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流江忆：抗战八十年

冷残雪

秋阳漫过博白县城头的老榕树，光影落在南流江的水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八十年前的风，似乎还藏在江涛里，轻轻一拂，就把那些浸着血与泪的记忆，从时光深处唤醒。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白人，当“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字样在眼前铺开时，祖父留下的那只缺了口的瓷碗、村头龙眼树下的抗战标语、博物馆里泛黄的家书，忽然都有了温度，在心底慢慢铺成了一段滚烫的岁月。

南流江是博白的魂。1938年广州陷落后，这条江成了西南抗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父亲常跟我讲起当年的情景：祖父那时是江上的船工，木船排着队在江面上走，船帆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群展翅的鸟。船工们光着膀子喊号子，号子声混着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却没一个人敢停。有次炸弹在离船不远的地方炸开，水柱溅了祖父一身，他抹了把脸，照样掌舵往前冲——“船里装的是前线兄弟的枪和药，停了，他们就没活路了。”后来我在档案馆见过一张老照片，江面上密密麻麻的木船，船工们的身影在硝烟里若隐若现，照片下方的字写着：“1939年，博白船工支援昆仑关战役物资运输，牺牲17人。”

1944年的冬天，是博白最痛的记忆。日军的铁蹄踏进县城时，寒风卷着雪花，落在断壁残垣上。也就是那时，博白籍将领凌压西带着部队回来了。他是从昆仑关战场赶来的，军装还沾着血，却挺直了脊梁对百姓说：“有我在，就不会让日军踏坏博白的一寸土地。”双凤镇的那场仗，打了三天三夜。战士们趴在雪地里，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用石头砸。战后清理战场，村民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身上，找到了一封没寄出的家书。纸页皱巴巴的，上面写着：“娘，等打完仗，我就回家吃您做的落水包，还要帮您挑水浇菜。”这封信后来被存进了博物馆，每次去看，我都忍不住摸一摸纸页上的字迹，仿佛还能摸到小战士想家的心跳。

博白的百姓，从来都不是旁观者。大良村的山坳里，藏着一座抗战时的“秘密粮仓”，是村民们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地窖。今年92岁的李阿婆，当年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她记得那时全村人都忙着藏粮食：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借着月光，把玉米、稻谷往地窖里搬。有次日军来搜查，阿婆的娘把她藏在粮食堆里，自己则拿着锄头守在窖口。“我听见日军的皮鞋声‘咚咚’响，吓得紧紧抱着粮食，后来才知道，娘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地窖，被日军用枪托砸伤了腿。”如今地窖还在，里面摆着村民当年用过的竹筐、麻袋，阳光从窖口照进来，落在那些旧物上，像撒了一层温柔的光。

博白中学的校史馆里，有一块褪色的黑板，上面“还我河山”四个粉笔字，是1937年师生们写的。那时“七七事变”刚爆发，校长带着老师们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学生们背着黑板、油印机，走遍了博白的乡镇。他们在晒谷场上讲课，教百姓认“抗”“战”“胜”“利”；在祠堂里演话剧，《松花江上》一开场，台下的百姓就哭成了一片。有个叫黄志强的学生，演完话剧就报名参了军，临走前在黑板上写了句：“老师，等我回来，还想上您的语文课。”可他再也没回来——1945年，他在收复南宁的战役中牺牲了，年仅19岁。现在，那块黑板还摆在校史馆里，旁边放着黄志强的课本，书页上的笔记，还带着少年的工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博白时，南流江沸腾了。百姓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有的人家把珍藏的米酒拿出来，倒在江里，敬那些牺牲的英雄。祖父说，那天他和船工们一起，把船划到江中心，对着天空鸣笛，笛声和欢呼声混在一起，盖过了江水的涛声。“我看见有人哭，有人笑，还有人抱着电线杆喊‘胜利了’，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八十年过去了，南流江的水依旧东流，只是江面上多了大桥，岸边多了高楼。老榕树还在，只是枝丫更粗了；抗战标语还在，只是被岁月磨得有些淡了。每年9月3日，博白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孩子们戴着红领巾，向抗战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老人们坐在树下，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就像祖父当年给我讲一样。

有次我带着儿子去博物馆，他指着那封家书问：“妈妈，这个小哥哥为什么不回家吃落水包呀？”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说：“因为他要保护我们的家呀，现在我们能安心吃落水包，都是他和很多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摸了摸家书，轻声说：“小哥哥，谢谢你。”

风又吹过南流江，带着八十年的记忆，也带着无尽的思念。那些英雄的故事，就像江里的浪花，一波又一波，拍打着岁月的堤岸。我们或许记不清每一个英雄的名字，但我们记得，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是他们用赤子之心，守护了这片土地。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南流江畔，看着平静的江水、热闹的县城，更要把这份记忆藏在心里，让它像南流江的水一样，永远流淌，永远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