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鳔沟血色记忆（转载）

杏花洁

　　马上要到9月3号了，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我转载了达向军的《血色记忆》（此文谈及我姥姥家在抗战时期的几件事）以此怀念我过世的长辈及老父親~同时也非常地感谢达向军同志及其帮助校稿的幕后老师们！

作者：达向军

　　西鳔沟，既是沟名，也是村名，村庄位于阳城县城西南50公里处，静卧于老鳔山脚下。村里仅有三户人家，王家是其中之一。户主王财旺，妻子达水秀（娘家李圪塔村），育有三子三女：王福会、王荣会、王三会；王云兰、王香米、王姣兰。他们家是八路军的“堡垒户”。

1940年初夏，日寇的枪声划破了阳城县城的平静，随之，惨无人道的侵略开始蔓延。阳南的百姓被迫逃进析城山、老鳔山这些深山老林“躲日本”。这些险峻之地，既是百姓的避难处，又是八路军及游击队的抗敌根据地。面对扫荡，百姓以两种方式抗争：一是拿起武器战斗；二是坚壁清野，深藏炊具粮食，彻底断绝敌人在本地的物资补给。

1941年5月，随着晋南（中条山）会战失利，日军乘势侵占了阳南山区的重要村镇与关卡。他们在索泉岭等隘口修筑炮楼、设立据点，并以此为“老窝”，开始了残酷的蚕食与扫荡。然而，日寇的铁蹄终究未能踏灭军民不屈的抗敌意志，抗战的烽火，依然熊熊燃烧。在阳南的析城、王屋及中条山东麓一带长期活跃着一支由唐天际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唐支队”，他们是当地抵抗侵略的绝对主力军。

1942年夏季，一支由七八名战士组成的护送小分队，护送一位化名“李政委”的干部前往延安，途经晋豫边区。某夜，他们宿于西鳔沟王家。次日，完成护送任务的小分队撤离途中遭遇小股鬼子，双方发生交战。两名负伤的“唐支队”队员在突围时与小分队分散，遭鬼子尾追，他俩情急之下又返回西鳔沟，被王家冒险收留。凭借屋内依山而建、极为隐蔽的石砌地道与密室，两名伤员最终躲过了鬼子的后续搜查，并在此养伤。然而，就在两名伤员快要康复的时候，有人收留伤员的事情还是不幸泄露了。据知情人讲述，泄密的起因是邻居的一句问话。那时农村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倒尿盆。这位邻居留意到王财旺有阵子了没在早上倒尿盆，反而常在晚上倒。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好在这个邻居没有跟鬼子报告，只是主动询问王财旺为何晚上才倒尿盆。而当时他们的对话恰巧被另一个正蹲茅坑的邻居无意中听到。后来村妇之间因为这事“嚼舌头”，终究给泄了密。汉奸随即带领鬼子扑向西鳔沟。所幸王财旺当时听了邻居的问话早已警觉，抢先一步带着伤员和家人趁黑攀爬老鳔圪通的秘密小径成功转移。

扑空的鬼子恼羞成怒。这股鬼子与东鳔沟合围的另一股敌人汇合后，在附近山间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性屠杀。敌人在小鳔圪通发现了一家14名隐藏的逃难百姓。不分老幼，残忍地将他们杀害，唯有一个离队解手的苇园村小女孩柴云兰（小名板板），侥幸躲过劫难。杀戮并未停止。鬼子回到李圪塔村，在村西口的黄莲树下，将未能及时逃走的村民驱赶围聚，逼问八路下落。面对村民的沉默与“不知道”，丧尽天良的敌人大开杀戒，用枪和刺刀残忍杀害了十余人。据事后回村的目击者口传，前麻地埋了许多死者，渗出的血水都成了紫色。这次惨烈的扫荡事件，就是《阳城县志》记载了5个字的“西鳔沟惨案”。

遇害者中，包括我在《红土坡》中提到过的那位卫家女人——东头院小堂屋的我祖母的四婶，名叫上官文镯。她被鬼子连捅了十几刀。鬼子刚离开几步，听见呻吟声，又折返回去补了数刀，但她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这位幸存下来的女人，用一生对抗着战争带来的创伤，而她心中那股无法消散的对敌人的仇恨，已化成村庄苦难记忆里一根永远的尖刺。 抗战胜利后，汉奸们终于得到其应有的下场。

游击队员安全撤离后，没过几天，王财旺因惦记着家中埋藏的炊具，趁夜里回家挖取，不幸被埋伏的鬼子抓住。他被敌人用麻绳捆着吊在李圪塔村的旧院房梁下，用鞭子打，用烧红的火柱烫，逼他说出八路的去处。王财旺一口咬定没见过什么人，与自己真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没有证据，加上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却始终不改口，敌人最后相信了他。看他是个男劳力，就把他编到了挑夫队，挑送从百姓家中搜刮的铁制器具，担到口河“旧炉上”冶炼，熔成砖状再运出山外。一天，在担着铁器走到口河进裴圪台的路口时，王财旺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乘押运的日伪兵松懈之际，瞅准了机会逃了出来。他只穿着一条短裤，疯狂地在山林里奔逃，最终找到了家人藏身的地方。这段浸透血泪的往事，是由王家大女儿王云兰——如今96岁的王希英老人亲口述说的。她哽咽着回忆父亲逃出来见面时的场景：“我爸逃出来了，见到我们时呼呼喘着气，晕倒在草丛中，全身光溜溜的，瘦得跟一根干柴一样，身上被树枝刮得到处是血痕，加上鞭打的伤，还有绳勒与火柱烫的印，遍体鳞伤。‘渴’，爸唤水喝，正好刚刚下过小雨，半碗‘不颤（音）’（打破的瓷碗碎片）里剩了一点水，我妈喂给他喝。后来又用玉米秆煮了点水，对，口袋里还有一把炒过的黑豆，这才把他救了过来。”述说时，老人枯瘦的手在膝头微微发颤，眼中满含泪水。那一刻，家国苦悲的1942年与民族屹立的2025年，在泪光中轰然相撞。

我望着耄耋之年仍记忆清晰的老人，思绪驰骋在烽火岁月，百感交集。这跨越80多年的记忆，是历史回望，更是苦难见证。时年仅13岁的王云兰，瞧着父亲手臂及身上一辈子也难以消失的嵌入肉体的勒痕与化脓的烫疤，这刻骨仇恨，铭记心头，她迫切渴望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那两个被王家救下的游击队员中，有一人名叫程景善，是北留人。他当时担任“唐支队”另一位女领导人薛迅同志的警卫员，长期跟随聂真同志开展游击工作；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革命烈属。其父程焕章与叔父程廷章（曾任阳北抗日行政办事处主任）均为革命烈士。为报答王家的救命之恩，程景善介绍王家二儿子王荣会与大女儿王云兰都参加了革命，并改名为王希贤与王希英，希望兄妹俩成为贤才与英雄。后来，他与王希英在并肩作战中互生情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于1944年12月25日结为革命伉俪。

图1

图2

图3

　　图1为1944年程景善和王希英的结婚登记，图2为1946年在董封，部队为他俩举办婚礼时合影。

王财旺的儿子们历经磨难，都早早离开了人世。长子王福会因妻子难产母子双亡而心灰意冷，家道中落，早早过逝；次子王希贤在煤坪游击期间，毅然捎信废了“娃娃亲”，一心投身革命。他参加了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官至某部队医院政治指导员。1955年从朝鲜归国后，他在北京丰台与母亲及妹妹王希英匆匆一晤，竟成永别，1956年病逝于重庆。三子王三会也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急行军中，口渴难忍喝了河沟生水，不幸得了严重肺炎，也于1956年离世。仅有的一支后代在程家（即程景善家族）帮扶下迁居北留生活。1970年2月3日（农历己酉年腊月三十），王财旺在西鳔沟去世，享年72岁。其妻达水秀于1974年离世，享寿78岁。

图3为1957年春，王财旺（中）与女儿王希英、女婿程景善和外孙女摄于天津。

程景善与王希英夫妇解放后服从组织调配，辗转国防工业系统多家航空企业工作。程景善历任天津、西安、兰州等地国营航空企业主要负责人，1980年，时年五十余岁的他调回山西太原任国营太航仪表厂（今太航仪表有限公司）主要领导，直至离休。2016年12月，程景善同志逝世，享年94岁。

如今，王希英——这位从老鳔山走出的女战士、老党员，虽年近百岁仍精神矍铄、目光坚定，她用一生坚守诠释着信仰的力量，这种革命精神永远熠熠生辉，照亮后代前行的道路。仰视这位世纪亲历者，聆听往事历程，我心绪随之惊、思、痛、悲，始终沉甸甸的。这份沉重，不仅源于先辈历经的鲜为人知的苦难与仇恨，更因这段浸染血色的记忆，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模糊。

在那个年代，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乃至一个人的命运，无不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裹挟于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而这段由村史、家史与个人奋斗史共同书写的泣血往事，成为历史长河中或显或隐的一脉细流，于微细处清晰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光影。记忆之中，那段历史不仅存于教科书与纪念碑中，也沉淀于每一处山坳、每一个家庭的缄默往事里。王希英老人的口述，让西鳔沟的抗战记忆走出深山，载入史册。那些被记录的、血染的姓名，已化作阳南抗战与革命史上永不磨灭的凡星。（文中照片由王希英本人提供）

（作者简介：达向军，阳城县董封乡李圪塔人。现就职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太原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