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粮店·煤矿·田埂：藏在算珠里的一生》

心声

　　我的家乡郑州市二七区三李村，像颗被时光细细打磨的石子，嵌在荥阳、郑州、新密三地交界的褶皱里。站在村头那棵需两人合抱的老槐树下极目，西望是荥阳浅山淌来的青黛余脉，晴日里像蒙着层薄纱；东眺是郑州近郊铺展的无垠田畴，风过处绿浪翻涌；朝南走半里，新密特有的黄土沟壑便牵出一溪活水，绕着村子的玉米地、棉花田蜿蜒，把两岸的泥土润得发香。

村里的土坯房错落着，墙头爬满紫牵牛，屋脊的青瓦叠着半世纪的苔痕。祖父家旧时的粮店旁，那口老井的青石板井台被几代人的水桶磨出深凹，井沿边总飘着浣衣妇人的笑语，棒槌声敲在溪水上，和远处田埂的布谷声缠成一团。谁能想到，这片静谧的土地上，曾藏着祖父跌宕又厚重的一生。

　　祖父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身后跟着一弟两妹。在那个温饱尚难的年代，张家凭着几十亩薄田、一间粮店和木材生意，算得上村里少有的“殷实户”，家里雇着两三个长工打理农活。祖父打小就透着股机灵，别的孩子在田埂上追闹时，他总凑在账房先生身边看算珠翻飞，没几年便练就了一手“噼啪”作响的好珠算——加减乘除张口就来，算盘珠子拨得比说话还快，十几岁便成了家里的“掌账人”。他眼明心细，粮店的米粮斤两不差，木材生意的进销调度得宜，没几年就把家业盘得愈发兴旺，粮囤里的麦子堆得冒尖，木材铺的木料从村头摆到了巷尾。

　　后来，祖父结识了新密岳村的郑子午，两人一拍即合，合伙在窦家洼开了座煤矿。凭着精明的经营和实在的为人，煤矿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运煤的马车从矿上排到窦家洼的村口，家里的光景也跟着走到了顶峰。那会儿的张家，是远近闻名的望族：二爷爷考上了河南大学，两个大伯后来也循着他的脚步走进了大学校门，每逢假期回村，总能引来乡邻羡慕的目光。

　　好日子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中原的宁静。本家三爷爷是地下共产党员，常趁着夜色溜回村里，在张家的煤油灯下给族人讲延安的故事、讲抗日救国的道理。那些关于“家国”的话语，像种子落在祖父心里。他在上海开了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让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二爷爷打理，表面做着寻常生意，暗地里却四处奔走，进口了一批车床，悄悄捐给了豫西抗日根据地——那些冰冷的铁家伙，后来都变成了打击侵略者的武器。可谁也没料到，解放前夕，二爷爷竟被国民党从学校看押去了台湾，这一别，便成了家族几十年的牵挂。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随即展开。按照政策，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是在这时，张家被划为了地主成分，家里的土地、粮店资产都按规定进行了重新分配。到了1954年，国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序幕。1956年初，全国掀起合营高潮，祖父没半分犹豫，主动将窦家洼煤矿捐给了国家。

　　没有了万贯家财，祖父揣着那把磨得发亮的算盘回了三李村。他从不说过去的荣光，只把一身本事都用在了乡邻身上：生产队核算工分，他搬着小板凳坐在老槐树下，算盘珠子一拨，几十户的工分清清楚楚；谁家盖房算材料、娶亲算开销，都来寻他帮忙，他从不推辞；村里年轻人想学珠算，他便手把手地教，指尖划过算珠的“噼啪”声，成了村子里最安心的背景音。那会儿，生产队的大事小情，乡邻们总爱先问问他的意见，有时候比村支书还“有号召力”——大家信的，是他的公道，更是他的实在。

如今祖父早已不在，但那棵老槐树还立在村口，井台的凹痕里仍存着溪水的凉意。他留下的那把算盘，还摆在家里的八仙桌上，算珠被摩挲得油光锃亮。三李集的老人们提起他，总说“张老大不是一般的地主”——他见过繁华，也经过世变，放弃了财富，却把“明事理、肯担当”的家风，刻进了张家的骨血里。

风又吹过村口的老槐树，槐花落了一地。恍惚间，仿佛又听见那清脆的算盘声，混着溪水流淌、布谷鸣唱，在三李村的田埂上，一遍遍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