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黄河

插旗崖

为促进旅遊，陕西省建设了一条“沿黄公路”，南起华阴县，沿着黄河西岸一路北上，直抵榆林市东北角的府谷县，几乎贯穿了整条陕西和山西的省界。这一路，沿途多有历史文化景区，一边是黄土高原的山岭，一边是滔滔黄河。驱车在这样一条路上，享受自然的风光和历史的烟云，应该是无比的畅快。于是我计划从榆林开始，走沿黄公路。

我查了一下，从榆林到佳县有高速公路，这样从榆林可以直接开到黄河边，再沿公路南下。在佳县到吴堡之间，还有当年毛主席渡黄河的纪念渡口。

谁知道，出了榆林，就没见高速公路，直接钻入了黄土高原的沟壑之中。两边都是黄土高坡，从黄土原上远望，似乎是原连着原，如果是冬天，白雪覆盖，自然是“原驰蜡象”的景象。但路是不能在原上走的。因为高原黄土层有几十米甚至一百多米厚，土质松软，很容易被流水切开，形成无数沟壑的高坡。

高坡上多为耕地，住家多为背风处的窑洞。道路只能在沟壑中延伸。 车子就在山沟里转来转去，终于转了出来，已经是黄河岸边了。 沿黄公路确实很美，一边是黄土高坡，一边是滔滔黄河，头上是蓝天白云，在这样的路上跑车，怎么不惬意。

公路的前方，远远地就能看到一通高高的纪念碑，那是毛主席过黄河纪念碑。

1948年，毛主席就是在这里东渡黄河，走向西柏坡。

网络上有传言，毛主席曾经对蒙哥马利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蒙哥马利1960年、1961年曾经两次来中国，这一来是在朝鲜战争后世界封锁中国的形势下，中国谋求突破的动作，同时也是这个欧洲最老牌狡猾的帝国主义谋求保持在中国的利益的试探。

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

但是毛主席接见蒙帅的次数不多，主要是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多次与他会见和陪同他在中国参观访问。官方当时的报导从没有关于三大战役、四渡赤水类似的言论。

此外，196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时候，战友文工团演出萧华上将的《长征组歌》，我是当年就在现场观看聆听了的（那一场正遇贺龙元帅也来现场观看）。其中第四曲原题《入云南》，领唱马国光。其中的歌词有“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七十年代后期《长征组歌》重新演出的时候，把歌词在多处做了重新修改和处理（好不好就不在此处评论了），第四曲标题由“入云南”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马国光演唱的一段也改为“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大概是首次使用了“四渡赤水”的说法。这有刚刚走出“十年”的背景，也不去说它，只是似乎此后“四渡赤水”就把在贵州摆脱薛岳和黔军围追堵截的运动作战过程浓缩为一个“成语”了。

应该说这个浓缩总结是准确的，但在1960年蒙帅来访的时候，这个"成语"还没有出现吧？

四渡赤水确实是一个极优秀的战例。但它是在军事被动的形势下，随机应变，摆脱被动而转为主动的过程。相较而言，毛主席还有一个更杰出，更成熟的战例，那就是“转战陕北”。而毛主席东渡黄河，就是这次转战陕北胜利完成的标志。

国画《转战陕北》石鲁 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向全国各个解放区发起进攻。但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解放区军民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分散游击的方式改为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方式，打破了国民党集团的进攻。国民党集团不得不改变全面进攻的作战方式，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采取重点进攻。

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各方部队，集中34个旅25万兵力，由自抗战以来就驻守陕西关中地区、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指挥，向延安发动进攻。

延安虽然是中共中央所在，是中央军委所在，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武装力量，但陕甘宁根据地自身，却几乎是个空壳子，边区由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正规武装部队只有 6 个旅两万多人，地方力量也只有万把多人，敌我实力过于悬殊。

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已经开始轰炸延安，地面部队胡宗南部兵分两路大举北上，飞机不仅轰炸延安，而且连安塞、瓦窑堡、清涧等地也遭到轰炸。16日，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把敌人放进陕北的沟沟壑壑，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同时，整合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今山西省西北部管岑山为核心建成，由贺龙指挥）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和副政委习仲勋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3月26日，中央撤至清涧县枣林沟村，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同志们都劝主席先过黄河，毛主席却表示坚决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最后政治局决定，中央机构一分三：

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成为前敌委员会，指挥全国各解放区的作战。并且公开宣布中共中央还在陕北，以牵制胡宗南部20多万人不能开向中原，利于中原作战；

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部分中央机关人员渡河开向太行山区，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以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

三，叶剑英、杨尚昆率部分中央机关过河成立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作为对陕北前敌委员会的后方支援。

中央三个分部相互联系，协调工作，毛泽东主席于是开始了极为精彩的“转战陕北”传奇式活剧。

枣林沟会议后，毛泽东开始“转战陕北”

（电视剧《大决战》截图）

毛泽东转战陕北，身边连参谋、后勤、通讯、警卫、勤务人员，统共只有二百多人（据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每天在山沟里穿行。这次运动转战与四渡赤水最大的不同，不是敌逼我变，而是我拖着敌转，直到把敌拖晕、拖垮、歼灭。战场的整体都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掌控之中。

从1947年3月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来到黄河川口渡口东渡，期间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国民党军方面，胡宗南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的身份，以手下两大主力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分东西两路，向陕北推进。

这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可不是两个军。蒋介石玩整编把戏，董钊是黄埔一期生，整编前，所率第一军是第三十八集团军，下属三个军，也被改称整编师；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也是黄埔一期生，所率原三十七集团军，手下原有三个整编师，又再加入一个整编十七师。仅这两个主力“整编军”就十几万人，还有西边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北边的晋绥军邓宝珊从西、北两面夹击。

我就在想，共产党在陕北凭什么只靠彭德怀区区两万多人和中央总部二三百人，用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把国民党军赶出了陕甘宁解放区。

我想，首先，从“西安事变”后中央红军进驻延安，到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中共在陕甘宁的经营正好十年。

1937年中央红军进驻延安

在这十年里，共产党在陕北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代议制的参议会，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大生产，政府和军队自给自足。再加上铲除土匪恶霸，解决民众的婚姻、妇女问题，二流子问题等，荡涤旧社会残余，使边区面貌焕然一新，获得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支持。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曾经感叹陕北的农民“赤化太深了！”所以，国民党军进入陕北，几乎是两眼一摸黑，毛泽东在哪里，共军在哪里，谁也不告诉他们。

相反，解放军里，从领导到基层官兵，大多是本地人。江西来的一方面军、两湖来的二方面军、四川来的四方面军，大多都编为115、120、129三个野战师，在各地作战。留在陕北的部队，野战军总部有习仲勋、刘景范等干部本来就是陕北红军的负责人。中共总部这二三百人对外称三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队伍行军，随处有当地农村的支部书记出面安排向导，接待住宿饮食。所以三支队虽然只有二三百人，面临十几万大军追索，直如龙游大海。最危险的时候，队伍依靠在山崖下，听着山崖上敌军的行军、说话声，却安然度过危机。特别是，国民党军在哪里，总有人报告给共产党。

党中央在陕北并不只是流动躲避敌军，而是主动牵制、吸引调动敌军，使人数有限的野战军在敌军疲于奔命中露出弱点的时候，及时穿插围歼敌军，取得了青化砭（biān，读边）、羊马河、蟠龙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北宋诗人唐庚有句：“胸中自有百万兵”，正是主席此时的写照。

西北野战军战士在蟠龙战役中攻坚

不仅是陕北，中央在与敌军周旋的同时，还掌握着全国的动向，决定着全国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朱德奔赴太行山时，中央交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晋察冀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除陕甘宁外最早的根据地，但因重庆谈判双方的妥协，部队实力受损很大，野战部队两建两分，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朱德来到晋察冀，亲自调查研究，和干部战士谈话，协调干部任命和调动，向中央报告重建晋察冀野战军，任命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得中央批准后，新建野战军战斗力大增，不仅连续取得战斗胜利，而且为以后的平津战役做了战略准备。

朱德在晋察冀部队中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太行山选定了西柏坡作为工作地点，成为以后党中央在华北的立足地。他按照中央部署，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研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告在陕北的党中央，经中央批准，在1947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作为全国土地改革的纲领，激发了各解放区的农民极大的解放积极性，为全国解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陕北与敌人周旋、行军的过程中，党中央还向陕北和全国各解放区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比如：3月26日，离开延安8天后，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13日，离开延安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作了《关于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指示；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开展战略反攻的问题；8月24日到达朱官寨，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2月22日，在杨家沟，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中央之所以能一边在黄土沟壑间周旋，一边指挥着全国的斗争，是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即位于山西临县的由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

在叶剑英领导下，军委二局三局负责的情报、电讯、破译工作卓有成效，每天把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全国的形势、信息、各个解放区和野战军的电报，甚至全国各地的报纸，及时转发到陕北中央。陕北中央由于在山区运动，电台功率较小，所以每天把对全国战场的指示发到中央后委，由中央后委转发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各战场。

在杨尚昆领导下，后委组织了大量粮食、布匹、冬夏衣物、民工队伍，源源不断地渡河运送到中央，保证了中央前委一年里春夏秋冬的工作和生活。党中央在行军中间，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有的会议如在小河村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不仅前委领导，后委的杨尚昆、在西北前线作战的彭德怀、习仲勋、王震、晋绥的贺龙、刘邓部队的陈赓等等都来了。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会议的代表、随行警卫人员的吃住供应，都解决了。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一年的时间里，转战陕北1000多千米，途经12个县，在38个村庄落脚。我把中央转战路线稍作简化，图上也不再标敌我作战态势箭头，以方便乡亲们看得清晰。

小河会议

（电视剧《大决战》截图）

中央在小河村住了一个多月，这40多天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小河会议的决定，指挥各解放区的部队，把内线作战及时变为外线作战，从保卫解放区变为打出去。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陈毅粟裕部前出豫皖苏平原、而原属刘邓大军而留在山西的陈赓部南下渡过黄河，在豫西运动，三支大军在中原形成品字形，展开中原逐鹿。

刘邓大军趟过黄泛区南下大别山

到1948年新年过后，陕甘宁边区延安以东的地区已经基本解放，延安以西也大部解放。胡宗南进攻陕北的第一军董钊，部队屡屡被歼，只得请辞，赴南京听训。第二十九军刘戡，1948年3月1日被解放军包围在宜川郊区的瓦子街，全军被歼，刘戡自戕。至此，不但原陕甘宁边区基本解放，还向西扩大了甘肃、宁夏的解放新区。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因此，尽管延安即将解放，中共中央也并没有回到延安，而是要渡过黄河，去迎接解放全中国的新的使命。

1948年3月23日，中央来到川口渡口，东渡黄河。

东渡黄河的渡口，因为黄河上修建了一系列大桥，已经荒废不用，如今建为一个纪念景区。景区的主景是一座毛主席东渡的花岗岩雕像。

雕像是一艘黄河渡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挺立船头，毛泽东目光深邃，似乎已经把陕北十年放在了身后，思绪已经飞向了解放全中国的全新步骤。

毛泽东、周恩来和稳坐船中的任弼时身后，是奋力划桨的船工，桨下激浪滚滚，让人想起：

咳哟！划哟~~

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
咳哟！咳哟！
乌云哪，遮满天！
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
浪花哪，打进船！
划哟~~
咳哟！

渡河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队伍中的马匹都集中在一条船上。船到中流，一匹小青马突然跳入河中，迎着湍急的流水，向着陕西岸边游去。众人都吃惊地看着这突发的事件，只见小青马奋力流向岸边，登上陕西的土地，融进了送行的人群。

这匹小青马在行军中，本是供主席乘骑的，在途中，主席骑它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队伍中都很看重这匹马。现在它回头而去，众人都说，小青马也恋故土啊！ 我来到黄河岸边，看上去，黄河似乎很平静，既没有壶口黄河的激流瀑布，也没有狂风下的白浪滔天，但是定下心来，可以感到，水流飞速，一个漩涡压着一个漩涡向前滚动。 毛主席和党中央渡过黄河一个月后，4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

沿黄河，当天南下到壶口旅遊区，赶上最后一班大巴到达景区，当晚就住宿景区酒店。第二天一早，过黄河大桥到了山西吉县，在山沟深处曲曲折折地开行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了克难坡镇。这里是抗战时期阎锡山的一个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同一阵营，往往都叫他“閰老醯儿”（讹为“閰老西儿”。醯，xī，读西，古称醋），其实这一绰号是双关的，老醯儿，既含山西人嗜醋，又与山西的西字同音，还因山西人善于经商，精于算计。

阎锡山还真经过商，当他还是一个小醯儿的时候，曾经在他父亲的钱铺学徒。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获公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参与孙文的革命活动。回国后在山西新军做到标统（新军的“标”相当于“团”，标统，标的“统带”的简称，即团长）。辛亥年，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一票新军革命派随之响应起义，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由此成为山西的革命元老级人物。从此掌握山西大权37年。

阎锡山与孙中山合影

1937年，日本侵华，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也归入第二战区。1937年11月，太原失陷，阎锡山且占且退。1938年3月，日军进占吉县，阎锡山退过黄河，在陕西省宜川县选中秋林镇作为后方基地。山西省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后部分部队、各民众团体、文化单位，甚至大学，也随之退到秋林。一时间，秋林俨然成为一个“小太原”。为与第二战区协调工作，八路军也在秋林设置了办事处。

秋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大门

（采自网络）

然而，一个山西省省长，战区司令长官，长期在陕西办公，简直有流亡之嫌。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晋西北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北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南建立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在晋中建立了太岳抗日根据地，太行、太岳又发展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日军为把扫荡八路军作为作战重点，退出了吉县。于是，阎锡山就在吉县找了个基地。

这个基地在吉县西北的深山里，距离黄河壶口的直线距离只有10千米，但要在山沟里转来转去，费时大约要40分钟，而且没有高德根本找不着。

从山下的路中转过来

这个基地的所在，原是吉县南村坡的地面，在县城西北39千米处。只是阎锡山一听，南村，那是“难存”啊！改！亲自改名为克难坡。

经过大约两年左右的施工，1940年5月，阎锡山率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省政府的机关迁入克难坡。但已经在秋林落脚的一些单位和整训部队，仍在秋林暂驻。于是阎锡山也不得不常在黄河两岸往返，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秋林的山西单位才陆续全部撤回。

因为克难坡遗址本身就是山沟隙地，没有大片空间，停车场就在克难坡景区大门前。好在车并不多，连我只有两部。

所谓“大门”只是一个窑洞式的门，旁边开出一个小窑洞，作为门房。窑洞门头一块砖匾“克难城”。之所以称“城”，是里面涉及几条山沟，不同机关驻在不同山沟里，形成一个整体，故而称“城”。 那座门可不是一条门道，简直是一条地道，长而曲折。每隔不远，壁上就挖有一个哨兵洞，一人多高，一米来宽，却进深几达两米，不到洞前，几乎看不到哨兵。走出地道，前面豁然开朗。 一条林荫大道（树大概是近年新植的）通向前方。走过林荫道，地面开阔起来，眼前首见的是一座石砌窑洞式建筑，上有横匾“杨经略祠”。 这座杨经略祠是中西合璧风格，是阎锡山特为褒扬金代隰吉便宜经略使杨贞而建的。杨贞其人，名不算显，隰吉是指金代河东南路的隰州和吉州两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隰县和吉县，隰吉便宜经略，就是被赋予临时处置重大事务权力的军事主官，其管辖地域大致相当今临汾市汾河以西地区。

杨贞之所以被授予此官，就是因为当时金朝已是气息奄奄，蒙古大将木华黎国王南下进攻，杨贞受命抵抗。杨贞最后战败跳崖身亡，妻子儿女一同殉国。阎锡山把700年前的一位壮士在进门处设祠堂祭祀，当然一是因为他是克难坡本地烈士，同时也为了宣示自己的抗战态度，以激励属下。

树荫下一排石砌窑洞，是第二战区司令部办公用房，如今里面是抗战历史陈列室。 陈列的基本都是照片，而且虽说是第二战区司令部旧址，但照片主题基本是中共抗战史，对整个山西地区抗战历史的陈设，尚难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各地相关陈列中常见的问题。 从中间门洞穿过是二进院，仍是石砌窑洞房，被称“八大处”，参谋处、机要处、军需处、副官处……甚至参事处、省银行，都在这里办公。两侧还各有一排窑洞式厢房。 每座门窗上方都有一块砖匾，文字已经模糊不清，只能看出最左边有一间上的砖匾写的是“事在人为”，其它大约都是激励式的文字。中间的大门上的文字是“万能洞”，大约是今天所谓“多功能厅”的意思吧。

穿过二进院，迎面一排石窑洞起了高台阶，正面开出四柱三门，显着庄严崇重。那是忠烈祠。

忠烈祠供奉的是抗战开始以来，在山西战场牺牲的高级将领。每当重大日子，这里都会举行祭祀活动。 克难城在好几条山沟都建了土挖窑洞和石砌窑洞，各个机关分处几条山沟里，形成一个小分散大集中的战时指挥中心。 这是站在沟边可以看到的旁边山沟的窑洞。

直到日本投降，克难坡的诸公才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太原了。

老醯儿这人，资格够老，算计够深，就是格局太小。抗战前，他一心想把山西建成模范省，也做了一些建设工作，自说自话还自创了一套理论，可是不想让外省人，特别是国民政府插脚山西，所以连修铁路都修成窄轨，不和省外相联。他也掺和内地军阀混战，但形势不利，就立刻缩回山西，不愿战火累及山西。

日本人一来，他知道敌不过日本，也挡不住中央军进省，这才同意了和共产党合作，以制衡中央的卫立煌。可是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的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共产党组织的抗日统一战线群众团体）和新军（共产党组织的民众武装组织，全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壮大了以后，他又害怕了，跟着蒋介石搞反共摩擦。靠着毛主席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山西的国共双方在整个抗战时期总算是疙疙瘩瘩地度过了。

可是抗战刚刚胜利，重庆还在谈判，老醯儿就按着老蒋的意思，想抢先把共产党从山西挤出去。毛主席描述得相当生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 盆，就是上党区（按即今长治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关于重庆谈判》）阎军不但全军覆没，还损失了两员领军大将（一击毙、一被俘，其中史泽波算是晋军中非常能打的一个，被俘），闹了个血本无归，偷鸡不着还蚀了把米。

1949年，太原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有记者采访阎锡山，问如果解放军破城，你怎么办？老醯儿拿出一个大盒子，哗啦倒出一堆胶囊。

他说，这是氰化钾，我要与太原共存亡！

老阎这秀做大了。他要自裁，一粒就够了，何用这么大一盒子？结果战到最后，他说总统召他去，他一飞就飞到广州做行政院院长去了。

广州守不住，他跟着老蒋到了成都。当解放军兵临成都时，老蒋派了一架C-47飞机，接老阎、陈立夫等一批高官去台湾。老阎带了好几箱行李，造成飞机超重，驾驶员不肯起飞，要求大家减重。陈立夫知道阎锡山箱子里是黄金，重量太大，劝他放弃黄金，到底大家的生命重于金钱。老阎却坐在箱子上，死活不放弃黄金。飞机既不能起飞，最后老阎只得把他的几个随从、副官赶下了飞机，算是勉强到了台湾。

此事陈立夫十分生气，在台湾向老蒋告状，认为阎锡山不能重用。阎锡山后来被闲置，生活非常惨淡，全靠着那些黄金勉强度日。

老阎晚年在台湾

离了克难坡，我们直奔太原。途中路过交城，就去瞻仰英明领袖的归乡之地。

陵园位置、环境都很好，设计、成型也不错。坡下一片大广场，高大的不锈钢塑像下面花岗岩底座上文字是“吕梁英雄广场”。 后面的台阶太高了，我是已经爬不上去了。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能完成自己担当的历史使命，就会获得人民的尊敬。

还记得当年的一首歌：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格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