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毕摩古籍《理规书》

南鹰

彝族南部方言区毕摩古籍《查姆》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宝藏，承载着这个古老民族数千年的智慧、信仰与记忆。其中，《理规书》作为《查姆》的重要构成，以独特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彝族社会的每一寸脉络中，成为维系民族精神、规范社会秩序的关键力量。从远古的岁月走来，彝人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演进，既传承着先辈的谆谆教诲，又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理规书》作为《查姆》的开篇之作，以极具画面感的表述开启了对“理规”的阐释。“昆明城池大，晋宁京城里，山川胜迹藏幽梦，遥念先风思绪长，”（彝族先民生活在昆明市晋宁县石寨山）的开篇，并非单纯的地理描述，而是将“理规”的存在置于具体的社会空间中，暗示其贯穿于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社群之中。紧接着，经文以“天地有理规，百官懂理规，君王守理规，百姓学理规”的递进式表述，构建了一套覆盖自然与社会的秩序体系——天地运行有其固有法则，这是“理规”的源头；而人类社会中，从执掌权力的君王、百官，到普通百姓，均需以“理规”为行为准则。君王与百官的“守理规”，是维系家国安定的基石；百姓的“学理规”，则是实现个体价值、融入社会的前提。

经文后续“理规要学习，一生要学好，学好一辈子”的强调，更将“理规”从外在的行为规范，升华为个体一生的修行目标。在古代彝族社会，“理规”并非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与生产生活、族群交往、祭祀仪式紧密结合的具体准则，例如农耕时节的协作规范、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祭祀活动中的礼仪要求等。《理规书》通过这样的表述，实则是在引导族群成员将“守理规”内化为生活习惯，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族群的延续，其背后蕴含的，是彝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的理想追求。

在“仁义道德”的阐释中，《理规书》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结合彝族的生活场景，提出具体的行为标准——例如在族群交往中，要以“仁”对待弱者，以“义”处理矛盾；在“读书习礼”的表述中，“读书”不仅指学习毕摩的典籍知识，更包括了解族群的历史与传统，“习礼”则涵盖了祭祀、婚嫁、丧葬等各类仪式中的礼仪规范，体现出古代彝族对“文化传承”与“礼仪教化”的重视。而“忠君守法”与“尊老爱幼”的内容，既顺应了古代社会对“家国秩序”的构建需求，也延续了彝族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传统，前者强调个体对族群共同体的责任，后者则注重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与道德传承。

可以说，《理规书》不仅是一部“教育典籍”，更是一部“生活哲学指南”，它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可实践的行为准则，通过毕摩的口传心授，渗透到彝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塑造了族群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

书中还记载着一段关于族群起源的表述：“蓝天白云下，黑土大地上，阿普笃慕孙，降生横眼人，这代横眼人，一代接一代，代代相传来。”“阿普笃慕”是彝族传说中的共同始祖，“横眼人”则被认为是彝族先民的代称，这段文字看似简单的叙事，实则蕴含着彝族对“族群根源”的认同与对“传承”的执念——从始祖到后代，族群的血脉与文化在“代代相传”中延续，而《理规书》正是这一传承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典籍中“祖先留下话，君王者善良，家国则安定，百姓则安乐，儿女笑开颜，父母心安稳，人人满面春”的表述，更将“君王之德”与“百姓之福”紧密关联，勾勒出古代彝族社会的理想图景：君主以善良为德，则国家安定；国家安定，则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家庭和睦，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彝族先民对“贤君治国”的期待，也暗含着对“社会公平”“民生幸福”的追求，与书中的“理规”思想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古代彝族社会的价值体系。

然而，这部承载着厚重文化的典籍，在传承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境。“一代代毕摩的逝去，查姆古经散落在哀牢山不同的角落里”，毕摩作为彝族文化的传承者，既是《查姆》的解读与传播者，也是典籍的守护者。随着老一代毕摩的离世，许多口传的解读方法、典籍中隐藏的文化密码也随之消失；而散落在哀牢山各处的古籍抄本，因保存条件有限，面临着虫蛀、霉变等风险，部分内容甚至已残缺不全。

《查姆》古经翻译仍在继续……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完全解读出查姆古经的全部内容。《查姆》以古彝文书写，其中既包含着古代彝族的语言习惯，也涉及大量族群特有的历史典故、祭祀术语与哲学概念，许多词汇在现代彝语中已无对应表述，翻译难度极大；而即便完成文字翻译，要真正理解典籍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某句经文与特定祭祀仪式的关联、某个概念在古代社会中的具体所指——也需要结合大量的田野调查与口头传承资料，这使得“完全解读”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走过了千年岁月。它不仅是一部古籍，更是彝族文化的“根”与“魂”。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对《查姆》的传承与解读，不仅是对古代文化的保护，更是对族群精神的延续，是让彝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继续绽放独特魅力的关键所在。这条路或许漫长，但只要传承者的脚步不停，《查姆》的智慧就将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