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旅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240823）

心纯姿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博物馆占地不小但并不高大，在平坦的中原大地上古铜色的屋顶和土黄色的外墙壁在绿地的衬托下不显突兀，但依然大气高端。 网上下载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的俯瞰图，与周边的绿地农田和谐和韵，让我联想到的就是古代的宫殿楼台，很有些威仪四方的王朝气象。

博物馆前厅中央有这样一个“中心柱”，据说它是仿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造型设计的，内部是一部观光电梯，可以上到楼上的观光回廊平台。

走在通透宽敞大平台绕场一周，能看见四野的田园风光。 不知道那闻名于世的二里头遗址是否就隐藏在这一片田野中？ 大厅另一边的墙壁上是若隐若现、生动传神地展示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绿松石龙形器”造型，很能显示二里头遗址的时代特色。 博物馆共设置五个基本陈列展厅，展出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王朝”以《史迹•夏本纪》为线索陈述夏朝的历史；

“赫赫夏都”以遗址和文物为依据描绘夏朝的踪影；

“世纪探索”讲述了二里头的历史考古学家们的艰辛努力。

整个展览汇集了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主要考古发掘研究成果 。

前言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中，正在从传说时代走向历史真实，《史迹•夏本纪》正在成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三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60年的考古发掘、几代考古人的潜心探索，一个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的东亚大都，揭开了尘封的记忆。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汇多元以成一体，绥万邦而达天下，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由此奠定，华夏第一王都从这里走来。

博物馆的标志（LOGO）含义贴切而且非常亮眼：一个甲骨文的“夏”字，造型来自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爵”，突出博物馆与夏朝历史的紧密联系‌；夏字上面的的一横像一个大屋顶，屋顶下一个隐隐可见“二里头”印章，突出了博物馆的地域特征。 进入展厅之前，有一堵模仿二里头遗址内基层夯土的墙，墙土里面嵌着遗址中出土碎陶片，碎陶片都是4000年前先人们制造并使用的遗存，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走入展厅前经过一段时间的长廊，把观众从当今的二里头带到4000年前的夏都（“斟鄩”？）。 天花板的造型是大禹治水时使用的“耒耜（lěisì）”，一种古人用来翻土耕种用的农具。 正墙中央是“网文鼎”的浅浮雕。

第一部分、第一王朝

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奠定了华夏国家的雏形。九州即禹迹，禹迹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成为华夏民族的共识。

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留下了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历史记忆。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里头和尺乡沟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鄂，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獻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肇始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在这里纪上舞台……

“第一王朝”位于第一展厅，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的第一部分，分别由“茫茫禹迹，九州攸同”、“赐土命氏，祚以天下”和“夷夏东西，夏道兴衰”三个单元组成。

《史记.卷二.夏本纪》

短短的2000文字，记述4000年前500年的夏朝历史。

1. 茫茫禹迹，九州仯攸同

距今4000年前，一场波及黄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苍生忧患重重。历代文献记载着大禹治水的史实，禹在长达数十年中，栉风沐雨，亲操耒耜，三过家门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终平定水患。而后凝聚民心，擘划九州，使得一个广域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

禹贡九州图：冀州、青州、豫州、扬州、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

器物铭文证明大禹治水的真实存在。

豳公盨（西周）：铭文是迄今所见最早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文物例证，它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铭文开篇即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之言。

秦公簋（春秋）：是春秋时期秦国国君所作器，民国初年出土于甘肃礼县。秦虽偏居在陇东和关中西部，但也自称“鼏宅禹迹”，即以居住在“禹迹”范围内为荣，反映了当时“禹迹”的正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雕塑：大禹治水

赞美大禹治水的大型浮雕：

•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裹陵，下民其忧。

• 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 帝舜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 禹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

• 卑官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杖樺。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 今益于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候。

• 於是九州攸向，四奥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梅会同。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千天下。

• 美哉禹功 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2. 赐土命氏，祚以天下

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文献所载的重要历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统一王朝的基础，在相近时间段和相关地域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我们诠释这一阶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最初的夏都阳城在何处？夏禹和东夷南下征伐的苗蛮，可与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相关？禹会涂山，是否完成万邦来朝的盛举？考古遗址所带来的信息，有助于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

2.1 禹都阳城：禹都阳城，初立都邑

传说上古华夏实行禅让制，即“天子“之位通过传贤的方式进行和平交替。

《史記：夏本纪》记载，帝舜选择了大禹作为继承人，舜亡，禹意将天子之位让与帝舜之子商均，因此避居阳城。但是天下诸侯心向大禹、众望所归，于是大禹遵从民意，即天子位。史称“国号日夏后、姓姒氏”。

20世纪70年代、2002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市告城镇八方村东侧的王城岗发现了3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其中大城复原面积达34.8万平方米。还在城址东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带有“阳城”戳记的陶器。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专家认为王城岗城址就是“禹都阳城”。

陶鼎

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

盛食器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

2.2 禹征三苗：禹征三苗，万国会涂山，现多元文化融汇

早期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军事征服和扩张。考古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从豫西急剧向南进入到江汉平原腹地，强烈影响了江汉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进程。

与此相应的是，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集团都邑性遗址——石家河古城则走向衰落，继之而起的后石家河文化，文化面貌产生了突变，应是与南渐的中原王湾三期文化交融之后的结果。专家认为，上述变化应是“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体表现。江汉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也随之进入中原，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陶簋

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400-3900年）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

通高23.4、口径31、腹径29.5厘米。白烧制，体型较大，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石家河文化原沩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文化类型，随着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南下被迫中断，衍生出一种融合了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因素的新的文化类型——后石家河文化，其器物兼具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特色，为显示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陶罐

后行家河文化（距今4400-3900年）

湖北大门肖家屋脊遗址出士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

2.3 禹会涂山：禹会天下诸侯于涂山，成为天下共主

大禹凭借治水功业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会天下诸侯于涂山，成为天下共主。中国从古国社会完成了向王朝国家的转型。自此，一个地域辽阔、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的“统一中国”走上历史舞台。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蚌埠市禹会区秦集镇的禹会村遗址发现了一处重要的祭祀遗存，它有可能与“禹会涂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遇址位于蚌埠市涂山南侧、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前郢南侧，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

1981年，禹会村被发现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2006-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这里进行了10多次发掘。文化遗存有河槽和圜底坑、火烧堆、方土台、长方形土坑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磨石、兽骨、兽牙、草木灰、碳粒物、石锁和耕作石器工具等。

3. 夷夏东西，夏道兴衰

有夏一代，历十四世十七王，前后400余年。夏王朝的兴衰，与东夷族密切相关，夷、夏两大集团的文化在冲突中交流融汇。既有会盟通婚之交好，又有杀伐攻讦之交恶。夏王朝的命运系于夷人进退东西之势。其间几度迁都，几度兴衰，都与东夷紧密相关。商汤也因与东夷结下景亳之盟，才导致了伐桀代夏的结果。

3.1 绵长国祚：夏代共历十四世十七王，统治时间超过400年

“夏”字的衍变源流：夏朔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王朝时代。从历代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综合学者的辩识考证，寻求“夏”字的演变规律，得出三种主要释义：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

《史记•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了夏代共历十四世十七王。

3.2 有夏之居：有夏之居，城邦比肩而立

夏代部族林立，天下万邦。部落联盟仍然是夏王朝统治的基础。见于文献记载的夏代部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同姓部族，一类是异姓部族。同姓部族主要有有扈氏、有男氏、斟鄂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和斟（氏）戈氏等，异姓部族有涂山氏、有仍氏、有缗氏、有虞氏、有鬲氏、有穷氏、寒、观、吕、申、豕韦、酸夷、顾、昆吾、葛、有施和岷山氏等。

夏代部族，彼此之间尚处于联盟状态，因此夏王朝还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的都邑因为种种原因而屡经变迁。从这些都邑的分布情况看，夏王朝的主要控制区域是豫西、豫东、豫北、魯西和晋南部分地区，核心控制区域则是豫西地区的洛阳盆地和颖、汝河上游，即史料上所谓的“有夏之居”。在此区域内，伴随着诸如王湾遗址、灰嘴遗址、古城寨遗址等文化面貌上同属于夏文化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史料相互印证，对于夏代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

3.3 钧台之享：启继禹而立，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大禹时代，王位承传遵循禅让制度。禹崩于会稽之后，禹之子启自取王位，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筑钧台大会诸候，从而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启继禹而立，标志着夏王朝的正式确立，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统治模式。

陶斝（jta）

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

盛食器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

3.4 后羿代夏：太康内失于亲，外失于民，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取而代之。

夏启崩 ，子太康立。文献记载，太康“盘于遊田，不恤民事”，加之兄弟不和，因此国家衰弱。太康内失于兄弟，外失于民，于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意欲取而代之。后羿以善射著称，他原居于鉏（今河南滑县），后来西迁于穷石（今河南洛阳），并逐步进入到夏王胡的核心统治层，贏得太康的信任。因太康不理朝政，政权旁落，最终被后羿驱逐出朝廷，不得返国。史称“后羿代夏”。

官殿廊庑复原

古城寒城址内，发现有廊庑建筑的大型宫殿基址。坐西朝东，由主殿、廊庑、庭院等几部分组成，院落面积达两千平方米。其主体殿堂的规模，夯土、磉墩、柱础石、柱洞和墙基内填红烧土诸形式和作法，与二里头遗址一号、二号宫殿基址都有相似的方面。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具有四合院待征的大型建筑。

从建筑形式和年代上看，古城寨宫殿基址显然是二里头遗址一号、二号宫殿的先河之作，同样是夏代王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城寨遗址位于新密市大樊庄村溱水东岸台地上。遗址内城址建造与使用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90~2030年。

城内遗址面积17.5万平方米，城外遗址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地上城墙总长1265米，残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9.4~42米。城墙采用分块版筑技术，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地面以上筑城技术之空白。

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宽34~90米、深约4.5米的壕沟环绕，城西临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

陶甗（yan）
龙山文化（距今4400-3800年）
盛食器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 3.6 夏商更迭
夏王到自十四代王孔甲始，国势日弱，江河日下。到十七代王夏桀时，东方新国崛起的商部落首领汤任用贤能，广施仁政，国力日隆，引四方成服，后汤起兵，夏、商两军激战于鸣条，桀战敗而走。商汤尽灭夏同属国二代夏为商，夏王婀完成其历史使命。
至此，作为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和王朝肇始的夏王朝，消逝于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商王朝，走上历史舞台。

偃师商城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位于偃师市区西南部，经1983年以来的多次考古发细证实，这是一座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始建年代的为公元前1600至1550年间。

该城址由大城、小城和宫城三部分构成。大城面积約19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86万平方米。位于城址南部的宫城内，由南向北形成宫殿区、祭祀区和池苑区的格局，并有完备的给排水系统。遗址内还分布有府库、手工业遗存、墓辣、虏址、窑穴等，出士文物数量众多。

偃师商城西南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是商汤代夏后建立的商朝早期都邑，史称“西亳”。其崛起时间与二里头週址第四期晚段年代大致相当。两座都城的兴废，标志看夏商文化的分界，见证了夏商王朝更替的历史史实。

（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而偃师商城遗址位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东北约6公里处。这两处遗址虽然相距不远，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考古遗址，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

鸣条之战

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夏桀的暴虐无道，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当时民众愤慨地诅咒暴君“时日曷丧，予偕女皆亡”（“太阳啊你什么时候要灭亡，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灭亡。”），四方的诸侯也纷纷背叛离心而去，夏的属国商渐渐演变为与之抗衡的对手。商王成汤在贤臣伊尹、仲元的辅佐下，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

商汤率领商部落士兵与夏人在鸣条（今太行东南麓晋南豫西一带）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场战争成为夏王朝灭亡的转折点。

3.7 学者解读：昔三代之居，均在河洛之间

历史文献、考古探索、学者认定，多重证据交集认定：“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解读

王国维先生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王的世系，这个世系和《史记•殷本纪》基本相同，这就充分证明了商代是存在的，关于商代的记载基本是真实的。既然《史记•殷本纪》可信，难道《夏本纪》就完全不对吗？《夏本纪》记载夏代有471或者472年的历史，有17个王，都有名号，总是有一定根据的！

夏代是否存在？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有考古证据。徐旭生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

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这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代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

夏代确实存在，从王城岗、阳城遗址，到新砦遗址，再到二里头遗址，贯穿了夏代早期中期晚期过程，这就是很大的进展，是融合所有学科共同得出的结论。

如果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很少有一处文化遗址的意义如二里头遗址这么重大。她的发现，将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之久。——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邹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二十世纪夏商考古首席专家）

大约公元前2000年或稍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就进入了王国时代。夏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早期几经波折，到少康中兴才稳固下来。据考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少康直至夏朝末年的都城，那里有面积十多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有先后营建的十多座宫殿，所谓建中立极的格局颇显王气。宫城周围有贵族聚居区，有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第一次出土了鼎、斝、爵、壶等成组的青铜礼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其影响几乎达到大半个中国。——严文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王期气象的发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画卷就是从二里头徐徐打开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二里头应该看做中国的开始。——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完全没有异议吗？）

第二部分，赫赫夏都

前言
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亿。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从此，一代代考古人焚膏继晷、薪火相传。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凝聚了多少文物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其丰富的成果足已证实，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着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回望这段不朽的文明。

这部分展览由“国之大事”“建中立极”“厥土生民”“巍巍华夏”组成，另外还有数字馆展示“回望大都”。

一、国之大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显君权自天而授、王朝膺受天命等政治伦理的主要手段；战争则是解决部族冲突的极端模式，是巩固和拓展世俗政权的有效方式。围绕祭祀与战争等“国之大事”，“夏礼”蓬勃发展。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究“夏礼”，就已感慨“文献不足徵”。二里头遗址是王朝礼仪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残垣断壁之间，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礼”的蛛丝马迹可寻。

王朝祀典

早期王国都邑，兼有实用、祭祀和礼仪多种功能。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有专门祭祀区，宫殿区内有专门的祭祀场，特定的祭祀场所往往经过特殊处理，显示了祭祀活动的神圣、威严。祭祀的供品有动物牺牲，也有大量人祭。多种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这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二里头文化进入国家阶段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遗址的祭祀遗迹

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处祭祀遗存较集中的区域。一处分布于“九宫格”中路的宫殿区以北，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目前已经掌握的范围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另一处分布于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面积约2200平方米，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多处以幼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此外，宫殿区内1号、2号和

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祭祀区与祭祀相关的遗存分布集中，且层层活动面相叠压，表明二里头都城中祭祀活动盛行。二里头祭祀遗存的发现和认知，对二里头文化及早期国家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幼猪祭祀遗存

位于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面积约2200平方米，深度多为4~4.6米，最深近7米，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多处幼猪完整骨架和部分猪骨。完整猪骨的方向多样，但均为四肢向左、脊背朝右的侧身姿势，应为有意摆放，可能是以幼猪为牺牲的祭祀进存。这处幼猪祭祀遗存位于巨型坑北缘中部的一个灰坑中。坑中的这具完整的幼猪骨架，头部略高，朝向北方，四肢朝西，尾朝近南，侧身放置。另在其腹部上近尾端发现另一头幼猪的2条后肢骨，该猪的其余部分被南侧的大坑破坏。

猪骨套箱

猪古称“豕”（Shi）“豚”（tun）或“彘”（zhi）。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饲杀的动物之—。早在八干年前的中原，人们就把猪的拥有作为财富和身份的标志。

甲骨文中的“家”字，即是由房屋和“豕”构成，故“无豕不成家”。凡人居之处，有猪就有了财富，家国之安定和猪有了密切的关联。远古的先民不仅以猪为肉食来源，更用来祭祀和陪葬，以表示对神灵和亡者尊崇和慰藉。

在夏早期的新密新砦遗址祭祀坑中发现的整猪骨架和陶礼器的猪首形器盖，在位于二里头宫殿东北部的巨型坑中发现的多处以幼猪为牺性品的祭祀遗存，均说明二里头人对猪的重视和利用是由来已久的习俗。

一号宫殿祭祀坑

宫殿区内1号、2号和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尤其以1号宫殿基址最为集中。1号建筑基址上发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绝大多数打破基址的上层夯土，应属于宫殿使用时期，其中VM52、M54、M55三座小墓顺时针围绕着 VH80，三座墓葬中的人骨均无随葬品，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卜古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陶鳖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士

礼以酒成

酒在中国古代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礼（禮）”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有学者就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夏人与酒关系密切，夏后少康被誉为“酿酒始祖”，史称“杜康”。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质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或饮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只有贵族们才可使用。还有用于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等。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从陶质酒器的形制演化而来，数量极少，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

在人们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这种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夏（二里头）商（二里岗、殷墟）周（西周）青铜爵、斝演变图

乳钉纹铜爵

夏代（2070-1600BC）

礼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钉形钮柱，腹部凸线列乳丁纹。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铜斝、铜壶（二里头出土） 陶鬶、陶尊、陶盉（二里头出土）

铸鼎象物

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一传统数千年延续不绝。二里头遗址出士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埋有大方鼎的铜器窖藏，殷墟则出士有重逾832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承。

陶方鼎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长8.3、宽8.3、高9.5厘米。整体呈正方形表面有类似太阳形状的涡纹。作为宗教礼仪的陶器，造型由浑圆的鼓腹变为方形腹，显得寬博而厚实；下接四足，显得对称而稳定。陶方鼎的出现打破了圓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其实用功能减逐，审美的形式感呈现无疑，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新颖而规整的造型为商代青铜方鼎的出现作了器型的先导，为陶器艺术乃至整个造型艺术提供了一个高度形式美的范式。

陶连体鼎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网格纹铜鼎

夏代礼器

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奉玉成礼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是敬献给神灵和地位尊崇者的礼物，是先秦礼制中的主要礼器类别。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谓的“六瑞”是玉礼器的代表。

二里头遗址出士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镞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形器等。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在二里头遗址中，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延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七孔玉刀

夏代礼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玉璋

夏代礼器

1980年二里头遗址出士

兵戎森森

有夏一代充斥着战争。从禹征三苗到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夷夏纷争，从夏桀伐岷山到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征伐与被征伐贯穿了夏王朝的始终。战争是巩固王权、抵御外敌的重要手段。战争起而军礼兴，军礼是彰显武功的主要形式。

二里头遗址出士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既可用于实战，也可用作仪仗。青铜兵器的礼器化，是王权在二里头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礼兵器

二里头文化出土用于近战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多为墓葬的随葬品。在其柄端多有大小不一的孔，应是用于缚绳装柄。从较钝的刃部特征可见，应非实用性兵器，而是用来表现威仪的礼仪用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这些礼兵器在随后的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确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和特色。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长条状铜斧，一般认为是从北方草原地区传入的器类，反映了中原与草原地带的互动关系。

嵌绿松石玉钺

夏代礼器

1980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长9.2厘米、宽8-9.4厘米 上部有两个穿孔，下孔用圆绿松石嵌平，钺本是一种作战使用的兵器，但是从該件器物刃部较钝的特征来看，并非实用性兵器，而是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礼仪性玉器，亦为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乐以相和

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举行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时，往往伴随着音乐。

文献记述夏代的音乐已经十分发达。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特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这就是《大夏》。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乐器有铜铃、陶铃、石磬、漆鼓、陶鼓和陶埙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乐制。铜铃多配有玉、石质的铃舌，上残留有用于系挂铃舌的麻绳，外有纺织品包裹痕迹。

铜铃

夏代礼器

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陶鼓形壶

夏代

礼器

199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口径6.2厘米、残高14.1厘米。泥质黑陶，圆形口，圆鼓形腹，两鼓面各有象征鼓钉的圆泥钉，鼓身下原有二足，已残失。整个器形端秀，纹饰素雅，活泼之中不失精严，从中可以管窺这一时期的制陶审美韵味，在商代也有发现。

石磬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士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长16.5、宽8～12厘米

这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

二里头遗址出士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镶嵌绿松石 兽面纹铜牌饰

夏代礼器

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部3号基址南院内M3出土现场

该慕葬发现于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的路土层之间，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墓内随葬品数量众多，总数达上百件，包括绿松石龙形器、铜铃、斗笠形白陶器、漆器、海贝等珍贵文物。其中龙形器和铜铃作为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加之白陶器和漆器的稀有。可以看出，慕主人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一位高贵的宗教神职人员。

对于该墓葬的研究认为，墓中出土的各类器物，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出二里头统治者对四域文化创造的掌控和强力整合。这种构建广域王权国家秩序的努力，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绿松石龙形器（原件在中国考古博物馆）
夏代（2070-1600BC）
礼器
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山绿松石片帖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1厘米、宽13.6-15.6厘米，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直轻大小在0.2-0.9厘米之同，厚度约0.1厘米。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绿松石原应粘嵌在某种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
距绿松石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同有红色漆痕相连，推测此物与龙体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条形饰长14.5厘米，2.1厘米。上部由一排横长方形石片和一排纵长方形石片平行嵌合而成，下部则为连续的似勾云文的图案，其西端一片绿松石上还旋出若干凸弦纹，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绿松石龙形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中国龙图腾崇拜思想最直接的来源，其用工之巨、创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

慎终追远

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死观，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主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此发展出极为宏富完备的丧礼。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0 余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

三里头文化不同等级墓葬，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扩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可见当时社会依照等级高低而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二、建中立极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城整体布局，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國家形态。恢宏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先民为何选择了这片士地，又是如何集万众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开……

二里头遗址所在位置

土中大邑：二里头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里头遗址位于豫西洛阳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古伊洛河，后据黄河。洛阳盆地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其中。

据古环境研究可知，二里头遗址位于当时伊洛河北岸的半岛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资源。其地势平坦，宜于农作，生态环境优越，生存资源丰富。

二里头区域全新世水系演变图

二里头区域的自然环境

洛阳盆地处亚热带北缘，气候温暖湿润，通过对伊洛河平原系统考古调查可知，4000年前的一场洪水，对中原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洪水改变了二里头遗址周边的生态环境，洛河改道使这一带形成地势平坦的厚土平原，其水资源丰富，动植物繁兴，土壤肥沃，生民聚之而居。滔滔古伊洛河水从台地南侧流过，王都气象自此而起。

早期王朝与自然资源

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影响下的山西南部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铜矿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自古以来盛产食盐，满足了周边相当大区域内人们的用盐需求。中条山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为二里头文化的强盛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

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通过水陆交通可运抵二里头遗址，加强了中原王朝同地区方国之间的交流。

二里头文化对不同地区物质资源的掌控和占有是其步入强盛和文化扩张的主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二里头文化达成了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重构。早期国家的功能走向完备，华夏文明的核心开始形成。

炭化蒙古栎壳斗、炭化菱角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炭化狗尾草、炭化葡萄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百工洋洋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纺织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牙器等。其中，出土于贵族墓葬的高规格器物更是类型丰富、设计精巧、制作精美、工艺精良，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些器物绝大多数是在遗址内生产加工的

象鼻盉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灰陶象鼻盉——夏与方国的贡赐关系：
灰陶象鼻盉又叫长流平底盉，顶部似象头，眼、鼻、口皆形象齐备，长长的鼻子用作器流。长颈，广肩，下腹急收，圈足平底。其工艺复杂，器形精美。作为高等级的酒礼器，它见于二里头贵族墓中，曾与龙形器同出一墓。二里头出土此器有泥质灰陶、黑陶和原始瓷不同质地。
二里头时期的象鼻盉出土点主要分布区域有三处，除河洛一带的中原外，还有浙、赣、闽交界的东南一带，这是原始瓷和印纹陶的主要生产中心，以及渭河和洮河上游的西北一带，这是齐家青铜文化的主要区域。学者认为，象鼻盉从东南陶瓷产业区域贡入中原，又从中原赐向西北，一件器物证实了中原与方国的贡赐关系。这条路线仍承载着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鸭形鼎

夏代盛贮器

1963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出土铜牌饰及器物线图

甘肃天水市出土铜牌饰、四川三星堆出土铜牌饰

白陶盃

夏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矿

绿松石珠

夏代

装饰品

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长1厘米，最大径0.6厘米。通体绿色、拋光，用绿松石雕刻而成，制作精巧，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治玉技艺水平的高超。

陶水管

夏代

200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长663厘米、宽23.8厘米，高13.2厘。其原料为一种易熔粘土，或者在沉淀粘土中人为地掺和了草木灰类料，这既有利于陶水罐的烧制与成型，也有助于在熔融状态下较好地进入管中空隙，使水管变得更加致密，一定程度上可有利于防止水管渗水，显示此陶水管制作工艺的特殊性。

一号宫殿建筑模型

二号宫殿建筑模型

从满天星斗到一轮明月 以重瓣花朵现多元一体（专家解读）

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苏秉琦，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

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越、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

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

——严文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二里头就处于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金玉共振”的节点上，从“满天星斗”转为“月明星稀”，最皎洁的“月亮”就是二里头，它开了中国文明之先河。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二里头考古工作队 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