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堡岁月》

彭堡岁月

大地上的刻度2006年的宁东，大地还是一片被风沙啃噬的苍黄。巨型卡车碾过的车辙如干涸的河床，裂向天际。我，一个刚出校门的技术员，揣着图纸和忐忑，站在了这片粗粝的土地上。世界不再是书本上平滑的曲线，而是刮在脸上生疼的沙砾和望不到头的荒芜。我抱着的全站仪成了我最陌生的伙伴，图纸上的坐标点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依托。直到他们的出现——秦志飞师傅用粗短的手指在我图纸上一戳：“娃娃，这里，先找这个控制点。”他的声音混着陕北口音和卷烟味，却像第一块基石，稳稳安下了我惶惑的心。贺海刚师傅教我调平仪器。他并不说话，只是蹲下身，粗砺的手掌缓慢地转动脚螺旋，眼神如鹰隼般捕捉着气泡最微弱的颤动。“地是活的，会呼吸，会沉降，”他最终开口，“你得感觉到它，仪器才会跟你说真话。”那一刻，我学的所有理论，在“地的呼吸”这样的词语面前，忽然有了沉重的生命力。真正的洗礼来自放线。王志林和田小成师傅一前一后，扛着几十斤的经纬仪和标尺，在嶙峋的土石坡上如履平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记录的本子上沾满汗渍。王师傅回头吼：“技术员！数字是死的，地是活的！你得把它看活！”他指着前方：“那里，图纸上一条线，将来是厂房的脊梁，差一毫，脊梁就歪了！”最难忘的是张永明师傅。他沉默寡言，却总在我焦头烂额计算时，默默递上一杯浓得发苦的酽茶。一次，为复测一个被破坏的点位，我们从拂晓奔走到日暮。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如同大地上漫长的刻度。我几乎虚脱，嘟囔着“差不多行了”。一直沉默的老张突然挡在我和仪器之间，指着西坠的日头：“它落山，一天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这个点，今天没放到毫米，这栋楼的一生，从开始就错了。”他拿起铁锤，将木桩死死钉入大地。那一声声沉闷的锤音，不像敲在木桩上，像敲打在我年轻而浮躁的心壁上，回荡出庄严的回声。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对教科书的“优等生”。我学会了在狂风里用身体护住仪器，学会了像秦师傅一样眯眼瞄准，像贺师傅一样用掌心感受大地的平衡，更学会了像老张一样，对每一个数字怀有近乎固执的敬畏。我的皮肤变得黝黑，嗓音变得粗粝，却能笑着喝下那苦茶，能在那片苍茫中，用我们打下的每一个点，将那宏伟蓝图从二维的图纸上，一寸寸地“钉”入坚实的三维世界。那些点，是坐标，是基础，是筋骨。而我们，是一群在荒原上用脚步丈量理想，用仪器对话未来的“点灯人”。最终，厂房立起，设备轰鸣，那片曾经只回荡风啸的土地，被另一种雄伟的声音唤醒。许多年过去了，我走过许多地方，见过更精密的仪器，更宏伟的建筑。但我知道，我人生的基准点，早已在2006年的宁东，被一群沉默的师傅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毫厘不差地定在了那里。它沉静地存在于我生命的坐标系中心，告诉我：世上的伟大，皆起源于大地之上，一个又一个必须敬畏的、微小的点。

黄沙中的刻度与电波

2006年的宁东，春天不是从绿意开始的，而是从一场又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沙中挣扎出来的。狂风卷起戈壁滩上无尽的黄土，挟带着碎石，打在脸上生疼。天地间只剩下一种颜色：昏黄。在这里，建设才刚刚在荒芜中犁出第一道伤口。我们便是这伤口上忙碌的蚁群。

每天收工，迷彩服沉重得能直立在地上，抖一抖，黄沙倾泻而下。同事们笑言，脸上身上至少揣着五斤宁东的土下班。水是精贵的，一盆清水洗完脸，便沉淀为厚厚的泥浆。我们就在这永恒的土黄色里呼吸、吃饭、沉睡。

我的全部世界，是两个极端。

一端是粗粝至极的现实。秦志飞师傅的手像老树根，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泥灰，他教我调平仪器，告诉我大地是活的。贺海刚师傅的吼声能压过风声，训斥着图纸上一毫米的偏差。王志林和田小成扛着仪器在乱石堆里行走如飞，汗水在他们背上冲出泥泞的沟壑。我与他们一同，将一个个坐标点，用木桩和铁锤，死死钉入这片不毛之地。我们测量、放线，用最原始的血肉之躯，对抗着风沙的侵蚀和土地的顽固，试图从虚无中建立起名为“未来”的秩序。

另一端，则藏在宿舍那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一部银色的翻盖诺基亚里。它是我与外界唯一的、纤细的连结。屏幕上亮起“杨瑞萍”的名字时，整个世界的风沙仿佛瞬间静音。我们靠一条条短信“恋爱”。她在那头描述南方湿润的晚风、刚开的月季、办公室窗外的雨声。我在这头，蜷在充斥着汗味和脚臭的工棚里，拇指笨拙地按着键盘，将震耳的夯机声、师傅们的鼙鼓、还有被风沙刮得生疼的脸颊，全部小心翼翼地过滤掉，只挤出几句苍白的“一切挺好，勿念”。

强烈的自卑像胃里的石头，磨得人生疼。她的世界是月季和雨，我的世界是黄沙和桩。她的问候是“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我的答案是食堂一成不变、总沾着牙碜的土豆白菜。我赚的钱，掰开来每一分都浸着汗和土，甚至不够在镇上给她买一件像样的礼物。我渴望她的文字，那是我荒漠里的泉；又惧怕她的问候，那会照见我一身卑微的尘泥。在这极致的矛盾里，我活得小心翼翼，如同在测量一个无比精密的点，生怕一丝震动，就让一切归零。

直到那个傍晚。风沙格外猛烈，我们为了抢一个基础标高，加班到天色昏沉。我疲惫不堪，满头满脸都是凝固的泥汗混合物，像个土俑。手机在裤兜震动，是她的短信：“很想你，听听你的声音好吗？”

我握着电话，跑到工棚外的沙丘上，风声呼啸。我按下拨通键，听到她清澈的“喂？”那一刻，喉咙却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我该说什么？说我今天吃了五斤土？说我的辛苦和卑微？

我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机高高举起，对准了工地。让那晚风卷着震耳欲聋的夯机声、金属的碰撞声、塔吊的轰鸣声、还有老师傅们用粗犷方言指挥喊叫的声响，通过电波，毫无保留地传了过去。

整整一分钟，我举着手机，像举着一个沉重的誓言。

然后，我放下手机，贴到耳边。风声似乎小了。我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很轻很轻地说：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你们在建一个世界。”

电话断了。我站在苍茫的沙地里，一动不动。许久，有滚烫的东西冲出眼眶，在布满黄土的脸上冲出两道清晰的沟壑。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贺师傅说的“地的呼吸”，也明白了张师傅那句“楼的一生”。我身后的轰鸣不是噪音，是我和我的师傅们，正在创造的声音。我的自卑未曾消失，但它中间，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如同在无边的黄沙里，终于钉下了一个坚实而无可撼动的坐标点。

我不再仅仅卑微地渴望爱情。我开始渴望，能让她真正看见，我们正在从这片风沙里，一寸一寸测量、一锤一锤建造起来的世界。那或许才是爱情，最沉重的基石。

风沙中的刻度

宁东镇中心区施工的日子，是被太阳晒透的日子。

这里的日头没有柔情，它高悬于戈壁滩上空，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毫无保留地将光和热砸向大地。土地被炙烤得龟裂，每道裂缝都诉说着干渴。我们便在这巨大的熔炉里，如同移动的剪影，重复着测量与放线的枯燥规程。

我信命，但更信命能改。改变的惟一途径，便是在这烈日下，将每一根桩钉得更深，将每一个数据算得更准。我的信念简单到固执：努力干活，积极学习。汗珠砸在图纸上，迅速被吸干，只留下一圈淡黄的盐渍，像一枚卑微的勋章。我追随着秦志飞、贺海刚那些老师傅，看他们如何用长满老茧的手，轻易地降伏桀骜的仪器，听他们用最粗粝的话，讲解最深奥的偏差原理。我将这些统统吞下，如同吞下能让自己强壮的粮食。

但风来了。这里的风是另一重主宰。它毫无征兆地拔地而起，顷刻间，天地变色。黄沙被卷成巨柱，连接天地，呼啸着吞噬一切。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和一种声音。我们被迫停工，寻找躲避之处。

我却常常慢几步。

我站在骤然袭来的昏黄里，看着刚才还井然有序的工地瞬间陷入混沌，测量旗被撕扯得猎猎作响，刚划好的白灰线转眼就被沙土掩埋。狂风试图把我推着走，单薄的身体成了一面兜风的旗。我背对着风来的方向，站稳，眯起眼。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思考会变得格外清晰。巨大的轰鸣声反而像一种屏罩，隔开了世俗的琐碎。我问自己：为何在此？这吞没一切的荒芜，何时能变成图纸上的繁华？我的未来，是否会像脚下这条即将被掩埋的线，需要无数次地与风沙抗争，才能最终被确立？

衣袋里的诺基亚有时会在狂风中震动。那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微弱的波。我背对着风沙，蜷缩身体，形成一个笨拙的庇护所，翻开手机。屏幕上“杨瑞萍”的名字，是这漫天黄沙中唯一湿润的绿意。她问我在做什么。我回：“在听风。”没说出口的是，我在风里思考和寻找，寻找属于我的生活，以及能通向她的、不那么卑微的路。

风势稍歇，我们便要从避风处钻出，拼命找回被掩埋的标记，重新开始。每一次复测，都更像是一次宣誓，对着风沙宣布：你掩埋一次，我便重来一次。

所以，我那些关于生活的答案，并非在书本里找到，而是在这永无止境的“重来”里，被一锤一锤地钉进了大地。它告诉我，生活就是与一场又一场风沙的较量。线被埋了，就再画一遍；点被毁了，就再测一次。直到楼立起来，路铺出去，直到狂风吹过，再也带不定我们亲手铸就的坚实坐标。

那个在狂风里单薄站定的少年，最终没有改变世界的狂风，但他学会了在风中站稳，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复盘中，测量出了自己生命的经纬。

风沙中的铜板

那年夏天的太阳，是烙铁。它烫在我的背上，烫出一层又一层黑亮的皮，汗水流下来，不是凉意，是灼痛的溪流。我站在银川城外的砂石厂，从兰州来银川吴平东一起，带我去了镇北堡，我们的皮肤一样颜色，早已不是颜色深浅的问题，而成了一种坚硬的壳，一层在与生活直接肉搏中磨出的铠甲。

我们坐在滚烫的阴凉里，拧开塑料水瓶，水都是烫的。吴平东舔着干裂的嘴唇，眯眼望着远处扭曲的地平线，说：“这样不行，得找个法子，‘开财路’。”他说“开财路”三个字时，声音压低，带出一种近乎神圣的诡秘。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不久，骨头里的书生酸气还没被太阳彻底蒸发干净，听了只觉荒谬。可当夜晚收工，摸着裤袋里那几张被汗水浸得发软、沾着沙砾的零碎毛票，那荒谬感便被巨大的空虚吞没了。

读书为了什么？这问题像蚊子，在无数个难以入睡的夜里嗡嗡作响。它叮咬我，我却无力抬手拍死它。答案被现实的重压碾得模糊不清。它没能给我即刻摆脱赤贫的钥匙，反而像在我与这片粗粝土地之间，隔起了一层透明的、却无法突破的玻璃。我看着厂里那些沉默的老工友，他们的一生仿佛就是我这一个夏天的无限拉长，这念头让我恐慌得几乎战栗。

我的“财路”，是连一双袜子都不敢妄想。街边小摊的棉袜，三块钱一双，厚实，能很好地保护在劳保鞋里磨得发红的脚踝。我路过三次，手在口袋里将那几个硬币捏得发热，最终还是没有掏出来。那三块钱，是第二天一顿勉强果腹的午饭，是能给病后初愈的母亲寄去时，汇款单上多出的一行微不足道的数字。省下来，汇出去，仿佛就能填补一些我无法在她床前尽孝的亏空，换取她一丝宽慰的笑容，也填补我自己那点摇摇欲坠的、作为儿子的心情。

可刚毕业的少年，即便把自己榨干，省下的也依旧是沙漠中的一滴水。贫困是黏稠的泥沼，不吃不喝，只会让你下沉得更快，而非挣脱。

于是，当吴平东再次郑重提起那位据说灵验无比的神婆婆时，我那点可怜的知识分子的矜持，终于在对改变的极度饥渴前，溃不成军。我们去的那天，刮着大风，黄沙打得脸生疼。神婆婆的土坯房矮小昏暗，弥漫着浓郁的香火和某种陈旧布料的气味。她脸上皱纹沟壑纵横，眼神却异常锐利，像能看穿我口袋里仅有的那点寒碜。

仪式光怪陆离，念念有词，香烟缭绕。她在我手腕上系了一根褪色的红绳，用枯枝般的手指蘸了碗里的“圣水”，弹在我额头。最后，她塞给我一张画着诡异符号的黄纸，嘱咐夜深人静时面朝东方烧化。

那一刻，在神秘的氛围里，在吴平东虔诚的注视下，我几乎真的要相信，有一条金光大道即将在我眼前劈开。我感到一种久违的、近乎奢侈的希望。

然而，回到工棚，外面的风依旧呼啸，刮走一切不切实际的幻象。我捏着那张轻飘飘的黄纸，它甚至不如我兜里那几张毛票有分量。第二天醒来，太阳依旧毒辣，石子依旧沉重，胳膊依旧酸疼，口袋依旧空空。那根红绳很快被汗水和沙尘染得污糟，松弛地挂在腕上，像一个模糊的笑话。

神婆婆的法力，终究没能把我从水深火热中开拉出去。它短暂地给了我一个虚妄的支点，可现实的引力太过强大。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场荒诞的“开财路”，真正点亮的并非什么财神爷的关照，而是在我几乎被贫瘠压垮时，用最荒诞的方式，替我护住了心里那簇火苗——那点关于“或许有另一种可能”的微弱念想。它没能给我捷径，却阴差阳错地，让我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得拖着沉重的腿，一步一步，自己去走那条真正的、寸寸艰辛的奋斗之路。风沙依旧，但走的方向，终究得是自己用脚劈出来的。

一元钱的重量

一九年的风沙刮不到〇六年的银川，但贫瘠的触感却一模一样，甚至更为锋利。那一年，我活得像一枚被按在尘土里的硬币，面值微小，却要被迫承受生活全部的重压。

同学来的前夜，我几乎一夜未眠。不是在兴奋，而是在进行一场极为严肃的运算。手指在黑暗里无声地掐算，把枕头下、抽屉缝里所有皱巴巴的纸币和硬币加了一遍又一遍。总数令人心悸。请客，意味着资产清零；不请，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将无处安放。最终，那种“地主之谊”的虚妄责任感，以及更虚妄的、怕被看穿窘迫的恐惧，压倒了理智。我决定请，并且要请得像模像样。

饭馆在兴庆区，一家看起来热气腾腾、价格似乎不至于让我当场破产的店。柳涛和吕维民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带着校园里直接移植过来的轻松与好奇。他们谈笑风生，点评着西北的羊肉与家乡味道的不同。我坐在对面，脸上努力挤出东道主的热情笑容，胃里却像坠着一块冰。每一道菜端上来，我心里默算的数字就跳高一级。那盘手抓羊肉，值我三天饭钱；那盆羊汤，够我买一提馒头；甚至那碟醋泡花生米，都让我想到它可以换成多少包榨菜。

那顿饭具体吃了什么，他们说了什么，味道如何，在我记忆里全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是结账时，收银员报出的那个数字：一百二十七块五。我递过去那叠被体温捂热的钱，厚度骤然消失的刹那，指尖有点发凉。柳涛拍着我肩膀说“破费了”，那笑容是真挚的。我也笑，心里却像被那叠钱抽空了一样，只余下一个巨大的、回响着的声音：往后这一个月，可怎么过。

于是，预言般的日子开始了。开水泡馒头，白的，没有任何点缀。馒头是实在的，能撑大胃囊，驱赶饥饿的嘶鸣；开水是虚无的，只能提供一点温热的欺骗。偶尔，奢侈地掰半块扔进开水里，看它膨胀成硕大而惨白的一团，仿佛吃得更多了些。胃似乎被填满了，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对油星的渴望。那是一种从肠胃最深处渗出来的、无法搔抓的痒和空。

便是这般境地，却还要去贺兰县办事。去时已掐算好最便宜的公交线路，回来时，站在贺兰马寨的路边，看着公交车慢悠悠停靠，乘客上下。一元钱的硬币就攥在手心，被汗浸得湿滑。

引擎轰鸣着，像在催促。售票员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 那一刻，脑中的计算器又疯了似的跳起来：这一元钱，是明天两个白面馒头，是后天一包最便宜的榨菜，是大后天……它不再是一枚轻飘飘的硬币，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重量，压着我的手腕，也压着我的呼吸。

鬼使神差地，我收回了踏上车门的脚，对售票员摇了摇头。车开走了，尾气喷了我一脸。

然后，我便开始走。从贺兰马寨，走回银川金凤区的康居。那条路长得没有尽头。太阳毒辣，柏油路面被烤得软化，空气扭曲。汗水流进眼睛，涩得发痛。脚步从一开始的故作轻松，到后来的沉重拖沓，再到最后的机械麻木。我数着路边的电线杆，数着掠过的车辆，用尽一切办法忽略掉身体的疲惫和大脑里对自己这份凄惨的嘲弄。

省下一元钱。我几乎被这个念头里蕴含的巨大悲凉和一种扭曲的胜利感给淹没了。每一步，都在质问自己：何以至此？每一步，又都在回答自己：必须如此。

终于看到康居那片熟悉的楼群时，天已经黑透了。双腿像灌满了铅，喉咙干得冒烟。我瘫坐在路边，摸出兜里那枚救下来的、被体温焐得滚烫的一元硬币，突然觉得它重得几乎握不住。

那不是一个月的馒头，也不是几包榨菜。那是一个青年全部的家当与尊严，是贫瘠生活压下来的全部重量，都浓缩在这金属的小小圆片里。不堪回首？是的。但那一条长路，和那枚硬币，却比许多光鲜的时刻，更深刻地烙进了我的骨头上。

信念崩裂的时节

毕业证书的墨迹尚未干透，现实的冷雨便瓢泼而下。那纸曾被视为通天梯的文凭，被我紧攥在手，却最终发现它并非能够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此刻的困顿与卑微。

我从书本中拾级而上，满以为推开社会的门，所见当是坦途。谁知迈出门槛，脚下却是流沙。招聘会场里摩肩接踵，无数与我相似的眼睛里闪烁着相似的渴望与焦虑。递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偶尔的回音，那微薄的薪水在扣除房租饭钱后，竟比老家进城打短工的表兄所得还要稀薄。夜深人静，我摊开账本，数字冰冷而残酷，它将“知识就是财富”这句格言衬得如同一记空洞的回声，在四壁萧然的出租屋里来回碰撞，最终碎成一地。

我开始躲避家人的电话。母亲在那头殷切地问：“工作顺心吗？钱够不够花？”我在这头，喉咙发紧，只能含糊地应着“都好，都好”。挂断电话，那种羞耻感如潮水灭顶。我无法告诉她，她引以为傲、耗尽家财供出来的大学生儿子，正对着超市里打折的临期面包犹豫不决；无法描述，我如何因为错过末班公交，在寒冬的夜里徒步走回郊区的住所。

怀疑像藤蔓，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疯长。 读书，究竟为了什么？ 那些挑灯夜战的深夜，那些背诵过的定理条文，那些耗尽心血完成的论文，它们所有的价值，似乎仅仅是为了将我送到一个更高、也更令人眩晕的悬崖边上，让我更清晰地看清自身处境之窘迫。它没有给我立刻改变命运的力量，反而在我与过往粗粝但熟悉的生活之间，劈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我回不去的故乡，又融不入的城市。

最可怕的，是对自己的怀疑。 是否我根本就是个拙劣的骗子，用一纸文凭骗得了所有人的期待，包括我自己？是否那些拼搏本就是个错误的选择？信念那座巍峨的建筑，从前被书本和教诲一砖一瓦砌得高大坚固，如今却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下，从内部发出不堪重负的崩裂声，簌簌地往下掉着碎屑。

我看不见未来。前方雾气沼沼，回头路却已崩塌。我卡在时代的缝隙里，成为一个尴尬的注脚。那段光阴，是信仰的废墟，是自我认知的全面沦陷。我不再相信书本，不再相信承诺，最终，也不再相信那个曾经满怀热望、如今却狼狈不堪的自己。

所有的豪情都熄灭了，只剩下一个最原始、最顽固的念头在废墟之上残喘：活下去。先活下去，像石缝里的草，无论信不信阳光，总要先伸出枝茎。

康居蜗居记

三百元，在康居A区能换来什么？一个月的栖身之所，四面白墙，水泥地，以及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的、混杂的鼻息。那是我对“家”最初的理解，它无关宽敞与体面，只关乎分摊。大学同学李艳霞，妹妹樊银燕，弟弟樊银龙，我们像偶然滚落一处的石子，在这间陋室里短暂地相互依靠。

这处蜗居是冉韬带我寻见的。那时的我，对于“租住楼房”毫无概念，格局之于我，是遥不可及的想象。我的世界尚且停留在能遮风挡雨便足矣的层面。是冉韬，替我推开了这扇城市生活的门，尽管门内景象逼仄。

生活的骨架，是被朋友们一件件赠与的物件撑起来的。 冉韬送来的沙发旧了，绒布磨损，弹簧也有些疲软，但它是客厅里唯一能称之为“座”的东西，承载了我们劳作一日后沉重的瘫倒。王长宁给的床，吱呀作响，翻个身便抗议般地呻吟，却托住了我无数个因迷茫而辗转的夜。刘海宁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成了我穿梭于城市缝隙、寻找廉价菜市与零活儿的坐骑。

这些馈赠并非簇新的礼物，它们都带着他人生活的印记与磨损，却无比郑重地安放进我空荡的生活里。它们沉默地立在那里，像一种无声的宣言，宣告着我并非一无所有，我正被一种粗糙而真挚的情谊默默托举。

于是，一个念头像种子般，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顽固地钻了出来——我要买一辆摩托车。不是自行车，是摩托。它意味着更快的速度，更远的行程，以及一种挣脱般的感觉。

目标锁定为一辆二手太子摩托。它看上去颇有气势，尽管漆面暗淡，引擎声粗哑。对它，我产生了一种近乎痴迷的渴望。它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灰扑扑的生活尽头，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盼头。

接下来的五个月，生活被压缩成更极致的形态。开水泡馒头成了常态，每一毛钱都被反复掐算。省下公交费，蹬着那辆哐当作响的自行车顶风而行；拒绝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将那种对油星的渴望死死摁回胃里。攒钱，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每一枚硬币的投入，都仿佛听见那辆太子摩托的引擎向我更靠近了一分。

过程漫长到近乎煎熬。信念时而被疲惫侵蚀，怀疑时常反扑。但每当回到那间拥挤的小屋，看到那张床，那个沙发，它们仿佛都在无声地证明：你看，生活是可以一点一点挣来的。

终于，我攥着那叠沉甸甸的、由无数个馒头和步行省下来的钞票，换回了那辆二手太子摩托。我跨坐上去，手掌紧握车把，冰凉的触感却让我血液滚烫。引擎点燃的轰鸣，在我耳中，是胜利的号角。

它没有让我立刻摆脱贫穷，我依旧住在三百元月租的房子里。但当我骑着它驶过街道，风猛烈地扑打在我脸上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我不是在被生活拖着走，我是在朝着前方，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前方，自己驶去。那辆破旧的摩托，是我在那段逼仄岁月里，为自己挣来的第一份辽阔。

银川的暖夜

银川的暮色总是来得迟缓，天际线在黄沙与夕阳的涂抹下，呈现出一种辽阔而苍凉的橘红。我走在其中，常觉自身如沙海一粒，前路漫漫，湮没于无尽的地平线那头，不知所终。那是一种宏大背景下的渺小与无助，梦想被现实的风沙磨蚀，露出粗粝的内里。

在我最觉困顿，几乎要被那沉重的渺小感压垮之时，张满兵出现了。他是我旧日的同学，一名与焊枪和钢铁为伴的焊工，身上总带着金属灼烧的气息和一种工人特有的、沉默的实在。

那晚，他约我在新一中附近碰面。街边小店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是这座城市最平凡的烟火气。我们寻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他没什么多余的话，直接把菜单推到我面前，“点个硬菜。”语气不容拒绝。那顿饭的具体滋味已然模糊，只记得滚烫的羊肉汤氤氲出的热气，扑在脸上，瞬间就化解了连日来盘踞在心头、几乎要凝成冰碴的郁结。我们吃着，他间或问起我的近况，我含糊应答。他并不深究，只是举起酒杯，“碰一个。”一切尽在不言中。那顿饭菜本身，并非什么玉盘珍馐，却是我那段时间里，咽下的最踏实、最有温度的一餐。

然而，雪中送炭的情谊，远不止于一餐饭。他知道我囊中羞涩，临别时，从他那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口袋里，掏出一卷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塞到我手里。“先拿着用，”他说的平淡，仿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那卷钱还带着他的体温，烫得我手心发颤，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更大的恩情还在后头。当我决意报考二级建造师，却被那笔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堪称巨额的报名费拦在门外时，又是他，二话不说，再次解囊。他把钱递给我时，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是正事，得办。”没有一丝疑虑，仿佛投资我的未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稳赚不赔的买卖。

他借给我的，哪里仅仅是钱。那是在我人生航船搁浅于贫瘠浅滩时，他奋力推来的一股力量；是在我几乎要相信自已一无是处时，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我信你。这份信任，比任何金银都更具分量，它重新点燃了我内心深处那簇几乎要被冷风吹灭的火苗。

许多年过去了，银川的风沙依旧，人生的路也依然修远。但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那间喧闹的小饭馆，那个沉默的焊工同学。他让我深信，即便前路漫漫，吾道不孤。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能支撑着我们，走过最漫长的冬夜。

银川扎根记

我们是被故乡挤出的一代。书本知识塞满了头颅，却填不饱空腹，更垫不起安身立命之基。身上洗不掉的“臭老九”思维，在现实坚壁上撞得粉碎。回头路已断——老家徒有四壁，父母佝偻的脊背在黄土地上犁出的沟壑，再也经不起任何风雨。我们三人，像是被抛入银川这片陌生海域的扁舟，除了彼此，再无依靠。

我，刚从虚妄的云端跌落，满身尘泥；妹子银燕，医学院毕业的白大褂尚未穿暖，便直面生活的寒刃；弟弟银龙，建校的蓝图还在脑中盘旋，就得先砌起自己生存的砖墙。那是怎样一段青黄不接的岁月啊！三个人，三张毕业证书，却凑不齐一份像样的安稳。

繁华的大银川，以玻璃幕墙的冷光和车水马龙的喧嚣，映照出我们的仓皇。我们穿梭在霓虹闪烁的街道，像三个误入华丽舞台的蹩脚演员，与周遭的光鲜格格不入。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个跳梁小丑，内心揣着不合时宜的清高，脚下却踩着生存的钢丝，每一步都摇摇晃晃，可笑又可悲。

唯一的暖色，是蜗居里那盏昏黄的灯。我们在此抱团取暖。银燕细心，总能将简陋的饭菜做出些许花样；银龙肯吃苦，跑遍全城去找零活；我则算计着每一分钱，试图用有限的收入撑起无限的开支。发薪的日子像过节，我们将微薄的薪水摊在桌上，先划出房租水电，再谨慎地留出饭钱，若还有极可怜的结余，便会买一点肉，奢侈地犒劳彼此被生活刮削的肠胃。我们分享仅有的食物，也分担彼此的迷茫与恐惧。那种在绝境中滋长出的姊妹情谊，如同荒漠下的暗流，沉默却有力地托着我们，不至彻底沉没。

回头张望，来路崎岖，布满我们跌跌撞撞的脚印。吃了多少苦？无法估量。是无数个啃噬冷馒头的清晨，是为省一元车费徒步走到天际发白的黄昏，是遭人白眼后强忍的屈辱，是深夜里望着天花板无声流淌的泪水。苦楚具体到每一记饥肠辘辘的痉挛，每一次交租前的焦灼，每一回求职失败后的冰凉。

庆幸的是，最猛烈的风沙，终于没能将我们吹散。我们像石缝里的草，茎叶或许被吹得扭曲变形，根却在挣扎中，一点点抓牢了这片原本拒绝我们的土地。日子依旧清贫，但不再那般朝不保夕。我们渐渐学会了在这座城市的规则下呼吸，用尽全身力气，卑微地、却也是顽强地，在这片繁华之地扎下根来。

这根，扎得并不深广，甚至有些摇颤。但它意味着，我们终于不再是被风随意驱赶的沙粒。我们在这片巨大的喧嚣中，拥有了一个可以喘息的角落，一份源于自身挣扎的、微不足道的确定。

无声的奔流

短暂的迷茫如同银川春季昏黄的风沙，迷眼，呛人，却从不久留。我们没有资格长久地徘徊在自怜自艾的泥沼里。生活的鞭子抽在脊背上，不容喘息，只能继续向前跌撞，哪怕姿态狼狈。

于是，一幅无声的奋斗图景在两地铺开：老家固原，父母将那点早已被岁月榨干力气的骨头，再一次埋进黄土。他们的战场是土地，佝偻的腰背是永不弯曲的犁铧，试图从贫瘠中再刨出一丝希望。他们沉默地劳作，额上的汗水滴入尘土，砸不出回响，却是在为我们远在银川的挣扎，垫着最沉的底。

而在银川这座正在疯狂生长的城市里，我们姊妹三人，成了另一股细小的支流。我放下所有虚妄的架子，一头扎进最实际的生计里；银燕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鞋，穿梭于病房的白色恐惧与生存的灰色压力之间；银龙则用建校学来的技艺，丈量着这个城市的砖石，也丈量着自己青春的硬度。

我们一家五口，被命运抛掷在两片不同的土地上，却仿佛共有着同一颗心脏，跳动着同样急促而坚韧的节奏。破釜沉舟——这是谁也没有说出口的誓言，它太沉重，太重，一旦出口恐怕会压垮此刻勉强维持的平衡。它只存在于母亲深夜捻亮又捻暗的灯盏里，存在于父亲抽烟时拧紧的眉头里，存在于我们计算每一分钱时无声的叹息里。

那种改变贫困面貌的渴望，成了一家人心照不宣的密谋。我们不打电话诉苦，不通信言难，所有的辛苦都被各自默默吞咽、消化，转化成一股哑默的、却从未停歇的力量。我们在心里默默盘算，像最精密的会计师，核算着付出与收获，筹划着下一个微小的进击。

这是一种无声的奔流。固原的黄土与我们脚下银川的柏油路，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连接了起来。两地的努力汇聚成河，尽管水流细小，甚至时常被现实的巨石阻挡，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挣脱出来，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比昨天好那么一点点。

我们不说，但我们都在拼。用沉默，与生活较着一场漫长的劲。

龙门之后

毕业，像一场盛大的典礼之后，猛然被推入刺骨的寒夜。曾经，我们是跃过龙门的鲤鱼，鳞片上还闪烁着知识与憧憬的金光，以为门后是滔天的云海，无垠的天地。

在大学那座象牙塔里，希望是被精心包裹的种子。我们谈论未来，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仿佛世界是一张任由我们挥毫的巨幅宣纸。每一次课堂辩论，每一回挑灯夜读，甚至每一次无忧的漫步，都仿佛是在为那个光辉灿烂的明天铺路。我们深信不疑，跃过这道门，便是脱胎换骨。

然而，社会的现实，却是一堵冰冷坚硬的墙。我们被抛掷出去，像一把散沙，立刻被都市的喧嚣与尘埃吞没。那份精心包裹的憧憬，在第一次求职被拒、第一次薪水入不敷出、第一次为房租焦头烂额时，便被粗粝的现实磨破了口袋，里面的种子尚未发芽，就已散落无踪。

理想，碎了。它不再是蓝图，而是散落一地的七零八落的瓷片，每一片都尖锐地反射出我们此刻的狼狈。梦想，灭了。曾经照亮前路的灯塔，如今成了远处模糊的光点，遥不可及，仿佛只是海市蜃楼。我们完成了理论上的跳跃，实现了那所谓的“跳龙门”，可落地之后，迎接我们的并非祥云瑞彩，而是一地狼藉的鸡毛。

这鸡毛，是挤在合租房里计算水电费的琐碎，是面对父母期盼目光时的无言以对，是西装革履穿梭于写字楼却时刻感到的格格不入，是那纸文凭在生存压力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的讽刺。

我们跳过了龙门，却发现自己仍在水中，只是这水域更为浩瀚，暗流更为湍急，而我们，仍需拼命摆动疲惫的尾鳍，以免沉底。成功的光环迅速褪去，露出生活原本粗糙的质地。那一地鸡毛，就是生活最真实、最赤裸的写照，它告诉我们，跃过龙门并非终点，而仅仅是另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艰辛的游泳的开始。光环会暗淡，但挣扎中生长的力量，却真正渗入了骨骼之中。

白米旧忆

我出生在宁夏固原彭堡，那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却让我魂牵梦绕的小村庄。一九八八年，我正好七岁，记忆中那段岁月总是与一种渴望相连——对一碗纯白米饭的渴望。

那时的彭堡，春天里黄风卷着沙土拍打着土坯房，冬日里炕头上的温度总是不够抵御窗外的严寒。村里人家多是靠天吃饭，庄稼收成好了，日子便能宽裕些；若是遇上旱年，便是紧巴巴地熬着。

白米，在当时的彭堡堪称奢侈品。村里人多是吃黄米、莜面、土豆过活。我家一年到头，最多也只能买上一袋子白米。那袋子米被母亲放在粮缸最里处，用布袋仔细扎好，仿佛是什么稀世珍宝。

我至今记得母亲做饭时的模样。她总是先量出小半碗白米，再配上大半碗黄米，掺和在一起淘洗。水在米中旋转，白米与黄米交织，如同那时我们的生活——少许的盼望与多数的平淡相融。

“掺着吃，既能尝到米香，又经吃。”母亲总是这样说。她的手指因常年劳作而粗糙，但量米时的动作却格外轻柔。那少许的白米在她手中显得格外珍贵，仿佛多撒了一粒都是罪过。

饭熟时的蒸汽裹挟着米香弥漫整个灶房，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我和妹妹们围在灶台旁，眼睛盯着那口大铁锅，看着母亲掀开锅盖，热气扑面而来。黄白相间的米饭在锅中泛着光，我们总能准确地挑出白米多的那一部分盛到自己碗里。

“慢点吃，别噎着。”母亲总是笑着看我们狼吞虎咽，自己却常常只盛黄米多的部分。有时父亲会悄悄把自己的白米拨到我们碗里，说：“爹不爱吃白米，你们正长身体，多吃点。”

那时候，一碗纯纯的大白米饭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味的食物。我曾无数次幻想：要是能尽情地吃上一顿大白米饭，不要掺杂任何黄米，那该多么幸福。甚至在梦中，我也常见到满锅的白米饭，粒粒晶莹，香气扑鼻。

过年是唯一能够相对畅快吃白米的时候。母亲会做一锅相对纯粹的白米饭，配上一年积攒下来的腊肉和白菜。那顿饭，我们总是吃得格外慢，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回味许久，生怕太快结束这份奢侈。

如今，我身在异乡，每天都能吃上白米饭，甚至还要为选择太多而发愁。有时站在超市的米粮区，看着来自东北、泰國、日本的各式大米，我会突然想起母亲那双量米的手，想起那黄白相间的米饭，想起灶房里弥漫的蒸汽与香气。

时代真的变了。从前稀缺的已成寻常，从前寻常的反倒成了回忆。我感谢这个好时代，让我的孩子不再需要为了一碗白米饭而期盼整年。但我也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掺着黄白的米饭里包含的母亲的智慧与爱。

有时我也会做一锅黄白相间的米饭，孩子们总觉得新奇：“妈妈，为什么要把两种米混在一起？”我笑着回答：“这样更香。”他们不会明白，这简单的饭菜里，藏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一段难忘的岁月，和一份永不褪色的亲情。

白米饭依旧香甜，但那份掺杂其中的记忆与情感，却是任何珍馐美味都无法替代的。

【彭堡来的包裹】 360公里。这串冰冷的数字，丈量着从彭堡到银川的距离，却无法丈量一颗母亲心的滚烫与牵挂。

晨光熹微时，顺路的老乡丑嘎的三轮车突突声在小区门口熄了火。他咧着嘴笑，从车厢里抱出那个用化肥袋改装的包裹，针脚密得像是要把所有的牵挂都缝进里面。"聂婶子天没亮就站在村口等哩，"他说，"非要我看着你们当场拆开。"

袋口解开的那一刻，黄土高原的风沙气息扑面而来。圆润饱满的鹅蛋个个用谷糠仔细裹着，像襁褓里的婴孩；带着露水的豆角整齐捆成小把，顶端还留着淡紫色的豆花；土鸡蛋则安静地卧在麦秸编织的巢穴里，壳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土。最底下是用油纸包了三层的胡麻油饼，金黄的饼身上还留着母亲指纹压出的涟漪。

这些哪里是食物？分明是母亲从时光里偷渡来的珍宝。

此刻，千里之外的彭堡小院里，聂彩琴应该正提着食桶走向鸡舍。晨光在她花白的发丝上镀金，那双开裂的手撒出金黄的玉米粒，惊起一片扑棱棱的欢腾。她总要蹲下来摸摸最新鲜的鹅蛋，还带着母鸡体温的，便小心地揩净了，对着太阳照一照，仿佛能照见儿女吃下去时满足的笑脸。

菜畦里的豆角是她用棉籽饼喂大的，拒绝化肥农药，就像拒绝这个时代太快太急的节奏。她总说："城里菜没菜味，人没人情味。"于是便把彭堡的日月精华都种进这一方小小的土地，晨起担井水浇灌，黄昏提着煤油灯捉虫。豆架搭得比人还高，她踮脚采摘时，脊背弯成一座小小的拱桥。

灶膛的火终年不熄。蒸馍的铁锅冒着白汽，炕桌上的油辣子罐擦得锃亮，腌酸菜的瓮在墙角沉默地发酵。所有这些，都成了她对抗距离的武器——既然留不住儿女远行的脚步，就把彭堡的味道装进行囊，让故乡在味蕾上生根。

老乡临走时突然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个矿泉水瓶，瓶身被捏得变了形。"聂婶子非让带上这个，说是你最爱吃的麦麸醋，自家酿的。"阳光下，浑浊的液体里悬浮着金色的麸皮，像是封存了一整个夏天的麦浪。

她总是这样。把自己活成一座倔强的堡垒，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着即将失传的农耕文明。洗衣机轰隆作响的时代，她依然在河滩捶打衣物；燃气灶普及的今天，她固执地守着柴火灶；当全世界的母亲都在学习得体退出，她却用最笨拙的方式强行介入儿女的生活——通过食物，通过这穿越山河的投喂。

而我们都明白，这沉甸甸的包裹里，装的何止是食物？是井水的清甜，是黄土的厚重，是鸡鸣犬吠的热闹，是一个母亲所能给予的全部温度。她舍不得吃的哪里是鹅蛋豆角，分明是那份"被需要"的幸福感。

夜深了，煮熟的鹅蛋在瓷碗里泛着青玉般的光泽。咬下去的瞬间，黄土高原的风吹过舌尖，彭堡的月色落进胃里，母亲佝偻的身影忽然清晰得触手可及。

360公里外，那个"最犟"的母亲或许正站在院门口张望。她看不见城市的霓虹，却能想象儿女咀嚼她亲手种植的食物时，那瞬间缩短的千里时空。

这份爱从来不说出口，却总在每一个恰当的时刻，准时敲响游子的门扉。

银川旧影

回想起来，2006年初到银川时，这座城市已经显露出它特殊的风韵，可惜我当时竟未曾留意。

那时的银川，街道宽阔，两旁也有垂柳，春日里应当已经抽了嫩芽。柳条在塞上的风中摇曳，与江南的柔美不同，带着几分北地的苍劲。我却只顾低头行走，眼里只有求职路上的灰尘，没有抬头看过那柳枝如何在天穹下勾勒出倔强的线条。

银川的天空格外高远，蓝得澄澈，云朵白得耀眼。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心里盘算着明日的饭钱，后日的房租，竟从未驻足仰望过那片天空。如今回想，那天空下，我不过是一粒微尘，却自以为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城中多有水泊，当地人称之为“湖”。湖岸边芦苇丛生，垂柳依依，傍晚时分常有飞鸟掠过水面，激起圈圈涟漪。我曾在那些湖边走过无数次，却从未留心观察过水纹如何扩散，如何消失，如何再次被新的飞鸟激起。我的心思全被“糊口”二字占满，再无余暇容纳美景。

西夏王陵静默在城郊，贺兰山巍峨在天边。它们已经在那里矗立了千百年，见证过无数如我一般的过客匆匆来去。我那时却只觉得陵墓不过是土堆，山脉不过是障碍，全然不识其中蕴藏的历史厚重与自然壮美。

街边小摊飘香的手抓羊肉，老城区传来的回族民歌，夜市上闪烁的彩灯……这些本应成为记忆中绚烂的色彩，却被我当时的焦虑蒙上了一层灰霾。

如今回想，那些被我忽略的，正是生活本身；而那些我紧紧抓住的，不过是生活的影子。人总是这样，为了一口饭食，错过了无数盛宴；为了一处栖身，错过了整个天空。

银川的魅力从未减损，损的是我当时那双看不见美的眼睛。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低头赶路，却忘了抬头看天。而天地间的美景，从不因我们的忽视而失色，它们静静存在，等待有一天我们终于懂得欣赏。

跌撞行路记

我的行路，始于宁夏固原彭堡小学那盏煤油灯下。一九八九年，光晕昏黄，只能照亮课本巴掌大的地方，圈外是西北深沉的夜。我蜷在那光中，像一只趋光的虫。那时不知何为跌撞，只觉世界安稳如书桌，直到某夜狂风撞开教室木门，煤油灯应声而灭。黑暗瞬间吞没一切，我坐在原地，第一次感到人生的路，原不是总能被灯照亮的。

一九九五年，入彭堡中学。所谓跌撞，具象为冬日清晨那双永远潮湿的布棉鞋。家与学校之间那条土路，被我趟出了深浅。最深的一处，藏着一个趔趄的记忆——我怀揣刚发的成绩单，想飞奔回家，却在那个熟悉的坑前失了足。人扑倒在地，纸张飞散，泥水迅速洇开，模糊了墨迹。我没有立刻爬起，脸贴着冰冷泥泞，第一次品出“跌”的滋味：是汗水的咸涩混着泥土的腥膻，是热望被现实猛然浇熄的刺啦一声。

二零零零年，固原回民中学。青春的迷惘是更内在的跌撞。我在阿拉伯语诵经声与数理公式的平行轨道间摇摆不定，身份认同像一件总也不合身的衣衫。那个黄昏，我立于礼拜殿外，听着门内悠远的吟诵，却迟迟迈不进那道门槛。我的磕绊，不在脚下，而在心里。那是一种无声的摔倒，无人看见，却震耳欲聋。

二零零三年，火车一声长鸣，将我拽出宁夏，抛向山西的风沙里。在大同大学的三年，我学会在口音与饮食的差异中安放自己。最大的磕绊，是孤独。我常在黄昏给家里写信，说一切皆好，煤都的天很蓝。笔尖停顿的间隙，巨大的陌生感便袭来，将我撞得心神恍惚。那是一种悬空的跌撞，无所依凭。

零六年，步入社会。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的烈日，将书本上的公式晒得卷了边。我在工地上，用体温丈量混凝土的凝固热，第一次懂得理论与实践之间，隔着一道多么深的堑沟。次年跳槽至蓝宇实业，而后是二冶、宁通电力，像一枚被无形之手拨弄的棋子，在宁夏与内蒙间来回迁徙。每一次履历表上新添一行，背后都是一次艰难的腾挪，一次对未知的撞击。我在应酬的酒桌上学会干杯，在简陋的工棚里计算工期，在领导的训斥中低头称是。那时的跌撞，是西装革履下一次次淤青的膝盖，是深夜独处时一声声沉闷的叹息。

二零一一年，与人合伙创立元昊电力。真正的颠簸始于此刻。曾经的磕绊是石子硌脚，而今却是整段路的塌陷。我们挤在租来的小办公室，计算着小数点后两位的利润，应付着难缠的甲方，在酒桌上赔笑，在银行门口徘徊。最难时，发完工资，账上只剩五十七块三毛。那个除夕夜，送走最后一位催款的供应商，我瘫在冰冷的办公椅上，窗外烟花绚烂，而我连打车回家的钱都需斟酌。创业的跌撞，是把你过去所有摔倒的姿势，在你筋疲力尽时，让你从头至尾再重复一遍，并且告诉你，这才是生活。

而今，站在二零二五的门槛回望，从彭堡小学的煤油灯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室，三十六年路途在脑中一闪而过。我才愕然惊觉，这一路的“跌撞”，并非人生不幸的注脚，它本身就是路。

所有深洼积水处，都倒映过星辰；所有将我绊倒的顽石，后来都成了磨平我棱角的砺器。那些夜归的踉跄、酒后的蹒跚、压力下的匍匐，并非不光彩的疤痕，而是我用身体刻录下的、独属于我的生命轨迹。

原来人不是学会走路之后才去远行的。我们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与爬起中，才真正学会了如何行走于这人世间。灯会灭，路常暗，唯跌撞之声，是我们存在的不绝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