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烈士英灵 长空翱翔（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工作组组长黄作梅）

笑坦爷

黄作梅烈士，1916年2月13日出生在香港新界。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皇仁书院，考取香港大学;因家庭困难，他是大哥，下面有10个弟妹，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参加工作，先后任小学教师、香港政府职员。1936年开始参加抗日活动，遭港英政府逮捕。出狱后继续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救亡运动，在香港海军船坞工作期间，被推选为香港华人文员协会主席，并于1941年6月加入共产党。香港沦陷后，加入东江纵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参加营救被困香港的国际友人和盟军战俘，任港九大队国际工作组组长。

这本小册子，是黄作梅当年亲笔撰写的《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的统计》，其中：“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在日本侵占香港时，营救出英国人20名，美机师8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国人1名，菲律宾人1名，共计89名盟军和国际友人。”

1942年7月，英军服务团成立，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在黄作梅领导下，配合英軍服务团收集情报，并以杂货店为掩护设立联络站，黄作梅的父亲、弟弟妹妹都安排在杂货店里打工，实际做情报传递和联络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其父和弟妹都被日军抓去，虽遭逼供，但她们守口如瓶，未泄露任何秘密，终获释。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飞行员唐纳德·W·克儿中尉驾驶飞机，在轰炸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后被击落，跳伞逃生，降落在香港新界观音山附近，身体多处负伤。经当地居民与港九大队指战员多方营救，细心照料，多次藏匿、转移，巧妙躲避日军搜寻，终于进入广东深圳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并于当年3月下旬，安全返回美军桂林基地。克儿中尉非常感谢东江纵队和香港市民的救命之恩，写下50多页的《克儿日记》，详细记述这段经历，并配以亲手绘制的素描与漫画。

陈纳德将军和盟军司令部非常重视东江纵队在敌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经向中共中央请求并批准，于1944年7月在东江纵队设立了“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联络处，并派驻了上校联络官。东江纵队也相应设立对等机构，以纵队联络处长袁庚领上校衔任处长，港九大队国际工作组组长黄作梅领少校衔任联络员兼英语翻译，协助袁庚工作。在盟军大反攻到来之际，中美联络处密切协同，东江纵队获取的大量军事情报高效率传达给盟军，并陆续又解救了7名美军飞行员。袁庚在回忆文章中记述：联络处组建之日，正值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为适应战时情报工作的要求，联络处组织迅速扩大，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情报网纵横交错，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到广州，西至珠江东岸，有效的配合了盟军反攻。

陈纳德将军和盟军司令部盛赞东江纵队联络处与港九大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称之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袁庚对其助手，在联络处负责主要具体工作的黄作梅非常满意。他说：黄作梅作为联络员负责与美军上校联络官联络，他的英文底子极佳，所有情报都由他翻译完成后转交美方;他要联络各个情报网点，上传下达指令，还要照顾美军联络官的工作与生活需要。袁庚赞誉他：机智、勇敢、沉着、顽强，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成绩斐然。美军联络处处长欧戴义上校非常赏识黄作梅的才干，一再致函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我对于作为联络官的黄先生的优良工作，是真正十分感谢的。”

日军宣布投降后，英军一个营接收香港，兵力单薄，立足未稳，而在香港坚持战斗的港九大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英军希望借助其协助维持香港治安。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东纵联络处与英军谈判，设立东纵驻香港办事处，袁庚任主任，黄作梅协助工作，协调解决有关事宜。

袁庚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先行者，曾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大刀阔斧进行全方位改革措施，他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得到邓小平的认可;提出企业自主经营，推行分配制度、人事制度、金融体系改革，提倡市场经济，被称为“改革先锋”。他通过人民日报宣布：在蛇口不许以言治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袁庚很少夸赞他人，但黄作梅是个例外。

1946年，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后，黄作梅继任东纵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不久，中央派乔冠华到香港接管办事处，筹备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黄作梅协助筹办工作。

这篇文字是1947年6月27日伦敦宪报在刊登英皇颁发MBE勋章人员名单时的记载。其中“雷蒙·黄”，即“黄作梅”。“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做出的贡献。”

1947年2月，英国政府邀请黄作梅前往伦敦参加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大游行，并接受英皇授勋。

1986年6月16日《香港广角镜》杂志刊文：作为中共党员而获得英国皇室颁发的勋章，他（黄作梅）大概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947年5月1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乔冠华任社长，黄作梅完成筹办任务后，派往英国组建新华社伦敦分社，并担任社长。照片中的英文打字机，是他离不开的工具。

黄作梅勤奋好学，学贯中西，中英文底蕴深厚。工作中凡是翻译成英文稿件，都由他亲自审核校对，由英文转译中文，同事们也都主动请他把关。50年代初，周总理曾对乔冠华说：香港有两个人有资格翻译毛泽东诗词（汉译英），一个是黄雯医生（河东爵士女婿，剑桥医学博士、文学硕士），一个是黄作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乔冠华奉调北京组建外交部，黄作梅继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年33岁。

中共党内有两位乔木，戏称南乔北乔，毛泽东称他们是党内两位才子。后为了工作方便，北乔改称胡乔木，南乔改称乔冠华。

建国初期，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龚澎夫妇要求黄作梅，每周都要在香港《文汇报》“天下大事”专栏发表一篇国际评论文章，为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参考。黄作梅在完成香港分社的繁杂工作外，经常是在休息时间，翻越大量资料，通宵达旦赶稿，一丝不苟，坚持一年多时间，发表评论文章40余篇。乔冠华指出，他的文章在指导复杂国际形势下的中国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夸他是宣传、外交工作中的奇才！

这张照片，是1955年4月，黄作梅陪同准备随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尼的内地同伴，游览香港浅水湾。

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作为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代表团成员之一，和其他10位同伴在香港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下午，当飞机接近印尼领空时，飞机发生了爆炸、断裂，坠入大海。机上人员 ，除三位机师获救外，其余11位乘客和其他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956年4🈷1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出席“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烈士追悼大会。

图中照片左三，即黄作梅烈士像。

这是周恩来总理送给黄作梅烈士家属的银质茶具。

黄作梅生前与夫人雷善儒、两岁的儿子黄伟健。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中幸存的印度机师卡尼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飞机失事前客舱里的一幕：“飞机失事的情景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每一位乘客在我心中都活灵活现。我从未想过，普通人能够以如此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即使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露出恐惧。然而这些人却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没有一个人动弹，没有一张面孔露出一丝恐惧，他们都端正坐着，仿佛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烈火和舱内的浓烟。我从未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了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缅怀抗日功勋黄作梅烈士的同时，黄伟健101岁的岳母、抗战老兵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80周年纪念章，也是对黄作梅烈士和所有抗战英烈、老兵的告慰！

如今，黄作梅烈士的儿孙，生活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的和平环境中，烈士的英魂在长空中翱翔，保佑着家人和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