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纪事——陈德宏学习生活回忆

岁月如歌

作者 陈德宏

编辑 张云龙

背景音乐 《校园的早晨》

题记一

《校园纪事——陈德宏学习生活回忆》发表前夕，惊悉作者于2025年8月26日下午2点30分意外去世深感悲痛，谨以此篇告慰德宏在天之灵。

曾受德宏委托全文发表其校园生活回忆录，约定于2025年9月1日开学日前后发佈。

明天和意外真不知那个先到，德宏的《校园纪事》竞成了遗篇，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我和德宏并不十分熟悉，仅仅聚会四、五次相见，聊天时间也很短，但像老朋友一样聊得开心。一次聚会中他认真委托我说，他有几篇回忆录让我编辑一下发表，其中知青生活回忆录已在群里发表了，他还想把从小学到大学的回忆录让大家分享。

德宏的意愿今天竞成了遗愿，德宏老弟，明天是2025年9月1日，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校园里上课的铃声响了，让你的在天之灵，带着我们走过你曾经就读的枫林小学、9中、20高中、大连工学院和曾经挥洒汗水的北票那个小山村——我们的农业学校，重温你的校园故事。

今天，9月1日开学日前夕，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老天也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悲痛、悲伤。德宏，兄弟相处一场，竞以告别的方式完成了托付，不禁潸然泪下。

德宏我们永远怀念你，我们会记得你和你的校园故事。

题记二

陈德宏，大连老三届北票知青，曾就读于大连枫林小学，大连九中，大连二十高中，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

亲爱的老三届知青们，六、七十年过去了，你还记得你的校园生活和曾经的老师和同学们吗？

当《校园纪事——陈德宏校园生活回忆》奉献给大家时，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半个多世纪前的大门，带我走进了他充满故事的校园岁月，那是镌刻在青少年时光里的印跡，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丰富的人生阅历。

在编辑《校园纪事——陈德宏学校生活回忆》的过程中，我深深沉浸在他笔下的世界里。

从小学时在操场上无忧无虑的嬉戏，到初中课堂上对知识的如饥似渴；从高中阶段为梦想拼搏的坚定身影，再到大学中与五湖四海学子思想碰撞的热烈场景，每一段回忆都饱含着他对校园生活的眷恋与热爱，对师生情谊、同窗友情的真诚与珍重。

《校园纪事——陈德宏学校生活回忆》不仅是陈德宏个人生命历程的生动写照，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记录着一代人为梦想奋斗、在困境中坚守的精神风貌。

编辑《校园纪事——陈德宏学校生活回忆》于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心灵之旅。我仿佛跟随着陈德宏的脚步，重新经历了那段充满欢笑与泪水、挫折与成长的岁月。

我真诚的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人感受到那个青少年时光校园生活的魅力，体会到老一辈人在艰苦环境中依然对知识充满渴望、对生活保持热爱的精神力量。

在此，衷心感谢陈德宏的信任，将这份珍贵的回忆托付于我进行编辑整理；也感谢每一位即将翻开这本书的读者，愿您能从这些文字中，找到共鸣，收获感动。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青少年时代的校园生活已成为永恒的回忆，还有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特別把此篇献给陈德宏曾经的校友们——枫林小学、9中、20高中、理工大学的同学们以及大连老三届北票知青们。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我的小学——枫林小学

第二章 我的初中——九中

第三章 我的高中——二十高中

第四章 我的农村学校——北票知青

第五章 我的大学——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

序言

由于左膝盖做了半月板手术，需要在家休息，无事可做，闲暇中想起当年上学的情景，突发奇想何不趁这空暇时间，把当年上学的事情写写，一来锻炼锻炼自己的大脑免得痴呆，二来可以练练自己的手笔，毕竟退休后很少动笔写东西了。不像退休前要经常写科技论文及新产品研制报告等材料。

那就先从小学写起吧，如果有兴趣再继续写初中、高中、大学及下乡和工厂这类不叫学校的学校。

学校是神圣的殿堂，能把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和家庭有用的人才。

第一章

我的小学——枫林小学

1955年9月1日我六岁零三个月，从这一天起我从儿童变成了学童，平生第一次进入了学校的大门。

我平生上的第一个学校叫中山区枫林小学。

学校位于明泽湖北岸边，湖北侧是清爽街，学校就在和清爽街成垂直方向的职工街上，离湖边五六十米。学校是一座两层的比较大的楼房，一层靠职工街的一个大房间是教师办公室，全校老师都在这间办公室里上班，剩下一层的其它房间和二楼全部是教室，只是二楼最外面靠近楼梯的房间是托儿所，上班时有孩子的老师把孩子放在这里。

我家当时住在南山路223号，在明泽湖东头的南侧，家与学校之间仅隔着明泽湖。

明泽湖呈西头大东头小的地瓜形，每天上下学仅绕走湖东头的一小段距离，大约四分之一的湖周长，约二百多米。

在开学的前几天，去学校领了教科书，妈妈帮我用牛皮纸把语文和算术书的封面包好，然后和作业本及铅笔盒一起放到书包里。

当时可能是学校少学生多的缘故，小学大部分都分上下午两部制，高年级上午上课，低年级下午上课。记得在三、四年级时，由于学生多，容纳不了这么多学生，我们班当时还分别在二完中北侧居民住宅区里面的教室和明泽湖南边哈尔滨街的校外教室里上过课。

1955年9月1日，吃完午饭我就背着书包第一次上学了。

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那样娇贵，上下学根本没有大人接送，都是独来独往或者是和住在附近的同学结伴而行。我人生的第一个教室是在教学楼的二层，一个班大约有50名同学，南山路一带和我同龄的儿童几乎都在一个班里。以前彼此虽然见过，但很多同学没在一起玩过，现在是同学了，在一起玩的机会就多起来了，这样也就多结识了不少新伙伴。比如南山路上的程有大、于金胜、于胜、赵忠诚，枫林街上的杜斯乐、唐志宏等，尤其是杜斯乐和唐志宏我们以后一直从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成为终身的朋友。

虽然刚进校门时的启蒙老师现在都记不清是哪位老师了，但是进校门上的第一堂课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堂课是语文课，课文的题目是“上学了”，全篇课文只有三句话：“上学了，上学了，我们背着书包上学了。”课文图文并茂，在左下边还画了几个刚入学的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的情景，那时还没有简化字，课文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并且是竖排本，课文旁边的拼音也不是现在那种拉丁化的字母，而是很像日本片假名的那种拼音字母。

小学时班主任换的比较频繁，现在只记得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当时也就是二十多岁，教我们语文，有时常常被调皮的学生因扰乱课堂而气哭。

记得有一次张老师被气哭，过了好一会她才不哭了，重新上课后她给全班同学出了个谜语猜，谜语是“他们两人都走了”，猜一个国家的国名。由于那时我们的地理知识比较贫乏，所以全班同学都猜不出来，过了一会张老师才把谜底揭开：是也门。这样课堂的气氛才又活跃起来。

那时教我们算术课的是一位姓董的女老师，是另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记得她长得比较秀气端庄，比较丰满，那时也就是三十多岁左右吧。

由于那时刚解放不久，学校各项条件都比较差，学校没有暖气，冬天太冷时要生炉子取暖，但因为教室较大所以即使生了炉子也不暖和，不少同学手上都生了冻疮。

再就是教学楼里没有厕所，厕所在学校后面的院子里，而且是旱厕，卫生条件较差，另外院子里是泥地，一下雨就很泥泞，如果碰到下雨天课间上厕所回来，就把満脚的烂泥带回了教室，给清扫教室造成困难。还有更差的是学校没有操场，课间操、体育课及全校师生大会都是在学校旁边的马路上进行的。

那时汽车很少，我们是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做课间操，上体育课时，把明泽湖边的清爽街两边用长木杆拦住，圈出一个长约60米左右的马路，在这个区域我们跟体育老师学广播体操、步伐训练、武术拳、跳高及鞍马等项目，几乎都没有碰到汽车来往，还是很安全的。

记得六年级时，有一次老师教跳高，那时只教剪式跳高，我跳出了一米二五的全班最好成绩。由于没有礼堂，学校每次举行文艺表演都是借学校附近海港公园（后叫明泽公园现在叫儿童公园）的一个伞型舞厅来进行，记得有一次各年级文艺汇演，比我低几年的邻居小伙伴杜剑平和他班里的一个女生跳新疆舞蹈亚克西，很受大家欢迎。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课间操是1961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已是在上六年级了，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做完课间操后，体育老师登上老师办公室门前的台阶，大声向我们宣读一条新闻，就是苏联成功的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宇宙飞船，世界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少校在绕地球飞行后顺利返回地球。那时中苏关系还没坏到成为敌人的程度，所以听到这消息，大家都为苏联老大哥的科技成就热烈的欢呼起来。

虽然学校条件差些，但是我们还是很爱我们的学校的，在上四年级时，在南山那边新建了一所解放小学，条件很好，当时要求居住在明泽湖以南的学生都转到这所新学校去，但是我们这条街上的同学都不愿意转学，我把不想转学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就用电话和学校联系，现在想来可能是那时家里有电话的很少，学校接到家长电话后就比较重视，结果我们班这些不想转学的同学就都没有转学。

在枫林小学的六年里，除了学习，还接触到很多新的好玩的东西，如学校后院里有一个女子体操用的平衡木，那时我们已是五年级，教室就在后院边上，所以每次下课，我们男生就面对面站在在平衡木上，比赛看谁能用手把对方拨弄到平衡木下，我那时个子已比较高，手臂比较长，因此比赛时我赢的比较多，感觉很有意思。

在三年级时，学校组织野游，生平第一次到旅顺游玩，是坐火车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参观了那里的军事

博物馆，军博馆大门口的高台上放着一辆击败日本关东军光复东北第一个开进大连的苏军T-34坦克，炮口成45度角指向天空，十分威武。馆里还有美制响尾蛇空空导弹的残骸，那是58年解放军空军和国民党空军空战时落在大陆的。

由于当时旅顺军事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所以很多有价值的展品都放在了这里，以后北京建了军事博物馆后，旅顺的军博馆文革期间就撤销了。

在旅顺博物馆里我们还第一次看到了木乃伊，虽然有些害怕，但是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参观完全部展品。

每年在市体育场召开的区、市小学运动会也是大家很高兴的事情，大家都把家里的最好食品带来当做午饭，运动会期间大家都为自己学校的运动员加油鼓劲，很多同学嗓子都喊哑了。

在那时我们还参加了除四害运动，学校每天都下达灭蝇任务，少则五十多则一百，每天把打死的苍蝇放到火柴盒里交到学校。

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同学都把家里的铜盆拿来当锣敲，让麻雀到处听到锣声而不敢停下来歇脚以至于累得实在飞不动掉下来。这样一天也能抓到几十只麻雀。

当时学校还动员学生种蓖麻，说是用蓖麻榨的油可以做飞机用的润滑油，把学校发的蓖麻种子拿回家，在家里的院子里种上了蓖麻，到了秋天再把收获的蓖麻交给学校，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觉得很高兴，为国家做贡献了。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让学生养兔子，我也从学校领回一只白兔放在一个笼子里养着，由于缺少饲养知识，虽然给兔子喂奶喂饭菜，但是不久兔子还是死了，弄得我好伤心。

在60年已是五年级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渐渐显露出来，副食品的供应开始紧张，很多吃用的东西都要凭票供应。

到61年已是六年级要毕业了，真正的困难年来临了，由于副食品供应骤然减少，很多家庭开始吃不饱饭了，那时我们这年龄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时候，无奈之下还出现了诸如瓜菜代、增量法这些类似望梅止渴的精神胜利法，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等疾病。我们家也感到很少吃肉鱼蛋这些荤菜了，肚子里油水少，饿的就快，好在不久国家对高知有些特殊照顾，每月特供一些油、肉、鱼、蛋等当时难以见到的副食品，这样我们家才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是发生在1961年7月16日，正是我小学升初中升学考试期间，这一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第二天的升学考试，突然下起了大暴雨，从我家门厅大门往五五路望去，只见从南山流下的雨水由于水流湍急，五五路顷刻之间变成了一条河，从南山冲下许多比篮球还大的石头顺着五五路向下滚去，过了一段时间，明泽湖由于容纳不了汇集来的雨水，湖水从地势较底的湖北岸溢了出去，而湖里许多一尺多长的鱼随着水也溢了出去，很快湖北岸下面的很大地方成了捕鱼塘，有上百人在大雨中捕鱼，很多人都有不小的收获，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意外抓到几条大鱼，可以吃好几天了。可惜我们住在湖南岸没有赶上这个机会。

1961年7月，经过六年的学习，我从枫林小学毕业了，虽然离校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对母校的感情依然不减，每年都会和同在枫林小学毕业的幼年伙伴杜剑平及其他小时候的伙伴来明泽湖、南山路故居及母校看看。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带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南山路的故居房子已经在前几年全部拆掉，在原址上又新建了一批别墅式的豪华住宅，明泽湖也经过几次改建变的更漂亮了。

而我的母校可能随着周边附近建了不少新学校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若干年前枫林小学已经撤销，但学校的房子还在，并且外部还装修过，用途也几经变化，前几年这里是教育系统的幼儿园，后来是教育系统的医疗机构，现在是中山区的计生委。

当站在母校的前面时，当年在母校经历过的岁月像电影一样从脑海掠过，心中不免有一丝凄凉，我们都老了 ，母校也没有了。虽然心中有一丝凄凉，但是更多的是自豪，从枫林小学毕业后，又先后进入大连九中、大连二十高中，这两所学校分别是市、省重点学校，在高中遭遇文化大革命后又下乡插队三年，后抽回大连石油七厂当工人，在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首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进入教育部重点大学大连工学院的化工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大连石化公司研究院工作，参加工作四十年来，曾多次获得公司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及新长征突击手，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称号，获得过中国发明专利、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大连市发明创新奖、大连市技术开发二等奖、大连石化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项。为祖国和所属企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着我的第一个母校我可以自豪的说：母校啊，我没有辜负你的培养。

第二章

我的初中——大连九中

1961年8月我从枫林小学毕业考入大连第九初级中学，进入了我一生中的第二个学校。

那时的大连九中位于枫林小学的西北面，相距约二百米米左右。确切位置是在明泽街和安民街的交叉路口处。

该校舍始建于1951年，为砖混结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七千平方米，当时学校的北面是化工学校，斜对面是铁路文化宫，而操场的南墙外是杏林街。

当时我家住在明泽湖东头南面的南山路上，从我家沿明泽湖往西走到湖西头再右拐穿过明泽公园后，一直沿明泽街往北走二百米左右，就到了九中的大门前。

8月20号上午八点是报到的日子，一进学校大门，在一层走廊靠窗的北墙上，学校已把各班的花名册用大字报写出来了，花名册按一年一班到一年八班的顺序排列，我赶紧找我的名字，没想到第一张一年一班花名册大字报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原来各班的排名分别是按男女生的年龄排的，因为我上学比较早，在这个班里年龄最小，所以排在最前面，在班级里的学号是1号。

九中是解放后建的学校，条件比我原先就读的枫林小学好了许多，学校整体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但楼层的高度较高，每个教室前后各有一个大门，门也很高大，可能是建国初期仿苏联的建筑标准建的学校，学校的大门朝西北，大门前面是十几阶呈扇形的台阶，进入大门，在门厅里楼梯的左边对着大门有一面大镜子，让每天进来的学生能够看到自己的衣着是否整洁。

门厅楼在整个学校建筑物的中间，是一个圆柱型的三层结构，一层是门厅，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音乐教室。门厅的中间是到二楼的楼梯，也对着大门，左右两边的墙上是读报栏，里面放了好几种报纸，当时我们比较喜欢看的是羊城晚报，里面有个叫五层楼下的讽刺栏目很吸引人。

楼梯的后面是通往操场的大门，门厅楼两边的教学楼大约成九十度角分别向东、向南延伸七、八十米，成直角形状的教学楼把操场围了起来。

整个建筑的外面都是红砖结构，比较醒目。东部教学楼的一层是办公区，校长室、支部书记室、教导处及团委都在这里。

当时校长是魏富柵，由于很少和学生打交道，所以印象不深，书记是一个姓乔的南方人，好像叫乔传爵，由于经常给学生做报告，所以对他印象还较深。有一个女教导主任姓李，住在明泽湖南面的哈尔滨街，和我家离得较近，所以常能看见她。

顺着这走廊走到头就是美术教研室，美术教研室的右侧就是体育教研室，再旁边就是通往操场的另一个大门了。

操场挺大，长宽各约八十米左右，在操场中央有两个篮球场，在操场的东边有一栋比较高大的平房，是校办机械工厂，里面有车床、钳工台具等，校办工厂的西墙是一面山墙，没有门窗，喜欢踢足球的老师和同学常常在这里练习射门。

在校办工厂东面约二十米左右是一栋后建的也是红砖结构的二层教学楼，可能是原先的教学楼不够用，是在58年大跃进年代建造的，但毕竟是大跃进的产物，这个教学楼的质量比原先的教学楼差多了，不像老楼那样比较有气派，走廊和教室也不是地板地，而是水泥地，窗框也不是木质的，而是钢窗。每年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八个班都在这新教学楼里上课。

令我们兴奋地是，学校不但有操场，还有一个礼堂，礼堂在东部教学楼的东侧。礼堂虽然不是很大，里面也没有座椅，但是总算有个开会及表演节目的地方。

当年在迎接64年元旦的新年晚会上，各班同学都在这礼堂表演节目，节目从晚上八点钟一直表演到半夜十一点，从唱歌、舞蹈到相声快板，几乎涵盖了当时大部分的节目类别，大家玩得高兴极了。

另外，学校还有阅览室和图书室，每到寒暑假都可以到图书室借阅图书，我记得初一寒假时，借了七、八本图书，其中一本翻译过来的小说叫吹牛大王历险记，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喜欢这本书，想自己也有一本，而当时的书店已没有这本书了，还书时就和图书馆老师说这本书弄丢了愿意赔偿，结果花了三倍的原价赔偿才把书留下来。

报到后，我们就成了九中的学生了，那时刚入校的新生还没有类似现在的军训，而是被要求到校办工厂去参加劳动，这个校办工厂在礼堂的东边，是做酚醛电器插座的，每天参加劳动半天，工作就是在天平上称好酚醛的重量，然后放到冲压成型机里热压成一个个酚醛插座，工作比较枯燥，但看到每天在我手里生产出上百个插座心情也是很高兴的。

在劳动十天后，九月一日就正式开学了。

我们一年一班的班主任是洪翠珍老师，三十多岁，个子挺高接近一米七，眼睛大大的，身材比较壮，留一头到脖颈的直发，她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报到那天，洪老师带着她的儿子来了，孩子也就四、五岁吧，后来我们才知道，洪老师的丈夫57年被划为右派，因此两人离异了，当年中国有多少这样离异的家庭啊，现在想想，当年錯划了那么多右派，搞得很多人妻离子散，真是一个历史悲剧。

我们班男生二十六人，女生二十四人。到升初二时，有一名同学留级了，而有三名原初二的学生留级到我们班，这样我们班就变成了五十二人。

班长是滕毓青，学委是陈本杰，体委先是陈贵生后是赵忠诚，生活委员是闫凤兰，卫生委员是邱茹萍。

很凑巧，我的学号是1号、而11、21号的同学也都姓陈，有一次数学课，老师叫1号、11号、21号同学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都笑了，这么巧，三个带有1的学号的同学都姓陈，而且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都是属于前列的。

在我记忆里印象较深的老师还有教几何的女老师欧阳萍生，欧阳老师当年四十岁左右，戴一副透明框的眼镜，长的很秀气，外观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南方人，说话是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因为九中当时是重点学校，所以从教师进修学院調到九中来上课，她的几何课确实是教的好，经常有外校的老师在我们上课时来旁听课。由于欧阳老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能把几何课上得有声有色，所以我对几何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我的几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由于几何学能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几何学在以后的思考和表述问题方面使我终生受益。

在九中我还结识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其中住在三八广场的唐成发是我在初中结识的最好同学，我们的友谊从61年8月上初一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已五十年了，现在仍经常来往。

作为男生我觉得初中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最真挚的，以后的高中、大学直至工作交的朋友都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那时每天早上上学，住在三八广场的他和另外三、四个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往西南走七、八百米到我家来，然后和我再一起沿着南山路往西走二百米到另一个同学赵忠诚家，最后我们再一起穿过明泽公园再往北走二百米左右才能到九中。现在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兜一大圈去上学呢？有时间睡会懒觉或者早点到学校早自习多好啊！但那时的同学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同学之间的友谊。

还有一件和唐成发有关的比较有趣的事，夏天的时候，唐成发经常来我家玩，那时的男生穿胶鞋，出脚汗的人脚很臭，唐成发就是这种类型的脚，有一个星期天，好像当时我们已是初二，他来我家玩，在我家靠走廊的小房间坐着说话，因为天气热，他把鞋脱了下来，这时他的臭脚味就开始蔓延开来，特别是往上方蔓延，那时我家楼上住的是海运学院的杨烈宇教授，他女儿就是现在的大连名人杨道立，当时尚在闺中也住在楼上，臭脚味顺着走廊的楼梯扩散到楼上，杨烈宇父女正好都在家中，被熏得实在受不了，父女俩就从楼梯下来寻找产生臭味的原因，杨烈宇一边走一边嗅一边用四川口音问，那来的这么臭的味道啊？我们就随声附和说，是啊，那来的臭味？是不是从房间窗外进来的味道？没查出原因杨烈宇父女就回楼上了，而我们在小房间里笑得肚子都疼了。

九中的条件比我上过的枫林小学强多了，在小学时冬天没暖气，教室靠生炉子取暖，由于温度低很多同学都生了冻疮，而现在学校锅炉房热蒸汽供热的暖气，上下午各来一次，每当来暖气时暖气包热得烫人，手都不敢摸，来暖气时靠暖气座位近的同学被烤的头昏脑涨，都无法上课了。只好在来暖气时，把靠近暖气的位置空出来，坐到离暖气较远的地方听课。

另外觉得九中比原来就读的枫林小学最大的条件改善是厕所在教学楼内，而且是水冲的厕所，和小学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以后升二年级我们班教室就在厕所旁边，厕所也成为我们班的清扫分担区，每次清扫厕所同学们都很认真负责，虽然厕所就在教室旁边，但平常也闻不到厕所的味道。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61、62年是最困难时期，副食品匮乏，生存仅靠每月的粮食定量及配给的很少副食品，很多同学都面露饥色，有的甚至是饿着肚子，为了保持体力，除了体育课学校基本不安排其它课外活动项目。

62年9月，我们已升初二了，上课的地点也从条件较差的新楼搬到条件较好的主楼，我们的教室在东教学楼靠近体育教研组的二层，但是我们教室下面的半地下室是教师食堂也是给带午饭的同学热饭的地方，每到上午最后一节课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但这时下面食堂做饭和热饭时的香味却飘了上来，把同学搞得没心思上课，满脑子都是想着吃饭的事，都在暗暗根据飘上来的香味猜想食堂今天中午做什么菜啊？味道怎么这么香啊！

进入63年后，国内经济开始好转，特别是在年中，大连市不知何故从外地调来几千吨猪肉，而当时大连没有这么大的冷冻能力储藏，市政府就号召全市职工买爱国肉，那时每个职工一次都可以赊账买二、三十斤猪肉，到发工资时再扣钱。

我爸爸也在单位买了一条二十多斤的猪腿，那一阵，全市人民都好像过年一样，家家户户天天都在吃猪肉。

由于生活有了改善，同学们这才开始逐渐增加一些体育活动，一些老师也开始在操场打篮球了。

记得一天中午休息时，大连九中教职工队和三八广场的友谊医院队开展篮球比赛，我一眼看到我们家邻居范吉昌大夫代表友谊医院篮球队在打球，他那时候大约三十岁左右，长得很帅，70年代他开创了大连的脑外科手术并在80年代担任了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

63年，市场供应也逐渐好起来，使我们有条件开展一些课外活动，这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小组十几个同学组织到中山公园去游玩，那时候，西红柿非常便宜只有一、两分钱一斤，我们买了一元多钱的西红柿和一些黄瓜及一些糖果，高高兴兴地到中山公园来玩，玩了一天，一元钱的西红柿竟然没有吃完。

在初中时，我对音乐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门厅楼三层的音乐教室却很有神秘感，终于轮到我们班第一次上音乐课了，我们早早就等在音乐教室门口，到教音乐的侯老师来打开门后我们就争先恐后的跑进教室，想看看音乐教室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教室前面有一台锃亮的黑色钢琴，那个时代人们很少看到钢琴，我们都想试试弹一下钢琴，侯老师看我们这么有兴趣，就把琴盖打开，让我们每人弹了几下琴键，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音乐教室放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离教学楼较远，这样音乐课里的歌声和琴声不至于影响其它班级的正常上课。

还有几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一是63年9月30号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国庆节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初三不久，我们班里几个同学被选到到人民文化俱乐部后面的中山区公安分局，去协助公安局做节前的保卫工作，那时强调阶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天黑后，和公安人员一起分别潜伏在中山广场的那些爬满植物的架子上，监视晚上是否有阶级敌人在中山广场放爆炸物或者书写反动标语，整个晚上我们都强忍睡意，忍着蚊虫叮咬瞪大了眼睛希望能抓到一、两个阶级敌人，但是 令我们失望的是一晚上没睡觉也没发现一个阶级敌人。第二天国庆节，我们回家都蒙头大睡了一天。

　　二是63年的11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门厅里面突然贴出一张海报，内容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了，当时是作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告示大家的，因为当时我们被教育的是肯尼迪是世界人民公敌，听说是一位教师从美国之音得来的消息。

三是上生物课解刨兔子，那堂课也令我终生难忘，全班同学分成八个组，六人一组做解刨兔子的实验，老师让我们先用沾满乙醚的棉花堵在兔子的口鼻上，不一会兔子便被麻醉了，接着老师教同学们用刀剪划破兔子的胸和腹部，来观察兔子的内脏和血液的流动。这样，通过解刨兔子让我们知道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的哺乳动物和兔子的内脏是基本一样的。

四是那时的学校已经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团员了，印象较深的是初三上学期，学校贴出了海报，一批同学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其中就有我们班的张明珊、闫凤兰、邱茹萍。那时入团很难，好像比现在的入党还难。那时的我，按现在的讲法就是情商太低，在学校只知道学习和玩，从来不知道要求进步。

转眼，三年级上学期结束了，在放寒假的前一天，班主任洪老师突然说要开个全班大会，同学们坐好后，洪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下学期我不在担任你们的班主任了，而且也不教你们语文课了，我要调到沈阳工作了。说到这里，洪老师由于悲伤脸涨得通红，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同学也都很难过，毕竟和洪老师在一起两年半了，洪老师对我们学生很好，师生有了比较深的感情，过了一会当师生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后，洪老师宣布，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教体育的王世福老师。原来洪老师在沈阳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就要结婚了，而且工作也调到了沈阳，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洪老师了。

初三最后一个学期过的很快，到五月末各门课程已全部结束，并进行了毕业考试，其余时间给同学复习各门课程，以准备参加六月下旬的升学考试。

那时，很多中专、技校都把招生广告贴到了学校里，我印象最好的中专是鞍山钢铁学校，可能是资金雄厚的缘故，在他们的招生广告上，学校的教学楼、宿舍、食堂都非常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富丽堂皇，在当时是条件相当不错的。因此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报考了这个学校，和我关系比较好的赵忠诚就考上了这所学校，他毕业后分配到了河北宣化铁矿。当时感觉不错的技校是造船技校、机车技校，报这两个技校的同学也很多。

参加完升学考试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就发榜了，我和班里其他五名同学如愿考上大连二十高中，其他同学有的考上二中，有的考上中专或者技校。

在快要离校前，全班同学和班主任王世福一同拍了毕业纪念照，这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是一张珍贵的照片。只是很遗憾，洪老师和我们分别时没有拍一张照片留念，可能当时拍照片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洪老师就没有提拍照片之事。

毕业好多年后，我已经从农村插队抽回到石油七厂工作，我们几个初中同学还去过王世福老师的家里，他那时住在胜利桥附近。已从九中调到市体委工作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已从大连九中毕业五十多年了，几年前大连九中已从原址搬到了劳动公园东门附近，也就是在二十四中的对面，崭新的教学楼显得更加雄伟气派，教学条件也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新九中和老九中相比真可谓是鸟枪换炮了！

老九中原址已经变成驿局酒店连锁三八广场店，虽然学校已旧貌换新颜，但是我还是对原先的老九中怀有深厚的感情，毕竟我是在那里学习了三年啊！有机会总想到九中的原址转转，但是原先九中附近的建筑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北面的化工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其原址是一块空地，可能要建新的楼宇，斜对面的铁路文化宫周围环境也已面貌大变，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回想在九中的三年可以说是我感觉非常幸福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从一个天真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比较懂事的青少年，身高也从一米六五长到了一米八二，学习方面也打下了继续升学的良好基础，还结识了终生成为好朋友的同学，虽然当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精神却是愉快的，在九中的三年学习生活将永远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第三章

我的高中——大连二十高中

1964年的7月，我从大连九中毕业，参加过升学考试后，到八月中旬，邮局就把大连二十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

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当时二十高中是省重点学校，教学质量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远非现在的二十高可比，当时名气甚至超过二十四中，那时的二十四中主要是招收干部子女，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是不及二十高中的。二十高中是辽宁省首批重点高中，省示范高中，享有“辽南小清华”之美誉。

学校创建于1932年，原为日本弥生高等女子学校，大连解放后，先后被命名为大连第一中学、大连中学、大连高中、大连第一高中，1950年被确定为省级重点高中，1958年秋被正式命名为大连第二十高级中学。1988年被收入《中国著名中学》录。那时，能进入二十高的都是全市各初中毕业班的尖子学生。

几十年来学校培养出来的比较著名的学生有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林安西、东海舰队司令安力群、大连市委书记毕锡桢、副市长王承敏、女作曲家谷建芬等，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为教育事业做出来了较大贡献。

当时的二十高正门位于中山区福寿街上，学校的主要教学建筑在所在区域的北部和西部，其余部分是操场，学校的东侧是明泽街，西侧是安阳街，和当时世纪街的大连日报社是在一个街区对角线的两头，学校正门的对面是居民楼，东侧是3280部队后勤部也就是大连警备区后勤部，操场南面是大连铁路公安处，学校西面隔安阳街是化工学校的学生食堂，再往西隔世纪街分别是大连铁路卫生学校和辽宁化工研究所的办公楼，

8月20日早上八点是报到的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二十高中。从家到学校走的路径是出家门后顺着南山路往西走，到明泽湖西头右拐穿过明泽公园后再顺着明泽街向北走，中途经过我的初中母校大连九中，往前再穿过鲁迅路走一百五十米左右就到了。由于报到前，女班主任郭松秋到家里家访过，所以我已知道自己在一年二班，进了校门后，在高年级的同学指点下我们找到了自己班的教室。

班主任郭老师已在教室等同学了，八点钟，全班四十二名同学全部到齐，郭老师讲了一些事情后，就让同学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

由于二十高是省重点学校，所以招生范围是全大连市而不是一般高中只在本区范围内招生。我们班同学也真像是来自“五湖四海”，几乎市区各个初中都有考上来的。我惊喜的发现，有两个小学同班同学牟成明和郑娥嫦现在和我一个班，他们也是九中毕业的而且郑娥嫦还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学。我观察了一下全班同学，发现在男生中算我共有四个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子同学，这就成为我们班今后开展篮球运动的良好基础。紧挨着我们教室的外侧是一年一班的教室，我也高兴的发现小学同学也是九中毕业的杜斯乐和唐志宏在一班。

接着，学校让新生自由参观学校，学校的教学条件在当时是非常优越的，每年级有六个班，每班四十二名学生，全校共十八个班级，教室里的黑板已经是不晃眼的墨绿色的玻璃黑板了，课桌和椅子是每套连在一起的，每个学生一人一套，互相不妨碍，每个教室照明都是六个40瓦日光灯，晚上开灯后教室一片雪亮，教室前面墙上都有一个音箱，可以坐在教室里听领导讲话、做报告及通知事项，在一楼正对大门的里面有一个可放七、八张乒乓球台的乒乓球室，中午休息和下午活动课时可以来打乒乓球，学校二楼有个比较大的阅览室和图书馆，可以在课余时间看书报杂志和借阅图书，在二楼还有一个可容纳全校师生开会的礼堂，而且里面还有木质的带靠背的长条椅子。如果是现在，这些条件已是很普通了，可在当时六十年代，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这条件和别的学校比还是很优越了。我们还惊喜的发现学校有两个室内体育馆，其中一个是木质地板地，两侧有篮板可以比赛篮球，下雨天也可以在这里上体育课，更让我们惊喜的是在操场的东侧也就是对着警备区后勤部的操场上有个约三十米长、15米寛的室外游泳池，这在当时各个学校是绝无仅有的。

当天下午，学校又召开了迎新大会，校长和书记都讲了话，勉励我们新生要努力学习，发扬二十高中的优良传统争当品学兼优的学生。女校长叫严琴，四十多岁，后来听说她是著名诗人就是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的夫人，还有一位四十多岁姓周的女副校长，听说以前是一高级干部，是省广播电台副台长，但在反右时被触及，才降级到二十高中当副校长。学校的男书记叫于英显，当时也是四十多岁。

从第二天开始，全体新生就开始参加入校劳动，开始几天是在寺儿沟一处建筑工地劳动，任务是挖土方，后几天又到周水子附近一家红砖厂劳动，主要的工作是把机器和好的砖料做成一个个砖坯，再送到砖窑里去烧，劳动结束后，和工人开了一个联欢会，印象很深的是六班一个男同学朗诵了一首自创的诗，题目就叫红砖，正好结合我们的劳动，他朗诵的声音也比较洪亮，受到工人师傅和同学的好评。

九月一日，我们开始正式上课，二十高中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教龄较长的资深教师，很多在当时就是所在学科的大连市领军人物，像教我们语文、三角、化学、代数的老师都是资格很老的教师，教我们英语的郭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当时三十二、三岁，外语学院毕业，算是比较年轻的，最年轻的的是教物理的王老师，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虽然教学经验较少，但大多数同学的物理成绩还是不错的。

经过十几天的磨合，原本陌生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大家选出了班长郭淑兰、副班长桑青、学习委员陈玉珍、生活委员胡维彪、卫生委员张华、体育委员殷长盛等班委，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庄庭山。

那时我们的学习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每天上午四节课，中间还有课间操和眼保健操，中午十二点下课，我们这些住的比较近的同学，就走回家吃午饭，而带饭的同学吃完饭有的趴课桌上休息一会，有的到操场打一会篮球或者排球，一点半又开始上下午课，下午头节课一般也安排上正课，其余就是自习课或者是体育活动课了，下午四点半放学，晚上如果想到学校学习，学校还开了几个晚间自习教室，可以一直学习到晚九点。

刚入学不久，我在阅览室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本叫航空知识的杂志，里面介绍的都是飞机、火箭等和航空有关的知识，我被深深的吸引住了，从此就立下了如果考大学就报考航空学院毕业后从事飞机设计和制造的想法，虽然以后由于文革废除了高考，恢复高考后由于当时已经成家所以只报考了设在本市的大连工学院，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对航空方面的爱好却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每当碰到介绍航空方面的书籍杂志都会买回来，对航空方面的影视也是百看不厌。

在初中时，我们学生基本不玩篮球，都是看教职员工打球，上高中后，我们班一下子有了四个个子一米八以上的男生，除我之外有桑青、钱家祥及赵义才，其中尤其是桑青都接近一米九了，这就有了成立篮球队的条件，而钱家祥同学在初中就是在市少年体校学习篮球的，对篮球十分精通，另外又在班里找了一个虽然个子不是特别高但体力和弹跳力都比较好的张传复来当后卫，这样在这个新班级里就以钱家祥同学为核心，成立了一个篮球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就开始和其他班级比赛了。由于我们这个队的队员平均身高和全校其他班相比是最高的，再加上经过了一段时间训练，所以无论和那个年级比赛我们篮球队几乎场场都折桂冠。比赛时我一般打右前锋，投篮时经常使用一些八卦方式，因此一旦投中常常获得喝彩。那时打球不像现在条件那样好，也没有运动衣裤、运动鞋，都是穿着平常上学的衣服鞋子，每次赛完球，浑身上下衣裤都被汗水湿透了。

在上二年级后，我们班篮球队技术更加纯熟，除了和校内其他班级比赛，还经常联系附近外单位球队来比赛，比如操场东面的警备区后勤部篮球队、附近的铁路消防篮球队等，这些部队篮球队因为天天练，技术已是炉火纯青，再加上配合默契，所以尽管个子不及我们高，但我们却很少能赢他们。有篮球比赛时，也吸引了附近不少居民及学生过来观看，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十多年后，我已在石油七厂工作，一次在厂内我厂消防队门口碰到一个人，他认得我，对我说你不是文革前二十高的学生吗？我小时候常看你们打篮球，所以对你有印象。那时，他住在学校正门对面的居民楼里，当时还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经常来看我们打球。

没有篮球比赛时，活动课我也常常去打乒乓球，一班的杜斯乐、唐志宏乒乓球打得都挺好，再加上和我是老同学比较熟，所以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我班的牟成明那时刚学乒乓球，玩瘾挺大，在乒乓球室占不到球台时，他就常常带我到学校旁边后勤部的乒乓球室去打球，因他爸爸是后勤部的军人，是老红军，他有到里面看病的医疗证，所以可以凭医疗证进后勤部。而我进去就要碰运气了，有时站岗的哨兵让我俩一起进，有时就只让他一个人进。让我进时，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玩个痛快，不让我进时，他也不进去了，因为一个人没法玩，只好打道回府。

在二十高中，接触比较多的同学除了牟成明、杜斯乐、唐志宏这几个小学同学，再就是打篮球的队友及同班的王德祥、王贵堂、高永德、于成正、王锡祥等同学了。

六五年暑假，我们就要升高二了，学校组织到夏家河子夏令营两周，住在旅大师范学校。那时，师范的毕业班已经毕业离校，其他住校生也已放假大都离校，我们一年级男生就把他们的床搬到礼堂里，把礼堂变成了一个大寝室。那两个星期大家玩得挺高兴，白天下海游泳，晚上开烟火晚会或者打扑克下象棋。做饭由女同学主厨，我们男生当帮手。

记得那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一天晚上大家在听八点钟的新闻联播，新闻报告了原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归来的消息，引起大家的轰动。

在二十高上学时，每年九月都要组织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一般十天左右，到生产队后，安排四、五个人一组住在社员家里的空闲房里，睡的是火炕，九月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但睡觉时发现炕都烧热了，原来，社员怕我们睡凉炕对身体不好，特意把炕烧热了，但对我们这些没睡过热炕的人却会出现一些负面效果，很多同学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嗓子发干难受，就是睡热炕上火了的缘故。

　　下乡的任务主要是帮助生产队秋收，有时是收苞米，有时是收地瓜、萝卜，还有让女同学帮助采摘苹果的。收苞米时要先用镰刀把苞米杆从根部割倒，再从苞米杆上把苞米棒掰下来，然后再把十几个苞米杆捆在一起准备大车來拉。而收地瓜是先把地瓜蔓用镰刀割下或者用手拽下来，然后用牛或者马拉犁把地瓜翻出来，再把翻出来的地瓜捡出来堆成堆等大车來拉，有的苞米地、地瓜地很长，甚至望不到头，由于平常这种锻炼较少，用镰刀不久手就起了泡，而长时间弯腰割苞米杆或地瓜蔓，腰也觉得有些疼。虽然手起来泡，腰有些疼，但那时正好在学习英雄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以同学都没有喊苦叫累的，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返校。

春天是植树季节，每年这个季节学校也组织全校师生去植树，记得65年春天，我们在南山植树，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植物园后面山上市气象台附近，先是挖树坑，由于土质不太好，下面石头很多，而且上面要求树坑挖的比较大比较深，所以树坑比较难挖，一上午也挖不了一个，同学们都很认真的挖着，这时山上刮起了大风，山上飞沙走石，就相当于现在的沙尘暴，山上有一个席子围成的简易厕所，这时正好有几个女同学在上厕所，而恰好这时刮来一阵大风，把围厕所的席子掀起来一个角，把正在如厕的女同学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其中就有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弄得这些女同学很不好意思，后来班里一些调皮的男同学背后还给我班那位女同学起了个“席棚掀”的外号。而这位女同学始终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外号。

66年6月，正是高二下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文革的阴影开始逐渐笼罩中国，在中央5.16通知公布以后，各地的文革骚动开始曼延，到8月下旬，各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起初是所谓破四旧，接着学校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起初指向四类分子以后转向学校领导，当时学校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杨姓勤杂工，专门负责清扫学校几个厕所及走廊的卫生，后来才知道他原是教化学的老师，在一次学校工会干部的选举中，不知何故他竟用举腿代替举手来选举工会干部，为此他付出了惨重代价，被定为坏分子，从教师贬为勤杂工，文革一开始，这位坏分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不久他就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南方原籍，以后是否平反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又开始批斗校领导和一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对他们挂牌子戴高帽甚至棍棒相加，令人惨不忍睹。

随着文革的发展，到九月中下旬开始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件免费旅行的美事。

我第一次出去串联是在9月27号，在学校开了张介绍信向家里要了30元钱就和同班的王贵堂及高玲菊、田雪媛两个女同学上了火车，第一次出门串联，那时串联的人还比较少，火车还不太挤，在火车上列车员跟我们说北京不欢迎去串联的学生，不少人刚下火车就被送上返程的车了，我们听了，心里也忐忑不安，怕去不了北京。当时，北京接待串联学生的接待站在永定门火车站，我们到永定门车站后，没想到那里在敲锣打鼓的欢迎串联学生，并把来串联的学生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懂这些，只要能来北京就满足了。那时来北京串联的学生管吃管住，我们住在北京电器科学研究院，吃住都相当不错。

国庆17周年我们就是在北京度过的，参加了首都的国庆游行，也就是所谓的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凌晨3点就起来了，梳洗及早饭后5点就在长安大街集合，在长安大街有百万红卫兵和串联学生等待毛主席接见。一直等到10点，游行开始，我们排着50人一行的方队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大家都一边走一边热泪盈眶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在北京住了一星期就回校了，但那时有很多从偏远穷困地方来的学生，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吃住还不要钱，甚至天天吃大米白面比在家里好多了，有的就常住不走了，怎么劝说也不走，弄得接待人员很棘手。

第一次串联回校后，学校形势已是大变，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学校成立了不少群众组织，我们班两派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记得有一个叫赤球的组织，好像是倾向市里大中院校一派观点的。由于我对这些群众组织的鸡争鹅斗不感兴趣，也看不惯他们斗领导、斗所谓黑五类的种种不人道做法，就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我们无事可做，就和几个要好的同样没参加群众组织的同学商量，利用串联坐火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全国各地转转，也就是打着革命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去旅游一趟。

这样，10月中旬我就和我班的牟成明、一班的杜斯乐一起踏上了第二次串联的旅途。

这时候，串联的学生已是相当多了，火车里已是拥挤不堪，北京也满大街到处都是串联的学生，这次在北京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就是10月18日后的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和串联学生，这一次毛主席是乘坐北京吉普车来接见串联学生，百万串联学生排列在长安街两侧，毛主席在其他领导陪同下，乘车从天安门城楼出来由西向东接见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和串联学生，当时那情景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大家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向前簇拥着，想更近距离的看到毛主席，当主席车队过去后，长安街上到处都是学生挤掉的鞋和毛主席语录，不少原本没有语录的串联学生弯着腰在捡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接见过后，19号我们就顺着京广线南下了，第一站的目的地是武汉，在北京站好容易挤上了去武汉的火车，没想到火车已是严重超载，火车里的人就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连座椅底下、行李架上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行车途中想上厕所根本不可能，只能在到车站停车时下车去找厕所。这给正常出行的旅客带来很大麻烦和不便，但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在那种政治氛围下，谁敢得罪毛主席的客人啊！我们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腿脚都控肿了终于到了武汉，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武汉水运学院，在武汉看过长江大桥、黄鹤楼和游览了武汉三镇市容后又到武汉大学装模作样转了转看看大字报。

住了几天在25号就又南下了，这次目的地是广州，在广州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小学校里，好像叫东风小学，住宿条件也差多了，是睡在由课桌拼成的床上，在广州期间我们去了中山大学、中山纪念堂、越秀公园，也去了美丽的珠江沿岸，都已10月底了还可以在越秀公园的露天游泳池游泳，在越秀公园还聆听了战斗英雄麦贤德做的英雄事迹报告，还参观了当时正在广州海珠广场举办的广交会。在广州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在广州的饭店吃饭，我们第一次碰到先吃饭后算账的吃饭程序，那时在大连的饭店吃饭都是先在卖饭票处开票交钱然后才能吃饭，我们当时就感到很新奇，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连的饭店也变成这样的吃饭程序了，可见广东人的商业意识及经营模式至少比东北领先二十年以上。

在广州住了一星期正准备再去四川新疆一带串联，并已办好了到长沙的火车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京广线突然宣布停运，结果在广州的二十几万串联学生走不了了只能滞留在广州。这样又过了四天已是11月5号

了，串联学生在广州实在是不想再待下去了，就纷纷涌向火车站，到晚上火车站门前已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大家知道了虽然京广线不通车但广州到上海的火车还是运行的，而且一会就有一趟去上海的列车要开，但这时广州站的大门已经关了，无法进站。聚集在大门外的串联学生都想早日离开广州，大家不顾一切，用力往大门里挤，当时广州站的大门是木制的栅门，在串联学生齐心协力的用力推挤下，大门竟被挤开了，于是学生就蜂拥而入，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和警察根本管不住也不敢管，我们三人就随着人流跑进了车站，找到去上海的火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挤进了这趟列车。过了一会火车开了，我们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终于离开了广州。

去上海的火车中途经过湘潭，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串联学生都要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故居，我们也未能免俗，就在湘潭下了车准备去韶山。11月6号从湘潭坐大卡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韶山，在韶山凭学生证每人花一角钱可买一枚韶山纪念章，买纪念章时我们发现韶山纪念章共有四种，那时候有关主席的像章、纪念章是非常热门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不亚于现在朝鲜人对金家父子纪念章的追求，我们就想把其余三种纪念章都收集齐，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件现在看起来很蠢的事，又做火车回株洲，从株洲又坐大卡车再去了一趟韶山，并把介绍信由三人改为九人，这样每人都买全了四枚纪念章。

在湘潭株洲共住了四天我们就又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去上海的列车在11号时中途经过杭州，我们早就听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就毫不犹豫的在杭州下了车，到杭州串联了。接待站安排我们住进浙江大学二分部，这个浙大二分部离西湖很近，校园真是美极了，学校里的教学楼、办公楼大都是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上面是各种颜色的琉璃瓦，校园里遍是竹子和其它树木。虽然已是11月中旬，但校园里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色，浙江大学的美好景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终身难忘，也成为我向往进入的大学之一。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情是我们一路串联，无论到哪个接待的地方吃饭主食都是按定量发给，只有在这里，吃饭时主食是盛放在木桶里的米饭，而装饭的木桶就放在食堂的过道上，不限量随便吃，在那个年代主食就可以随便吃，说明浙江那时就很富裕了，真是鱼米之乡啊！从到杭州的第二天开始，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绕着西湖走了一圈，把西湖游览了一遍，美景真是数不胜数，还租船在西湖里转了一下，西湖比较大，南北长约3.2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所以在西湖划船感觉比在大连的明泽湖好多了。杭州西湖，是一处以秀丽清雅的湖光山色与璀璨丰蕴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艺术交融一体的风景名胜区。她以秀丽的西湖为中心，面积60平方公里，其中湖面为6.5平方公里。沿湖地带绿荫环抱，山色葱茏，逶迤群山之间，林泉秀美，溪涧幽深。90多处各具特色的公园、风景点中，有三秋桂子、六桥烟柳、九里云松、十里荷花，更有著名的“西湖十景”将西湖连缀成了色彩斑斓的大花环，使其春夏秋冬各有景色，晴雨风雪各有情致。我们还游览了灵隐寺、岳王坟、雷峰塔遗址等名胜古迹。还品尝了用虎跑泉的水泡的龙井茶，其味道真是沁人心扉。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当年民族英雄岳飞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所以岳王坟居然在破四旧中被红卫兵扒开，坟也平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哀。

在杭州游玩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出来串联时带的钱粮基本都花光了，大串联住和行是不用花钱的，但除北京外到其它地方串联吃饭是要自掏腰包的，这一路我们已打借条借了一些钱和粮票，所以到杭州后，各自都给家里写信要求寄些钱和粮票来，到25号我和牟成明收到了家里寄来的钱，但杜斯乐还没有收到，他就让我们二人先去上海，等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再去上海找我们。

这样，我和牟成明就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上海安顿好后，我俩就到上海火车站的留言板上给杜斯乐留了一张如何联系的纸条，过了两天杜斯乐果然看到了那张留言又找到了我俩。凑巧的是，这张纸条被在上海串联准备回大连的唐志宏妹妹看到，而唐志宏家就在杜斯乐家的楼下，回连后她就和杜斯乐家人说杜斯乐在上海和我们走散了，弄得杜斯乐家人还挺担心的。上海是个建立较晚的工商业

城市，没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只到城隍庙和外滩转了转，然后就去逛南京路的商店，由于那时物质比较贫乏，很多质量比较好的商品只有到上海才能买到，虽然这时我们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但我们还是兴趣盎然的把南京路上的商店挨个逛了一遍，因为在上海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我记得我和杜斯乐每人买了几双尼龙袜，而牟成明买了一个表面带有麻点的橡皮篮球。

在上海我还去看望了我伯父一家，从54年我家从上海搬到大连，已12年多没见到伯父一家了，他们看到我都很惊喜，临走前我又去看过他们一次。

在上海期间，中央发布了停止串联的通告，要求串联的学生尽快返回学校所在地，各地的串联学生接待站也要停止接待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12月3号登上了返程的大庆17号油轮，经过36小时的颠簸终于在12月4号回到大连，结束了40多天的串联。

回校后，发现学校还是在停课闹革命，各派群众组织也仍然处于无休止的派性争斗之中，我们这些没参加任何组织的散兵游勇也就不用来学校了。

就这样从66年12月一直到68年10月下乡插队我们几乎再没有到学校来过，其间68年8月学校也搞过复课闹革命，但是那时人心已经涣散，复课之事不了了之。

如果从66年6月开始文革算起到68年10月下乡插队，全国从初一到大五的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2年零4个月的光阴。

68年8月旅大市革委会成立，全国各省市也普遍成立了革委会，大学生由国家包分配工作，但如何安排中学这六届学生成了各地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对当政者也是一个挠头事，当时大学和中专技校都已不招生，而工矿企业和商服部门根本也接纳不了这么多的学生，出于无奈，就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名义把这六届学生除每班留两人去造船厂外全部送到农村下乡插队。

在9月中旬下乡之事已经定了下来，大连市共有六所学校下乡到全省最贫穷的辽西朝阳地区的北票县，是全市下乡最远的地方，其中就有我们二十高中。

对口下乡的公社也派人来介绍情况，介绍情况的大都夸夸其谈与实际情况可谓南辕北辙。

每个人具体插队到那个大队那个小队也张榜公布出来，我的几个挺好的同学里，牟成明因他爸爸是军人，在下乡前就去当兵了，唐志宏通过关系下乡到夏家河子附近的农村，由于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和我们二年二班同学的关系有些疏远，这样，我就和杜斯乐一起随二年一班同学下乡了。

当时公布的我们青年点的人员是十个，六男四女，另外那四个男生是姜光、刘培贞、梅爽和范永利，以后我们就要朝夕相处了，地点是北票县台极营公社八家子大队八里铺小队。但到走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那四位女同学虽然报了名，但不随第一批大部队下乡，以后第二批再去。

下乡之前学校给每个报名下乡的同学发了一张上山下乡光荣证书而不是二十高中的毕业证，说来可笑的是恢复高考后我已从大连工学院大学毕业好多年了，二十高中才通知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回校领取高中毕业证，这迟到的高中毕业证竟比大学毕业文凭还晚发了好几年！真是开了一个历史的玩笑。

10月16日是我们学校乘火车去北票的日子，那一天包乘的火车除了我们学校还有三十三中，在上学期间，由于我们学校有不少空闲的教室，三十三中有八个班级借用我们学校的教室上课，这次下北票的学校都是纯高中或者带有高中的学校，而三十三中只有初中，可能就是占我们学校光被当成二十高中的初中部带到北票了。

列车下午两点钟出发了，我们坐在车厢里，看着送行的亲友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心情也渐渐沉重起来，我们不知道插队的农村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在农村待多久呢？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永远留在农村了呢？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但10月16日这一天，毕竟是我们正式离校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就不是二十高中的学生了，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很少有机会回学校了，在我的记忆中，以后只回学校过两次，一次是1984年8月回校领高中毕业证，一次是1990年二十高中校庆，我们作为校友被邀请回校参加庆祝大会，这样高中同学又见了一次面。

下乡三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大部分都回到了大连，同学们也聚会过几次，每当聚会时，大家都会回忆起当年在二十高中的学习生活及文革期

间的经历，也都非常感慨，毕竟二十高中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2000年9月，二十高中从市中心原址搬迁到泉水龙畔金泉小区南侧的中华路上，成为一所具有一流硬件设施的寄宿制高中，新校舍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完善程度都远远超过原来的老校舍，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已占教师队伍的50%，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二十高中在市里重点高中的排名已远不及文革前了。

今年一月，我到铁路医院去看病，看完病时候尚早，而二十高中离铁路医院也不远，我就到二十高中原校址的地方转了转，看到原来的学校建筑已荡然无存，在原校址挖了一个很深的地基大坑，但是没见到施工队伍在工作，也不知这里准备建设什么项目，学校搬迁已十多年，新的建筑还没有盖起来，可能是打完地基，建筑商资金跟不上，在停工等待。原福寿街学校正门对面的老居民楼也都拆迁变成了新建楼房，原来学校操场东边围墙的地方现在是好多饭店和修车店，学校旁边的警备区后勤部也没有了，里面已盖起了许多居民楼和其它用途的建筑。这几年大连好几个重点学校都从市区搬到或者计划搬到市区边缘，除了二十高中，二十三中学也从周水子火车站旁边搬到了华南广场附近，据说地处闹市的八中也有搬迁的打算，这可能是一种趋势，我这个二十高中的老校友站在学校的原址前，望着现在学校的景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我们在这里上学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时代发展了，学校也跟着发展了，但在这里上学的记忆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中，我深深地祝愿母校的发展一年比一年好，尽快的成为重点高中的排头兵，更多的培养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来。

第四章

我的农业学校——北票知青生活

初到青年点

68年的8、9月份，工宣队开始进驻大连市各所中学，召集学生回校，并开始向学生做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经过反复动员，当时除了每班选两个人去造船厂外，学生们几乎都写了上山下乡志愿书，在当时的政策下，也不能不写。我校学生于10月16号乘火车去上山下乡的目的地——辽宁西部朝阳专区的北票县。

10月16号下午2点，火车准时发车，望着送行的亲人渐渐远去的身影，我们的心绪也变得惆怅起来，将来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经过大约一天一夜的行程，火车在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北票县城，下了火车在县城转了一下，那时的北票县还比较落后。只因有了北票煤矿才有了北票县城，北票煤质量好，主要用于冶炼钢铁等工业需要。县城里主要住的是煤矿矿工。当时县城也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街道两旁的房屋显得比较老旧，街上随处可看到猪、狗在乱溜达，它们甚至会随意进入商店和饭店去觅食。

下午一点多钟，县里安排大卡车把我们二十高中的学生送往公社所在地，全校下乡学生共分在两个公社：台吉营公社和黑城子公社。

汽车从县城出来延着公路一直往北开了一个多小时先到了黑城子公社，而去台吉营公社的汽车还要继续向北开，此时已经没有公路可走，只能顺着大车道往前走，离开黑城子不远后还经过一条小河，河不是很宽但常年流水。

车又开了二十分钟，就来到了台吉营公社，公社是由类似于四合院的纵横各两排平房组成，公社革委会主任及其他干部已在门口迎接我们，公社大门外的空地上还有许多马车，原来是接纳插队学生的生产队派来的，用马车来拉插队学生去青年点。公社主任简单致欢迎辞后，各生产队的马车就拉着插队学生去各自的青年点。

我们青年点在刚开始报名下乡时是十个人，六男四女，但在临走时，那四名女生第一批不走了，因此我们青年点只剩下六个男生，除我和杜斯乐外还有姜光、刘培贞、范永利、梅爽。另外，下乡时每个青年点还配备一名工宣队员作为带队，他们大约在青年点待10天左右，我们青年点的带队工宣队是杨师傅，当时二十五、六岁，是复员军人。

我们的青年点在八里铺大队八家子小队，我们一行七人找到了拉我们的马车，把行李装上马车，人就坐在行李上，车老板一声吆喝，我们向着目的地前进。一路上我发现这地方树很少，只是在有房子的地方才零星有几棵树，田野里几乎看不到树；另外，在大车道侧边远处有很多七、八米深的沟壑，应该是因缺少植被，水土保持较差，暴雨洪水冲走泥土后，年复一年形成的；再就是这里的土地不是平地，也不是山坡地，而是很广阔的漫坡地。

乘马车走了约二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马车直接把我们拉到青年点门口，我们把行李搬下车。青年点原先是一户农民住的房子，是那种东北老式的房子，中间是厨房，厨房有两个带风匣的大灶，两边是住屋。房顶不是那种有屋脊的瓦顶，而是一种曲率很小的坡屋顶，秋收时房顶上还可以晾晒粮食。

听说我们下乡前不久，这户人家迁到边外去了，所谓边外是指吉林、黑龙江一带。这户人家走后，把房子、一口猪、几小坛咸菜作价卖给了青年点。西屋较大，有两间房，东屋是一间房，所以我们六个男生就住在了西屋，东屋临时当仓库用。安顿好以后，生产队孙队长把八家子小队的情况向我们做了介绍，八家子小队共有二十四户人家，一百二十几口人，没有四类分子，有土地三千多亩，主要种植谷子、粟子、高粱、玉米、棉花、芝麻等农作物。因为没有什么副业，完全靠大田收入，工分值较低，十工分才折合两角多钱。

我们的青年点

过了几天，我们和社员熟了，特别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盛桂玉、潘九章，经常到我们青年点来玩，我们也常去他们家玩，这样我们就对八家子村有了更多的了解，八家子村是比较贫穷的，最关键的是没有电，二十四户人家没有一挂钟表、没有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一台收音机，只有四、五家相对较富裕的有缝纫机。

看到我们穿的毛衣，他们都很稀奇，整个村里也没有一件毛衣。冬天他们男女老少只穿一套空心棉裤，里面什么也没有，晚上就睡在铺着一张席子的土炕上，甚至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吃的主要是小米、玉米、高粱、地瓜、土豆，如果天天能吃饱饭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19年了，但农民的生活还是这样贫穷。闭关锁国照搬苏联的农村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杀猪吃肉

前房主给我们留下的猪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既不会喂养也没有东西来喂养，带队的杨师傅和我们商量后，决定把猪杀了吃肉。这样，在我们下乡一个星期左右，找了一个屠夫把猪杀了。

杀猪那天可真热闹，围了很多老乡来看。上午九点多就把猪杀了，等把猪毛刮干净，扒下猪皮、剖开猪肚子，再把肠子等下水洗于净，已快中午。

刘培贞同学烧了一大锅热水，切了一些三寸见方的白条肉放到锅里煮，煮了一会，没闻到肉香味却闻到一股异样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刚杀的猪由于内脏的元气味没有散尽，煮肉时又没有放一些能去掉元气味的调料，所以煮出的肉带有一股元气味，我对这味道很敏感，一点也吃不下这肉。没办法，只好忍疼割爱。

吃完午饭，范永利他们几个同学又灌了一些猪血肠，我从不吃下水这些东西，所以也只能望血肠兴叹。吃完头一顿猪肉，我们把剩下的猪肉放在坛子里用盐腌了起来，把猪油炼成猪大油。

在城市里吃肉都是到副食品商店买现成的肉，所以很少能把肉和活灵活现的猪联起来。而在当时比较落后的农村，想吃肉就要杀掉那头自己养过的猪，不免有点残忍。

下地干活

下乡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正式下地干活，从此我们就从下乡学生的称谓变成了知识青年。10月下旬各种庄稼已经收了大半，我们只是赶了个尾，把苞米穗从地里已割倒的苞米杆上掰下来再集中成堆以方便马车来拉，再有就是收地瓜。

秋收完后，队里就安排我们到场院干活，主要工作是把脱完粒的玉米装到麻袋里，然后扛起约200斤重的麻袋，顺着一个和地面成45度角的桥板走到约五米高的顶端再把麻袋里的玉米倒进粮仓里。

由于从小就没有干过这么重的活，适应不了，扛着麻袋根本走不上去，反而把腰还扭了，从此我的腰就落下了容易扭腰的毛病。之后生产队安排我们到牲口圈里去起牲口粪，十多天后又派我们去做高温积肥，就是用锄头翻倒在塑料布下面经过阳光照射发酵的肥料。

到了12月份，正好公社要各大队抽人去修水利，这样各大队就把各生产队的知青派去修水利，修水利的地点离我们村大约要走40多分钟，任务是挖一条水渠，那个年代辽西冬天风真大，早上上班时经常是顶着北风走，我们全副武装戴着棉帽穿着大衣，但是风吹在脸上还是刺骨的寒，没办法，我们只好把铁锨挡在脸的前面，来减少北方吹脸的痛苦，就这样干了半个多月，我们的脸都被冻肿了，颧骨部位出现了类似青藏高原上叫高原红的红肿。

艰苦生活

知青下乡后的头一年是吃国家商品粮每月定量是五十斤，由于农村干活体力消耗很大，再加上当时副食品很少，基本没有什么副食，进入冬天后，天天就是吃放很少油的萝卜、白菜、土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菜，只有水煮白菜或者萝卜，如果那一天有酱油，在这水煮白菜、萝卜里放点酱油，我们都会感到这菜太好吃了。

我们青年点六人全是男生，每月五十斤定量都不够吃，等第二年吃生产队六百斤毛粮的分配口粮时，口粮不够吃的矛盾就更突出了。每天按定量标准做饭，不够吃也只能这样了，因此我们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大连的家又离的太远，无法接济我们，长到这么大，才深深体会到吃不饱的滋味是多么难受，怪不得中国古话说民以食为天，揭示了吃饭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

还有一次，我们被抽到修水利的专业队伍，集中在一起吃住，是挖一个比较大的水渠，因此活特别累，中午吃饭时，每人一个像小手臂那么长的玉米面饼子，加上一大碗菜汤，大家都很轻松的吃了下去，甚至还觉得没怎么吃饱。

在第一年吃商品粮时，生产队每月派一次马车到和尚沟粮库去给我们买粮。记得好像是69年1月，杜斯乐和姜光跟车去买粮，中午在饭店吃饭喝了一点啤酒，但那天风很大，杜斯乐喝了一点啤酒后，经大风一吹，皮肤酒精过敏，手腕以上起了一片风疹疙瘩，以后只要他一喝点啤酒手腕部位就起疙瘩，从此，他再也不敢喝酒了。

由于我们六个都是男生，所以在正式到地里干活后，只好轮流做饭，每人三天，我在家里用瓦斯时就从来就没有做过饭，更不要说用拉风匣的大灶做饭了，所以轮到我做饭时真是洋相百出，灶底的火不是点不着，就是做饭的中途灶火熄灭，弄得刚开始我做饭时大家吃了好几次夹生饭，好在有些能力经过学习是可以掌握的，刘培贞、姜光的家里用过大灶，在他们的传帮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终于学会用大灶做饭了。 另外刘培贞还教我如何切菜和切肉，既能把肉和菜切成很细的丝，还不能切着手指。

在青年点我们最高兴和幸福的时候就是吃羊肉饺子。那时，在过一些农历节日时队里会杀羊，羊肉四、五毛钱一斤。第一年我们供应粮里面有面粉，当我们兜里还有钱时我们就买六斤羊肉，肉和面的比例是八比十，羊肉里只放些大葱和调料。我们六人一起上阵，和面、切肉、擀皮、包馅，一个小时左右就把饺子包好了，我也是通过几次吃饺子的经历学会了包饺子。当时我们感到这羊肉饺子味道真是好极了。吃队里分的口粮时，就没有面粉了，我们用荞麦面也包过，味道也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饺子皮有些厚有些发散。

回大连以后，我和杜斯乐在一起时常常回想起当年的羊肉饺子。再吃饺子，但总感觉没有当年青年点的味道好，这也可能像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里讲的故事，人在穷困潦倒时吃的很差的东西都能被当成美味珍藏在记忆里，而当他处于荣华富贵后再去品尝那菜，就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味道了。

下乡后不久，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李新民来青年点看我，他是大连二中的初三学生，在北票县城到黑城子之间的泉巨涌公社插队，他来时带了一个莱卡135相机，这样我们青年点的人还有和我们青年点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社员在一起照了好几张照片，杜斯乐还爬到青年点前面的房顶上把我们青年点的房子也拍了一张照片，以后青年点的房子着火烧为灰烬，这照片就成了我们珍贵的记忆。

到北票大概二、三个月后，我们学校高三的一位下乡在台吉营公社的女同学，在挖积肥用的黄土时，不幸被倒塌的黄土压死。插队在黑城子和台吉营的同学闻讯后都来为她开追悼会，望着她的遗像，觉得在学校时好像见过，有点印象，毕竟全校才18个班，大家都十分悲伤，刚下乡不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我们不仅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大家都很伤感，都希望能早日离开这个地方。

北票农村的冬天是很难过的，青年点由于烧火做饭的时间比较短，因此炕也不太热，再加上农村房子保温不好，进入12月份后，屋里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每天早上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而东屋我们储存的大白菜也全部结了冰，到1月份时，大白菜从外到里就都冻透了。

由于晚间太冷，晚上如厕都成了问题，我们晚上穿秋衣裤睡觉还能到外屋地的便桶小便，范永利和梅爽由于喜欢光着上身睡觉，所以根本就不想出去方便，实在憋不住了，就把窗户掀开，站在炕上往窗外尿，这恐怕是当时青年点的一道风景线吧。

我在65年曾做过痔疮手术，因为炕太凉，不久我的痔疮复发。在附近找过几个土郎中用他们自制偏方治过，还和姜光一起到北票县医院去看过，但也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医院建议休息，还给开了诊断书，并建议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样，我在春节前回家休息了。

春耕夏锄

在家休息到4月春耕时，我又回到青年点。春耕是农村的大忙季节，在那个完全靠人力、畜力耕作的年代，经过春耕后人们累得仿佛被扒掉

了一层皮，几乎每个人都瘦了一圈。

播种前先要把粪用马车从村里运到地头，我们再用扁担挑筐把粪运到地里，纵横各隔二十几步堆一个粪堆，再用牛或马拉犁把土地翻成一条条犁沟，然后用带把的簸箕把粪均匀地撒在犁沟里，接着是手工播种往犁沟里撒种子，最后用人或者牲口拉一个木制直角形覆盖器把种子埋起来，这就是一块地的播种程序。

北票当时是地多人少，生产队就怕地还没种完而错过春耕季节，所以春耕时很忙，常常天一亮就要下地，天黑了才收工，紧赶慢赶的撵着把地种完。所以春耕完了，人人也都筋疲力尽了。

春耕完后在庄稼苗没出土之前，大家可以干点轻快活或者出工不出力的休息休息，孙队长知道大家春耕出了大力都很累，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就大家。

到了6月份，庄稼长到半尺高，需要间苗和锄地。我们队有些地的地垄特别长，站在地的一头，那一头都望不到边，尽头和蓝天相交为一条横线，在这样的地块锄地，我们可是累惨了。特别是我的腰因为在扛麻袋粮时扭过，再加上我个子很高，因此锄地时腰老是疼，但即使这样也得坚持啊。

社员由于经常干锄地的活，所以他们都干的很快，很快就把我们拉下一大截。知青里面也是我在最后，好在知青干到头后，杜斯乐他们又回过身帮我锄地，这样当别人休息了一会开始往回锄地时，我才锄到地头。这样一来我们和社员拉得越来越远了。

这地垄真长啊，早上6点钟开始锄地，一上午只能干个来回，回去吃了午饭几乎没有休息，又干一下午，到太阳落山，还只是锄了个来回。等收工回来，胳膊疼的几乎连饭碗都端不起来了。

就这样干了近一个月，终于锄完了第一遍地。但是先前锄过的地里杂草又长出来了，于是需要第二遍锄地，将之前的工作再重复一遍，再让全身承受一次炼狱般的锻炼。

二十岁生日

1969年5月23号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为了庆祝，也为了改善一下长期不能温饱的生活，我就和杜斯乐请了一天假准备中午去黑城子唯一的一个小饭店吃顿饭庆祝一下。

我们青年点到台吉营公社有七、八里地，台极营公社离黑城子也有七、八里地，而且要淌过一条小河。黑城子是个小镇，比较繁华，到赶集日还可以赶个集买些东西，而台吉营公社所在地就差许多，连个饭店都没有。因此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饭店改善一下，只能到黑城子去。天比较冷时，淌冰冷的河水也是一件难过的事情，淌在没过小腿的水中，河水寒凉刺骨，过河后脚和小腿都被凉水扎得有些麻木。

过了河我们先到黑城子商店买了个清蒸猪肉罐头，又到黑城子唯一的小饭店要了几个菜，好像有摊鸡蛋，烧驴肉，一个炒蔬菜，一个汤再加上买的清蒸猪肉罐头，在当时算挺丰盛的，我喝了一碗啤酒，杜斯乐不能喝酒，只能以水代酒，吃饭时，我们真是有些伤感，已经二十岁了，前途还是那样的渺茫，将来我们真要在这一辈子吗？

吃到一半，正好碰到杜斯乐的哥哥从外面进来，他也是二十高中的，是我们上一届的学生，在黑城子公社插队，于是请他和我们一起庆祝。回城后家人朋友为我隆重地庆祝过很多次生日，但在那种那种条件下的二十周岁的生日，让我终生难忘。

北京之行

在北京玩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返回青年点。1969年底，农村已经进入农闲阶段，知青们也大都准备回大连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本来已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过来的大连副食品供应市场供应，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又出现了短缺现象，猪肉、鸡蛋等又恢复了凭票供应。我想不如在农村买些猪肉带回去，以便春节餐桌能丰盛些。

我们附近的农民都是自家养一头猪，年底杀猪后把猪肉腌制起来，以备在下一次杀猪前的期间食用，属于自给自足不外卖，要想买猪肉只能往北走到内蒙古那边买，而我们北票台吉营公社的北面隔一条河就是内蒙古区域，我决定去内蒙那边买猪肉。我在队里借了一头毛驴，一大早赶着毛驴向北去。

途中经过郎家窝铺青年点，这青年点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和我青年点相距较远，所以很久没见面了，这次看到他们觉得格外亲切，在他们那休息了会，我按照他们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又走了约半个多小时，前面就是牡牛河，过了河就是内蒙古地界了，这季节河水已结了冰。我牵着毛驴准备过河，但奇怪的是毛驴怎么也不往冰上走，可能是怕冰面太滑摔倒，我在前面拉着它也不走，正在无奈之时，来了几个社员也要过河，在他们的帮助下，前面拉后面推好容易把毛驴赶过了河。

进入内蒙后，果然这边有卖猪肉的，我买了半片猪大约一百斤左右，让毛驴驮着赶回了青年点，我们六人把猪肉分了一下，春节前我就带着肉回到了大连，确实解决了春节吃肉的问题。

我们下乡后，作为家长总是惦记着的。杜斯乐的父亲是海工的教授，那时海工已迁到武汉，1970年他父亲曾不远千里来北票三个公社看望杜斯乐兄弟三人，真是父爱如山啊。杜斯乐的哥哥也从黑城子来青年点看望过他。

内蒙买猪肉

在北京玩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返回青年点。1969年底，农村已经进入农闲阶段，知青们也大都准备回大连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本来已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过来的大连副食品供应市场供应，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又出现了短缺现象，猪肉、鸡蛋等又恢复了凭票供应。我想不如在农村买些猪肉带回去，以便春节餐桌能丰盛些。

我们附近的农民都是自家养一头猪，年底杀猪后把猪肉腌制起来，以备在下一次杀猪前的期间食用，属于自给自足不外卖，要想买猪肉只能往北走到内蒙古那边买，而我们北票台吉营公社的北面隔一条河就是内蒙古区域，我决定去内蒙那边买猪肉。我在队里借了一头毛驴，一大早赶着毛驴向北去。

途中经过郎家窝铺青年点，这青年点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和我青年点相距较远，所以很久没见面了，这次看到他们觉得格外亲切，在他们那休息了会，我按照他们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又走了约半个多小时，前面就是牡牛河，过了河就是内蒙古地界了，这季节河水已结了冰。我牵着毛驴准备过河，但奇怪的是毛驴怎么也不往冰上走，可能是怕冰面太滑摔倒，我在前面拉着它也不走，正在无奈之时，来了几个社员也要过河，在他们的帮助下，前面拉后面推好容易把毛驴赶过了河。

进入内蒙后，果然这边有卖猪肉的，我买了半片猪大约一百斤左右，让毛驴驮着赶回了青年点，我们六人把猪肉分了一下，春节前我就带着肉回到了大连，确实解决了春节吃肉的问题。

我们下乡后，作为家长总是惦记着的。杜斯乐的父亲是海工的教授，那时海工已迁到武汉，1970年他父亲曾不远千里来北票三个公社看望杜斯乐兄弟三人，真是父爱如山啊。杜斯乐的哥哥也从黑城子来青年点看望过他。

离开北票青年点

回到大连时，出现了国家干部下乡插队成为“五七战士”的新生事物。

我父亲也成为一名“五七战士”，定于1970年2月1日下乡到庄河县荷花山公社东风大队东风小队，在短短几天里家里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打包装箱，并在2月1日把这些东西装车送到了火车站，装进了火车的货箱里，但不巧的是当天早上开始下起了大雪，父亲单位只好这天准备要下乡的职工安排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记得好像是住在火车站东面不远的妇婴旅社，一直在旅社住了三天，等去庄河路上的雪化了才动身。

由于我父母下乡，而且父母身边无人照顾，征得生产队同意后，我把户口从北票转到庄河，成为一个庄河县的归户知青。当时有很多父母下乡的知青都把户口转回了家里。由于我没打算再回青年点，所以我留在北票青年点青年点的行李和箱子原本打算不要了。

当时青年点同学都去宝国老修铁路，青年点房子没人住，生产队就借青年点房子弹棉花，可能是弹棉花的人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到了地下，半夜时屋里堆放的棉花燃起大火，把青年点的房子烧为灰烬，我的行李箱子也被大火烧毁。后来杜斯乐与生产队交涉，生产队没有钱赔，最后由县里给赔了七十多元钱。

客观的讲，城市学生到艰苦环境里锻炼对他们的成长是有一定益处的。古语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回城后，每每看到反映知青的电视剧如：《老三届》、《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我们的知青时代》、《北风那个吹》、《兵团岁月》等我们都会感动得流泪，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啊。

我很庆幸自己在北票青年点生活一年多后，归户转到庄河。在庄河一年多时间被招工回城。而在北票的几千大连知青，其中一小部分被当地企业招工留在了朝阳北票一带，大部分则是直到1974年后，才得以陆续被招工回大连工作。

我于1971年9月在庄河被石油工业部大连石油七厂招工回到了大连，父母也在1973年5月因工作需要，结束三年的农村生活调回到大连，一家团圆。虽然已回城几十年了，但那一段知青生活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第五章

我的大学——大连工学院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中央决定当年12月开始进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当时由于时间过于仓促，从决定恢复高考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再加上各地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全国统一出试卷，因此由各省自出考题，辽宁省定于12月1号开始高考，为期两天。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

我是1967年高中毕业生，由于当时文革废除了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1968年10月在文革期间随二十高中下乡插队到辽西北票农村，1970年3月又归户转到庄河农村，1971年9月大连石油七厂到庄河招知青当工人，我被抽回到石油七厂原油车间当了一名接卸原油车的工人，1976年6月因厂财务科长年没进新人，缺少人手，又被人事科选送到石油部在大港油田举办的财会学习班学了半年的财会，在学习期间，恰逢7.28唐山大地震，我们几乎在帐篷里学习了半年，76年底回七厂后在财务科担任成本会计。听到电台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虽然我们这些老高中学生已经超龄，但上面制定的政策还是允许我们可以参加两届高考。石油七厂的各级领导也给厂里所有报考人员开放绿灯，由厂教育科负责职工的高考事宜，先是报志愿，

由于我当时已29岁并计划在78年2月结婚，所以志愿只报了大连工学院等几个大连的高等院校。从正式得到通知可以参加高考到考试大约只有一个月时间，财务科的领导特许让我在工作时间不忙的时候可以看书复习，到临考试两周前，领导甚至让我不用上班自己找地方复习，我就和在市防疫站工作的同学杜斯乐在一起复习了两周时间。

12月1号是高考的第一天，考试地点是在甘井子的大化子弟学校，当时共考四门课程分别是数学、理化、语文和政治，第一天上下午分别考语文和数学，第二天上下午分别考政治和理化。数学和理化科的考题现在已记不清了，而印象较深的是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和“谈青年时代”，让考生二者任选一个。

虽然从1966年6月开始文革到恢复高考已有十一年没有接触初、高中的教课书了，但由于原来是二十高中的学生基础较好，经短期复习后基本把过去学过的各门课程都恶补回来，另外对原高三没有学过的数理化课程也认真的看了几遍，对一些重要都分也都做到融会贯通，所以通过两天的考试，对自己的考试成绩自我感觉还不错。

事后我们才知道，恢复高考后能被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是多么不容易，以后公布的数字显示，那时全国报考的考生共有570万，而录取的大学生只有27.3万，录取率是4.8%，也就是录取比例是21:1，换句话说就是21个考生只能录取1名大学生，创中国历年高考录取率之最低，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通过这独木桥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从第二届高考开始，录取率逐年提高，而目前已达80%以上。

由于从高考到发榜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高考完后，我就又回单位照常上班了。当时好像规定各院校二月中旬发录取通知书，三月中旬到校报到，可转眼二月份就要过去了，还一直没有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书，自己感觉也挺奇怪。因为我的考分还是比较高的，而我家邻居孩子的考分比我低七、八十分都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由于招生学校都偏重招收年龄较小的考生，所以老三届考生虽然考分比较高但大都没有被录取，就这样我以为大学梦破灭了，到四月初恰巧轮到财务科出人去我厂大刘家农场做春耕的准备工作，我就去了农场。

没想到去农场才两天，一位厂汽车队来农场送物质的司机师傅突然找到我，说给我带来一封信，并让我立刻回厂办理手续。我接过来一看竟是大连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说我被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录取为走读生。

所谓走读生就是不住校的大学生，原来当时大工的屈伯川院长在三月份的招生工作完毕后，发现还有许多成绩较好的考生没有被录取，就向教育部建议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再招收一部分考分比较高合乎走读条件的学生，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源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这样才有了大学走读生这一新生事物，大工在全省共招收了三百名走读生。

就这样，在4月17号报到这一天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走进了大工的校门，成为一名当时的时代骄子—大学生。

以后，我单位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看过当年的试题，有的说那时的高考题这么容易啊，还说如果当年去参加高考肯定能考上。我说这可是吹牛了，用现在你们已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的眼光看那时的考题确实不难，但是那时候由于受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的影响，学校根本不敢抓教育质量，导致在校学习的学生很少能学好知识，而文革时期的老三届学生已十一年没摸书本了，所以可想而知当时考生的整体文化水平是非常低的，那时辽宁考生能考上三百分就是高分了，所以时至今日，我还深深为能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而感到幸运，也为能赢得这次高考而感到自豪，这次高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我永远的记忆。

化工系招了三个走读班，分为走读一、二、三班，我在走读一班，每班三十二名学生。大工其它系也分别各招了若干走读班。

化工系走读班中的学生有近一半是老高中的学生，班里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像老高三的同学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入学时已是32岁，而最小的同学是1960年出生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时是18岁，也就是最大和最小学生相差14岁，说夸张点真可谓是两代人了。

我们班有好几个20高的校友，他们是原高三的王云章、李庆川、宋礼家，还有黃宓兰在另一个班。在院部上课时还见到高中的同班同学高永德、殷长盛，他俩考在机械系，还有高三的潘石考在物理系。可能还有许多20高的同学和校友考进了工学院，由于在20高时我不是一个活跃的人，很多同学都不熟悉，所以就无法逐一说出名字了。

而和我相当好的原二年一班同学杜斯乐，唐志宏也在78年夏季的高考中顺利进入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这样我们三个人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在一个学校读书了。

5月份屈伯川院长去北京开会，回来传达精神说中央从当时全国的88所重点高等学校中又再确定15所特别重点院校，北京3所，其余6大行政区各2所，而东北的2所是大连工学院和吉林大学。国家将对这15所院校增加投资并配备大批先进设备和优秀人力资源，我们听到后都非常振奋，决心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中央对大工的信任和支持。

头一学期是上基础课，全大工的新生都在凌水河院部上课，早上是7点半上课，那时我家住在友好广场，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床，洗漱及早饭后，5点45分就骑上自行车延着中山路去上学了，路程需要一个多小时，中山路从友好广场一直到黑石礁的马路比较平坦，而黑石礁往前的马路就不像现在这么平坦，在杨树沟车站一带有一个挺长的上坡，必须推着自行车才能上去，就这样到学校后，常常已是浑身汗透。没有自行车的同学是坐公交车到院部上课。

开学后，我们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由于和3月份入校的住读生差了近半个月的教学挡期，为了和他们拉平档期以便在一起上大课，走读班的各门课程都加快了教学进度，不久我们就一起在阶梯教室上大课了。

那时，我们化工系所有77级新生分为两部分分别在院部不同的阶梯教室上公共基础课，我们这部分在一起上课的除三个走读班外，还有师资、防腐各一个班，有机化工、高分子各两个班，我们上课的阶梯教室在院部主楼的后面。

中学是没有阶梯教室的，只有大学才有，所谓阶梯教室就是后面一排座位高于前面一排呈阶梯状，这阶梯教室座位大约有二十排左右，在后面还有一个放映室，需要时可以放映电影或者幻灯片。

由于从家骑车过来一般来的都较晚，进教室时前排座位都已坐满，所以几乎天天都在后几排听课，这样老师的一些板书就看不大清楚，不得已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但度数很小，左眼100度右眼80度，戴上眼镜后，看黑板的字就清楚多了。

　　住宿生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我们走读生就得自己解决了，有的同学是自带午饭，统一由学校给热，我懒得带饭，好在院部门外有个大工开的小饭店，对走读生照顾，午饭是两角五分的套餐，一饭一菜一汤，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三产，大工附近就这一个小饭店，有时就是大工的著名教授，我们毕业时担任大工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令希也在这里吃饭。虽然是两角五分的午饭，对于那些只靠十几元到二十二元助学金生活的同学来说还是有些贵了，所以来吃套餐的同学并不多，我当时因为入学时工龄已过五年，按国家规定可以带工资读书，所以我在同学里还是属于有钱一族。午饭后走读生没有地方休息，只能在阶梯教室休息。

记得有一次午休时，雷天岳副院长来到阶梯教室看望我们走读生，他找了好几个同学询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很多同学提出能否把走读生变为住校生，雷副院长承诺一定把同学反映的要求带给院领导，尽量帮助同学解决问题，果然过了不久，院部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将外市及少数本市确有困难的走读生改为住宿生，而走读生的公交车通勤费按中学生待遇执行（每月1元4角），另外鉴于外地走读生的走读条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院部还决定今后不再招外地的走读生了。

由于学习机会来之不易77级同学学习还是非常刻苦的，据当时的院党委书记周明回忆，有一天大约晚上九点多了，突然停电，他发现阶梯教室还有灯光，进教室看见烛光摇曳，全教室的同学都在埋头读书，他对同学说，天晚了，停电了，同学们回去睡觉吧，明天再学。同学们却说，时光不再啊，让我们再学一会吧。这种时光不再争分夺秒的精神令周明书记非常感动。

在天气暖和后，许多走读同学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学习，往往就住在阶梯教室里，也没有铺盖，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就躺在阶梯教室的座位上，这种学习精神确实让人感到。

在刚进入大工时，我结识了徐敏龙同学，他是十六中的老高三学生，老家在湖北武汉，和我一样也是南方人，我们挺合得来，成为比较好的同学，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院部上了半年课，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在院部的东山礼堂看了一场电影，是引进的美国影片，片名是“未来世界”，讲述的是阴谋者借机器人乐园再次开幕之际，妄图以机器人取代来参观的巨商政要，企图藉此控制全世界，不料他们的野心被两名记者予以揭穿。几乎和真人一样的高仿真机器人在未来世界里的种种表现，让人耳目一新，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这种新颖的题材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些情节至今难忘。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回到市里一二九街的化工系上课。这时系里对各班级做了调整，从三个走读班抽走了一些学生分别去了化工师资班、高分子班及有机班，剩下的走读班学生编成了化学工程一班、二班。

我在工程一班，徐敏龙在工程二班，回化工系后，要求住宿的同学基本上都住进了化工系的学生宿舍。我那时住在友好广场离化工系很近就没有住校，班里还有一些化物所、化工系职工的子弟都住在化工系附近也都没有住校。

我每天还是骑车上学，路程可近多了，大约十分钟就到了。但有一次临近考试骑车去上学，脑子里还在背英语单词，没注意红灯，结果在渤海饭店前面的十字路口闯了红灯，被交警拦下，我连说对不起没注意红灯，当时学校要求学生都要戴校徽，交警看我是大学生，那时大学生还比较吃香，就说下次一定要注意，把我放行了，否则是要被罚到马路上站岗的。从此我再也不敢在骑车时背英语单词了。

从院部回到化工系上课后，每个班级还有了一个小教室，听完大课后，下午可以在小教室自习，小教室位于化工系主楼的北面约四、五百米，我们称为东院，就是在著名的大连实验小学的东面，化工系东院除了有小教室外，还有各种实验室及一块很大的操场，可以玩各种球类及锻炼身体。

上午一般是上大课，我们几个班级是在化工系主楼的116阶梯教室上课，回想在大学学过的课程，大致顺序是：1、高等数学、2、工程数学

共六册（场论、线性代数、概率论、积分变换、数学物理方程、算法语言）、3、英语、4、无机化学、5、有机化学、6、普通物理、7、分析化学、8、物理化学、9、制图、10、化工原理、11、电工（电子技术）、12、化工仪表、13、工程力学、14、传递工程、15、反应工程学、16、化工热力学、17、哲学、18、党史、19、政治经济学，其中数学跨六个学期，英语跨四个学期，其它大部分科目跨两个学期。

在这些科目的学习中，有几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一是上反应工程学时，没有中文教材，用的是国外英文版的教材，上这课时既要听英语还要领会教材的意思，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些难度。

二是教化工热力学的吕老师是福建人，普通话讲的不好带有浓重的福建口音，由于听不懂他的话导致他讲的课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因此这门课的学习成绩都不太好。

另外就是上计算机运算课，当时计算机很少，整个化工系也只有一台，而且运算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可能当时的集成电路水平较低，所以计算机体积却很大约有半个房间那么大，那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沟通不是像现在是用键盘输入，而是要把计算的东西用算法语言编成程序，然后把这些程序用针孔打孔机打在一厘米宽的黑纸带上，程序越多纸带就越长，纸带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孔，把这纸带输到计算机里，经过计算机的运算才能得到答案，只要有一个针孔位置不对，计算机也不会给你正确的结果，回想那时候使用计算机是多麻烦啊！

78年10月，已在第二学期，我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全家都非常高兴的事，但那时的居住条件普遍比较差，也没有专门的书房，他的哭闹声也影响了我的学习，每天只能在妻子把他哄睡后，才能看书，经常为了复习学过的课程和预习未学的课程要到11点多钟才能睡觉，第二天5点就要起床，所以那时经常缺少睡眠，我非常感谢我妻子和妈妈，为了让我有更多时间学习，在我读书期间她们把家务活几乎都承担下来，等我大学毕业时，儿子已经3周岁半了。

在学校时，还有几件大家很关心的事情，那就是1979年2月17号中国开始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反击战持续到3月17号结束，那时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同学们都很关心战争的进展，几乎天天在讨论战况，当攻克越南北方重镇凉山后，同学们都为我国军队取得的顺利欢呼起来，直到中国军队凯旋归来。

在大四上学期结束时，81年7月开始了毕业实习，时间是两个星期，实习地点是辽阳石油化纤公司。

辽化当时是和法国合作引进法国的技术建设起来的大型化纤企业，一年生产的化纤产品可供几亿人穿用，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特大型企业。

同学乘坐火车到了辽阳，辽化公司安排我们住在辽化的招待所里，当天我们先参观了辽化厂区周围的环境，辽化厂区周围建设的相当不错，由于是新建的企业，所以规划的相当好，家属宿舍楼一栋一栋排列的非常整齐，建设得也很漂亮，很多同学都很羡慕，说将来如能分配到辽化工作也是比较满意的。

第二天就进厂实习了。辽化初期的一期工程有化一，化二，化三，炼油厂等分厂，二期工程有聚酯厂等分厂，我们分别在化一、炼油厂和聚酯厂进行了实习，主要是熟悉各实习厂的生产流程及主要设备的功能。

实习期间我们还利用星期天到附近的著名风景区千山去玩了一趟。在辽阳实习阶段，正好遇见天津歌舞团来辽化演出，演出地点是辽化文化宫，我们很多同学都买票去观看，演出高潮是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和于淑珍的演唱，当时关牧村刚出道不久，虽然唱的好但名气没有于淑珍大，但老艺术家于淑珍为了让关牧村尽快出名，就让关牧村压轴演唱，自己给关牧村做铺垫，她的高尚品质很让人感动。

我们还到辽阳市区参观了著名的辽阳白塔等名胜古迹并游览了辽阳市容。

最后一个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81年9月我们工程一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的各个课题组做毕业论文。

当时的化物所也在一二九街，在化工系主楼的斜对面。我和王云章、易建国及刘铸四名同学分在衣宝廉课题组，衣宝廉是我国著名的燃料电池专家，在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将燃料电池技术用于电解工业节能。我们参与了课题的试验，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在衣宝廉老师的指导下，我写出了题目为“操作条件对氯酸盐电解槽槽电压的影响”的毕业论文，并于82年1月初在化物所通过了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完后，大学生活就快要结束了。12月28日晚7点，化工系在礼堂公布了分配方案，在1月上旬还分别举行了毕业典礼和毕业会餐，院部要求77届学生在1月15号前全部离校。

带工资读书的基本是留在本地，我的分配方向是大连市人事局，要求2月1号去报到，由人事局再另行分配。

我们班同学大部分留在了大连，只有十个左右分到了外地，而我的朋友徐敏龙分配到大连玻璃纸厂，那几年恢复高考的头几届毕业生非常抢手，各单位由于文革十多年没有分配大学生了，都急于要想得到大学毕业生，好像87年以前的毕业生接收单位还要给学校一些钱才能得到分配名额。

我当时和厂里联系了准备回石油七厂工作，厂里也很重视，把我要回厂的事情写在厂办公室的黑板上，督促人事部门去办理。2月1号我到人事局报到，可能厂里已经把我回厂工作的事情办好了，所以人事局就直接把我分配到石油七厂，随后我就到石油七厂干部科报到，就这样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个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