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

牛牛（何学飞）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读书十五年，我用了两个书包。

小学发蒙那天，我提着母亲特地用半旧半新的深蓝色布料给我缝的一个布袋到学校报到，那是我的第一个书包。

那时候，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一支铅笔，作业本也少，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拎或背一个布袋上学是那时老家大多数学童的标配。这个布袋一直用到小学五年一期，用坏了母亲又帮我补一补，上面补丁摞着补丁，每个补丁的布料颜色也不同，到最后也分不清哪是底料、哪是补丁了。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些同学背上了从供销社买的、用草绿色帆布做成的、上面印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或者“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字样的军书包。我羡慕极了，想死了买一个这样的书包。

记得这样的书包是两块钱一个。尽管只要两块钱，但在那时可不是一个小钱，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劳动一天挣10个“工分”，到年终决算每10个工分还不到一毛钱（通常八、九分钱），这样算来，两块钱差不多相当于父母两个人同时出半个月工的劳动报酬。给父母亲提了很久的要求，也一直未能如愿。我知道，不是父母不想给我买，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

直到我上小学五年二期了，那一年的中秋节，和父母一起去看外婆、外公，我再一次提出了想买个那种书包的要求，母亲的兄弟姐妹都来做母亲的工作，说我听话，会读书。在他们的撺掇下，父母终于咬牙同意让我去买一个那样的书包。无奈还是囊中羞涩，最后还是母亲从外婆那里借了两块钱给我。急不可耐，当天下午，就揣着母亲给我的这两块钱，一口气跑了十余里路程，翻山越岭，到能买到这种书包的离家最近的樊家庙供销社，买了一个翻盖上正是印了“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草绿色军书包。心里说不出来有多高兴，背着这个新书包，蹦蹦跳跳，一路小跑回到外婆家，把新买的书包送给父母、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父姨妈、表兄弟姐妹看，新书包在他们手里传了个遍，都说这个书包好。这是我的第二个书包，也是我学生时代用过的最后一个书包，它陪伴我读完了小学最后一年（小学五年级从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读了一年半）、初中两年、高中三年（含复读一年）。

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很多孩子，早早地就辍学了，我还能背着父母给我买的书包去上学，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我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没有理由再让父母为我读书操心；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去看牛、出工、扒柴……，尽可能多做一点事情，给父母分担一点责任。

书包用了几年以后，完全褪去了原来的底色，洗得都有些发白了。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磨破了。每磨出一个窟窿，母亲就找块布料给我补上。就这样勉强撑到高中毕业。

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买过书包，每天总是抱着一叠书往来于寝室、教室和图书馆之间。

83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拎着两个纤维袋（家里买化肥的包装袋）装着大学期间的书籍和简单的行李到所分配的单位报到，直到今天，当年的很多老同事还在笑我“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