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读小学时，我家搬到了县城光明路一弄28号一幢二层楼房。光明路是一条南北向、明代已有记载的小街，它长不到一公里，两边有单位、学校、企业、住宅。光明一弄在光明路中段，它南至姚舍山，北至粮种仓库，东至光明路，西至浙赣铁，前后左右房子合围中有一块空地，我们称之为“道地”。这里住了几十户人家，有工人、农民、厂长、工程师、机关干部、邮递员、车夫，其中有戴帽的“地主”、“右派”。我们兄妹四人有三个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下图为我在2007年拍摄的光明路： 28号这幢房子原是地主的私产，土改时靠外边的两楼两底被政府没收作为公房出租，里面两间留给“地主”自住。我家住二楼一个20多个平方的单间，与“地主”家之间仅隔一层薄薄的板壁隔音很差，邻居说话好像就在同一个屋里，每天晚上总能听到“地主”家孙子不肯睡觉的打闹声和他母亲的训斥声。 道地西侧是一长排用料、工艺考究的二层楼房，估计也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所建。当时住的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只有少数几户是租房的居民。这幢房子距铁路十多米左右，火车开过时楼上楼下都会颤动。不远处就是车站的机车停车位，每当蒸汽机车即将启动拉响汽笛时震耳欲聋，可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与火车为邻，都能在频繁的汽笛和轰鸣声中安睡，反倒是长时间听不到火车声音时会突然醒来，猜想是不是铁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故。 姚舍山高仅数十米是城内“五山”之一，人们称之为“摇车山”。山脚下一排平房是县雨伞厂的职工宿舍，处于道地的南侧。山坡上布满各式老房子，一溜长长的石台阶从山脚通往山顶，是坡上住户的进出道路，颇像缩小版的山城重庆。住坡上的邮电局邮递员钟师傅，每天下班回来都要背起绿色的邮电专用自行车，吭哧吭哧地扛到半山腰的家里，邻居们都饶有兴趣地欣赏这个滑稽的情景。 道地东侧杂乱分布着几栋不同年代建造的房子，隔开了光明一弄与光明路。 住在这里的不少人都特点鲜明，过去五十多年了仍记忆忧新。<br> “地主”老两口因为家庭成份原因处处谨慎，与同住一个大门里的人很少说话，倒是他家媳妇和小孩没有什么顾忌，与邻居之间比较轻松随和。 28号一楼东边住着一对拉人力车的父子，父亲没有老伴，年轻的儿子“堂”娶不到媳妇。“堂”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是喝酒，父子没说几句话就会吵起来，在邻居眼中他就是个堕落的酒鬼。 我父亲单位水电局的赵工程师住在西侧那排房子里，50多岁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那年代县城里工程师是比较稀罕的，赵工没有大学问人的架子，待邻居彬彬有礼，处处显出知识分子的素养。师范毕业的父亲靠短期培训和自学苦攻水利工程技术，常常流露对局里这位技术权威的崇拜。 那排房子里还有一个下放回家务农的“右派”，长得人高马大嗓门也大，他似乎对自己受到处理不太服气，说话总带刺。“右派”有个和我同龄的儿子叫“回”，继承了他父亲的脾气。我家搬到这里后，母亲就提醒我们兄弟俩别和“回”来往。 住在雨伞厂宿舍里的朱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残疾军人，长得高大英俊，在解放战争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他虽然因安着假腿走路一瘸一瘸，仍不失军人的威武，假腿在走动时发出金属的摩擦声，大家很远就知道是朱厂长来了。朱厂长在厂里威信很高，邻居之间也平易近人，受到邻居们的尊重。雨伞厂部分职工是从温州人，楼师母就是其中之一，她操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温州方言，常当众以极快的语速教育儿子“平”，在我们看来她说的是外国话。这是光明路拆除前我在一条弄堂里摄影留念： 东面的平房里有位健谈的大妈，她家门口有一块三合土筑成的地面，非常平整和干净，邻居都爱来这里凑堆聊天。大妈是个勤快人，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间，她也是个热心肠，见邻居来总会从家里拿出小凳子小椅子来，然后不失时机地以夸耀的口气谈谈自己家里的人和事。大妈善良但婚姻却比较坎坷，听大人们说这家已是她的第八嫁。 东面最靠近光明路的路口住着姓钟的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从杭州下放回来的“右派”。不知道是因父亲身份原因还是天生的性格，他的儿子常常独自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发呆，从来不和我们一起玩。 <p class="ql-block">（图二从百度网下载，谨向拍摄老师表示感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