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上博东馆之中国古代雕塑馆

龙王

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东馆（简称“上博东馆”）定位为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着眼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十三五”时期上海市重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952号，东临丁香路，西至杨高南路，北抵世纪大道，南接保利商业中心，与上海科技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东方艺术中心等文化设施形成文化集聚效应。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32万平方米，地上建筑六层、地下建筑两层；陈列展示区总面积约3.36万平方米，共设20个展厅和互动体验空间，包含文物类常设展13个、互动体验空间4个、特展厅3个。2015年12月25日，上海市发改委批准项目立项。2016年2月，正式启动国际方案征集和设计方案招标。2017年3月，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方案中标。2017年9月27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020年12月31日，主体钢结构正式封顶。2023年4月14日，进入内部精装阶段。2024年2月2日，“青铜展厅”试开放；3月16日起，中国古代雕塑馆将面向公众试开放；5月21日起，暂时闭馆；6月26日，重新向公众开放，新增10个展厅；11月，实现全面建成开放；11月13日，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将正式向公众开放。12月3日，正式全面开放。上海博物馆东馆设计理念来自于WINDOW，即“上海之窗口”的概念。建筑空间分为陈列展示区、公共服务区和配套功能区；独立的安保系统、环境控制系统和流线系统；每个楼层都规划有观众休憩区以及购物或餐饮区。 “中国古代雕塑”雕塑馆入口 前言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雕塑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白石供养菩萨像，唐（公元616～907年）这尊菩萨像是主尊佛像和众简待组像中的一件，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此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以大理石的细腻材质，充分展示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是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先秦时期青铜雕塑的三大种类：一、作为青铜器局部装饰的雕塑，以浮雕为主，对青铜器表面进行装饰；二、拟形青铜器，将整个青铜器塑造成动物或人物造型，包括饰件、器座和容器等；三、独立青铜雕塑，脱离具体器物形式，不以实用为目的、用于祭祀的青铜雕塑，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青铜壶具、青钢神树等。 左：兽面纹青铜车轴饰，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初～前11世纪下半叶）右：青铜鸮卣，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双兔纹青铜车轴，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771年） 左：龙纹青铜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771年）中：兽面纹青铜軏饰，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初～前11世纪下半叶）右：人虎纹青铜辖，西周中晚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771年） 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先秦时期，将人物、动物造型与器物结合的工艺雕塑非常盛行。这类人形器座，双手中空合抱于胸前，中空处原来安装有插件。器座和插件分开铸造再加以铆接，便于拆装、搬运，体现了古人的巧思。左：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中：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右：人形青铜器座，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 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就像这个时代，一派朝气勃发、强悍勇健的少年气象。秦汉雕塑在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厚重的体量、粗粝不加修饰的雕刻与雕镂错嵌、瑰丽夸张的造型并存，表现出允文允武、君子如珩的美感。 陶拥箕女俑，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陶抚琴俑，东汉（公元25～220年） 陶狗，东汉（公元25～220年），黎德先生捐赠这件红陶质地的陶狗，出自川渝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陶狗脖颈部位留有合范痕迹，应是先翻模做出部件，再粘结在一起，然后进行局部修饰与捏塑。 羊首纹画像石，东汉（公元25～220年）画像石居中高浮雕双角卷曲的羊头。羊通祥，取吉祥之意。羊头两侧雕刻相向的对鸟。对鸟左侧刻一引颈俯首的龙，右侧刻一羽人戏弄有翼兽。外围三层边框内刻垂帐纹、菱格纹、水波纹。此画像石源自山东济南或周边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为墓门上的门楣。 拜谒、庖厨、骑从画像石，东汉（公元25～220年），山东省博物馆调拨画像石分为三层。第一层画面上方八位宾客跽坐，面向左侧拜谒墓主人。第二层为庖厨图，左侧下方一人在灶台烧火，灶台上方悬挂烟熏的禽、肉，中间两人处理食材，右侧一人井中取水，上方一鹅、一犬回首而视。第三层为四人骑马出行图。 西王母、百戏、胡人车骑画像石，东汉（公元25～220年），山东省博物馆调拨画像石顶部中央为西王母，两侧众侍者环绕，下方有九尾狐、三青鸟、玉蟾等与西王母有关的神兽。中间一层左侧为击建鼓、跳丸等百戏表演，右侧为五位骑马的戴尖角帽胡人。最下层为四辆軿车向左驶去。 西王母、六博、百戏画像石，东汉（公元25～220年），山东省博物馆调拨画像石顶部中央为西王母，两侧侍者手持使面、跪坐面向西王母，下方两人正在玩六博游戏，手臂高举动作激烈，表明游戏的精彩和两人的投入。画面下方中央树立建鼓，两侧各有鼓手持槌击鼓。一人于建鼓顶上长袖起舞。周围环绕跪坐的宾客。 七牛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这是件滇文化青铜器。此类器物出土时多装有贝壳，故得名贮贝器。器身以双虎为把手，器顶圆雕七牛。仿佛两虎将牛群围困于器顶，将虎与牛对峙的紧张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雕塑搏斗的动物，系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虎形鎏金铜镇，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摇钱树枝铜饰件 摇钱树是东汉墓葬中的一种陪葬品，多出土于川渝地区，具有祈求富贵与成仙等多重含义。树顶有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她被认为是掌管人升天成仙的神仙，住在世界最西方的昆仑山上。有意思的是，在下方的树干上有一尊受贵霜王朝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佛像，表明受到了丝路交流的影响。当时人认为，佛与西王母均为来自西方的神仙。 左：龙氏画像铜镜，东汉（公元25～220年）镜背内区高浮雕纹饰以凸起的四枚为界，上为西王母及二侍者，下为东王公及二侍者，左青龙、右白虎。内区外围铭文一周，共三十字："龙氏作竟（镜）自有道，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刻治分守悉皆在，大吉。"东汉铜镜铭文多出现姓氏，表明当时私人铸镜已很普遍。 右：神人龙虎画像铜镜，东汉（公元25～220年）镜背主纹作高浮雕，下为东王公，旁有方案和提梁壶，左侧有"东王公"三字，右侧两羽人相侍；上为西王母，左有"西王母"三字，旁一羽人，右有玉女，并有"玉女侍"三字；左边青龙，右边白虎。此镜铸造精致，神人面部线条清晰，龙虎鳞片毛发纤毫可辨。 彩绘漆木镇墓兽，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湖北省荆州刘家台25号墓出土镇墓兽由木质基座、兽体和一对鹿角组成。兽眼凸起，眉作卷云状，张口露齿，伸出长舌，颈项弯曲，通体髹饰黑漆，并用红漆描绘云气纹、几何纹等。此镇墓兽展现了楚文化瑰丽、奇幻的特色。 彩绘木俑，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此类木俑出自战国楚地墓葬，形体扁平，大略雕出轮廓，彩绘五官、服饰等细节，抽象、简洁、具有设计感。木俑的制作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代替活人在地下世界继续侍奉墓葬主人，写实性在这里被忽略了。 彩绘木俑，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1、兽首形骨饰件，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2、兽面纹骨簪，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3、鸟形骨簪，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4、鸟形骨簪，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5、雷纹骨饰件，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6、玉鸟，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7、玉虎，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8、玉牛，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9、鱼形骨刀，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10、兽面纹骨饰件，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11、兽面纹骨觿，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兽面纹骨栖，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陈梦家，赵萝蕤1965年捐赠栖也称匕，是用于取饭进食的匙。这件骨栖，双面满地雕刻兽面纹和蝉纹，采用了线刻和浅浮雕手法，纹饰风格与同时期青铜器接近，展现了庄重之关。 青铜蟠龙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这是一件建鼓的鼓座，中间是用于插入鼓柱的中空圆筒。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圆雕的龙首昂起，嘴衔圆筒口沿。建鼓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鼓腔、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战场上的战鼓。 交流互鉴——魏晋、南北朝雕塑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在中国雕塑史上是两汉向南北朝的过渡时期。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各政权的国都周边出现了众多拥有精美佛教雕塑的石窟寺。与石窟寺造像多为高浮雕不同，这一时期也制作了大量圆雕作品及铸铜佛教造像。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多次沿丝绸之路各线对我国佛教雕塑产生影响。该时期还出现了近似士大夫着装的"褒衣博带"式佛像。陵墓石刻与工艺雕塑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多与外来文化产生互动。交流与融合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特征。 魏晋雕塑 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天下动荡丧乱，当时的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这新旧文化制度打破与重建的过程中摸索发展。 左：瓷持帚胡人俑，西晋（公元265～316年）戴尖角帽的胡人形象源自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这种形象在我国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文物上多有出现。两汉魏晋时期，此类形象既有表现与求仙西方相关的题材，也有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胡人仆役，这件瓷俑属于后者。 右：青瓷胡人俑，西晋（公元265～316年）魏晋时期的雕塑表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南方地区两晋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多堆塑或贴塑佛像、胡人和狮子等题材，是西域特别是贵霜文化对东汉影响的延续。文献记载，随着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与崇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造像的雕塑已形成一定规模。我国现存早期佛教造像多为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像，其造型受到了中亚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魏晋少数民族玺印的各种动物印钮塑造得简约而富有生气，体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制度、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的交流。 石菩萨头像，贵霜王朝（公元1～4世纪）公元一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北部中心犍陀罗出现了受希腊化影响的佛教雕塑，在其南部中心马图拉出现了受印度本土艺术影响的佛教雕塑。这尊马图拉的菩萨头像，戴宝冠、饰耳珰，接近当时王公贵族的形象。 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瓷罐，西晋（公元265～317年）堆塑罐源自东汉素面五联罐。东吴时期堆塑罐上出现楼阁、鸟兽、人物等形象，到西晋时期堆塑罐发展成熟，在罐顶堆塑楼阁院落，其间贴塑胡人或佛像，罐体贴饰鸟兽、胡人、鱼类形象，场景复杂，形象生动。其中的佛像与胡人反映了贵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鎏金铜佛像，十六国（公元304～439年）佛像肉髻高大，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相叠于腹前施禅定印，两腿盘踞结跏趺坐。底座正面装饰两狮子，头部后侧有插榫，用于固定其它附带插件。此像既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也有本土化特色。 南北朝雕塑 雄强北朝与秀逸南朝的社会风尚形成鲜明对比，在雕塑艺术上也是如此。南北双方除了地域阻隔和军事对立，也有文化上的学习交流。双方人员的南渡与北归，使得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北魏首都平城雕塑艺术影响到南朝都城建康，南朝创造的飘逸俊秀风格也后来居上影响了北朝中后期的雕塑。 左上：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右上：铜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铜“释迦文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左上：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右上：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下：铜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佛像波浪状的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腰胯处。着袒裸右肩式袈裟，衣纹密集贴体，双腿直立。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佛像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左上：铜佛像，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左下：张匡造铜观音菩萨像，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菩萨头冠簪花，缯带垂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披帛、璎珞在胸腹部交叉，披帛上搭双肘后沿体侧垂下向外伸展。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跌足立于莲台上。莲台下承四足床座，床座正面有三个榫眼，现存一狮子。造像飘逸清秀，为受到了南朝影响的北魏晚期风格。 右上：铜双佛并坐像，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右下：鎏金铜菩萨像，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有铭文记载的类似造像多为观音。这尊造像头部较大，上身宽博，下身粗短，接近云冈一期和河西地区北凉的菩萨形体，应是受到犍陀罗、新疆及河西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影响。 理想之美——隋、唐、五代雕塑隋唐时期中国雕塑艺术达到鼎盛阶段，在宗教雕塑、陵墓石刻以及墓葬陶俑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多元格局经过隋、初唐逐渐向统一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代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高峰的盛唐样式。唐代奉老子为远祖，所以当时道教造像的创作也非常兴盛。隋代墓俑承袭北朝传统并有所改进，历经隋至初唐的探索终于形成以壮硕丰腴、雍容华贵为特点的盛唐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唐三彩陶俑，形体高大、制作精良、色彩绚丽，体现了一派盛世气象。五代的墓俑多含盛唐余韵，但缺乏雄健生动的气势，造型风格也较唐俑单一，塑造偏于柔弱。 隋代雕塑 隋朝终结了南北朝纷乱割据的局面，其雕塑艺术也在融合南北朝各地特色的基础上，于都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出现了新的雕塑风格。但因王朝建立不久，各地区南北朝以来的雕塑风格依然顽强地存续着，新旧并立是隋代雕塑的时代特色。 黄绿釉陶镇墓兽，隋（公元581～618年） 黄釉陶仪卫俑，隋（公元581～618年） 黄釉陶武士俑，隋（公元581～618年） 黄绿釉陶镇墓兽，隋（公元581～618年） 石一佛二菩萨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聂氏邑义六十余人造四面石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石像四面上部各开一龛，供奉三佛一菩萨，下方长方形小龛刻佛像四身，四面共计十六身，根据题刻"王子像主"可知，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所说的十六王子出家成佛故事。下方锲刻造像发愿文，记录此像是聂氏邑义六十余人发愿建造的。邑义是古代民间自发组织的佛教信仰团体，多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组成。 聂氏邑义六十余人造四面石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 石佛像，东魏（公元534～550年）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足以体现时代风范。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到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是由北魏佛教领袖昙曜于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在得到皇室支持下开凿的，为云冈石窟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洞窟群。它分布在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偏西的区域，五窟相互毗邻，洞窟形制相同，都是雕凿巨大佛像的大像窟。这批云冈造像为1939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这批旧照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岗石窟》第十四卷云冈石窟的照片之一 云冈石窟的照片之二 云冈石窟的照片之三 云冈石窟的照片之四 陶武士俑，北魏（公元386～534年） 上：石棺床残件，北朝（公元386～589年）此残件是石棺床的正立面中间部分和床腿，立面上部为重层宝装莲瓣，下部界格中浅浮雕一畏兽，床腿上高浮雕一兽面，时代为北魏晚期至东魏。画像石棺床是北朝高等级墓葬中的奢华葬具，其上放置棺柩或尸身，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床榻。 下：石狮，北朝（公元386～534年） 石虎门砧，北朝（公元386～589年） 陈廻党等造石释迦牟尼佛造像，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 石思惟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像十堪”碑，北齐（公元550～577年） 马仕悦等石造像碑，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 左：铜双佛并坐像，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中：赵季秤造铜观音菩萨像，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右：鎏金铜佛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白石佛头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左：铜一菩萨二胁待像，北齐（公元550～577年）中：白陶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白陶造像正面压模形成浮雕效果，背面平整无装饰。北朝白陶造像目前除了少量见于河北邢台，主要出土于山东境内，该处南北朝时期属青州府。右：白陶菩萨像，北齐（公元550～577年） 石千佛造像碑，北周（公元557～581年）造像碑满布坐于佛龛内的小型千佛，在碑正背两面各有一大龛，主尊分别雕刻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均胁侍两弟子、两菩萨、两力士。整个造像碑表现了佛法的延续与无穷尽。碑上造像粗短、圆润，为典型的北周风格。 道常造石太子像，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 岐法起等造石佛像，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 石一佛二菩萨造像龛，北周（公元557～581年） 石造像底座，南朝（公元420～589)，四川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这件石刻是一尊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半个束腰与底台部分。现残存底台平面呈六边形，束腰处的平面大体与之相似，表面雕刻六身立姿护法神和五身矮小的眷属像。完整的底座应由两件这样的石雕拼接成一个平面八角形的底座，在底座上安置佛像。因此，造像底座的束腰处原来雕刻十二身护法神。这件造像底座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另一尊坐佛像都是萧梁时期的遗物，表现同一个题材——药师佛并十二神王。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药师佛及十二护法像，对研究中国早期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创作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此类造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制作。这部经典不仅是南朝药师佛信仰的基础，还曾流传北方，引发北朝药师佛的信仰与造像的制作。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萧梁药师佛与十二神王题材造像是药师佛信仰标准图像形成的先驱之一。 石一佛二菩萨像，南朝（公元420～589年）此造像用石灰岩雕刻，面部宁静含蓄，长颈削肩，体现出南朝造像秀骨清像的特征。现存南朝单体造像多见于四川成都及岷江上游地区，此尊造像源自长江下游地区南朝齐、梁之际，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鎏金铜一菩萨二胁侍像，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南朝造像到萧梁时期达到鼎盛，出现大型及等身圆雕造像。萧梁造像面型圆润，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下垂衣纹具有装饰性。头大身短，多为五头身，即所谓张僧繇"面短而艳"的艺术风格。萧梁时期由于陆上与海上丝路的畅通，特别是梁武帝时期，南朝与西域、南海诸国的往来顺达。在萧梁造像可见中亚、印度笈多等多种域外风格的影响。南朝通过海路联通朝鲜半岛的百济，并通过百济，对日本最初的佛教艺术——飞鸟时代佛教雕塑产生深远的影响。 鎏金铜佛像，南北朝（公元420～589年） 石造像残碑，南朝（公元420～589年），四川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造像碑原雕两立菩萨作为主尊，因碑的上部遗失，现仅见两菩萨的足部和下垂披帛的残迹，两菩萨脚下以两朵盛开的莲花作为台座。主尊之下两侧各雕一力士。两力士的内侧有一对匍匐的狮子，两狮子中间为一香炉，风化严重。从雕刻风格来看这件造像碑为萧梁时期的遗物。造像碑下方雕刻伎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共二十九身。此伎乐浮雕表现一老年胡人，左手持带流苏的长棍状物，右手持塵尾，居中指挥整个乐队；浮雕上排为大眼、卷发，演奏西域乐器，腾踏跳跃的西胡伎乐；下排为演奏清商乐的南朝伎乐。此伎乐浮雕在内容结构上与梁武帝参与创作的"上云乐歌舞伎"一致。梁武帝及其近臣在都城建康创作"上云乐歌舞伎"采用他们所熟悉的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与风俗，其中老胡文康就来源于当地的胡头，受到寓居此地粟特人的影响。"上云乐歌舞伎"中的角色多戴面具表演，原本在宫廷元会上演出。这组伎乐浮雕证明了"上云乐歌舞伎"在萧梁当时已被用作佛教供养伎乐演出，并伴随佛教交流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而与"上云乐歌伎"关系密切的日本《伎乐》的得名，及其主要保存于寺院中，并被作为供养伎乐演出，也与此有关。《伎乐》又称《吴乐》，表明其来源于南北朝晚期至隋代，长江下游地区流传的"上云乐歌舞伎"之类的面具歌舞戏。 乐舞画像砖，1957年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出土 石塔节，北魏（公元386～534年）出土石塔节的陇东地区是一处佛教雕塑艺术传播的十字路口。在这件石塔节上，既有身穿"褒衣博带"装的佛像，也有衣着贴体的凉州风格的佛像，尤其是菩萨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明显受到西域影响。中国式的佛装源自蜀地南朝齐风格，越过秦岭影响到陇东地区，体现了此地南北方向的交流。石塔节下方有龙、狮子、驴和骆驼等表示祥瑞的动物。这些动物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兽，多从西域传来。 石塔节，北魏（公元386～534年） 唐、五代雕塑 初唐雕塑还保留有南北朝到隋代的特征。高宗、武周时期，唐代雕塑样式正式确立，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雕像为标志，雕塑艺术达到全新高度。开元、天宝年间，盛唐雕塑对形体刻画的雍容华贵几近逼真，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中晚唐雕塑的形体逐渐臃肿，华丽有余而气韵不足。五代雕塑继承晚唐肥硕、块面化的特色，但刻画较之前简洁。该时期政权割据助长了地域风格的发展。 石天王头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佛头像，唐（公元618～907年）此佛头源自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力士外侧下层圆拱形大龛内三尊等身立佛的中尊。这些等身立佛可能是根据唐玄宗敕愿或其亲信为玄宗做功德所造。佛头浑圆，面庞饱满，呈现盛唐开元年间的特色。 石天王头像，唐（公元618～907年）此天王头像源自龙门石窟万佛洞东壁窟门北侧的天王像。万佛洞由宫中二品女官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主持开凿，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头像五官雕刻富有张力，体量硕大，气势逼人。 石造像，唐（公元618～907年） 灵㻮造石佛三尊像，唐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张叔诚先生捐赠 石天王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天王像，唐（公元618～907年） 焦真机石造像龛，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石老君像，唐（公元618～907年）（残） 石原始天尊三尊像，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漆木迦叶头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此菩萨立像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披帛绕身两道，沿双臂垂下，戴项饰，璎珞交叉胸腹间以兽面装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相里䛒徵造阿弥陀佛像，唐开元癸亥（十一年）（公元723年） 杨长史石造像碑，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左上：铜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左下：鎏金铜佛像，唐（公元618～907年）右上：鎏金铜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右下：铜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前：鎏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后：鎏金铜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左上：鎏金铜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左下：善业泥像，唐（公元618～907年）右上：鎏金铜佛像，唐（公元618～907年）右下：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唐（公元618～907年） 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唐（公元618～907年）菩萨右手托颊作思惟状，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的特色。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据底座结构判断，这尊造像可能是群雕中的一部分。 石大势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观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石观音菩萨像，隋（公元581～618年） 铜阿弥陀佛三尊像，隋（公元581～618年）主尊佛像两侧的菩萨头冠上分别饰有化佛、宝瓶，可知为侍立阿弥陀佛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此类阿弥陀佛三尊造像体现了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时期的多元化样式向隋朝样式发展的过程，稍显僵直的形体，表明北齐影响依旧存在。 石狮，唐（公元618～907年） 石狮，唐（公元618～907年） 陶俑模，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镇墓兽，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仕女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武士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骆驼，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骑马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武士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文史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文史俑，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文史俑，唐（公元618～907年） 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菩萨的躯体和四肢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表面经过后代妆銮。据工艺和造型判断，这尊观音像可能源自山西地区。其舒相坐姿源自印度笈多至帕拉时期的造像姿态，但表现方式特别是五官刻画，已经中国化。 铜观音菩萨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铁罗汉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彩绘陶仕女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京博物院调拨 彩绘陶文史俑，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南京博物院调拨 铜文殊菩萨像，五代（公元907～960年） 石伎乐构件，五代（公元907～960年） 由圣入凡，宋、辽、金及大理国雕塑两宋雕塑在继承唐、五代饱满瑰丽作风和洗练圆熟手法的基础上，更多表现出写实性与世俗性特点。辽、金、大理国的雕塑艺术既借鉴了唐宋雕塑，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此时的宗教雕塑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本土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宋、辽、金时期，陶俑制作衰落，堆塑罐和砖石雕刻特色鲜明，成为该时期墓葬雕塑的重点。 木佛头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大力士像，宋（公元960～1279年） 两宋雕塑 宋代雕塑从唐五代以来理想化的夸张表现，向注重世俗情趣的写实主义方向发展。相较于唐代雕塑外放的、绚烂的表现，宋代雕塑是内敛的、克制的、平易近人的。 白石阿难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白石迦叶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白石天王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铜泗州大圣像，南宋（公元1127～1279年），1974年上海松江区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 铜罗汉像，北宋（公元960～1127年） 辽、金、大理国雕塑 辽代雕塑继承了唐代北方地区的雕塑传统，结合契丹民族的审美，风格雄强华美，与宋代雕塑有明显区别。金代雕塑主要继承辽代遗风，也受到宋代雕塑影响，部分区域如汾河下游地区雕塑风格，较辽代更加敦厚强壮。大理国地处西南，其雕塑艺术受到唐宋、吐蕃、中南半岛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风格多样，造型奇特。 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金（公元1135～1234年） 左：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阿嵯耶观音是深受南诏、大理国皇家供奉的神祗，也被称作真身观音。其形象是南诏晚期隆舜帝时代集合各地高僧在本土早期观音形象的基础上，参考各地观音样式，创造的一种王室特有的观音形象，并延续到大理国时代。 右：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 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孔绶蘅先生捐赠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装饰耳珰、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地区此类唐代宝装佛像的影响。 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 左：鎏金铜菩萨像，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右：鎏金铜菩萨像，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 浮雕伎乐石础，辽（公元907～1125年）该石础是经幢的底层部分，八面各开一壶门，壶门内雕刻伎乐一身，分别为吹笙、抚琴、弹曲项琵琶、吹笛、吹觱篥、击拍板，舞蹈两人。 男弟子郑氏造石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 左一：鎏金铜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左二：鎏金铜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右二：鎏金铜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右一：鎏金铜阿弥陀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 左一：铜十一面观音菩萨龛像，辽（公元907～1125年）左二：鎏金铜菩萨像，鎏金铜佛像，辽（公元907～1125年）右二：鎏金铜白衣观音菩萨像，辽（公元907～1125年）右一：鎏金铜白衣观音菩萨像，辽（公元907～1125年） 2024年底，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游览，将雕塑馆的照片，编辑此篇供朋友们共赏。 蔡隆九编辑于包头——2025年8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