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静夜思

        我的母亲李耀云，湖北沙市人，生于1931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十）。母亲对我说过：小时候家住在湖北沙市大慈庵31号，那是地处长江大堤下的一条小街（解放后因分洪需要，这条小街就拆掉了，家搬到了胜利街），街上有不多的几家商铺。家里的小店主要是以制作、销售烟丝为经济来源，家中有一台加工烟丝的木制工具，是由母亲的一个远房舅舅来操作使用。太爷爷负责管理帐目，姥爷和五姥爷站柜台卖货，太奶奶专门撕烟叶，姥姥和五姥姥管理家庭杂务。

        母亲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式家庭，女孩子从小就被管得很严。有一次母亲在堂屋外洗脚，姥爷看见就说女孩子要知羞耻，不能在外面洗脚。母亲是姥姥生的第三胎（前两胎因流产没保住），虽然是女孩但总算活下来了，所以家中大人并未嫌弃母亲。母亲三岁时她的大妹（我的二姨）出生，这可把姥姥气昏了，因为又是一个女孩子。据姥爷跟母亲说，姥姥把二姨丢在脚头，不给她喂奶、随她哭闹。所以在那个时代女孩子是不受待见的，在家挨打受骂是常事。几年以后母亲的大弟（我的大舅）出生了，给家里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太爷爷、太奶奶高兴万分，对于这个男孩全家都把他当成宝贝，十分的娇惯，要啥给啥说一不二，使他小时候既任性又淘气。在大舅之后，姥姥又生了一个男孩，母亲说这个弟弟很乖，聪明又听话，家里大人都很喜欢他。不幸的是在他大约三岁的时候，因为传染了天花早早夭折。为此姥姥天天流泪，有时还背着其他人，自己一个人跑到孩子的墓穴去哭诉。直到母亲的二弟（我的小舅）出生后，姥姥的情绪才慢慢平复起来。小舅与夭折的舅舅各方面都很相像，同样乖巧听话，家中的氛围从此逐渐恢复正常了。

        母亲小时候就很痛恨日本鬼子，因为日本人不让老百姓吃大米，若发现中国人吃了大米就会被他们抓去严刑拷打。那时，家里天天都是吃杂面疙瘩，母亲放学回来每次吃饭就反胃，只能边吃边哭。有一次，母亲放学回家后，拎着水桶去江边洗东西，不料半路上碰见一个日本浪人，他看见母亲就嘴里喊着“花姑娘”追逐起来。母亲吓得扔掉水桶，飞快地跑回家里，那个日本人由于穿着木屐，没能追上。但母亲以后由此却经常有噩梦缠身，半夜里惊叫不已。父亲和我不明缘由，经母亲讲述少年时经历的事情，方才明白母亲为何会对日本鬼子有那么深的恨意。母亲当时能够上学，是由于姥爷的思想开明，按照太爷爷的意思“女孩子读书没有用，早晚都要嫁人的”，但在姥爷的坚持下，母亲不仅上学了，还在初中毕业后去武汉上了高中。

        母亲上高中一年，武汉就解放了 。母亲的堂兄李平（我称他李平大舅）当时也在武汉读高中，他在学校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武汉解放后，李平大舅报考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9年8月华中军政大学（当年底改称中南军政大学）招生，母亲在李平大舅的影响下报名应征，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参军后，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建校劳动，并学习相关政治、经济、军事课程，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由于刚刚解放，社会还是动荡不安的。入校之初，一些学生的父母曾来到学校拖拽、劝说子女回家。姥爷也从沙市赶到军政大学（当时驻地在汉口硚口老营房）看望母亲，但他并没有反对母亲的参军选择，只是问问情况，见母亲意志坚决就说“你既然参军不回家了，那我就把从小给你定的娃娃亲回掉了”，母亲高兴的答应了。 因此，母亲很敬重姥爷，姥爷的刚毅正直、厚道善良也影响了母亲一生。

        

1950年5月母亲（左）与同学在中南军大

       母亲在中南军政大学学习了近八个月，期间加入了青年团组织，1950年5 月毕业，母亲被指定带队与三十多名同学一起分配到39军（当时39军驻地在河南漯河）。母亲到军部报到后就留在了军政治部秘书处，其他同学分到军有关部门和各个师。在部队里母亲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很快熟悉、适应了工作。1950年8月随军部进驻到辽宁省辽阳市，当年10月39军做为志愿军部队第一批进入朝鲜，军里的女同志则暂时留守在国内。

        1951年元旦，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和部队工作需要母亲来到朝鲜，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因表现良好立小功一次，并于1952年7月入了党（介绍人：杨达三、张济林）。1951年3月，任39军政治部秘书处长的父亲在第四次战役中被美国飞机炸伤，被送回国内在沈阳陆军医院住院，后转至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从那时起母亲与父亲通过书信联系，逐步确立了恋爱关系。1952年5月父亲伤愈出院，之后于当年夏天转业到吉林铁路局。39军为了照顾父、母亲的关系，也安排母亲8月份转业从朝鲜来到东北，父、母亲于52年 11 月在吉林市结婚。        

与秘书处打字室战友合影（前排中母亲）1950年8月于辽宁辽阳

1951年母亲（右）与战友在朝鲜民房内工作

工作之余的母亲，1951年摄于朝鲜

　　1954年我出生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姥姥带着六岁的小姨，从沙市乘船到武汉，再跟随出差的李平大舅乘火车到北京，抵京后李平大舅又送姥姥上了到吉林的火车，并托付给列车员。就这样从未出过远门、又裹着小脚的姥姥，千辛万苦辗转几千里来到了吉林市。母亲每每回忆此事，都连连感叹姥姥当年是多么不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转业后分配到吉林铁路局做团委干事，1953年讨论预备党员转正时，有人提出母亲的家庭出身和上初中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问题，所以转正被卡住了。母亲只好写信与部队联系，39军政治部很负责任，很快就向吉林铁路局发函，证明母亲在档案中登记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部队当时驻防沙市对有关情况是了解的，对母亲相关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最终母亲按期转正。1956年，母亲去吉林市中级党校学习，我那时还未满两周岁，母亲只好带着我去党校报到上学，我就这样成了年龄最小的“编外学员”。本来母亲在党校学习后是准备培养重用的，但党校结业后赶上审干运动，期间母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又被提出来，母亲如实向组织上做了详细说明，但审查就是过不了关，有人甚至对此上纲上线，好在党委没有同意这种极端意见。由于这件事给母亲带来很大压力，母亲也问过父亲：“我的问题是不是影响你了”（父亲那时是吉林铁路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父亲轻描淡写的说：“别多想，没有影响”。但此事最终还是在母亲的档案里留下了不予重用的结论（这还是1981年在母亲已经确定调往南京时，长春列车段一位领导告诉母亲的。由此母亲才明白为何多年来她一直在基层勤恳工作，却从未获得提拔重用的原因）。1959年随着父亲调动到吉林省委工作，母亲也随之去了长春，安排在长春铁路大修段，由于大修段基本都是男同志，工作以线路管养维修为主没有合适女同志的岗位，母亲很不适应，她就到长春铁路分局反映情况，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后把她调整到长春列车段工作，这一干就是二十年。母亲从吉林市调到长春市以后，也安排我的小姨于1960年来到长春上初中，从此小姨成了家中不可分割的一员。

母亲多年在普通岗位上踏实工作、任劳任怨，从不因个人原因耽误工作。我小时候就记得，每当冬天大雪纷飞时，无论是休息日还是严寒的夜晚，不等单位通知，母亲就匆匆安排好我，迅速赶往单位去扫雪，经常是我睡觉时看着母亲出门，而母亲回来时我早已梦游周公了。有时母亲随列车出差无法回家，就给我几毛钱，让我中午去饭馆吃饭，所以我在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下馆子”。第一次在外吃饭，是长江路（也算是当年长春市的繁华商业街）上一家不太大但人气颇旺的饭店，我买了一碗馄饨（一毛钱）、两个火烧（八分钱），感觉味道好极了，印象非常深刻，从此也养成了我对下馆子的浓厚兴趣。

1969年底我入伍离开家，母亲只是嘱咐了几句“在部队好好表现，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就正常上班去了，是小姨把我送到了征兵地，而父亲当时还远在山区的三线工厂里接受批斗呢。记得1971年夏季，我随同沈阳军区通信部组织的通信器材维修小组，去黑龙江边防部队巡回修理，乘火车正好经过长春站且停车十分钟。那时我当兵离家已一年半多，心里十分想家、想念母亲，于是我事先向带队干部请好假，车到长春站刚停稳我就迫不及待跳下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检票口直奔西候车室（母亲当时被下放到候车室的小卖部劳动），找到小卖部正看到母亲穿着工作服在熟练的给顾客称糖果，我喊了一声“妈”，母亲看见我先是惊愕继而露出开心的笑容，我简单说了几句话，告诉母亲我是出差路过，就又转身跑回了列车。母亲随后提着一网兜的苹果追到车上，没有再和我多说什么，却一再向带队干部嘱托让部队领导多多严格要求、关心帮助我。虽然我已经是一名军人了，但在母亲的眼里我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1981年，母亲随着父亲调动落户南京，被安排到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主要是与一些统战人士打交道，她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为他们做好沟通、服务，受到大家好评。1988年10月，母亲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说起母亲的离休，其中还经历了一段曲折。母亲是1949年9月份到中南军政大学报到的，但学校开学时间是10月3号，在入伍登记表格上填写入学时间时，母亲与很多同学一样都很自然的填写为1949年10月3日。而对干部离休的规定界限，是1949年10月1日（不含）前参加革命。所以，母亲曾向干部部门反映过此事，并提供了证明人，有关部门在审查档案和向武汉军区了解情况后，虽然可以确认母亲是1949年9月到校报到的，但却无法确定是否能以报到时间作为入伍时间，以致能否享受离休待遇成了“悬案”，此后母亲也就没再提及此事。转折发生在母亲快退休的前几个月，干部处长忽然告诉母亲：老李，你的离休问题解决了。原来，军政大学学员入伍时间认定问题，牵涉到许多人，特别是在认定离休身份上更是利益攸关，所以相关的人员反应非常强烈。随着人员不断上访，有关军区也将调查的历史情况汇总上报，最终总政治部发文确定：军大学员的入伍时间一律以入校报到时间为准。这样，母亲的离休待遇顺理成章的得以圆满解决。

参加革命工作近四十年，母亲因所谓的家庭和历史问题，总是受到牵连、羁绊，一路上起起伏伏、磕磕绊绊，但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与选择，积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不管他人闲言碎语。她在为人处世中所表现的正派、认真、热忱、友善，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也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

母亲从1949年十八岁时离开家后，很少机会再回家乡，记忆中仅在1959年、1985年、1989年和2000年回去过四次，特别是在离休后的十五年里她回去了三次，在和家乡亲人的团聚中，浓浓的亲情与乡情，多少弥补了一点点心中长久以来的遗憾吧。

1985年母亲与二姨、小姨摄于武汉

2000年时的母亲

2004年父、母亲合影

2019年，母亲作为老战士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离休后的母亲，她依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以最大的爱心关心周围的人们，用真情传递着她的光和热。不论是医院里的护工还是家里的钟点工，只要家里有了困难，她总是出手相助，发现他们身体有了毛病，她总是忙前忙后的求医送药；每逢年节，她总是给小区的保安、清洁工人送去食品、年货，表示她的感谢和敬意。一些老同事、老战友遭遇不幸或痛苦，她会经常打电话去开导、劝慰，一聊就是四十分钟、个把小时……

同时，母亲也把更多精力都用在了照顾父亲方面。她陪同父亲探访战友、亲友和故旧，游览名山大川，操心着父亲的生活起居、饮食安排、衣着冷暖、就医用药等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2007年父亲因突发脑梗住进医院，面对不能言语、不能动弹的父亲，母亲几乎天天跑医院、风雨无阻，顾不上自己当时已年近八十和腰腿疼痛，她吃力的服侍、照顾病重的父亲，给他擦洗、帮助活动手脚，念报纸、读新闻，讲述往事和新近趣闻，尽量多陪伴父亲。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母亲不辞辛苦、殚精竭虑，陪着父亲度过了他最后的一千多天。父亲在朝鲜负伤后伤势严重，曾多次手术、全身的血液几乎被换了一遍，在北京住院时曾有医生断言：张起也能活过40岁就是奇迹。可是父亲却顽强的走过了88年的人生路程，个中原因除了父亲自身的努力与坚韧，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更是功不可没。

今年母亲已经94周岁了，她的身体大不如前，腰弯的厉害、行动不便，近一两年已经不太出门了。但她仍然精神矍铄，依旧思维敏捷，坚持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母亲仍在关心着国家大事，对台湾的回归念念不忘，也更加惦记着家乡和亲人。她常常感叹：过去只知道忙工作，对亲人们关心太少，现在虽然有心却无力去做些什么了，真心的希望亲人们都能够过得幸福。而作为儿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母亲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安顺遂，多些快乐、少些痛苦，多些顺心、少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