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铁道游击队”到“运河支队”

徐汉民

作者 邱根发

本文作者

邱根发，1955年生人。他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也是知名藏书家。

1974年毕业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赴江苏省沛县大屯煤矿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西郊宾馆，从事酒店管理。2015年从丁香花园总经理任上退休。著有文集《墨西哥散记》，参与编撰《现代饭店管理实用手册》等五部专著。邱根发热爱读书、藏书，他的书房有几万册藏书，1996年获得上海十大藏书优胜奖。2016年经上海新闻学会评选，其散文《紫竹楼见证好作风》获副刊三等奖。

退休后，他勤奋笔耕，在纸质媒体和知名公众号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有些文章流量达数十万，很多文章被美国纽约华人创办的《上海人》杂志转载，被海外华人广泛传阅。他的作品题材多样，目前算得上是位网红作家。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在公众号“新华路时光”上阅读到他写的很多文章。

郑平1908-1971

运河支队第三、四任政治委员。任职时间：1943.12一1945.8.1908年生，山东省日照县马家店人。1944年春，任中共峰滕铜邳县委书记兼峰滕铜邳总队（运河支队)政委。他和总队长胡大勋等人有很好的共事关系，对稳定部队军心、团结抗日，起了决定性作用。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华东组组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我在2023年4月写了《最小的铁道游击队员逝世了》一文，在《新华路时光》公众号上发表以后，在上海竟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后来这篇文章还被远在美国纽约的爱国华人杂志《上海人》转发了。

2023年6月，我在“福寿园”，参加老领导葛非夫人吴晓云的入葬仪式时，意外地碰到了原来的东湖集团的老同事郑小勇、郭凯丽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说起了前不久看到了我写的那篇“铁道游击队”文章。

郑平之子郑小勇

就这样，话匣子一打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起了铁道游击队这个话题。也正是这次交谈，让我听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运河支队。

郑小勇告诉我，说起铁道游击队，其实在徐州地区，当年还活跃着一支抗日队伍，那就是“运河支队”，这支“运河支队”，那可算是铁道游击队的上级单位了。他停顿了下，补充道，他的父亲，就曾经担任过运河支队的第三、四任政委。我听了以后，心感惊奇，这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情，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说实话，我对“运河支队”，可以说了解甚少，于是我们的话题，便从铁道游击队转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上。

在当地李柏平老师的引领下，郑小勇参观了旺庄战斗时的碉堡，虽然历经风雨与修路，但石堡依然坚实固立。

郑小勇接着说，这支“运河支队”是有正式部队编制的，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只是因为后来小说和电影的《铁道游击队》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运河支队的光芒反而被掩盖，鲜为人知了。许多原本属于“运河支队”的功劳，也被小说作者的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描写，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算在了“铁道游击队”的功劳簿上。

他说起了“运河支队”的往事，如数家珍，这支部队曾经受到二次重创。他还提起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那就是1942年4月，在一次保卫微山岛的战斗中，由于当年铁道游击队的队长的莽撞，说了狠话，在大家思想未能统一，准备不充分时，在与日本鬼子的血战中，寡不敌众，使得“运河支队”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士。

因为这件事，彼此之间还留下了一些隔阂与误会。他说到这些往事时，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痛苦以及悲伤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我，说着，说着，他们夫妻俩还发给我《追寻父亲足迹，感恩人们教育》《追寻红色记忆——运河支队郑平之子》等文章。

临别时，郑小勇还告诉我，目前，在徐州地区贾汪区还有“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的展览，他这么一说，也更激起了我要去参观学习的想法，去了解“运河支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革命斗争史，以及其中的来龙去脉的念头，表达对那些无名英雄们的深深怀念。

事情这么一说，一转眼二年多时间过去了，但是，我和郑小勇夫妇的这段对话，尤其是看了他们发给我这二篇文章，在我心中仿佛成了一个放不下的心结，总觉得有一件事悬在那里没有去完成，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终于在2025年的8月中旬清晨的一天，不顾高温，顶着烈日，特地乘坐地铁10号线，到了虹桥火车站，再转乘坐高铁，三个小时后，上午10点30分前，在徐州东站下车后，就叫了网约车，直接赶赴徐州郊区的贾汪区，在离徐州东站30多公里偏僻的地方，寻幽探胜，终于找到了“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前来参观，学习。

我在纪念馆大门前留影。

我首先叫了同行，著名茶人张威先生，在纪念馆的大门口替我拍了照，当我走进那庄严肃穆的展馆，看着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和一件件历经战火的实物，肃然起敬。我这才知道，这支英雄的部队是罗荣桓同志在1940年亲自组建的。

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参与了百余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开辟了“运河铁道游击队”等，功勋卓著，还开辟了华中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护送了1000多名人员顺利到达延安，甚至承担过护送了刘少奇（化名胡服），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任务

1958年8月9日，济南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之后，又单独接见了童邱龙（左二）和陈昌奉。1942年，童邱龙任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8月，运河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十八团，童邱龙任团政委。毛泽东接见时，童邱龙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大校军衔。陈昌奉是长征时毛主席的警卫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支部队经过整编，成为了山东警备区某旅的第十八团。曾经受到陈毅和罗荣桓元帅的赞誉说“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本大书”以及“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等的赞誉，我在展览结束时，还看到了在1958年8月，毛主席在济南，还亲自接见原“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童邱龙照片。

我在看了郑平等同志的事迹展览外，还正巧碰到《徐州电视台》在采访当年运河支队队员胡本柱的女儿胡军英同志，她现在是“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的党支部书记

我和当年运河支队队员胡本柱的女儿胡军英同志合影留念。

她说，她是不拿一分钱的书记，她告诉我，前不久，《徐州电视台》还去采访过郑小勇夫妇，她也一起去拜访他们，胡书记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运河支队”的革命斗争史，并且和我拍照留影。

《徐州电视台》的记者这时也来采访了我，问我，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在高温酷暑，千里迢迢从上海前来参观“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我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年之际，前来参观学习老同事郑小勇父亲郑平等革命前辈的先进事迹，了解他们的革命斗争传奇故事，特别难忘，也特别有意义，今天再看着这些活生生的实物和故事，心潮澎湃，这些革命前辈，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不顾自己个人的安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这充分说明了，那时的斗争是多么的艰难与残酷，我们的前辈是多么不容易啊！

从徐州贾汪区参观完“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回家以后，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件事，尤其是郑小勇的父亲郑平，这位曾经担任运河支队的第三、四任政委，虽然我没有见过面，但其英雄事迹，令人敬佩。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才将这位革命前辈坎坷而光辉的一生拼凑完整。郑平，原名郑绳武，1908年出生，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在1928年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日照，年轻的郑平便组织参加了抗日团体，带领青年查封日货

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组织了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辗转工作，却因叛徒出卖而入狱。直到1937年，才经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狱，奔赴延安。他因为有点驼背，人们还私下都称呼他为郑罗锅子，我请教胡书记，她说，徐州地区的俗语，称呼驼背为罗锅，表示亲热，随便吧。

令我感受最深的历史的交汇点，是在1943年10月，郑平代表新四军第四师接管了“运河支队”，并且正式担任了中共峄滕铜邳县委书记兼运河支队政治委员。这印证了郑小勇当年的说法，也让我对这位前辈的敬意油然而生。解放战争时期，他还担任过华中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苏北区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委驻华东组组长，后又随军来到了上海，担任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书记。然而，他的革命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随后的岁月里，他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还兼任过浙江医科大学的校长。在“文革”那段特殊的时期，这位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也受到了冲击，最终在1970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6月，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从写的一篇《最小的铁道游击队员逝世了》的文章，正好和郑小勇夫妇的那一场不期而遇的谈话，再到一次追寻革命历史的旅程，又碰巧见到《徐州电视台》的记者和当年运河支队队员胡本柱的女儿胡军英，让我揭开了一段人们很少知道，甚至几乎被遗忘的英雄史诗。

郑平同志的一生，是无数革命前辈“抛头颅，洒鲜血”的缩影，他们在年轻时候，就把一切献给党，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为理想信念而战，却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与曲折。当我再次想起他儿子郑小勇谈及往事时，那悲伤的神情，我更能理解那份沉重，悲伤。在历史的尘埃下，掩盖了太多像“运河支队”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集体，也掩盖了太多像郑平同志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我在“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红色讲堂”内留影

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这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历史，传播红色文化，更是为了告慰那些为我们今日之生活付出了一切，甚至生命的革命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