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女（三十一）卸下重担 好事连连

陂塘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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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昨日重现

　　转眼到了1978年。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提出了“科学的春天”这一温暖概念，更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强调“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些论述为科技界拨乱反正筑牢了理论根基。

从那时起，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学校的各项工作也逐步步入正轨。那年暑假前，我结束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紧接着便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78级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三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

　　9月，新学期伊始，教研室的第一次例会如期而至。按惯例，这类会议总离不开主任落实教学任务、抽查备课笔记，或是踩点新教室核对课表、检查设备——桩桩件件都是熟稔的日常。

可这次刚落座，主任却笑着指了指桌子上一摞的文件袋说：“今天先不说教学，给大家带来个盼了多年的好消息——我国从1963年停了15年的职称晋升，现在恢复审批了！”她话音刚落，一片哗言，大家兴奋得跳跃起来。随后，主任给每人递过一个文件袋说: “里面是申请表和要求，后天下班前填好交给我。”

“职称晋升恢复”的消息，像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湖面，瞬间在教师堆里漾开了圈。多少人这些年攥着教案熬，不就盼着这一天？职称能往上走一步，工资跟着涨，家里的日子也能松快些。

我拆开文件袋一看，刚热起来的心“唰”地就凉了半截，像被泼了盆秋夜的凉水。申请表后附着的通知写得明明白白：助教晋升讲师的名额，只占符合基本条件人员的68%；且本次优先考虑1959到1961年毕业来校的教师，1962、1963年毕业的可根据情况破格晋升。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摩挲着通知边角，心里慢慢沉了底。我当助教虽然15年，可教研室里有的老师最长的已经18年了。1962、1963年毕业的同事还有五、六位，我年龄最小，这“破格”的好事，怎么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这么一想，反倒松快了。没了盼头，也就没了纠结，索性把申请表往抽屉里一放，心思全扎回了教学工作，把晋升的事儿抛在脑后。

谁知有一天下课回到教研室，只见一些同事扎堆围在一起在看什么。突然听见曹老师说:“你们看，有小徐。”我懵了，“什么有小徐？”教研室里就我一个人姓徐。我正在疑惑不解时就听见:

“小徐，你快来看，有你。”曹老师兴奋地把一张校报铺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你被破格晋升讲师了。”曹老师补充道。

“不会吧？”我迟疑地看着曹老师手指的地方，竟然是真瞧见了自己的名字。我愣了半晌，揉了揉眼睛再看——没错，就是我的名字。其他人也都围上来，大家互相祝贺。也有没入围的老师抹着眼泪离开了。

我很不落忍，有的比我早毕业两、三年的没有入围，很为他们遗憾。我思来想去还是去找了教研室主任。

“主任，我心很不踏实，我被破格是真的吗？”我小心地问。

“当然是真的。你实至名归。这些年来，你辛苦了，你的上课学时是全教研室最多的。在上不上课都拿一样工资时，许多人都选择了不上，只有你一直坚持上课。你的课时竟然超过别人的几倍，甚至还跨系、跨年级、跨教材上课。你说，不给你破格给谁破格呀？”主任笑着说。

“可我没申请呀。”我说。

“教研室和党支部研究代你申请了。”主任说。

我受宠若惊，我拿着那张被我揉皱的没有填写的申请表感动不已，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似乎多年的委屈都释怀了。忽然觉得，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有些东西比职称更沉——那些埋在日常里的踏实，原来早被人看在了眼里。

　　一晃又是一年。1979年末，老天似是攒足了劲，连下几日大雪，放眼望去，天地间尽是白皑皑一片，连屋檐下的冰棱都冻得格外结实。年末最后一天，我有一上午两班四节课。第一节课刚上到一刻钟，教室门突然被轻轻敲响。我拉开门，刘老师一把攥住我胳膊，声音里带着颤抖：“大叔回来了。”

“谁？谁回来了？”

“大叔，你爸。”听到“你爸”两个字，我懵住了，脑子像被雪团砸中，嗡嗡作响。半天才反应过来。是16年未见的父亲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我攥着粉笔的手都在抖，定了定神才哑着嗓子说：“我正上课，麻烦你先照看下，下课我就过去。”

转身回到讲台时，黑板上的字怎么也看不清。后半节课像在云里走，学生们的提问、翻书的声响都隔着一层雾，直到下课铃响，我才如梦初醒，几乎是踉跄着冲向走廊另一头的教研室。

推开门的瞬间，我喉咙一紧。那个坐在长椅上的人，是我心心念念的父亲吗？记忆里那位英俊潇洒的爸爸哪去了？眼前的他瘦骨嶙峋，背微微驼着，脸上爬满了细密的皱纹，连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也蒙着一层化不开的黯淡。他戴一顶崭新的狗皮帽子，身上是深蓝色的棉裤棉袄——没套外罩，裤脚用布带紧紧扎着，脚下是双簇新的棉胶鞋，看得出是特意换的，却更衬得他身形单薄。若在街上遇见，我怕是真要擦肩而过，认不出来了。

“爸……”我刚叫出一个字，眼泪就涌了上来。课间只有十分钟，我慌忙抹掉泪水，把家门钥匙塞给刘老师：“麻烦您送我爸回去，我下节课结束就赶回来。”说完又匆匆转身跑回教室。

我爸爸1959年因所谓“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罪名被捕，最初被判死缓，后改判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国家特赦政治犯时他才得以特赦，最终结论是“无罪”。

从40岁到60岁，人生最好的20年，他都在冤狱中度过的。几番死里逃生，终于等到了回归的这天。我是他唯一的独生女，他32岁时我妈妈就离世了，为了我，没有再婚。根据当时的特赦规定，爸爸自然是要回到我身边来的。他在狱中20多年，我有16年没敢去看他——那时总怕这“罪名”连累婆家，怕吓着孩子，更怕亲属们因此受牵连。好在我先生从无芥蒂，坦然接纳了他。

爸爸终于洗清了冤屈，我也像松了绑。压在心头20多年的大石头轰然落地，连呼吸都觉得轻快了。

　　爸爸回来了，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日子如往常一般缓缓流淌。然而，心灵深处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隐痛，时不时地隐隐发作。每当回想起曾经遭受的委屈，看到那些曾经整蛊过我的人，心里就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不适。这种情绪在心底不断蔓延，让我愈发渴望离开这个地方。

没想到，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1980年暑假前夕，一个寻常的上午，我结束了一上午的授课，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途中，我看到三位其他系的老师正朝着办公楼的方向走去。

“刚下课呀？”其中一人主动和我打招呼。

“是啊，都到饭点了，你们这是去哪儿呢？”我回应道。

“听说北京那边来学校招人，我们打算去看看。”他们的话，瞬间让我精神一振。

“真的吗？我也去凑个热闹。” 我毫不犹豫地跟上了他们的步伐。走进学校人事处的接待室，只见两位负责人正在与一位教授“马列主义”课程的老师交谈，还有两位老师在一旁排队等候。我自觉地站到了队伍的末尾。时间过得很快，大约一刻钟后，前面的老师陆续谈完，轮到我了。我镇定地做了自我介绍，说明自己是39岁有17年教龄的英语讲师，丈夫同样是英语讲师，41岁。我刚想提及孩子的情况，他们便兴奋地打断了我，递给我两张表格，让我拿回去填写，下午再送回。一同前来的老师在旁边看着，满脸惊讶，其中一位忍不住问：“领导，怎么没给我们表格呢？”负责人只是微笑，并未作答。下午我交表时，也忍不住问了同样的问题：“老师，为什么没给他们表格呀？”

“您是我们急需的人才，现在英语教师极度匮乏，英语讲师更是稀缺。而且，您和您先生都是教师，不存在家属安置问题，办理进京手续相对容易。您回去等候通知吧。”负责人耐心解释道。

暑假过后，我们就收到了借调函。但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我和先生经过慎重商量，最终还是拒绝了。在当时，进京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去北京出差，连买票都需要市里开具的介绍信，更何况是全家迁往北京，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担心，一旦借调过去，将来户口无法解决，再想回来可就难了。

没想到，调令来得如此快。1981年1月3号，即填表整半年就接到调令，连孩子的学校都安置好了。只是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孩子，我父亲的户口暂时不能进京，得等我提高级职称时再调进来。

我们调进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教研室乃至整个校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各种猜测和传言甚嚣尘上，多半人认为我们一定是在文革时期傍上了中央的大干部，才得以调进北京。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一切并非偶然。如果我没有从俄语转英语，如果我没有破格晋升为讲师，如果我的父亲没有被特赦，我又怎么可能没送一瓶酒、一包烟就获得这次作为骨干教师调进首都的机会呢？这正应了那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老话。

40天后，带着无比的骄傲和不舍，离开了我工作18年，充满许多快乐和委屈的地方，我们全家搬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开始了我生命中40岁以后另一航程。

后 记

来到北京后，行李还没解开就开始上课了。一年后，我老公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两年后，大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比姐姐小13岁的小女儿也上了小学。我和老公都晋升为副教授，随之我父亲的户口也迁到北京。那时45岁的我完全卸下重担，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安稳生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