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的玉米香

扬帆远航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就读于大队附中。那时我们晚上住校，只有中午和傍晚放学时，才能踩着黄土路匆匆回家吃饭，再急忙赶回学校。晚自习后虽有点心时间，但所谓夜宵，不过是清汤寡水里浮着几片菜叶，碗里素多荤少，肚里时常咕噜作响。饥饿，成了我们这群正长身体的半大孩子最忠实的陪伴。

那时的饥饿不同于今日，是真真切切从胃里升腾起来的空荡。清晨的那碗稀饭，往往撑不过第二堂课，便在腹中化作乌有。每至课间，我们总是相视苦笑，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绿光来，对食物的渴望成了每日最真切的感受。

春玉米成熟的季节，是村子里最迷人的时光。空气中飘散着清甜的香气，每每放学路过生产队的玉米地，我们的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慢下来。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翠绿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向我们招手。那裹在层层绿衣下的玉米，该是何等的美味? 我们私下里不知咽了多少回口水。

记得那日放学尤晚，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路过玉米地时，那香气格外浓郁。阿军先开了口:“听说嫩玉米生吃也是甜的。”他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只饿兽的笼门。我接口道:“我娘去年煮过一次，蘸点盐巴，那才叫香呢。”

四下望去，不见人影。我们互相使了个眼色，便钻进了玉米地。玉米叶子刮在脸上，有些刺痛，但我们顾不得这许多。我颤着手掰下两包玉米，那“咔嚓”声在寂静的傍晚显得格外响亮。阿军也掰了两包。我们将玉米塞进书包，心跳如擂鼓，既害怕又兴奋。

刚要钻出玉米地，却听见一声咳嗽。能哥站在地头，手里拿着锄头，显然是刚干完活。我们二人顿时僵在原地，书包里的玉米仿佛有千斤重。“小鬼头，做什么呢?”能哥的声音不高，却让我们打了个寒颤。

事情很快报到了队长那里。我们垂着头站在队部门口，等待着未知的惩罚。队长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那四包尚未成熟的玉米，叹了口气:“明晚开社员大会，你们也来。”

那晚的社员大会，煤油灯将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动着，放大着。队长点名批评了我们，说我们破坏了集体财产。我们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进一步的处罚。队长说:“年纪小，饿得慌，情有可原。但集体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动。”

后来才知，队里之所以宽恕我们，一是因为我们确实还小，不过十二三岁;二是因为我们掰的数量极少，仅两包玉米而已;最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人理解饥饿，理解孩子面对食物诱惑时的脆弱。

此事过后，竟成了全村人的谈资。大人们茶余饭后总会提起:“听说某某家的孩子掰玉米被逮了?”而后便是一阵笑声。这笑声里没有多少责备，反而多了几分理解与宽容。有时遇到能哥，他还会打趣道:“今天的玉米熟了，甜得很，可别再偷掰了。”我们便红着脸跑开。

许多年过去了，我吃过无数玉米，蒸的、煮的、烤的，加糖的、抹黄油的，却再也没有尝过那样令人难忘的滋味。那不是舌尖上的味道，而是一个时代的滋味，是饥饿与纯真交织的滋味。如今想来，那时的我们固然有错，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却以一种宽厚的方式包容了孩子们的过错。他们明白，在巨大的饥饿面前，道德有时会显得如此脆弱。而那种既给予批评又给予宽容的方式，反而让我们从此记住了:集体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动。

如今，那片玉米地仍在。每当我回乡，总会特意从地边走过。能哥已经作古，队长也垂垂老矣。曾两任村主任的阿军已因病去世五年，如今只剩我一人站在地头，望着这片曾经滋养我们又让我们犯错的土地。风过处，玉米叶依然沙沙作响，仿佛还在诉说着那个遥远的下午，两个饥饿的少年，和他们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玉米的余香，飘散在记忆的风中，永远那么清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