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福同村（四）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经3次实地考察，在钟前雄大哥的导览下，我厘清了福同村敦笃亭、“德邵年高”百岁坊及钟锦泉故居等3处文物古迹的百年流变与保护现状。钟锦泉13岁离乡，功成名就后持续反哺桑梓却终生未归故里，耄耋之年更跨海迁居法国，终老异邦。通过田野考察与档案互证，我似乎得以参透其人生3次关键抉择背后的深层动因。

1888年，21岁的钟锦泉初抵越南，在此生活长达66载，成就斐然。1954年，87岁的他携全家远渡重洋迁居法国，6年后于巴黎逝世。若说青年离乡不归是出于安全考量，暮年赴法同样是基于生存抉择。

这一选择深植于越南的殖民历史背景：1858-1884年法越战争中，阮氏王朝被迫签订《巴特诺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以奠边府战役为转折，法国最终签署《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并确立南北分治。

钟锦泉在越南以跨国商贸为业，其信仰结构、职业发展、财富积累乃至生存保障，则均与西方殖民体系深度绑定。1954年——法国结束殖民统治的当年——他即刻离越赴法，正是这种依附关系的终极印证。

经钟前雄大哥引荐，我有幸拜访了钟锦泉胞弟的嫡孙钟尔麟先生。这次会面揭开了钟锦泉家族历史中两个关键脉络：一是钟锦泉晚年移居法国后，钟氏家族由谁来持续资助家乡的扶贫济困与教育事业；二是留在海南的钟氏家人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福同村钟锦泉家族墓园“钟祖茔城”于1990年耗资9万元进行修缮，据说资金由钟锦泉第5子从法国汇至家乡。钟锦泉家族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资产由他负责管理。）

我与钟尔麟先生的初次会晤，定在他选定的爱语阳光茶餐厅。我提前5分钟抵达时，78岁的钟先生已等候在门口。他精神矍铄，握手时掌心传来的温度，传递着一位长者的温暖。

他的小女儿陪父亲来，已在二楼预订好的座位，并贴心地备好了茶点。因先前电话中已沟通过来意，我们落座后便直入主题。

钟先生从随身的牛皮纸袋中取出一叠泛黄的老证件与资料，缓缓开口：“我曾祖父钟光辉育有两子，即我的伯祖父钟锦泉与祖父钟锦堂。他们的本名分别为家祥、家瑞；族名斗升、斗发；锦泉、锦堂是他们的表字。“斗’是他们那一辈的辈分字。”

（钟锦泉父亲钟光辉墓碑上所刻子孙名字，俩儿子的名字就用的是家祥、家瑞。）

“事实上，我从未见过祖父，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也无从知晓，只知他未满40便溘然长逝。父亲离世时，我也未满6岁。母亲改嫁后，我被寄养在外婆家中，直至我考上初中，到离祖母家很近的海口一中上学，才开始与祖母相依相伴。

我祖母14岁嫁入钟门，三十几岁就成未亡人。

祖父在世时，伯祖父钟锦泉坐镇越南商行，祖父则往返于越南和海南。祖父去逝后，寡居的祖母毅然接下横跨两国的重担，往来穿梭于海防和海口之间。”

钟尔麟先生向我展示了一份1933年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为其祖母签发的护照，以及1990年他请海南翻译公司所译的中文译本。仔细核对，我发现译本基本准确，但漏掉了持照人信息中的重要一项：“年龄：46岁”；在持照人姓名一栏，译文仅为“谢宗骥”，而护照上完整的信息是：“钟谢宗骥女士”。

众所周知，护照是由本国官方机构签发、用以证明公民国籍并保障其国际旅行安全的证件。钟尔麟先生所展示的这份护照显示，持照人国籍为中国，而签发机构则为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可以说，这一特殊现象，不仅反映出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侧面印证了钟锦泉作为法属殖民地买办在当地的重要影响力。当然，若仔细阅读这份证件，便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还不止于此。

护照右上角的照片中除钟尔麟的祖母谢宗骥女士外，还有其女儿——即钟尔麟的姑姑。这张异乎寻常的合照，实则符合当时法国殖民政府的规定。根据1923年《法属印度支那外国移民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未满15周岁的亚洲未成年人须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共用同一本护照，不得单独持有或使用旅行证件。

护照显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设在东京。法属印度支那（Indochine française）是法国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东南亚建立的殖民政权，其名称“印度支那”源自法语“Indochine”，由“印度”（Indo）和“中国”（Chine）复合而成，直观体现了该地区处于中印两大文明交汇处的地理与文化特征。

法国自1858年入侵越南岘港起，逐步通过军事手段向中南半岛扩张：在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迫使清政府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从而全面控制越南；1887年，法国整合越南的东京（北圻）、安南（中圻）、交趾支那（南圻）以及柬埔寨，建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至1893年通过法暹战争兼并老挝，这一殖民版图最终形成，总面积约74.7万平方公里。总督府设于东京，即今天的越南首都河内。

持照者的基本信息不仅包括年龄与身高，还包含详细的头部特征描述。这一做法与当时法国殖民者对亚洲人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态度密切相关，尤其体现在以人种测量学和体质人类学为名实施的“人体特征登记政策”。该政策假借科学名义，系统性地收集殖民地居民的生理数据，其背后实质是将亚洲人视为“他者”，进行刻板分类和种族优劣区分，服务于殖民统治中的身份控制与种族层级化治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海外华侨怀揣报国之志，掀起了一波归国热潮。据统计，自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间，约有80万华侨回国定居，其中仅建国初期的5年内，归国人数就达到30万。

在这30年中，归侨群体的命运几经起伏。回国初期，他们普遍受到欢迎与重视。然而，在1953至195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许多人因曾在海外积蓄财富、回国后购置田产或经营商业，而被错误划分为地主或资本家等“剥削阶级”，财产遭到没收。这一做法不仅对归侨造成伤害，也在国际上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至1956年，各地政府开始拨乱反正，陆续返还被没收的财产，并将他们的阶级成分更正为“华侨商业”等。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中，不少归侨再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普遍遭受迫害，命运多舛。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相关的平反工作才逐步推进。

钟尔麟祖母谢宗骥女士的经历便是这一历程的缩影。1949年，她满怀期待离开越南回到家乡，1953年被划为地主，所管理的钟家宅院也被没收并分予贫下中农。

钟尔麟先生提供的证件显示，他祖母谢宗骥的归国华侨身份于1956年得以恢复，家庭成分被划定为“归国华侨界”，福同村的钟家宅院也在名义上归还给她——尽管实际上仍长期由村民和生产队占用。

身份恢复后，她内心捐助公益事业的热情重新燃起。同年7月9日，她正式加入海口归国华侨联谊会，并在入会当天缴纳了2万元会费。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国际金价约为35美元/盎司，美元兑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46。而在我撰写此文之际，中国银行官网显示的黄金卖出价为3389美元/盎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7.18。若以黄金购买力为基准进行换算，1956年的2万元约相当于如今的648.62万元人民币。

1956年9月，文昌华侨中学开始筹建。钟尔麟先生提供的两张收据，显示她于1957年1月和8月分别向该校建校筹委会捐款450元与150元人民币（合计600元）。虽然目前出版的《文昌华侨中学校史》中未收录当时的募捐明细，但据当地媒体报道，自1956年筹建启动至1960年，文昌华侨中学筹建处共收到募捐9万余元。

（这份通知把谢宗骥女士的姓名误写成“謝锺記”）

1957年11月10日，钟尔麟祖母谢宗骥女士收到琼山县人民委员会侨务科的书面通知，请她作为琼山县侨中发起人之一，参加于当月17日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学校筹建事宜。

（3张收据上，谢宗骥女士的名字又被误写成谢宗記，可见工作人员对捐款人缺乏起码的人格尊重）

钟尔麟先生提供的3张收据显示，其祖母为筹建琼山侨中捐款300元。当然，她家在各种运动中多次被抄，资料缺失在所难免。可以判断，她生前为扶贫济困和兴办教育乐捐的款项远不止于此。

我曾查阅2007年出版的《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校史》。遗憾的是，详实记录当下成绩的校史，对创业之艰却着墨不多——我未能找到关于这次筹建工作会议的记载，也未见筹建初期捐款人的姓名与金额，在书尾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资建校芳名录”所列50多位捐款人里，也未见谢宗骥女士的芳名。那段筚路蓝缕的历史，仿佛只剩下一句模糊的印证：当年“三江、演丰、大致坡等三大侨乡的侨眷，曾收到海外乡亲用于兴办教育事业的捐款共计两万多元”。那些在微时雪中送炭的归国华侨的名字，终究湮没于对今日辉煌的浓墨重彩之中。

1960年代初的3年间，中国遭遇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中央政府采取了两项重要应对措施：一是将超过2000万从农村流入城市、且未在体制内就业的新城市人口（包括城市职工干部的家属）疏散回农村；二是在1962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伟人发表了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讲话，试图通过政治运动缓解社会矛盾。

钟尔麟保存的一份其祖母的户口登记表显示，1960年，75岁的祖母的户口被从海口迁至其祖父的出生地——琼山县演丰公社福同村。这一变动导致她失去了包括口粮配给在内的基本生活保障。尽管福同村曾受惠于钟锦泉家族诸多帮助，钟家宅院也仍有数户村民居住，但基于当时形势严峻，村里未给予这位孤寡老人五保户待遇。她只得继续居住在海口的老宅中，依靠亲友接济维持生计。

据钟尔麟回忆，为解决祖母的生存问题，尚在读中学的他多次前往侨务部门、原居委会及演丰公社进行交涉。然而，演丰公社在接收其祖母户口时依照1953年土改时期的旧档案，将她的成分登记为“地主”。钟尔麟担心，若按此成分将户口迁回海口，即便成功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在侨务部门协调下，他祖母的家庭成分重新改为归国华侨界，户口在1964年前后重新迁回了海口。

钟尔麟1966年完成高中学业，就在他全力备战高考之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骤然袭来。十年寒窗苦读的梦想，在这一刻戛然而碎。更令人痛心的是，此前已在城乡间两头无靠的祖母，此刻却遭到了来自双方的无情挤压：城中的红卫兵屡次上门抄家，村里的红卫兵则频频将她揪回批斗，甚至施以“倒挂金钟”之刑——将她头朝下悬吊于梁，再突然松绳任其坠地。在这来自制度与暴力的双重挤压之下，本就无处依托的祖母，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

运动终究无法替代生计。大学停止招生后，作为红卫兵主体的全国1700多万初高中在校生和毕业生不得不涌入社会。本已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难以承载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1968年12月，最高领导人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随即展开。钟尔麟作为66届高中毕业生，也成为这场洪流中的一员。

按照当时政策，父母双亡或为独生子女的城市青年可申请留城。钟尔麟作为独生子女，六岁丧父，母亲改嫁，本符合留城条件。然而祖母依靠亲戚接济勉强度日，若钟尔麟留在城里，家中便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他最终决定下乡，至少能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这一选择恰与祖母的心愿不谋而合。对老人而言，让她忧心的不仅是生计问题，更是无休止的抄家与批斗会在孙子心灵留下更深的创伤。历尽沧桑的祖母早已看透世事，只能熬一天算一天。于是，钟尔麟作为首批下乡知青，前往万宁南林农场插队落户。

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时推进的，是“复课闹革命”政策。该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小学学制由六年缩短为五年，中学（初中和高中）则由三年缩短为两年。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六年制完全小学普遍改为七年制学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各地普遍面临教师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

钟尔麟下乡后不久，被选调到农场子弟学校担任初中教师。他在那里成家立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开启了一生中最为平静而愉快的时光。他工作勤奋，教学认真，也曾多次面临人生转折的机遇—入党、提干、被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后继续求学、知青回城—但每一次机会都需要填表并通过政审这一关。自幼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他，加之祖母一生坎坷的遭遇，让他一次次选择却步。他害怕尘封的往事被重新翻开，甚至可能失去眼前来之不易的安宁。

祖母一生饱经磨难，却始终以顽强的姿态与命运周旋。幼时上过私塾，青年时期亦曾独当一面处理商业事务，亲手签署过诸多文书。而后在一次次时代浪潮中，她屡屡被要求写自述、作检讨；为远离纷扰，她索性自称“不识字”，竟也因此避去不少麻烦。1956年海口归侨联合会会员证上，她的文化程度尚被登记为“小学”，而1962年某张户籍表上，则已然变成了“文盲”。名字被误写成各种别字，她便装作根本不认识。她就这般不惊不乍地度过了动荡岁月，直至1978年以93岁高龄安然离世，与一生顺遂、一去不返的大伯钟锦泉同寿。那份将清醒藏于沉默的生存智慧，或许正是她长寿的秘诀。

钟尔麟在农场工作直至退休。2005年，随着侨产政策逐步落实，其家族早年于海口老街购置的几处房产获得归还。此后，他携家人重返城市，平静安度晚年。

在对所有关于福同村文物与钟锦泉家族往事的追寻中，我最为期待的，正是钟前雄大哥口中那位疑似钟锦泉唯一留在岛上的嫡孙。钟氏后人大多远赴欧洲，若钟前雄大哥的猜疑属实，那么他这一支所承载的历史或许更为复杂与沉重。

见面时，我并未直言钟前雄的疑问，只是把近日走访福同村与钟氏家族的经过讲给他听。他凝神听完，诚恳说道：“感谢老哥为我钟家先人往事如此费心。”随后却话锋一转，谈起父母也曾因家庭成分与海外关系吃尽苦头，这些往事在他成长路上投下长影。

他说：“我此生最难的功课，是与过去告别；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们不背历史，不承荣辱，快乐成长，活出自己。”几十年间，他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妻儿——透露半分家世。于他而言，祖先的荣光，在外人眼中或许是光环，对自家人却如影随形；纵无斗争年月之累，也有超载前行之重。

我明白，他是以极委婉的方式拒绝揭开那段真相。于是不再多问，心照不宣地转入闲谈。临别前，我似不经意地翻出调研中所拍的数百张照片请他浏览。他接过手机，一张张仔细看去，直到出现我与钟尔麟先生的合影时，目光微凝，低声自语：

“看着真像。”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