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胜利八十年之际，深深怀念老红军原济宁军分区司令员邓才文。

 辛大园

邓才文司令员

1917年4月，他出生于四川仪陇这片红色热土。1933年4月，年仅16岁的他毅然投身革命，投身红军队伍，从此踏上救国救民的壮阔征程。1937年10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矢志不渝。他历任班长、学员、副排长、排长、代理连长、教员、副营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团长、参谋长、副总队长、副师长、司令员、省军区（顾问）等职，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幸福立下赫赫战功。1981年6月，他光荣离休，但革命精神永驻心间。

向老兵们，敬礼！

1933年4月，年仅十六岁的我，带领县少先队毅然投身红军，被编入红七十三师第二百一十八团。从此，我踏上了一条血与火交织的革命之路。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拉开了长征的序幕。此时，我已成长为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年仅十八，却已历经生死考验。

茫茫草地，一望无际，水草密布，泥潭遍布，寸步难行。人与马匹必须踩着草甸跳跃前行，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泥沼，永无归期。我曾亲眼目睹战友深陷泥潭，我们急切割草铺路，试图将他拉出，但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在泥泞之中，心如刀割。

宿营更是艰难。有时一日行军百里不得歇息，有时夜雨滂沱，四野皆湿，战士们衣衫尽湿，却无处可避。我们只能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偶尔将毯子搭在枪杆上，勉强遮风挡雨，却也难敌寒风冷雨的侵袭。

行至朱集口，军部命令部队继续西进。行至康马寺，再往西已无人烟。眼前唯有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道路全无。茫茫草地中，方向难辨，部队只得折返康马寺。然而，军令如山，纵使前路死路一条，我们也必须前行！

饥饿、疲劳、伤病，成为红军战士每日必须面对的考验。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擅自率八万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第二次穿越草地、翻越雪山。

行至第三日，粮食已尽，我们只能靠野草充饥。草地中的野菜、草根被前队挖尽，后队连这些也难觅踪影，只得将皮带煮食。战士们饿得步履蹒跚，骨瘦如柴。许多植物难以消化，甚至有毒，不少战士因此病倒，因无药可治，最终长眠于草地之中。

一日清晨，我与二十余名战士在灌木丛中发现一种草，叶细根粗，形似萝卜。我尝了一口，初时甘甜，继而辛辣，喉咙如火烧般疼痛。我急忙奔至水塘，猛灌一肚子水，却随即昏迷不醒。直到下午两三点才苏醒，却发现已有许多战友中毒身亡。望着他们冰冷的遗体，我泪如雨下，心如刀割。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踏上穿越草地的征程。张国焘命令部队穿越“白草地”，直奔新疆。出发前，我们竭力筹粮，每人带上炒面、腊肉，负重三四十公斤，但进入草地后，行走艰难，只得忍痛丢弃。

药品奇缺，战士受伤只能用缴获的食盐消毒。为补充体力，我们甚至铲下厕所、牲口圈墙上的白皮，熬制成硝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发扬团结互助精神，最终走出草地，抵达桃三十。毛主席来电指示：“到陕北去！”我们士气高涨，满怀希望，终于走出草地，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那时，我的身体已虚弱至极。我扛着一挺机枪，艰难行军四日，跋涉三百余里。与一方面军会师时，我已疲惫不堪，吐血不止。但那一刻，我心中满是胜利的喜悦与对未来的希望。

　　1996年，邓才文同志赴北京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及相关庆祝活动。还有开国少将、济南军区原政委任思忠一同参加了此次活动。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上将（左三）、政治委员杜铁环中将（左四）专程前往济南火车站为二位老红军代表送行。

军委首长亲自接见济南军区老红军任思忠和山东省省军区老红军邓才文。

老红军邓才文与周子玉上将在一起。

参加长征胜利六十周时，邓司令员与全国老红军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右三）

　　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老红军邓司令员与三军仪仗队合影留念。（前排右三）

老紅军邓才文应邀参加武警山东总队武警志评审会议并合影留念。

老红军邓才文简历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军人物志。

老红军邓才文与夫人高秀芝（抗战老兵）50年在平原省合影留念。

司令员与家人们在山东省省军区的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