。当年他有一个不太雅的外号，至今人们还记得——曹秧子。可见他曾经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主儿。据说，年轻时，家境很殷实。那年秋后，家里备好了三挂大车豆子让他去卖。三挂大车浩浩荡荡出发，赶到镇上，见到一帮人在耍钱，老曹头就挤进去玩上了。手里的零钱很快就输光了。输光了钱就走吧，不料，他脑袋瓜子一热，把三挂大车连同整车的黄豆都押上了。结果，车和豆，立马成了人家的了。这要是搁别人，兴许得立马跳河去。可曹秧子，却毫不在意。两手一拍，轻飘飘地说了句：“哈，没啦！”还别说，也没全没——还剩下三个抱着鞭子的车老板儿。从此，老曹家就破落下来了。

都说坏事能变好事，这在曹秧子身上灵验了。刚好三年后，赶上划成份。老曹家被败光了，就被定成了贫农。后来，搞合作化，老曹头带领村里人走“小社”，搞得轰轰烈烈，受到上级的表彰，到北京开会，据说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这是不是乌鸦变凤凰啊！对这事，老曹头从来都是低调，不肯细说：“都是老皇历了，不值一提。”

辉煌过后，老曹就不冷不热地一直在靠山当头头，再没创造出新的辉煌。我猜想，这根源就在于他的“右”。

那年我当上了生产队指导员，被上级点名派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我憋着一股劲儿，想大干一番事业。那段时间学大寨，从上到下变成了一个套路——修梯田。县、社、大队层层下达任务，必须完成。我想，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改天换地的工程啊，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完成。我在队里，反复宣传大寨精神，讲我在大寨的所见所闻，广泛发动群众，努力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料，老曹头在这关键时刻，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生产队班子会上请来老曹头，研究如何落实修梯田任务。老曹头眯着眼，听大伙议论完，说：“山西那旮儿跟咱这儿不一样，不能照搬……”一句话就把修梯田的事否了。可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怎么办？老曹头说：“棉花地沟那块地，有二亩多。豁出它吧！冲着大道，过往人都能看见……”可那也完不成任务啊！“西大地，挖几道梗子，不就成了嘛！”西大地基本算平地，叠几道梗子就充梯田——这不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嘛！可这一招还真糊弄过去了。公社来验收，没说好，也没说不行。反正小队完成了任务，大队、公社都有利。

事实证明，老曹头是对的。那年，我们队获得了大丰收——但，这跟修梯田无关——因为新开了一片稻田。而棉花地沟那块新修的梯田，打乱了土层，造成颗粒无收。那年头盛行“瞎指挥、一刀切”之风，什么“清明种地、五一插秧、坚决不插六月秧”，根本不顾各地的实际情况。还有这个批判，那个批判，到处都是杀气腾腾，全然不讲人情、人性……老曹头对这一切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现在我明白了，老曹头不是“右”，而是中正平和，不贪功冒进，无论风头怎么刮，宁可归于平淡，也要守住自己的良心。作为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应该明白：这是何等可贵啊！

老曹头老了，没有赶上现在这个好时代，不然，他可以创造新的辉煌。但，他自己却无怨无悔。那年，他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接他去住。看到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开怀大笑，拍着手，说了句：“太好了！”就驾鹤西去了。

老曹头，高人也！

2018.4.20（《微霞满天》征文）

青春的回响——“七二八”四十周年献辞

咱的青春，

不在花前月下徜徉

不在柳阴湖畔飘荡，

不在灯红酒绿中沉醉，

不在轻歌漫舞中吟唱。

咱的青春，

伴着浩荡的春风

在那干旱的田垅上播撒希望;

顶着火红的骄阳，

在那贫瘠的坡地上培育理想;

迎着猛烈的暴雨，

在那湍急的浪潮里抵挡洪流;

踏着刺骨的冰雪，

在那漆黑的夜晚迎候着

熹微的晨光。

怎能忘，你是怎样从那繁华的都市

来到这贫困的偏远山庄。

你，只有二十岁，年方弱冠，

竟然放弃都市的安逸生活

甘愿把不堪承负的重担抗在肩上;

你，不满十五岁，豆蔻年华，

却不愿做温室的花朵，

甘愿到广阔天地经受风雪冰霜。

你是爸爸的乖乖女，

你是妈妈的好儿郎，

你吃惯了奶奶的可口菜，

你睡惯了自己的钢丝床，

你从未离开过家门口，

你只熟悉自己的小书房……

你呀你，刚刚离开学校门，

转瞬间就投入了农村大课堂。

你上的人生第一课就是--

磨破双手，压肿肩膀，

弯腰俯首面向黄土，

汗流浃背顶着太阳。

你娇弱的身躯竟然经受了

这炼狱般的考验;

你稚嫩的心灵

却禁不住珠泪流淌。

直到双肩磨出了老茧，

两手布满了刀伤，

才使你懂得了--

谦卑是大地的胸怀，

奋斗是长天的气量;

辛勤劳作才有收获，

脚踏实地就是方向。

啊，青春啊，咱的青春，

如此纯洁鲜亮。

怎能忘，与乡亲们水乳交融情深谊长。

那一天，老贫农交给咱一把镰，

到地头手把手教咱割高粱;

车老板儿脾气犟，

对咱却是热心肠，

赶车教咱甩鞭杆儿，

趟地让咱心别慌;

忘不了，陈大哥地头为你磨镰刀;

忘不了，赵三叔深夜为你安锄杠;

上趟子活儿呵，那是真正的较量，

那个不哼不响的小伙儿，

在前面不动声色帮了你的忙，

从此，他的身影就留在了你的心里，

几年后，你竟成了他的新娘;

村里那位好姑娘，

为你拆洗被和褥，

为你缝补旧衣裳，

你的报答就是-

这辈子把她留在你身旁;

忘不了呵，那个初冬风雪夜，

你看场院冻得透心凉，

村头张大娘难入睡，

给你端来一碗热面汤;

忘不了李二嫂为你纳的千层底，

一针一线情意长。

忘不了周老伯为你编织的稻秸帽儿，

遮风挡雨避阴凉……

青春呵，咱的青春，

虽然离开了母亲的怀抱，

却幸运地投入到大地的胸膛。

怎能忘，那气壮山河的热血满腔:

这里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里却是战天斗地的课堂。

呵，大河涨水，快去阻挡，

咱跳入水中搏击风浪;

呵，社员病重，急需输血，

咱奔向医院奉献血浆;

呵，村头起火，快去扑灭，

咱跳入火海与火神较量;

沟里陈二嫂难产，

咱扛着门板夜行六十里，

把她抬到县城的病房……

哪付担子最重，咱抢先挑;

哪里的活最累，咱带头上。

难怪乡亲们挑拇指-

“这些城里学生个个儿棒!”

你成了庄稼院的好把式，

扶犁点种都在行，

你成了小学校的孩子王，

把文化的种子洒在

这贫瘠的土壤;

你成了科学种田的带头人，

推广应用新技术，

实现亩产千斤粮，

你组织文艺宣传队，把欢快的歌舞传遍寂静的山庄;

你当了生产队的会计，

你成了生产队长，

咱跟乡亲齐心干，

年年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青春啊，咱的青春，

如此壮丽辉煌。

怎能忘，那平淡无奇的小村庄啊一-

咱的第二故乡!

实指望，满怀豪情走在那

希望的田野上。

谁料想，风云变幻，世事的沧桑，

竟然将那无情的冰雹，

抛向这新栽的稻秧。

可是咱，依然坚守在

这孤独的山岗，

不肯退缩，决不彷徨。

只因听见了青山在雷雨中的呼唤，

只为看到了小溪在蜿蜒的沟壑里

艰难地朝向大海流淌。

可叹，滴落了太多太多的汗水;

可悲，面对了太沉太沉的迷茫;

可惜，虚度了太长太长的岁月;

可怜，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创伤。

这不了情、青春梦啊，

唯有抱憾长留在这七沟八梁。

然而，这绝非马革裹尸的苍凉，

这是霸王卸甲的悲壮:

似夸父追日，永远向着太阳，

如精卫填海，何惧滔天巨浪，

象共工触山，震撼了长天大地，

咱是那愚公移山哪，

抱定了挖山不止的方向。

青春呵，咱们的青春，

是如此壮怀激烈，

令人荡气回肠。

离开那难忘的山乡，

我曾多少次回首翘望:

青春的梦幻飘在哪里?

青春的脚印落在何方?

当年栽种的小树，

如今已长成参天的栋梁-

也许那时也栽下了一些遗憾，

种下了几分惆怅，

想来早已散落在大树的脚下，

顺水流淌到洼地泥塘。

不要说两手空空，

不要说满目枯黄，

青山为咱作证，

大树为咱张扬:

这里曾流淌过咱青春的汗水，

这里曾沸腾过咱青春的血浆，

这里有无私忘我的奉献，

这里有难以割舍的情网，

这里有咱激情燃烧的时光。

这一切的一切，

够咱今生今世细细品尝。

不要说岁月无情，

不要说两鬓秋霜，

咱早把青春保鲜在这

条条地垅、道道山梁。

那山沟里郁郁葱葱的林木间，

依然激荡着-咱们

青春的回响……

2004年5月（见《青春的回响》P83-89 ）

6.3 深爱着多情的土地（翟雅萍）

㈠ 采猪菜

青黄不接的时候。

妇女队长带领全体女劳力去山上采“猪食”，那嫩嫩的杨树叶子是我们采摘的对象。我们每人拎一个大麻袋漫山遍野地跑。

我们下乡青年有个特点，凡是工分平等的上趟子活儿我们会拼命抢着干，如果是“包工”、“计件”的活儿我们倒不去在乎给几个工分。今天就是按麻袋的体积来计工分，我反倒觉得轻松。

趁别人不注意我爬上了山顶。终日的辛劳，难得有机会来俯视脚下的这片土地。

这是一个难得的艳丽的春日，刚刚出齐苗的田野一片诱人的新绿。站在高处才清楚我们平时耕耘的那一块块土地竟象刀切的一样齐整，似一块块长方的、正方的绿色地毯。那一间间农家草房就象童话中的小木屋一样镶嵌在这些地毯之间。

寇河潺潺地流去，吐着白烟的早班小火车从西丰方向驶来。举目远眺，青河镇的大烟囱隐约可见。那重重山峦后面，那更迷茫的远处是什么地方？再远，当然再远就是沈阳是我的家了。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起了远方整日劳顿的父母，想起几个尚不懂事的弟妹，又想到我如今做新式农民的诸多艰难。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我双手抱膝坐在山顶呆呆地望着远方，任思续天南地北地驰骋。我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姑娘们在远处喊我，我赶紧擦干眼泪，急忙调整情绪。

十多个姑娘坐在半山腰休息，大家齐声要求：“教我们唱支歌吧”。我只得按下心底仍残留的一丝悲伤，教她们唱来：“红旗满山崖哎，鲜花遍地开唉，人人都把红军爱，姐妹们送鞋来……”二队的姑娘们歌一直唱得不错，很快她们就学会了这支情真意切的歌。美妙的歌声弥漫着春天的山谷。

铲地时姑娘们又唱起了这支歌，那些男社员听后说：难怪你们唱得这么来劲，原来唱得是姐妹们送新郎呀？他们把“送鞋来”听成了“送新郎”，逗得姑娘们笑弯了腰。

㈡ 黑子

我们青年点有只狗叫黑子。刚来时不大，每次吃饭时这个喂一口那个喂一口，很快，把它吃得膘肥体壮。一身黑毛铮明瓦亮，迅速长成一条美丽而可爱的大狗，全家人甚是喜爱。而靠山屯最尽职的狗非黑子莫属。

靠山屯当地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大人孩子只要从门口经过，它会大着嗓门“汪汪”几声，以警告他们“不得擅自入内”，如有违者它会毫不留情扑将上去。所以每当社员来青年点找知青办事时，先在外边高喊：“帮我看住狗”！

大队磨米厂的董文汉最怕黑子，不知为什么，黑子一见他就怒火中烧，狂吠不止，其状想“撕”了他。董文汉是个极好的人，热心热肠。他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每次我们青年点磨面，磨好后他都给送回来。对每届做饭的同学他都同样对待。我们只要把苞米送到磨米厂，他都会说：“不要等，我磨好给你们送过去。”

可他每次送面到大门口黑子就“汪汪”叫个不停，像见了仇人。所以他每次来时肩上扛一袋面，手中持一棍，警惕状似武松手握哨棒。可黑子从来没把他的棒当回事，一见到他又吼又叫，又窜又跳。黑子叫声最大时，一定是董文汉来了。

董文汉是真的怕黑子，见黑子不怕他的棍子，就想了个办法：把磨好的面放在大队部会议室的窗台上（我们与大队部比邻）再高声喊我们到窗台来取，这样可不必走进知青大院与黑子正面接触。即使这样黑子也不放过他，每次听到他喊我们，黑子会迅速从当院穿过女生宿舍直奔后院，冲向大队部窗口对着他愤怒咆哮。每每吓得董文汉将磨好的面迅速放在窗台上人飞快地离开。

但凡沈阳来的客人，不管老师或同学，不管家长或弟弟妹妹们，也不管生人熟客黑子一概不叫不咬，不知它是如何辨别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不同的。社员戏说道：你们知青的狗怎么是“势力眼”？ 其实黑子是一条非常非常好的狗。一年四季无论寒暑，无论白昼，无论晨昏，黑子谒诚为我们守护着知青大院。清晨送我们早出，日落迎我们晚归。

每天收工后的年轻人一踏进青年点的大院，黑子会马上迎上来亲切地绕着大家转来转去，用头蹭蹭这个用鼻子嗅嗅那个，开心地摇着尾巴诉说着一天的思念，劳累一天后见了它真会让这一天的疲惫抖落去不少。

黑子不仅能护家，还能看场院。有的男同学看场院时就带上黑子壮胆。当冰冷的月亮高悬于天上，山川大地已酣然入睡，此时寂静的场院里一知青一狗相依相伴。黑子会一步不离地跟着主人四处巡视，当主人后半夜困意袭来睡意朦胧时，黑子会很体谅地蹲守在窝棚边，警觉地竖起耳朵，认真“值班”。

近春节我们放假集体返沈，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威远小火车站。从靠山屯出发黑子就一直跟着队伍走，它目睹我们一个个上了小火车，也跃跃欲试想上车，却被大家喝退。它眼神凄凉无奈地盯着将开的小火车，它不明白这些年轻人要去哪里，为什么把老朋友抛下。火车开动了，黑子随着火车奔跑起来，我们把身体探出车窗外大声劝道“黑子回家去！黑子回家去！”它还是不停地奔跑，火车加速，渐渐的看不见它的身影，一种与亲人作别的痛一路咬噬着我们的心……

后来青年点几经沧桑，数易其主，知青们一波波陆续返城。黑子最终去了哪里？无从知晓。听人说它被四家子大队的知青勒死吃肉了，希望这不是真的。

黑子，我们不能忘记的忠诚的朋友。

忘不了靠山屯就忘不了黑子。

㈢ 雅芬和雅芬家

到靠山屯认识的第一个农民朋友是雅芬。下乡没几天，生产队长对我说:“你农活不熟，先看鸭子吧。”“好的。”党叫干啥就干啥。

随即他又介绍一伙伴给我:“你俩一起看鸭子。”她就是雅芬。一个小我两岁瘦瘦的眉清目秀的女孩。她笑吟吟地看着我，一双美丽的眼晴滿是善意。

她穿了一件很旧的红的“开花”棉袄（秋天早晚凉，出工都穿棉衣，劳动后热时再脱下来）。她的棉袄有很多破洞，里面的面花从每个洞孔钻出来，象红棉袄上开着些白花。叫我想起了“杨白劳”。

我原以为“看鸭子”是歌中唱的那样，“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去”。其实没那么浪漫，而是把稻田里来偷吃稻子的鸭子们赶出稻田去。这活听来轻省，其实很辛苦。要不断地在池埂子上跑来跑去，口里还需高声吆喝着才能吓退它们。而那些鸭子赶跑后一会儿又返回来，且一拨又一拨，不让你消停。

我刚从城里来，农村那些“噢是，噢是”的驱赶鸡鸭的号子还不会喊，只能象个傻子那样东跑西跑。雅芬说:“姐姐你不用急，看我的!”她找来一根长长的秫秸，连呼带叫，象一只轻捷的小燕子从一个池埂飞向另一个池埂，片刻就把“敌人”吓退。似这样的“敌进我追”这一天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俩都累得腰酸腿疼。

待太阳落山，家家把鸭子圈起来我们才收工。远处的群山一片葱翠，天边挂着一抹抹好看的晚霞，家家户户的房顶升起了袅袅炊烟。我想起王冕说的，“人是生活在画图中的”。

她一路挽着我的手，我突然问她:“你的棉袄破那样为什么不补上?”她说:“没有布呀!”听她言罢我的心一沉，对这个刚结识一天的可爱女孩充满疼惜。

第二天我带来一个包包，里面是下乡时妈妈为我准备的一些旧布(在农村干活衣服很费。)和针线。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叫雅芬脱下棉袄，趁鸭子们退却的空档，我坐在池埂子上一针一线地为她补棉袄。雅芬感动的不得了，更起劲地挥着长秫秸在池埂上飞来飞去，好给我多腾些时间。

棉衣补好了，上面的白花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一块块整齐的补丁。虽补丁与棉袄有些色差，但农村有句话叫“笑破不笑补”。雅芬接过补好的棉袄似接过张喜帖乐得合不拢嘴，连声说道:“姐姐真巧!”

雅芬的家坐落在靠山屯的中段。推开简单的篱笆门迎面是一间破旧的草房，草房的外墙全是泥“罩面”，有的地方墙皮脱落，露出稻草张牙舞爪的痕迹。(泥和上碎稻草才可糊住墙。)进得屋来，四壁如洗。南北两炕铺的是破旧的炕席，南炕东端一个旧炕柜上叠着几床褪色的被子。这屋里唯一的色彩是迎门的那面墙下方贴了些五颜六色的烟盒。

雅芬全家七口人，父亲母亲（我按当地排行叫他们二叔二婶）及五个子女。雅芬排行老大，下面分别是大妹雅光、大弟小海、二弟小才和最小的小妹雅贤。全家人仅父亲一个劳动力。雅芬刚上生产队劳动,因为是“半拉子”，工分是正常劳力的一半。

（雅萍（右）和雅芬，名字也是姐妹样）

这是个极贫困的家庭，贫困到什么程度？后来我亲眼见隆冬天气二婶只穿了一条单裤到外面柴禾垛拽柴禾。夫妻俩一条棉裤，仅着去队里干活的二叔穿；二婶若有急事出去，二叔脱下来叫她穿上去办事，回来后再換过来。几个孩子冬天都是“空心棉袄”，没有内衣.......

现在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座上宾”。这个贫困的家庭从此视我为己出，在我后来七年的知青生活中给了我无尽的亲人般的爱。在我孤独委屈无望的时候，这里就是我避风的温暖港湾。

㈣ 招工通知书来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接到了回城的招工通知书。是喜？是忧？是完全能够割舍还是仍有几多眷恋？我不能不想起我下乡的初衷，难道我下乡七年为之奋斗的就是这一纸招工通知书？没有人给我答案。

这张招工通知书倒叫赵守诚，侯嘉丽欣喜若狂。他俩跑到青年点为我打点行装。赵守诚在我们宿舍的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叨咕着：“好人好报，好人好报。”当他们俩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时候，我泪如雨下。那些艰难的日子没有他们我怎么会挺得过来？他们给我的阳光雨露我这一生何以回报？怎一句“我忘不了你们”了得？

我们的友情实际已是一种亲情，那相濡以沫催人泪下的真情已经溶入了我的血液，嵌入了我的生命中。

元旦过后不久。一辆晃晃悠悠的大马车拉着我和我农村七年的全部家当——一个柳条包，送我去威远车站。我得到的多吗？我失去的多吗？我千百次地在心里问自己。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守住了自己的那份真诚与善良。广袤的田野无边无垠，一片银白，一片茫茫。我的心就象这田野一样寂寥而空旷，还有几分苍凉。

再见了，靠山屯！再见了，我耕耘了七年的土地！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你！这片土地上种下了我的青春，我的梦幻；浸润着我的汗与泪；萦绕着我的歌声。我与她结下了终身的不了情。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难忘的土地，难忘的岁月！尽管有些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

㈤ 雪夜

辽北的农村人办喜事总在年底。田家少闲月，种田人从春忙到秋，粮食进仓后，到年底才得几日清闲。所以十冬腊月办喜事是靠山屯一景。

娶媳妇的人家会在空旷的雪地里支一临时喜棚，棚子很大，四周摆上桌椅板凳，中间生一个大炉子，做喜宴上吃的各种美味并兼大棚里取暖。喜宴连开三天，每日三顿。从村东到村西的男女老少凡是“隨礼”的人家（基本家家随礼）这三天不用做饭，从早到晚一个个都喜滋滋的，络绎不绝地来喜棚里吃喜宴。

七年的知青生活我便有了一份与这里割舍不断的乡情。

靠山屯这样的喜宴我参加过好几次。我和段伟接到参加二华儿子的婚礼的通知是在一場大雪后的下午，我俩通电话后直奔沈阳南站。

段伟是早我一年下乡到靠山屯的本校学哥。我们同在二队插队，农村七年他没少帮助我，我们的友谊从知青年代延续至今。我俩与乡亲们的友谊也从知青年代延续至今。 我俩乘火车到开原县己是傍晚五点多，天己黑下来。途经靠山屯的大巴已没有，只有去西丰的大巴。我主张“打的”，段伟百般不同意，花什么冤枉钱？先上去西丰的大巴再说！于是他拉我上了去西丰的大巴。天近黑了，车窗外是一片迷迷茫茫的灰白色，透过车窗隐隐的冰花缝隙依然可辨：到老城东了，到老城了……多么熟悉的旅途！快到前马时，我不由得向高高的西大砬子方向眺望，虽然夜色己遮蔽了我心心念念的那棵"消息树"，但我眺望到了当年的青春。

天己黑了，大巴一路颠簸着一路倾倒着旅客。车行至威远堡我俩被无情地扔在了雪地上。

天完全黑了下来，四顾茫茫，真是"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远处的靠山屯可望而不可及。

当年我们插队时从威远堡到靠山屯有条宽阔的土路，只需走三里多地即达靠山屯。但隨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土路已不复存在，现在要从威远堡的最西端经过后建的寇河桥，再贴着北山根的大路才能绕进靠山屯。从前走的是一条直线，现在变成了大半个圆。算起来得有五六里地，弄不好我俩要在雪里跋涉五六里？快七十岁了，我可走不动！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他不会知道农村的雪多么厚，雪地行走是多么艰难。我嗔怪段伟：“就怪你不让打车，咋整？”他不慌不忙：“我去想想办法，你在这等着”。他把我撇下，径直朝威远街方向走去。

正是三九天，农村的三九天可比沈阳加倍的冷！我本穿的羽绒大衣，在这冰天雪地里竟觉得它薄如蝉翼！

我孤伶伶地立在严寒中，不停地跺着双脚，遥望着黑暗的远方靠山屯的方向。我忧心忡忡，只巴望段伟早点转来。

过了好一阵子，忽听到远处有汽车的引擎声。不消一刻，天哪！一辆“面包车”行至眼前，段伟从车上跳下来兴奋地说：“怎么样？有车了！”他为自己的办事能力得意洋洋。 原来这是一辆准备去纪家屯的“面包车”，车又破又旧，不知倒了几次手了，车里装的是刚灌滿液化气的两个大大的煤气罐。段伟跟车主讲了价：拉到北山根，每人两元钱。与煤气罐为伍心里总有几分膈应，但有什么办法？这总算得上是根救命稻草！我俩迅速钻进车里。 勇敢的司机开着破“面包”，一路稀哩哗啦，咣哩咣当，拉着我俩与煤气罐在漆黑的夜里在积满雪的路上呼啸着前进。我不时看一下身边那两枚大“炸弹”，心一直吊在嗓子眼。终于行至北山根下，下了车，松了口气。

近乡情更怯。远远地见到靠山屯家家户户闪烁的灯光，踩上年轻时耕耘过的土地，那甜甜的乡情又加上咸咸的泪水。 二华家在村东头，到他家还要步行一段路。段伟拉着我的手，两个近古稀的老知青深一脚浅一脚地探着雪，猫着腰蹒跚前行……

一进二华家门，段伟大声嚷嚷着：“年轻时想拉翟雅萍的手拉不着，今天可过瘾了，从北山根一直拉到这！”

乡亲们哄堂大笑。

（来源：同本编1.3）

6.4 梦回靠山（郎蕙丽）

辞别开原数十载，

梦里几度回靠山。

寇河两岸架新桥，

犹记当年涉水寒。

北山葱郁还依旧，

村头老树枝更繁。

高粱玉米稻花香，

汗水浇灌幸福田。

打柴曾走羊肠道，

石板青苔仍如前。

欢歌笑语青年点，

人去房拆了如烟。

昔日同伴成耄耋，

双手紧握竟无言。

寒暑风霜强筋骨，

蹉跎岁月意志坚。

天铸我才必有用，

各行各业皆英贤。

更喜同学常相聚，

谈天说地颂平安。

（《微霞满天》征文）

6.5 社队送我上清华（李庆禄）

1974年秋天，我在大队当书记时，县里组织了各公社较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到大连庄河县六个公社的农田水利建设典型现场参观学习（徐大队长未参加），威远公社三位领导随行。在参观学习期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的收割和收割后农田基本建设的准备情况。

从庄河回到靠山已是10月5日。我一走进家门就看见黄静丽刚将抱着的涛儿放在炕上，她不等我说话就先说:“以前有些事我都依你，这次你必须听我的。”我一见这是怎么了，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着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直接说不用拐弯抹角的。”她慢条斯理的说:“清华大学招生老师到靠山来，同徐大队长、徐贵臣、郭明久研究落实你上大学的事，开了一夜的会，研究的结果是放你上大学”，清华大学那位老师第二天一大早就跟着徐贵臣来到咱家，那位老师问了一些情况后说:‘你爱人到清华读书是难得的机会，是代表‘文革’前下乡老知青的，国家就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生。‘ 我最担心的是你从庄河回来后，拒绝到清华上学……”

第二天上午7点多钟我来到大队部，一进门见徐大队长、贵臣、郭明久、赵家沟知青冯东伟、曾昭权、杨林山、张宝田等正在讨论什么？一见我进屋，就都不说话了。每个人都看着我，面部表情都很严肃，过一会儿，都笑了。没等我说话，徐大队长说:“庆禄，让你上清华大念书你去不？”我说我不去。徐贵臣接过去说:“黄静丽一定告诉你到清华上学的事了，党支部和公社共同研究的结果，让你上大学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们靠山、威远公社的事，而是全省的事，清华来的那位老师说，清华大学今年在辽宁的沈阳、丹东、盘锦、铁岭地区招四个老知青，必须是老高三毕业的，下乡或已经工作八年以上的，在基层担任现职领导，工作做出一定成绩的对国家有贡献的。”这时郭明久接过去说公社也进行了研究，先是舍不得放你走，准备让你七五或七六年到公社做领导工作，以后再向上发展。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请示了了县里的任书记，任书记回答说:‘全省既然只有四个名额，铁岭地区就有一个，这是开原县和铁岭地区的光荣，一定放他上清华，要小局服从大局’。大队长接着说:“说实在的，我们在座的和靠山的社员们真不愿意让你走，一些工作刚开始，刚打开局面，你才干不到一年靠山就有了变化，自从你当了书记，我的腰杆也硬多了，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你和孙信斌像亲兄弟一样，但人家清华大学院来的老师说的好，你是国家的人才，我们得服从国家啊。”贵臣和几位领导都插话说：是否有些舍不得靠山，你放心走吧，靠山有我们呢……

一直谈到中午，我表示同意到清华上学了，这时黄静丽抱着孩子来到大队部，见到我答应了上大学了，就哭了起来，在场的人们却都笑了。杨林山拿着一袋刚磨的大米说:“这是咱们九队特意给你磨的南山头子地里的新大米，这块地是你和刘恩义、金霆领大家新开的水田；你在九队、在靠山干了这么多年，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这点只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再有就是让你不要忘了靠山，你在九队当指导员时对你的支持不够，也给你出过难题，望你能原谅……”。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一天下午，在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上，我详细汇报了在庄河参观、学习和公社给靠山确定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任务的情况，随后落实了打场、上缴公粮等事宜，最后决定10月8日开始四、五队，六、七队的水田地平整土地的“歼灭战”。在打完场后开始施工六、七、八、九队是寇河沿岸石龙坝的护坡、护岸工程。

10月7日，蒋铃陪我到开原县招生办和地区招生办理入学手续和体检。 10月8日，我决定推迟10天再去北京报到，先随同徐大队长、徐贵臣一起参加平整土地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同春天的那么歼灭战的场面一样热烈，一样的生龙活虎，一样的歌声嘹亮、彩旗飘舞，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被感动了，我跟在场的徐大队长等人说:“到清华后找学校领导我要求改学农田水利专业，毕业后还可为改造、建设靠山的山山水水做点贡献，来报答靠山的乡亲们（但到清华后学校拒绝了我的要求）”。这样从8日到16日每天的白天坚持在工地上大干，晚上交接、交代工作、同知青战友们告别、同乡亲们告别。 10月17日徐大队长陪着我走遍了靠山的每块地、每个沟，算是跟它们告别，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呀。

巧得很，在北京大学已毕业留校的肖东发回到靠山来看望靠山的乡亲和蒋铮，他对我能到清华上学表示祝贺，他和蒋铮赠送我一本大而漂亮的精装笔记本，笔记本上写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我没有惊动靠山的知青战友、乡亲们，是徐贵臣和蒋铃用马车把我送到威远堡火车站。到火车站后，在站台见到有近30名靠山乡亲、知青战友、靠山学校我教过的学生们。我与他们一一告别上了火车，火车开动了，我流泪了，车下的人也流泪了。我站在车门处向靠山的方向望去，工地上彩旗依稀可见，靠山的山依稀可见，随着火车的奔驰，渐渐的看不见了……

写于2004年5月（见《青春的回响》P206-209 ）

（图中胸前戴花者即本文作者，1965年9月3日他在沈阳南站广场与欢送他下乡的中学校友们话别）

6.6 编辑人语：斯土厚恩

——我们忘不了那片踏遍我们青春足迹的平凡的土地，忘不了生活在那片平凡土地上的勤劳的人们。让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向那片难忘的土地，向靠山的父老乡亲致以崇高的敬礼和美好的祝福，祝愿那片土地繁荣富庶，祝愿那里的人们幸福安康。（《以知青的名义》）

㈠ 家人的第二故乡纪事

一九六四年7 月13 日，马先明、刘桂云在沈阳29 中学卢谦老师带领下，到开原选“点”。在县、社提供的威远堡、南城子、靠山三个大队中，选择了条件相对艰苦的靠山大队。这里就成为靠山知青们的“第二故乡”。

一九六五年1月，李桂珍、喻国政参加沈阳市委在沈阳体育学院办的沈阳下乡青年骨干训练班。同月，李桂珍被选为开原县首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6月20日，李桂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靠山知青中第一名党员。历年来靠山大队党支部总共从知青中发展了六名党员（李桂珍、赵守成、刘桂云、许乐欣、喻国政、李庆禄）。8月李桂珍参加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9月9日，马先明到靠山小学任教。这是靠山知青第一个小学教师。10 月青年点南趟房 7间草房建成，北趟 5间草房房东侧接2间仓库，青年点基本建设结束。此后将近200 名知青先后在这里生活了15 年；其中64、65、68这三届共88人。

一九六六年1月1日，成立靠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尤洪启，副校长李桂珍、喻国政，教务主任李家政，金霆、刘恩义等人任教。1月5日-14日，喻国政参加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靠山青年点被评为先进集体。1月24日，李桂珍调任威远公社妇联主任。3月15 日，李家政、李庆禄被县里抽调到八宝公社四社大队青年点充实力量。4月9日，蒋铃、梁啸海、黄静丽、秦昆、陆子光被县里抽调到威远公社南城子大队充实骨干力量。6月，孙信斌、赵志岩被选调到铁岭地区劳动大学读书。8月，刘恩义调到下城子大队农业中学任教。

一九六八年1月10 日，孙洪琦嫁给六队会计宿英辰（后任大队副书记），这是靠山青年点第一个结婚的人。此后几年间，先后有张宝林、蒋铃、李国梁、路克勤、刘桂云、孙雨、杨冬冬、王聪、高勇、李桂珍、孙信斌、孟宪发、刘宗仁共有14 名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3月2日，靠山大队革委会成立。喻国政被选为副主任。3月3日，苏嘉元、徐连斌应征入伍。6月4日，喻国政作为农民代表被选为开原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8月15日，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在地区革委会主任苟耀德、县革委会主任魏凤勤陪同下到青年点检查工作。8 月20日，喻国政代表青年点参加省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讲），并参加李伯秋召开的小型座谈会，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11月1日，沈阳市委组织下乡知青汇报团，刘才宽、李庆禄、丁峪麟代表靠山青年点参加。11月20日，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大队成立“知识青年再教育委员会”，刘才宽作为知青代表担任委员。12月下旬，高凤才应征入伍。以后几年相继有王海波、赵广喜、刘九章、黄净伟等知青应征入伍。

一九六九年1月下旬，大队革委会改选，许乐欣、陈连弟被选为委员。2月,大队成立以知青为主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马先明为队长,陈连弟、许乐欣为指导员。同年夏，王文甲作为文艺骨干调入青年点并加入宣传队。11月王众入队，协助马先明负责文艺宣传队工作。七一年后段伟为文艺宣传队队长。在靠山期间，先后参加各级文艺宣传队的知青有：马先明、丁峪麟、杨冬冬、孙信斌、李家政、苏嘉元、路克勤、江宁娜、翟雅萍、张淑媛、肖萍，王文甲、段伟、李振林、马首先、陈连弟、许乐欣、王众、段莉，宫凤山、张兴武、刘恩义、于众、陆子光、肖东发、蒋铮、蒋铭共计27人。3月，丁峪麟第一个把父母由沈阳接到靠山八队落户。之后李庆禄、马先明、陆子光相继把父母由沈阳接到靠山落户。5月，丁峪麟与肖萍结婚，这是靠山青年点第一对双知青在农村结婚。此后几年间，先后有赵志岩与杨孝全(外点知青)，段伟与张淑媛，赵守成与侯嘉莉，李家政与曲丽娟(外点知青)，金霆与刘锦绣，李庆禄与黄静丽，喻国政与许乐欣，梁啸海与秦昆、王众与房宏宇(外点知青)共10对双知青在农村结婚安家。自1968年1月至1971年12月，前后共有31名靠山知青在农村结婚安家；其中64、65届28人，68届3人。7月，肖东发代表青年点参加省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五讲）。

一九七〇年4月，为落实中央26 号文件，刘才宽代表青年点参加县知青工作检查团。同月，徐淑莲调到开原电信局威远支局做话务员工作。5月，马首先被选调到沈阳空军文艺宣传队，主演《沙家浜》阿庆嫂。此后几年间，杨冬冬、王文甲、蒋铭、翟雅萍、江宁娜、段莉相继被选调到县文艺宣传队、八三文艺宣传队、粮食系统文艺宣传队、起重机厂文艺宣传队。6月，田玉珍、杨淑英调到公社搞黑曲霉猪饲料工作。8月，刘才宽代表青年点参加省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十二讲）。

一九七一年1月15 日，李杋、马志调到公社搞5406菌肥工作。3月，王明抽到大队做赤脚医生工作。8月20日，马先明、苏立力、刘桂清、周庆福、刘才宽、陈连弟、许乐童、徐淑莲被抽调回沈，这是青年点第一批被抽调回城的同学。11月，开原县四中（在老城）的李莉等9人下乡到靠山青年点。

一九七二年1月，吴钦才被选送到辽宁大学读书。同月，马志被调到公社搞宣传报道工作。3月起，李庆禄、刘庆莲、梁啸海、蒋铃、侯嘉莉、黄静丽、高勇、李国梁、李福传、江宁娜、许乐欣、秦昆、赵守成、金霆、刘恩义、刘锦绣、王聪、刘桂云、张秀春、段伟、孟宪发等21 人相继在靠山、镇北、下城子学校任教。另外有路克勤、郝晴、赵志岩、孙信斌、佟月清、王秀芳、王众等7人从69年9月起先后在外地学校任教。总计，靠山知青有31人在农村从事过教育事业。

一九七三年2 月，吕秀娟第一个到威远中学任教。次年刘恩义到威远中学任教。

一九七四年3月，李庆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64、65、68三届知青人靠山期间共有50余人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副主任、党支部或革委会委员、民兵连长、团总支书记副书记和总支委员、妇女主任、出纳员、信贷员、代销员、赤脚医生；生产队指导员、队长、会计、生产组长、妇女队长，民兵排长、团支书、水稻技术员、出纳员、保管员、记工员，宣传员、车老板等职务。在这些岗位上，知青尽职尽责，充分发挥作用，为靠山大队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9 月，牛德义被选送到本溪钢铁学校读书。10月，李庆禄被选送到清华大学读书。

一九七五年4月至9月3日，64、65、68届知青最后一批5人陆续离开青年点返回沈阳。至此，这三届 88 名知青全部离开青年点；其中除了15 名已婚知青还在靠山，其余全部返城。到1980年底，14名已婚知青也陆续返城（其中孙雨在威远堡镇），只有孟宪发与当地女青年结婚并参加工作（靠山小学公办教师)，留在了靠山那片土地上。

一九七六年3月，赵守成任威远中学党支部书记。之后，梁啸海、孙洪琦、黄静丽、侯嘉莉、金霆、刘锦绣相继调到威远中学任教。

一九七九年沈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子女三批共92名知青从75年开始陆续返城，到本年度11月全部返回。至此，靠山大队青年点解体。

一九九四年7 月30日，64、65、68年三届的63名老知青，重返靠山隆重纪念7.28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主题为“难忘这片土地”，受到靠山父老乡亲、村镇领导和威远中学师生的热烈欢迎。

【编按：以上资料摘自《青春的回响•大事记》，一件件，一桩桩，均见各级党政组织和靠山父老乡亲对我们知青的教育、指导、培养和关爱】

㈡ 第二故乡的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和基本状况

说起我们的第二故乡，开原老城始建于一千多年前的辽金时期，当时称咸州、咸平，为辽北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冲。元朝后期，开元路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迁来此地，下领咸平等七县。

明洪武年间，避太祖名讳（朱元璋）改开元为开原。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努尔哈赤的后金军从明军手里袭取开原老城，接着又占领威远、莲花、叶赫等地。

清康熙三年（1664）建开原县；当时全县共5439户，42699人，满、汉族各半，隶于盛京奉天府（后为奉天省）。县域东至耿王庄，南至山头堡，北至马千总台，西和西南至辽河外30公里今法库地；东南至马家寨，西北至古城堡，东北至威远堡；这包括了后来划给法库和西丰（其建县均晚于开原）的一些地盘。

清宣统三年（1911）从吉林省伊通县划入开原县19个村屯，包括南城子、下城子、二道河子、纪家屯、靠山屯等；此时全县共445个村屯。

民国初期开原县共辖167个村屯，划分为8个警察区，寇河流域各村屯为第三区。民国十五年（1926），开丰铁路全线通车。民国二十年（1931）9月20日，日本军侵占开原县城。此时开原县隶于辽宁省，全县共划9个警察区，166个行政村，47418户，312415人。

伪满沦陷时期，伪开原县公署1935年将原来的167个行政村归并为78个主村，其第三区有威远村、龙泉村等。至1941年再调整为两街37个行政村，复称靠山村。其间1939年3月伪县公署由开原老城迁至开原街。开原此期间先后隶于伪奉天省、伪四平省。

1948年2月27日开原解放。同年12月，全县设12个区，284个村（街），总户数74225，总人数74225。其第九区公所设在威远堡，下辖靠山村等。开原此时隶于辽北省。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改称辽西省；1949年5月，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故开原解放后还曾一度隶于辽西省。

1956年起开原撤销各区建制，全县设2镇38乡，在威远堡乡设有靠山屯行政村。1958年起成立人民公社，公社化时期靠山屯始终为威远堡公社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1964年建青年点时，靠山大队有三个自然村，9个生产队；大约340户人家，1700人和3400亩耕地。

1984年公社建制被撤销，复设威远堡乡；1985年改为威远堡镇。1985年，威远堡镇辖17个村委会：威远堡、二道河子、南城子、镇北、下城子、龙泉、陈家、纪家、双城子、塔山、四家子、毛家、前马、塔子沟、廖家、何家、周家。其中原赵家沟大队更名为塔山村，原靠山大队更名为龙泉村。至2011年末，行政村（相当于原来公社下的生产大队）合并至11个（包括陈家村并入龙泉村）：威远堡、镇北、双城子、纪家、龙泉、南城子、前马市堡、四家子、塔子沟、周家窝棚、何家堡子；下设118个村民小组（相当于原来的生产队），总约5800户，24600人。

龙泉村位于开原市以东27公里的威远堡镇，距离镇政府4公里，共有820户，2920口人，95%为满族。全村共有8个自然屯，15个村民小组，土地面积8000亩，水田1200亩，林地面积13000亩，其中榛子园10000亩，3000亩人工林和天然林，有着丰富的山林资源，榛果年产量150万斤左右。龙泉村交通方便，有辽开高速从村中经过并设有威远堡站出口；还有通往昌图镇的昌威公路和通往七鼎龙潭寺的旅游公路从村中通过。佛教古迹七鼎龙潭寺坐落于龙泉村中。该寺为辽北著名佛教胜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A级景区，距今有280余年历史。该寺是龙泉村内的集历史、自然和人文景观、融满族文化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旅游资源。（此段据《龙泉村农村综合改革实施方案》2023-04-18）

据说清乾隆帝第二次东巡时曾夸奖龙潭寺的水井为“龙泉”，留下诗句“风日寇河柳代烟，峻崛高处出龙泉”。大概这就是“龙泉”作为地名的来历。但又有专家考查史料，认为乾隆那次东巡并未经过此地，故仅民间传说耳。

【 编按：以上根据《开原县志》（1995，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开原市政协编《开原丛书》（2017，辽宁人民出版社）和政府官网上的一些材料汇总，仅供大家参考。】

靠山村已更名为龙泉村

地图上的龙泉村

航拍龙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