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语文！——悠悠岁月纪事（3）

华hua

三、于漪悖论

“于漪悖论”并不是某个人的悖论；是一位教育家揭示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种语文教育教学（包括但不限于）悖论现象。亦涉及业界相关议题的讨论。

（一）

多次获赣省语言学教研成果一等奖，相关学科省级研究带头人新传教授、同窗，将语文教学研究，分为“语文定位”和“落实定位”两大部分五个环节。

基础教育界唯一的全国100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于漪，是少有的两大部分各环节贡献兼具，第一线语文特级教师、教育家。她关于语文教育定位的理念，1990年代就纳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个中过程，有益启示。

——2000多堂公开课，600余万字论文专著，三代数十位特级教师及各地上百位青年教学才俊培养；参与课程标准制定、课改教材审查、主持教参编写贡献创见和经验，推动语文课程教学综合性改革。于漪语文教育教学教改活动，堪称当代业态的一个缩影。

从小学到中学，受教于当地和全国名师。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专业。1960年代课堂教学改革扬名上海语文教育界。文革中被批斗打伤，养了两年腿伤，扫了两年厕所。重返教坛，语文教改，初心不改。

　　1977年恢复高考，带教的全校调皮有名且底子薄的两个毕业班，悉数录取。有个班后来还成为研究生班（全考上读研）。

在师范学校校长任上，开展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协作。与美英著名大学合作青年教师职初培养项目。退休后一直主持上海语文学科实训基地工作。

（英国牛津大学。1992年，于漪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展青年教师职初培养项目）

　　 19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相当一段时间，业界对语文有着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于漪对语文教育定位的研究，具问题导向，反思立新，实践教学等特点。

　　一是对文革时期语文课的反思。1977年，文化教育系统拨乱反正，于漪受邀上电视公开课，上海“万人空巷”。过去被扭曲的语文课该有的样子，展现在公众面前。

1979年，发表《既教文，又教人》（载《语文学习》）一文，提出语文教育定位的问题。

揭示了文革“搞所谓政治挂帅，搅乱人们的思想，成为扼杀语文训练的杀手锏”，造成“学生语文能力低下，是非好恶辨别力受影响”。指出语文“不同于系统传授理论知识的政治学科，亦不是贴标签，喊口号，穿靴戴帽加浇头”，而是“有机地结合语言文字训练，把寄寓文中的思想情操传送给学生”，“思想上受教育，感情上受熏陶，读写能力得到提高”。

　　二是对工具性把握的反思。1970年代后期。叶圣陶、吕叔湘为代表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以区别于特殊年代语文课异化为“政治课”（曾一度为“语录课”）。然在教学实务中，出现把握出偏情况。

(来自一个真实的教学案例。老师问：雪融化了是什么？

学生甲：是水。老师：对；学生乙：是春天。老师：错)

　　于漪指出，“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广泛支配着群体教学行为”，甚至出现“工具论”倾向。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并提出了纠正意见。这些问题如，肢解知识的系统性成分数考点，机械地固定答案习题训练限制学生思维，作文量少一学期甚至只写一两篇，语言贫乏、内容空洞，妨碍语文知情意系统性学习、思考等。

　　三是基于语言思维特性的反思。“给语文定位先得给语言定位”。1990年代中期，以重要论文《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为标志，在语言是思维外壳、直接现实，交际工具传统认知上，融入信息的载体、文化代码、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开启文化起源发展奥秘的钥匙、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新元素，拓展为“人文性”主张。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并不对立，“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不可机械地加以割裂”。语文“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是语言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

　　四是对传统“思想性”提法反思。1990年代中后期，于漪在《语文学习》编辑部的采访中回顾，起初“是倾向于语文教学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到了80年代中期，感到 ‘思想性’提法对语文教学有局限，不能涵盖语文学科的丰富多彩性（除思想性外，还有道德、情操、审美等特征）；且容易给极‘左’思想可乘之机，直到90年代，我才明确地提出人文性。”

至此，1950年代语文工具性思想性的述求，更改为工具性人文性。

（二）

若观旧案语过时，此见经典蕴新思。为落实语文定位，“教好真正的语文课”，付出的心血，从一些案例可知一二。

早在1980年代初期，于漪的《学海探珠录》在《语文教学通讯》连载（引赞业界大佬）。

“曳白”由来

1973年全国短暂恢复高考，一张姓考生，交了张白卷。得到赏识，加官进爵，“白卷英雄”成打手。

　　古代也有个白卷“状元”。唐玄宗天宝二年，科举考试逾万人，64人登第（录取率0.64%），主考官为讨好宠臣御史中丞的张倚，将其子张奭位列甲科第一（状元）。

张奭素无学被举报，唐玄宗亲主复试。张竟“持纸终日，笔不下”，人谓之“曳白”（交白卷）。

《学海探珠录》对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白卷”史事，作了分析思考；道出“白卷英雄”事件的要害：“四人帮”并非要手下人交白卷，而是要求揣摩、配合其意图交黑卷。并赋讽诗一首：

鬼域争奇不肯降，能无史笔细平章？

难兄百步输难弟，“曳白”而今亦是张。

为师者揭示的交白卷黑卷之弊害，给出语文教学的启示——不能培养学生交白卷、黑卷。

裹脚之谜

上初中《木兰诗》一课，有女生质疑“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真实性：只要鞋子一脱，观裹后小脚辨雌雄，“洋相就出来了”。

　　为解全班学生“古代女子何时开始裹脚”之谜，于漪课后花了不少时间查找资料。正史未见查野史，赵翼《陔余丛考》有《弓足》：南唐后主令官嫔窅娘以帛绕脚，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

于漪据此还写成文章发表，感慨到：学生也成就了我。

而关于《木兰诗》一课，多地学生也有“裹脚之问”，老师多采“三不”政策：不是重点，不会考试，不必细究。

“裹脚”也许与考试无关，然多重教学效果，不似考试胜似考试——裹脚布裹不住开放的语文教学：激发学生探究质疑精神，化解思维定势定见（“古代女性都裹脚”），了解裹脚历史社会个人之殇；激励教师增进传道授业解惑之能，维护学生求知欲开明之识。

爱鱼及“语”

在语文性质争论正炽时，于漪在重要文章《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中揭示，某地高考作文题《尝试》，不少学生写了尝试学说话、骑车、洗衣做饭，甚至尝试当小偷等。立意低窄，内容贫乏，价值观出偏，反映了时下高中生的知识技能人文视野之限。

于漪在文中展示了一个自己的教学案例：有位学生，很讨厌语文课及写作文。老师见他鞋上有泥，发现他喜欢抓鱼，便让把鱼抓到老师办公室脸盆里观察，给予指导。最后“写出了老师都写不出的观鱼范文，后爱上语文考上大学”。

不是低层面“爱屋及乌”的心理迁移；对“鱼性”的观察，把握，提炼，满满的人文。

　　“抓鱼——读鱼——写鱼——爱语（文）——鱼跃（鱼跃龙门，考上大学）”，前后变化及教学过程，爱鱼及“语”的亮丽腾跃，语文教育在差生变优生中的魅力——不仅仅是基础知识技能工具性的掌握，亦是思维力、学习精神之人文升华。

将此教学案例纳入《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足见为师者“人文观”理念的开阔。

“最好能难住老师”

于漪上公开课不搞预演，反要求学生课前预习，争取提出“最好能难住老师”的问题。有次，一学生在《变色龙》公开课上指出，老师的板书“没有波澜，不能体现文章内容”。于漪反让该生“当老师”上黑板修改。

一改完，听课者齐鼓掌——为学生的主见创见，为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为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而在一些地方的教学中，往往存在三个问题：怕学生提问题，学生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恰说明教学有问题——学生的高度，是教学高度的镜子。

（三）

语文教育教学是个系统工程。“落实语文定位”，亦非倾一人之力所能毕其功。

1990年代中期，于漪《弘扬人文，改革弊端》等重要文章揭示了一种亟待破解的悖论：

一方面大家诟病“不见读书声朗朗，但见习题如海洋”， “为应付考试机械式的训练消磨学生青春”。一方面又感叹“升学考试从来就是指挥棒”，并指出，时下“语文教学质量不如人意几乎是众口一词，高考指挥棒，甚至影响到了小学低年级”。

　　粤地大学同窗国心教授，近期推出的一个小学低年级教学案例，证实了这种“影响”的延续。教授基于语言思维的特性，主张语文是开放性的语言课，在此原理上，落实好语文工具性及人文性。

“倒垃圾”

2008年，一对作家、大学语言文学博士教授夫妇，女儿在上海读小学三年级。一次做作业，在父母指导下解释“矜持”一词，给出本义“庄重严肃”，被老师打Ｘ。学完《智烧敌舰》课文，回答“三国时期谁最足智多谋”；读过《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答“孔明和庞统”，却不符合标准答案“诸葛亮”。

夫妇俩不得不每天对女儿在校所学过筛、“倒垃圾”。女儿喜读《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林格伦文集》、四大名著彩图本等，对同学的《优秀作文选》等“作文套餐”没有兴趣。然阅读面广思维活泼的女儿语文考试成绩却不理想。

　　两种教育方式，家校教育未形成合力，出现相对的“低分高能”，考试评价出偏。而学校作业答案封闭学生思考；阅读量不足致人文熏陶不够。此案例尚有“学校不足家庭补”，如何让工具性人文性教学到位，或许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年近八十岁，一直在主持上海市语文学科实训基地工作的于漪老师，在接受采访中，延续了对前述悖论未解的感叹。

　　（ “ 很多老师是不愿意的，但是不得不为之。教师忙着造分，家长忙着逼分，学生忙着追分，为分而忙”。于漪发出“教育是育人不是育分，不是为考而教”的呼声）

　　2024年秋，96岁高龄的教育家于漪老师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现在就是把一些不应该的无序竞争放在孩子身上，教育理念、价值观取向，有很多是不到位的，包括扭曲的。因此家长焦虑，孩子焦虑”——摘自2025年7月8日澎湃新闻《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发光体——访人民教育家、大先生于漪 | 居平》

看来，在育分还是育人上，如何走出悖论，体现语文课（包括但不限于）的定位，遇到挑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同窗南铁，早在1999年，就感受到了这种悖论的压力。 “我坚决反对小学里的大小考试以分数排队的做法，认为它使孩子在追逐分数之时丧失了创造力。但是我可以在报刊上大声疾呼，却又不敢教育自己的儿子藐视分数。这种说与做的矛盾、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不断增添着做父亲的心理负担。”（摘自《做父亲太沉重》羊城晚报·1999年6月19日）　

具中学和大学语文教学经历的李娟教授分析到：“考试分数不能没有，然而一有，就会不断畸形发展，悖论，这是高考的指挥棒和高考的残酷竞争导致的”。

　　指导过中学语文教育的国心教授，道出了一种“双刃剑”尴尬：“现有的高考模式有明显的两重性，既是扼杀学生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凶手，也是平民子弟跳跃龙门时相对公平的模式。”

　　鹏城一素质教育全国知名的中学高级教师凌君，曾在接受媒体多次采访中，感慨“学生的青春被这种机械式的基础教育摧毁，没有体会到做一个语文教师的尊严”，“教育在扼杀青春，我想把学校占据的灵魂释放，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亦感叹：“发句牢骚，喝两杯黄酒，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押题的继续押题，该忙分的继续忙分”。

　　鹏城一著名中学的高级教师晓源，称此为“几十年积重难返的顽疾”，近乎自嘲地感叹到：“对现在的教育，我确实发现自己有点跟不上形势。尽管这些年做过一些支教的公益活动，但仍然感觉有所欠缺。”尽管如此，仍对治理顽疾倾注了热情。近年来，他带领鹏城资深教师赴西部支教，体现了这种热情和努力。

这正如2018年全国最美教师候选人凌君在受访时所言：语文教育改革有很多挑战和机遇，每一个语文老师参与历史，参与改革，就会有所进步。

　　于漪坚持“以德施教、以文化人”。主张“要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活泼的中学生，不能用机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

该主张提出时的1995年，应试教育+“停更一年” 叠加的现象已有端倪。

没有必要追溯当时的“停更”是否达到了一年的具体数据，但看“学生已陷入习题海洋消磨青春”。

　　解决悖论，走出困境的诉求，持续热搜，再摆面前。

正如此间业界教学与管理同窗，评论区有识之士所言，一是要改变教法，落实素质教育，推进教学不断进步，在育人还是育分上不本末倒置；二是要改变考法，建立与素质教育配套，且相对公平的考试评价体系，促长而不是消磨学生青春活力。

教育家，语文教改前辈以及业界内外的期望，如何在悖论中落实到位，应了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有诗曰：

语文定位实不易，到位更须再发力。

书声朗朗忽不见，追分急急忙应试。

少年读书好时机，忧将青春付押题。

孰使自嘲叹无奈，总盼鱼跃出困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