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后期全国进入动荡，光明一弄也不例外，狂风暴雨代替了原有的平静，标志性的事件是“破四旧”时光明路通往火神庙湖弄堂里的石牌坊被推倒。这个牌坊制作精美，我们每天都要从下面走过好几回。那天弄堂里声音人声嘈杂，原是来了一群青年学生，要砸掉这个“宣扬封建礼教”的贞洁牌坊，但牌坊非常稳固无法推倒。有人找来一条很粗的麻绳，爬到牌坊上面用麻绳勒住顶部，许多人一齐用力拉绳，在一阵呐喊声中，巍峨的牌坊被拉倒砸成一堆碎石。 赵工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除了拉到大小会议上批，还有成批的青年学生上门批，他们将他从家里揪出来戴上高帽子，勒令跪在走廊上。为首的学生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朗读，列数赵工的“罪状”，并有人领呼口号。可怜的赵工长时间跪在坚硬的地面上，黄豆大的汗珠滴落下来。围观的邻居虽然非常同情赵工，但无人敢帮助他，等到学生们闹完走了，大家才能把从地上扶起来。有时一群学生刚走又一群学生到来，再次重复这样的过程。 “地、富、反、坏、右”五类人员称为“黑五类”，属于专政对象，住西屋不服气的“右派”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但仍受到批斗，缘由是他给儿子起名叫“回”，有人认为起这个名字隐喻右派翻身之意。附近弄堂有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人，经常被请去抄写“大字报”很是吃香，结果一次笔误把“将来”写成了“蒋来”，大字报贴出去后立即被人发现错字，并解读为暗指希望海峡另一边那个“蒋”姓领导人反攻大陆，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抄写者很快遭到批斗和关押，地位瞬间从天上掉到地下。 朱厂长属于“走资派”被夺权靠边站并接受批判，大概因为他是有战功的残疾军人再加上人缘好，对他的批斗属于“文斗”，没有受到人格侮辱和肉体上的痛苦。 接下来开始将城镇无业人员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下放农村，赵工和“地主”两家都被下放搬出了文明一弄。“地主”家房子被政府收缴，很快县五金公司在这里办起了灯泡厂。所谓灯泡厂并不能生产灯泡，而是将断了灯丝的白炽灯修复后重新出售，以解决当时供应的不足。我们对这种灯泡翻新技术充满好奇，经常溜进去观看并问这问那。只见师傅们用煤气火焰熔化玻璃燃烧在灯泡掏出一个洞，更换新的灯丝后再补上洞口，然后通过灯座上的管子将灯泡内部抽成真空。从此我家隔壁再也没有小孩的打闹声和大人的训斥声，代替的是抽真空的压缩机的轰鸣声。 健谈大妈此时春风得意：她在剧团工作的儿子被部队特招为文艺兵，她家成为军属政治地位飙升。大妈将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放得很大挂在饭桌上方，逢人便邀到屋里参观照片，夸耀儿子在部队如何如何，似乎她儿子在部队已经有很大成就。 “堂”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属于当时的专政人员，成为光明一弄里最威风的人。他不用再干拉人力车的累活，而是头戴藤条编成的安全帽，手持齐肩高的钢管维持社会秩序，执行“专政任务”。每天回家时他还戴着藤帽，手中的钢管故意在地上顿得很响，像是在向看不起他的邻居们示威。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下放浪潮中，因为他们父子都没有正式工作被划为无业人员下放农村，房子被房管会收回分配给别人。 在这场风暴中，每个地方都因夺取地方、单位权力或反对夺权维持原状而形成尖锐对立的两个派别组织，被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除了“黑五类”和被剥夺权力“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几乎所有人都要参加其中一个组织。因参加对立的组织，一时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比比皆是，两派之间的互相攻击，从口诛笔伐的“文斗”到拳棒相向的“武斗”，甚至动用武器。光明一弄28号里除了“地主”家，四户人家分别参加两个组织，形成两两对立局面。也许是原来邻里关系较好，大家回到这里都闭口不谈“组织”的事，仍然相安如初。 一天晚上父母都还没回家，我和二弟已经睡下，几个“造反派”的人突然来敲门，寻找参加“保皇派”的我父亲，见不在家只好悻悻离去。“造反派”势单力薄斗不过“保皇派”逃到省城，得到部队支持后组成“武卫团”全副武装反攻回乡，父亲跟随所在组织撤至山区，遭到部队和“造反派”搜山围捕。当时传言那边打死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但我父亲音讯全无生死不明。母亲经常背着我们偷偷流泪，我们兄弟俩也惶惶不安，觉得自己一下子懂得很多突然长大了。直到约一个月后，母亲才收到父亲托人带来的信，原来队伍在山上被打散后，他于晚上潜入搞“社教运动”时蹲点过的村子躲藏，后来在村干部护送下化装成猪贩混出层层包围，曲折徒步数百里回到兰溪老家暂避。待形势缓和“造反派”作出保证人身安全的承诺后，他才回到单位并找回了藏在山上的手榴弹，证明自己没有向部队或“造反派”开火，得以免于关押而被分配去农场劳动。 七十年代初全国上下都要打仗准备，各地都要“深挖洞”建造防空设施，按居委会要求光明一弄也要挖个防空洞供居民防空袭。这里建筑密布难以开挖，只得选择西屋后面往铁路下面挖，我们这些少年的任务是把洞里的泥土搬运上来。但才挖了几米就发现下面全部是岩石，必须通过爆破才能掘进，居委会担心炸坏铁路只得通知停工，光明一弄挖洞工程半途而废。 随着我们兄妹三个长大，一间房子已经无法居住，正好母亲在学校里又分到一间，我们家的主场转至学校，而我和二弟晚上仍回光明一弄号老住宅睡觉。虽然每天早晚都要在两处之间往返，但兄弟俩却十分乐意，因为可以自由支配晚上的时间，可以阅读自己喜爱的书。那个时期各种书籍都比较稀缺，我利用担任居委会团支部书记的便利，从仓库里找到一些收缴来的书拿回家阅读。二弟对其中一本残缺不全的王力所著《古代汉语》产生浓厚兴趣，如饥似渴反复阅读，对古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学到许多文史知识。1978年的高考全国大中专合计仅录取40万人，文史优势方面的优势助力他考上本科，被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在光明一弄我大约住了10年左右，跨越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直至参加工作住到厂里才离开。这里发生过的人和事就像一本社会百科全书，让我懂得很多学会很多，产生不少憧憬和梦想。但从小向往展翅高飞的我，却终究没有离开这个普通县城，从工人到公务员再到退休。在这里长大的人多数情况与我差不多，但也有三个人都从记者这个平台起步，事业上成就不凡：我那个从小倔强的二弟大学毕业做了报社记者，后调任政府办公室秘书，再担任央企在本地公司的负责人，企业经营成就卓著成为本地名人。“平”大学毕业后做了省级画报记者，潜心钻研成为摄影名家。路口的钟家后来落实政策回到杭州，那个经常独坐门口沉思的少年先当记者后下海经商，凤凰涅槃终成全球饮用水巨头，还曾登顶亚洲首富。他被商界冠以“独狼”之名，完全符合他从小不喜与外人交流善于独自思考的性格。 在2007年的城市改造中光明路被拆除，这条古街烟飞灰灭，新建了成片现代化的高端住宅和一条仿古商业街，唯一保存下来只有一幢名人住宅。为了不忘这里厚重的历史，商业街命名为“长弄堂”，其实“长弄堂”仅是光明路上众多小弄之一，并非光明路本身。虽然古城再无光明路，但我们这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已经被它打上深深的烙印，老街承载了我们的幸福和磨难、快乐和忧伤，老街是我们的梦里老家！ （本文图片从百度网下载，谨向拍摄、绘制老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