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展

理达

　　今年6月14日，人们期盼已久的位置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建成亮相，迎来了正式对外开放。8月12日下午，满怀心中期待与探秘疑问，家乡这片热土上的汉代路县故城，发掘考古出哪些汉代以来城市景象、物品？以及历史人物、事件？人民的生产生活如何？等等。

通过安检走进了花草镜河环绕的开放式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南园区南门内一座米白色外墙、呈汉代城墙形制的建筑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首先探秘参观馆内一层的遗址展厅《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展》，回看了解学习历史知识，并与历史进行无声胜有声的对话。

　　走进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展的展厅，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展厅里那些被历史岁月掩埋如今又重见天日的水井、房址、砖瓦陶片和叠落的不同朝代时期的厚厚土层，奇迹般静静地展现在今天，展现在当代人的面前，诉说着过去的时光。

展览入口参展者即双脚踏上厚厚的透明的玻璃道，能清楚的看见玻璃道下面魏晋时期的房址。

F2房址（魏晋时期 公元220—420年）

　　为配合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2020年9月至12月，考古人员在博物馆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共清理出西汉至明清时期遗迹408处。

本展厅展示了遗址区局部发掘清理完成后的状态，保留了完整的考古探方、地层和一组西汉至魏晋时期遗存。本遗址区是路县故城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游客参观者了解遗址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了解一下郡县制下的汉代城邑。郡县制起源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全面推行于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郡县制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是“大一统”的重要制度保障，影响深远，因此有“郡县制、天下安”的说法。

路县置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初年，依郡县制而设，路县故城遗址成为郡县制在北京推行的重要实物见证。

　　遗址展厅里的左侧展现出的路县故城的水井、窑址、制陶遗址复原场景。场景不但增加了参观者的直观性，而且极富历史感和震撼力。

展厅内滚动的大屏幕和讲解介绍，声面并茂、相映成趣为参观者增添了现场了解路县故城遗址发掘考古的详细过程和丰富内容。

　　下图是Y2窑炉遗址（魏晋时期 公元220—420年）。

Y2平面呈不规则形，由操作间、火门、火膛、窑室和烟道等部分组成，出土有陶支架等窑具。

北方地区窑炉多为馒头窑，火膛和窑室合成形一个馒头空间。特点就是易控制温度，保温性较好，适于焙烧胎体厚重，釉黏度较大的陶瓷产品。路县故城城外南部发现多处窑炉遗存，侧面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繁荣。

　　博物馆所在遗址片区发现的汉代水井。

　　2号窑址（魏晋时期 公元220—420年）。

　　下图是古人在15号水井和9号水井取水的场景以及在窑址制陶瓷的场景。

　　我们看看路县故城遗址是如何布局的。

路县故城遗址以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路县城址为核心，由城址本体、城外遗址区和周边墓葬区等区域构成。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墙边长550~600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已发现南城门、城壕、城内道路等大型遗迹。城址外围约700米以内发现大量生产和生活遗存，构成城址近郊。距城址约700米至3千米范围内，发现大量墓葬，并有一定数量的道路、水井、窑等遗迹。

　　下图是路县故城城址平面图。

　　接下来了解:路县和早期郡县制。

国家统一，郡县制度推行，乃有“路县”。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县邑城市规模、文化面貌、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的了解。

　　路县故城城址周边东汉墓出土陶井模型。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废分封，行郡县。据《史记》记载，秦初设立了36个郡。据后世学者研究考证，秦代存在过的郡名约有50余个，县有1000多个。

下图是:秦汉郡、县、乡组织结构。

　　路县故城遗址所处区域是延续千年的宜居之地。

路县故城遗址发现了从战国到明清时期（公元前475—公元1911年）的考古遗存，遗址展厅内保留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水井、陶窑等一系列遗存，以及堆积深厚、连续不断的文化层，充分证明遗址所处区域是延续超过两千年的宜居之地。

　　路县故城遗址中发现的“亭”字戳印文陶器，是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市亭制度的产物。市亭制度与秦行郡县、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密不可分。

下图是:陶罐上的“亭”字铭文。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初期，为确保国家稳定，推行郡国并行制度，所立诸侯国中就包括了燕国。汉初的燕国境域与战国时期燕国相当，国内也以郡县管理地方。随着燕（广阳）国被削弱，路县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

下图是:路县故城遗址出土戳印“广阳”陶器。

　　遗址展厅内的右侧，好像一座城池展现眼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夯土墙的剖面标本特别吸引人，也感觉极为震撼。我沿着台阶拾级而下，亲眼目睹了不同朝代层层叠叠的夯土，像极了树木的年轮，每一层都凝固着某个夏季的烈日或寒冬的风雪。

　　考古学家们能精确辨认出这些夯层中夹杂的植物茎秆、陶片残渣，甚至能判断出当时工匠们使用的夯具形制。

　　美友您如果也来到这里参观，身临其境亲眼目睹这堵墙，一定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体验和感悟:这堵墙不再是静态的展品，而成为了一部可以阅读的立体史书——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劳作者们喊着号子，挥汗如雨，将泥土一层层夯实；看见监工在检查工程质量，看见城墙如何随着朝代更迭被加高加固。

　　站在观看台数着反映不同朝代文化土层的这堵墙面前，参观者不由自主的会产生疑惑。接地气的是观看台科技显身手，三台屏幕机器您随意选择敲击，就会像翻书本一样，能了解学习到关于地层等小知识，起到答疑解惑的效果。

　　考古学赋予我们的正是这种"物中见人"的奇妙能力，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皱褶中那些被教科书遗忘的生产和生活。

　　从不同朝代文化层土墙走上来，向右顺时针沿着护栏外参观，好像感觉穿越迈上了汉代路县的城墙观市井。

　　了解一下:汉代城市与水井，是怎样的呢？

城邑考古遗址中多见水井，它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密切相关。据文献记载，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凿井取水的技术发展成熟，一度向西域传播。东汉（公元25—220年）墓葬出土的明器中，灶、仓、井都极为常见，是家园的重要象征。

　　路县故城的水井遗址复原场景极为震撼。井壁由一节节陶制井圈垒砌而成，井底还发现了当时居民不慎掉落的陶罐和铜钱。这些口井曾滋养过多少生命？在炎炎夏日，是否也有孩童趴在井边渴望那一丝清凉？井台上深深的绳索痕迹，见证了无数个清晨黄昏的汲水劳作。考古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得以进入历史记忆。

　　正如英国考古学家霍德所说：“考古学本质上是一门关注寻常事物的非凡学科。”一口水井所揭示的历史真实，有时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记载。

　　下图是:考古发掘出的最深8号水井。

　　北京地下水历史有过怎样的变迁呢？让我们了解一下:

历史上的北京，水资源极为丰富。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256年）起，这里就是“三种”（黍、稷、稻）之地。东汉（公元25—220年）渔阳郡守张堪将水稻种植推广到狐奴县（今北京市顺义区狐奴山西南）一带。辽金时期（公元916—1234年），北京仍有“水甘土厚”之誉。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水源有所衰退。近年来，北京的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已经实现连续多年回升。

　　下图是:考古发掘出的最大12号水井。

　　参观遗址展览能使人们意识到，考古展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展示稀世珍宝，而在于重构一种历史感知方式——让我们学会从残砖碎瓦中读取文明的密码，从寻常器物中感受跨越时空的人类共鸣。

路县故城的居民们早已化为尘土，但他们制作的器物、建造的城墙、开挖的水井仍在讲述着那些未被史书记载的故事。

　　考古学赋予我们一种珍贵的能力：在物与人的对话中，触摸历史的温度，感知时间的厚度。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处考古遗址都是穿越时空的驿站，每一件出土文物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最简单也最深刻密码。

　　面向未来的考古遗址。路县故城遗址得到整体保护，在北京市文物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研究、保护和利用揭示了悠久的历史，传承了城市文脉，切实做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视地下文物保护工作，针对路县故城遗址制定了科学的保护规划，确定核心保护对象，划定遗址保护范围，调整城市规划，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副中心建设一处考古遗址公园、同时实现遗址保护、文化体验和生态休憩功能。古城与新城相依，过去与未来相连，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经充分融入城副中心现代化建设之中。

　　路县故城遗址是北京第一座在考古工作开展之初，就对发掘、保护、管理、利用进行综合规划的大型考古遗址。系统性的考古工作为我们揭示了早期郡县制城市的珍贵标本，生动再现了汉代县域社会的发展面貌。

随着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还将不断涌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历史文脉提供更多宝贵资料。保护好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代城址，让城市文明薪火相传，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展”探秘参观结束，这座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路县故城遗址，成为了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如今成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新地标，也更印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同辉。

通过这次探秘参观展览，认识到考古学最动人的魅力，莫过于将"物"重新转化为"事"，让沉默的物件开口说话，让消逝的时空在当代重新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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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制:理达（部分文字来源场馆介绍，致谢原作者）

拍摄地点:北京城市副中心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遗址厅）

拍摄时间:2025年8月12日

　　🏡谢您阅赏 秋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