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智慧传承与时代新诠

衔霜素影

　　当《汉武大帝》的镜头掠过长安街衢，霍去病的铁骑扬起漫天尘土，董仲舒在朝堂上那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奏对，恰似一道思想的曙光穿透了汉初的意识形态迷雾。若说《汉武大帝》展现了一个帝国在法家的雷霆与儒家的温润间寻找平衡的艰难，那么构想中的《董仲舒》，或许会将镜头聚焦于这位思想家案头的《春秋繁露》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理智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便是汉代治国理念的重要凝练，至今仍具镜鉴意义。正如有源书院第213次活动以“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主题，让我们通过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李姝睿教授在旁征博引的阐述中，让我们熟知到董仲舒的宇宙观、政治哲学，以及伦理思想。

　　首先，李老师以汉朝历史根基作为引申，为我们先温故知新历史时代背景的风云更迭。西汉初年，思想界仍回荡着战国百家争鸣的余响，不同思想流派各有其坚守与张力——法家：承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余绪，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峻刻的秩序构建逻辑，虽能强效整饬乱世，却因失却人文温度而难以为继；纵横家：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辩才谋略，虽在邦交斡旋中曾显锋芒，却多为权宜之计，缺乏支撑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价值；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探索宇宙规律，墨家的“兼爱非攻”倡导平等互助，道家的“无为而治”追求与自然共生。分解百家学说，虽各有灼见，却如散珠碎玉，从未形成凝聚天下人心的思想合力。

而儒家自孔孟以来，早已奠定“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核心底色。孔子以“礼”序伦常，以“仁”润人心，如《论语》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构建人际和谐的基石；孟子以“义”明底线，高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来挺立士人精神脊梁。由此，董仲舒深谙，单纯的“统一”是疆域与政权的外在聚合，而“大一统”则需要思想与价值的内在凝聚。他立足孔孟之道，“承蔽通变”，于《春秋繁露》中吸收百家精华——取法家之“序”以立制度，融阴阳家之“天人关联”以释天道，最终淬炼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内核。

　　然后，李老师以“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集结“大一统”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说”为我们阐释汉武帝时期儒学所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由于秦法严苛引起天下大乱以及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汉朝初年统治者在思想上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作为统治思想，实行不干预的放任经济政策。这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从而鼓励了权贵、地方豪强对百姓的土地兼并，这种态势到武帝时已日益严重起来。从而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改变无为政策、积极振作的呼声。紧接着，儒学重视民生、主张加强政府的权力、加大干预社会的思想便迎合了当时的国内局势。

其次，在对外方面，朝廷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的战争实力，没有必要再向汉初那样对匈奴采取守势，汉武帝时代君臣试图凭借雄厚的国力将匈奴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而《公羊传》提倡的“尊王攘夷”也颇合当时的外部局势。所以，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则促使当时朝廷抛弃消极无为的“黄老之学”，以此支持主张有所作为的儒学之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影视剧《董仲舒》和《汉武大帝》，这两部剧从当时的思想环境说起。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可是百家争鸣，法家讲严刑峻法，追求以法治国；纵横家则靠着口才和谋略，在各国之间周旋，为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有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大家都各执一词。而儒家孔孟之道则一直都是以倡导“仁”“义”“礼” ，讲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到了西汉，董仲舒生活在这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他就多元化琢磨着怎么把这些思想整合一下，给社会找个统一的思想根基。

所以，董仲舒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是他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这本书里，他系统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这可不是简单地说人和天凑一块就叫合一。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就像人一样 ，而且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天，天也会通过自然现象来警示或者庇佑人类。这种思想其实在古代很多经典里都能找到影子。比如《易经》就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里面就蕴含着天地和人的互动关系。还有《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也指出了人要顺应自然规律，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不只如此，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背后还有重要的政治考量。他主张“大一统”论，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汉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会需要稳定，中央集权需要加强。在他看来，思想上的统一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才能让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才会和谐。这和统一不一样，统一更多侧重于领土、政权等方面的合并；而大一统强调的则是另一种全方位的整合，包括思想、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领土和政治上的统一；而董仲舒倡导的大一统，主要是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实现统一，让全国人民都认同儒家的价值观。

　　这就像电视剧《董仲舒》勾勒出这位汉代大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求索身影，《汉武大帝》则是铺展了西汉初年思想激荡、天下归心的壮阔画卷——当我们再以法家的峻法、纵横家的权变、百家的纷纭为纵坐标，以儒家孔孟之道的仁政、民本为横坐标，再来辩证的看待这一思想坐标，我们是否能清晰的看懂董仲舒以《春秋繁露》为载体，熔铸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呢？

为此，本期有源书院第213次活动中，当我们通过李老师给予这一思想，不仅为我们解答了汉武帝时期“思想何从、天下何归”的时代之问，更是在千年之后，为我们辨析了“统一”与“大一统”的本质差异、践行现代治理提供了深邃的传统智慧。

　　记得初看《汉武大帝》时，刘彻与董仲舒的第一次对谈堪称经典。年轻的帝王眼中闪烁着法家式的雄才大略，渴望以“内法外儒”的手腕铸就不朽功业；而董仲舒则以“道之大原出于天”的从容回应，将帝王的雄心引向“天人感应”的宏大框架之中。如今，再结合《春秋繁露·玉杯》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论述——董仲舒没有直白否定帝王的权力欲望，而是以“天”为阶梯，既满足了汉武帝对权威合法性的需求，又悄然为君权划定了边界，我就想: 倘若《董仲舒》有机会再次搬上荧屏，定会浓墨重彩地描绘他撰写《同类相动》篇时的沉思。

这也正如李老师所言: 董仲舒既继承也发展了《吕氏春秋》关于“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自然感应思想，明确提出了“物以类动”的论点。纵横家的“变”与法家的“刚”，正如四季更迭中的寒暑，而儒家的“仁”则恰似万物生长的根本，唯有将二者纳入“天人”的大系统，才能避免“过刚则折”的困局。于是董仲舒写下“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以阴阳相生阐释刚柔相济的道理，这何尝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刚性与人文温度平衡”的古老预言？

　　所以，从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方方面面。比如“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我们现在提倡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这不就是在顺应自然规律吗？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像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多等问题，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示。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和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人与自然相互感应的观念是一致的。

从历史维度看，“天人合一”思想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推动中央集权的思想统一，促成了“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治世转化。其背后蕴含的“为政以德”“顺应民心”的内核，正是“知兴替”的关键——历史反复证明，凡背离天道（实则为客观规律与民生需求）的统治，终将被时代抛弃；而顺应规律、以民为本的治理，方能实现长治久安。

所以，无论时代如何衍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法家的“势”、纵横家的“变”与孔孟的“仁”之间，始终都织就着一张“天人合一”的思想经纬网。而这种在矛盾中求和谐的智慧，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滋养——在法家与纵横家构筑的纵坐标上，我们看到的是“力”与“术”的极致。韩非子“因势利导”的权谋，张仪“一舌可抵百万师”的辩才，都在诉说着对现实利益的精准计算。

　　而孔孟之道铺就的横坐标，则满是“仁”与“礼”的温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恩，为冰冷的利益博弈注入了人文关怀。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恰似在这纵横交错处架起了一座桥梁，让看似对立的思想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实现了奇妙的和解。

《春秋繁露》有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处的“道”，正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核心价值——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当代的“中国之治”，变的是时代语境与治理形式，不变的是“以民为本”的初心、“和谐共生”的追求、“凝心聚力”的智慧。

　　最后，也让我们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会讲活动，让我们通过作为儒家思想转型的分水岭——董仲舒“天”的哲学肯定“大一统”的专制政体，让我们既沿着历史脉络追寻“大一统”和“大统一”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也让我们聆听教诲，汲取人文给养，真正感受属于现代社会的“人生于天，取化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