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抗日英雄郑少愚致敬！

不忘初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推出向抗日英雄致敬系列专辑与读者共享，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激励大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郑少愚(1911-1942)四川渠县人。早年参加国民党空军。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升至少校二级。随空军转战各地,战功卓著。1942年4月22日，奉命赴印度接收美援新机，至泽波尔附近时，不幸失火坠地殉职。国民政府追赠中校。

郑少愚，原名郑士玺，四川渠县鲜渡乡人，1911年10月9日出生。他的父亲郑学万是一个做家具和棺材的能工巧匠，人称"郑二木匠"，共育六男二女，郑少愚是男孩子中的老五。他7岁入当地的国民小学学习，15岁考入南京五卅中学，后改名为东方中学。

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校（黄埔军校）第8期（图为军校大门）。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四川同乡、共产党人吴懋德、雷夏电等人。在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郑少愚受到党的影响，思想上追求进步。

经6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学校放假2周。郑少愚邀约了20余名四川同乡同学，去普陀旅游。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一位同学与宪兵发生纠纷，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与宪兵理论。不料返校后，校方却以“超假”“不购车票”等不实理由，将这20余名学生开除学籍，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思想不稳定分子”清洗出校。

1931年，郑少愚返回四川，在绥定（今达州市）联合县立中学高中部读书。其在南京念书的四哥郑士宏，邀约同乡同学好友，多次与郑少愚谈心，经过形势分析和个人前途探讨，使其大受鼓舞，重新振作精神，刻苦复印功课，于193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就读。

1931年“9.18”事变和1932年“1.28”事变的爆发，让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报考军校的青年人数激增。当时由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航空救国”深入人心，郑少愚决定投笔从戎，投考国民党南京政府首次开办的中央航空学校。由于此前郑少愚被迫休学导致高中课程未能学完，数理化基础较差，笔试因数学成绩不及格，而未被航校2期录取。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复习功课，1933年，郑少愚考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飞行科学习。该期于1933年9月1日开学，于1934年12月31日毕业，毕业学员61人。郑少愚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准尉飞行教官。

1934年,郑少愚(前排右一)与老师高志航,同学乐以琴等人合影）他与沈崇诲、顾兆祥、乐以琴，吕基淳、张锡祜、祝鸿信、罗英德等为中央航校第三期飞行科同学。共61人，1934年12月毕业。

1934年12月31日，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阅兵台上左右两侧高挂毕业横幅：从千锤百炼中造成金刚身，向雁阵鸟队间恢复旧山河。阅兵台下则是航校三期的毕业生并坐一排，与校长蒋介石、航校领导、教官以及毕业生的家长代表们合影留念。

1935年4月，郑少愚的好友兼同乡胡春浦来到杭州。他是奉上海党组织的命令，专程到杭州的。鉴于国民党空军对红色根据地的侦察和轰炸日益加剧，给红军造成较大威胁，我党也急于向国民党空军渗透，以获取相关情报。上海党组织得知胡春浦有一个同乡在中央航校任教官，且从他们平时的书信来往中，了解到郑少愚的政治抱负，遂特派刚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来做郑少愚的工作。

由于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能在每个星期天从20里外的笕桥赶到杭州城与胡春浦见面。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并由胡春浦、吴懋德介绍，郑少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少愚的组织关系，由胡春浦单独掌握。

图为郑少愚的入党介绍人胡春浦。

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后，并由胡春浦、吴懋德介绍，1935年4月郑少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入党的飞行员。为了保护他，上级规定郑少愚只与胡春浦保持单线联系。郑少愚入党的前后正值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革命低潮期间，在全国“红军损失90%，党组织损失90%，南方苏区损失100%，白区地下党组织损失100%”的革命低潮期间，就是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即使在党组织内也是叛变者有之，不听招呼者有之，消极动摇者有之，在党内另立派别者亦有之。在革命陷入困境、处于低潮、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郑少愚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示了自己的崇高信仰，成为一名用行动践行信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郑少愚入党后，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空军的机构组成、战术技术特点、行动方案等各类情报，这些来自国民党空军中枢的情报，最终成为了中共中央策划长征路线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在掌握了国民党空军的对地攻击战术后，红军也开始逐步地从被动挨打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地对空作战手段。

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郑少愚是空军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是目前已确认的唯一一位在抗战期间驾驶战机在空中与日寇厮杀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了保护空军中的这一支独苗，党组织规定只由胡春浦与郑少愚单线联系，郑少愚的党组织关系也只由胡春浦一人掌握。

他忠心向党。当时的党章规定，党员月收入在60元以下的须交党费1元，80元以下的须交党费3%。因此，郑少愚的党费标准仅为1.8元，但他深知其在空军中对党组织的帮助很少，同时考虑到党组织的经济困难，于是当1935年他还在航校任教时，便自愿将其60元的月工资拿出一半（30元），用于缴纳党费，而自己的生活却过的异常节约，连给朋友写信的信封，都是自己用报纸糊的。罗英德曾回忆：“那个时期——仅仅是那个时期——少愚是比较沉默而严肃的一人。每月发饷后，他总是留下10元邮票钱，其余的都寄给穷朋友。”其实罗英德哪里知道，郑少愚工资的一半都交给了党组织，寄给穷朋友只是一种托词而已。

郑少愚是一位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军人，在航校当教官时期，他就在1935年发行的《空军》杂志上发表文章《驱逐机攻击重轰炸机之研究》。这对他之后驾机与日机作战大有帮助。而能在专业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这对当时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讲，也是少之又少。

1935年笕桥中央航校，郑少愚与2、3期留校教官合影。五排左二为郑少愚。

1936年10月16日，郑少愚调任空军第四大队第22队少尉本级分队长，1937年5月1日升任空军第四大队第22队中尉本级分队长。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我驻上海宝山路军队阵地进犯，我守军奋起还击，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正式爆发。

此时的郑少愚，已在战前由航校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第22中队分队长。该大队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奉命从南昌转场至周家口，准备支援华北陆军对日作战。

8月14日上午10点，该大队接到正在南京开会的大队长高志航来电，令全队飞往杭州的笕桥。中午1点，第4大队第21中队在李桂丹队长率领下首批出发，第22中队、第23中队依次起飞。

下午4点左右，先期到达笕桥机场的第21、23中队，还未来得及加油，即遇日机来袭，马上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升空迎战。此时，郑少愚所在的中队刚好于广德加油后，在飞往笕桥的途中。

郑少愚是中队里最后一个加油并起飞的，当他追随中队赶到杭州笕桥上空时，空战已经结束，连日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郑少愚不甘心空手而归，竟单机向钱塘江口方向飞去。碰巧的是，郑少愚刚好遇上在广德机场投弹完毕正返航的日军浅野编队。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其发动攻击！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因为，浅野编队的9架轰炸机上的机枪形成的密集火网，让他根本无法靠近，强行发动攻击，不但难以击中日机，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受伤。

郑少愚曾在两年前专门研究过“如何以驱逐机（战斗机）打轰炸机”，见日机群未发现自己，他想在实践中检验一下自己的战术打法。他悄悄地跟上去，咬住飞在后面的第2编队第2号机，猛加油门，突然开火，该机当场被击中，并冒烟下坠。郑少愚见偷袭得手，不再恋战，安全返航。

这架被郑少愚击中的日机，其正驾驶是小川一空曹、副驾驶是才田三空曹。他们驾驶这架受重伤的飞机，勉强飞至基隆港东北边的社寮（今称和平岛）灯塔处坠海。

“8.14”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5架。是役，中国空军虽然是被动应战，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特别是孤胆英雄郑少愚，面对日军9机编队，沉着稳重，单机突袭，并击落日机1架，充分彰显了中国空军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精神。

8月15日，日空军为了报复我空军，又集中了100余架飞机，对南昌、杭州、南京等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在当天的空战中，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202的霍克Ⅲ战斗机，与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驾驶的2101号霍克Ⅲ战斗机互相配合，追击1架日机。在追击过程中，他们遭到这架日机后座机枪的猛烈射击，郑少愚的飞机起落架和李桂丹的飞机上翼均中弹。但他们沉着应战，交替换拉贴近攻击，终将日机击中，当场爆炸解体。此后，郑少愚又多次参加对陆军方面的支援作战任务，轰炸、扫射日军在上海附近的阵地、码头和仓库等。

9月4日，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令第4大队派9机前往上海宝山、罗店一带上空，担任制空任务，以掩护陆军作战。9机由第23中队队长毛瀛初率领，于上午11点30分从南京机场起飞。郑少愚与同队的曹世荣担任毛瀛初的僚机在第1分队，第2分队3机由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带领，第3分队3机由第23中队分队长吕基淳带领。我机群于中午1点飞抵罗店上空，遭遇敌10余架96式驱逐机，当即发生空战。

是役，吕基淳击落日机1架。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霍克Ⅲ战斗机遭日机3架围攻，油箱被击中爆炸起火，迫降于杨林口我军阵地，郑少愚腿受枪伤，手、面、头部被烧伤。飞行员齐志云驾驶的2409号霍克Ⅲ战斗机中弹数十发，迫降于无锡附近，机损人伤。郑少愚伤愈之后，即赴西北的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

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霍克Ⅲ战机油箱被击中起火，迫降于杨林口附近。他身受重伤，手、面部、头部均被灼伤，左足后跟中敌弹，被我军士兵奋力救出，紧急送往苏州重伤医院救治，后转至芜湖戈矶山医院，在医院中躺了近4个月才得以勉强康复。

郑少愚并未因为战机被毁、身负重伤而感到气馁，则是处处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韧和乐观。罗英德曾回忆：“少愚虽然受了重伤，精神依旧壮健，从未一变他坚毅的气质，阴毓璋医生替他钳取腿上子弹时，未曾用麻药，他额上虽然冒出汗珠，但无一点痛苦的表情。因为他精神旺、耐性好，所以复健进步得非常快…唯一的憾事，是原本颇为翩翩的美少年，现在却成了电影中的科学怪人，因此，害得他怕看镜子。”由于郑少愚面部被烧伤，此后他便少有留影。

中日空战日趋激烈，我空军有限的战机消耗殆尽，截止1937年11月11日，空军可用作战飞机仅有31架，中国空军几乎成为了真正的“空”军。在这危急时刻，1937年底，苏援战机先后运抵中国，郑少愚所在的第四大队开始陆续换装苏援新机。为了早日熟悉苏制战机，再建新功，1938年1月1日，在伤势还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郑少愚便返回了部队，并因作战英勇，战功卓著，晋升为第四大队22队中尉本级副队长。

1938年1月14日，经中国空军当局批准：李桂丹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升任第4大队副大队长，吕基淳升任第23中队队长，刘志汉升任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升任第22中队副队长。

2月初，第4大队进驻襄阳，为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作战前准备。2月14日晚，全大队召集分队长以上会议，宣布到汉口时的作战计划。这是中国空军自开战并接受苏联援华以来，首次针对即将到来的大空战作战前的战术部署。根据战前计划，我空军的飞机应分层布防于拟战斗空域，大队作战应留1个中队在上层掩护，每个中队作战应留1个分队在上层掩护。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空军都是采用这种战术，以分层队形对付日机来袭。

2月17日，第4大队第21、22中队奉命进驻汉口机场，第23中队进驻孝感机场。2月18日，日军分别从南京和芜湖两地出动战斗机26架，掩护12架轰炸机前来空袭武汉。是日，第4大队出动E-15战斗机19架、E-16战斗机10架升空迎战。按战前部署，第22、23中队的19架E-15战斗机应担任对敌空战的主要任务，第21中队的10架E-16战斗机则担任高空掩护和增援。

中午1点，李桂丹亲率第22中队的11架战斗机从汉口机场升空。该中队又分为4个分队，李桂丹带领第1分队，郑少愚率第2分队，张光明率第3分队，巴清正率第4分队。我编队升空3分钟后，还未来得及与孝感机场起飞的第23中队汇合，形成空中布防，在2500米的高空，就突然遭到12架敌96式舰载战斗机来自后上方的攻击。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李桂丹和郑少愚率领的第1、2分队。经编队空战2分钟后，即发生单机格斗。李桂丹的飞机首先中弹，油箱被击中爆炸，当场牺牲。与此同时，郑少愚和巴清正的飞机也中弹了。郑少愚拼命拉起飞机和日机周旋，结果引来3架日机的围攻。郑少愚居然在众多日机的围攻中左拼右突，击伤1架日机，自己却毫发无损地将受伤的P-5848号战机成功迫降在汉口。落地后，经检查，原来他的飞机的方向舵操纵线被打断，飞机已无法进行有效地操控。

此次空战，第22中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我机被击毁6架、击伤2架；大队长李桂丹、队员巴清正、李鹏翔、王怡等人阵亡。但队长刘志汉、队员冯汝和（2架）、张明生、吴鼎臣亦经过顽强拼搏，击落日机5架。

是役，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1架。“2.18”武汉空战，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最成功地在空战中运用战术协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一次典型案例。同时，是自南京失陷之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和民心，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自1937年8月14日，杭州首次空战中，郑少愚击落一架敌机，在9月4日的单机侦察中，郑少愚遭遇敌机5架围攻，激战100余公里身负重伤。伤刚初愈就提前出院上前线，参加了1938年的“2·18武”汉大空战，击落敌机两架，负伤后仍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我们处在和平年代，也许很难想像这些冰冷数字背后的分量，然而，在无所依凭的天空中，能数次将敌机击落，除了技术过硬外，视死如归的从容，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武汉空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而此时，郑少愚已被擢升为四大队副大队长，是炙手可热的希望之星。

由于战局混乱，以及空军转战多地作战的因素，导致这一时期郑少愚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胡春浦曾回忆说：“郑少愚和陈怀刚两人的组织关系都在我处。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杭州被日军占领后，两人随军转到武汉，来信要我去武汉证明他们的党组织关系。经周俊烈同志同意，我去武汉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几次见到叶剑英、李克农和黄文杰，汇报了郑少愚和陈怀刚两人的情况，证明了他们的党籍。叶剑英和李克农两位领导指示：今后两人的组织关系，仍由我负责单线联系。如遇到特别重要的紧急情况，他们才到办事处去。”叶剑英和李克农在武汉接见了郑少愚，并由李克农将郑少愚的党组织关系转交中共南方局，此后便由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直接领导，而郑少愚的具体组织活动则仍由胡春浦传达。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后，曾先后4次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长江局）的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接见。根据胡春浦的汇报，党组织承认了一度与我党失去联系的郑少愚的中共党员身份，仍单独与胡春浦联系。此后，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都知道郑少愚这一特殊身份。

1938年3月，叶剑英从李克农处接转了郑少愚同志党组织关系，此后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而少愚的具体组织活动仍由胡春浦同志传达。

1938年9月初，郑少愚随所在部队移防四川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从此，担任起防守战时首都重庆的任务。10月4日，日机18架空袭梁山机场，被中国空军击落2架。

1939年1月15日，日机29架空袭重庆，与中国空军的12架战斗机发生空战，被当场击落1架，击伤4架。1939年春，郑少愚随第四大队调回重庆，负责陪都重庆的防空任务。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空袭部队出动45架轰炸机空袭重庆。12点30分，驻守广阳坝的中国空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派战机升空布阵。此次参加空战的中国战机为37架（第4大队25架，第5大队12架），仍被分成3个编队。其中，由第4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率领1个编队担任高空掩护，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率全队担任搜索和拦截日机的主要任务，另1个编队则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担任支援任务。

中午1点10分，郑少愚的编队率先发现日机群，并当即发动了对头攻击。在高空担任掩护任务的董明德编队此刻也发现了日机，立即从高空俯冲下来。随后，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的编队也加入了战斗。这是重庆有史以来在主城区天空中出现的第一次大空战，双方参战飞机达到82架之多。对于从未看见过飞机的大多数重庆市民而言，他们宁可冒着日机投下炸弹的危险，驻足空地，观看这场大空战，并为中国空军勇士的顽强战斗拍手鼓掌。

经“5.3”空战打击后，次日，日军经修复可使用的只有27架。此后，日机空袭重庆全部改在夜间进行。5月底至6月初，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2个战斗机大队又进驻重庆周边地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得以加强。日机更不敢贸然在白天来袭，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0年春夏之交，才被打破。（图为1939年5月3日重庆空战后,第四大队合影）

此役，我军宣称共击落3架日机，日方承认损失2架。但日机仍然投弹成功，造成了重庆市区的重大伤亡。战后我方总结：“参加战斗者，除10机无恙外，余均中弹，有一机中至50余弹者，其战斗之烈可以想见。”

此后的5月9日、12日黄昏，日海航多架96陆攻再次来袭。我空军装备的伊—152战机，速度慢、火力弱，综合性能差，加上日机多采用夜袭和大机群编队的战术，使得攻击日轰炸机非常的不容易，多次空战都未取得显著战果，致使重庆的老百姓以为空军不敢飞、惧战，对空军极为不满。在这段时间，驻扎广阳坝的空军人员都避免前往重庆市区。

由于战功卓著，郑少愚已于1939年7月18日晋升第四大队上尉本级副大队长。11月桂南会战爆发，12月中旬，他率队参加昆仑关战役。12月30日，日海航第12航空队舰战分队长相生高秀大尉会同驻南宁机场的第14航空队的13架96舰战来袭柳州机场。我驻柳州机场的第四大队由大队长刘志汉率领17架伊—152战机，会同苏联航空志愿队16架伊—152战机、9架伊—16战机，共计42架战机起飞迎敌，这是1939年度最大规模的一场空战。

此战，我军报称击落日机3架，另有3架日机疑似击落，我方毁伤战机12架。日方则宣称击落中国战机14架，自损1架，第14航空队藤田博一等空兵战死。

柳州空战后，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组织慰问团到空军部队中劳军，并向第四大队赠送“凌云英雄”锦旗，当晚“怒吼剧团”举行了慰问演出。《中国的空军》杂志社组织第四大队参与慰问团的访问座谈，郑少愚列名并参与合影。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郑少愚，在部队中一贯保持低调作风，从不接受采访，这次郭沫若率领进步团体的访问活动，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破例（图为柳州空战后郭沫若率慰问团与第四大队合影）

1940年，日本空军一改过去利用黄昏和夜晚的掩护空袭重庆的战术，利用其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的优势，不分白天和夜晚大举空袭重庆。在这一年中，苏联逐渐减少、并撤回了志愿飞行员，保卫重庆上空的任务，独自落在中国空军肩上。

为了增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中国空军当局还将驻防成都的第3、第5大队的部分兵力调往重庆。1940年的重庆空战是最为激烈和残酷的，中国空军常常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我的日机作战。1940年3月16日，郑少愚已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他成为这一时期，在重庆上空直接指挥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长官。

为了“加速瓦解敌政权”，日军大本营制定了代号“101号作战”计划，企图通过对重庆、成都的政治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彻底打消中方抵抗意志。从1940年5月18日开始，多达297架日陆海军战机对两地进行侵华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作战。

作为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郑少愚却在1940年5月7日的一次飞行练习中不幸失事受伤，但此时日机的高强度轰炸却不允许他继续待在医院养伤。6月初，勉强伤愈的他便急匆匆地回到部队，指挥第四大队对日机的来袭给予坚决地还击。6月11日，日陆军航空第60战队26架轰炸机和海军航空队79架轰炸机分4批袭渝，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机率28架战机分头拦截日机，并将第三批日轰炸机1架击坠于涪陵附近。事后日方承认：“到6月11日已实施第六次重庆攻击行动，不过始终都是苦战连连。”（图为.1940年6月11日，空军作战人员表）

1940年6月20日的《新华日报》发表《向空军致敬》专文，向以郑少愚为代表的空军飞行员的英勇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半个多月的敌机狂炸中，重庆的市民，经常在烈焰烟硝中过生活，敌人的炸弹虽然摧毁了部分同胞的房屋，化成了灰烬，但是烈焰燃烧不了广大市民对日军愤怒的心。今天全重庆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少，大家没有一点沮丧，反而增加了兴奋的情绪和紧张的工作精神，这是由于什么？我们不得不感谢空中的英雄，他们的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精神。因此，我们要特别代表重庆的市民，全国抗战的民众对英勇作战的空军将士致热烈的敬礼

1940年6月，在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期间，其海军航空部队被击落飞机5架，在空战中有97架飞机中弹，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有57架。其陆军航空部队有4架轰炸机、2架侦察机被击落，67架飞机中弹。“随着作战的激烈化，损失率已经从可允许范围发展到碍难允许的境地。”

郑少愚亲自率领中国空军出征7次，其大致情况如下：7月4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01的E-15战斗机，率领15架E-15、6架E-16、9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空战过程中，我4机迫降，1机中弹，飞行员黎宗彦在迫降中，机毁人亡。是役，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重伤敌机2架。而在次日发行的《国民公报》则报道，我空军在长寿上空击落日机1架。

7月5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10架E-15、5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23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群曾分别在途中至梁山、白市驿机场加油后，起飞再战。日机群在綦江至江津上空遭我军攻击后，飞至渝西之资中、岳池、隆昌一带盘旋，终因寻找不到进入重庆市区的机会，遂临时改变轰炸目标，在自流井、綦江投弹后离去。

7月8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3架E-15、3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24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此役，我机曾3次加油，3次升空再战。我机曾与第1、第2批入侵的日机相遇，均因高度不足，虽发动攻击，但未有收获。第3次，我机尽量升高，终于在下午2点05分，于白塔上空7500米高度处，捕捉到第3批入侵的日机，当即发动猛烈攻击，并追敌至南川附近始返回。是役，我空军重伤敌机3架，飞行员姚杰迫降于浮图关西花岩附近，人机俱伤。

7月8日，郑少愚再次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2架E-15、2架E-16、7架霍克Ⅲ，共2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曾分别在江北和南川上空，与日机相遇，并展开空战。次日，《新华日报》以“行都昨空战告捷我击落敌机4架，另有5架受重伤恐难返旧巢”为标题，对此次空战进行了报道。但此为国民党中央社发的通稿，在战时，当有夸大和不实之词。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是日，我空军没有击落日机，我方亦无损失。

7月16日，郑少愚仍然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7架E-15、6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起飞作战。上午11点17分、下午1点，我机群先后与来犯的日机群在重庆主城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我机先后有5机中弹，丁寿康在空战中阵亡。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我机跟踪空战多时，追过长寿落远，乃返回，见两敌机由2、3中队脱落，偏摆不定，另1敌机发动机击停，一个挣扎侧飞。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16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3架。

7月22日，郑少愚换乘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8架E-15、7架E-16、7架霍克Ⅲ，共计32架战斗机起飞作战。由于我将日侦察机1架击落，日机群失去了耳目，转至合川、綦江轰炸。我空军成功地将日机拦截在主城区之外。

7月31日，郑少愚乘编号为2326的E-15战斗机，率领21架E-15、7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36架战斗机起飞作战。在激烈的空战中，我机先后有4机中弹，2机坠毁，飞行员王云龙、陈少成阵亡。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31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5架。根据当日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击伤敌机多架。

8月3日，日机疯狂来袭重庆，又被郑少愚率队击退。

由于每次日轰炸机来袭时均是采用排列紧密之大编队，配合浓密无间之火力，让我驱逐机既难拆散其队形，又鲜有攻击之良机，使得我机多数拦截均未取得有效击落日机的战果。为了对付日军高强度的轰炸，时任空军官校十期飞行生阎雷，在毕业前完成了一套可行的空中攻击战法，以及配合使用的空爆炸弹，即一种用小降落伞悬系的“浮游炸弹”，专门用于对付日军的轰炸机群。毕业后，阎雷以准尉见习官的身份被分配到第四大队，他提出的这种新型攻击战法得到了郑少愚的高度重视，特别指派王广英中尉为召集人，联络资深队员共同与阎雷讨论更具体的空爆攻击法，其商定的结果由郑少愚审核后最终确定。

1940年8月11日，日海航90架轰炸机分两批从武汉起飞来袭重庆，我军29架战机起飞迎敌。郑少愚驾2326号伊—152战机率王广英、高又新、王玉琨、郑少亭、洪奇伟等6架伊—152战机，每机各携带4枚10公斤重的“浮游炸弹”起飞迎敌，实施首次“空中爆击”作战。当战机升至6000米高度时，郑少愚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准确地将机队带入到日轰炸机的前进航线上。当一片黑鸦鸦的日本机群出现在天际时，6架伊—152战机分成2个攻击小队，快速接近日机，当郑少愚认为已到达前置投弹点时，他开始摇动机翼，指挥众队员在敌机编队前方200米、上方60米处投放“浮游炸弹”。日军从未见过这种炸弹，编队随即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爆炸打乱。

8月12日，日机两批90架再次来袭，郑少愚驾驶2326号伊—152机，率29架战机迎敌。此次部分战机携带“浮游炸弹”参战，在綦江上空发现了日机36架正疾向东飞，由于我机速度较慢，只有一架战机得以接近日机并投放“浮游炸弹”，但因炸弹太少，未获战果。但日机也因遭遇中方的“浮游炸弹”而未能有效投弹。正当郑少愚为空军采取这种新型战法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时，岂料很快他便遇到了参战以来最强大的敌人——日海航最新投入作战的零式舰上战斗机。

郑少愚还运用中国空军自己发明的新技术，来打击日本空军，并取得较佳的战绩。9月13日，郑少愚驾驶2101号E-15战斗机，率25架E-15、9架E-16，共计34架战斗机，由遂宁赴重庆拦截敌机。返航途中，突然遭遇日最新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的埋伏和攻击，损失惨重。中国的苏制战斗机在日本新式战斗机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在空战中，郑少愚虽手足皆受弹伤，但仍奋勇迎敌，援救友机多架，战斗结束，掩护各机飞返遂宁。

他战功彪炳。从1937年8月14日至1942年4月22日，长达4年229天的战斗中，郑少愚参加了8.14笕桥空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桂南会战、蓉渝防空战等抗战中前期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无役不予。他是8.14空战的首功者，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与日海航最新型96舰战和零式舰战首次交锋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之一，曾先后4次负伤，官方确认击坠3架日机战绩，并因功奉颁三星星序奖章及陆海空军奖章。由于屡建功勋而受到蒋中正亲自接见。

壁山空战：1940年9月13日，日海军12航空队进藤三郎大尉率13架零战掩护轰炸机对重庆实施轰炸，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驾驶2101号伊—152战机，作为总领队兼第一群领队，率34架战机进行拦截，双方在璧山上空遭遇。此役，我伊—152机群在4500—5500米高度，伊—16机群在6000米高度，而日机则在6500米高度。日军利用高度优势向我机群发动偷袭，由于零战在性能上与我军装备的苏制战机存在代差优势，并且采用一击脱离的掠袭战术，让中方飞行员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导致我军此战处处被动，损失惨重。

郑少愚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多次营救友机于危难之中，但也在此战中第四次负伤，他的右手弹伤、左足部破片伤，座机更被击成重伤，驾驶仪表板被击分裂，无线电机被击1弹，上下机翼、螺旋桨、左机轮和机身总计中弹23发。我军空战损失13架，迫降损失11架，合计24架。牺牲10人，受伤8人，而日机无一架被击落。日方更是宣称击落我机27架。

曾任郑少愚僚机的空军英雄张光明后来也回忆道：“得知众多战友献身，大家难过得连晚饭也不想吃，一门心思想要报仇。”被抢救到重庆黄山空军医院救治的大队长郑少愚得知那么多战友殉国后，不顾身上有伤，挣扎着要下病床，马上要求出院重返战场。经医护人员劝阻，他在病床上号啕痛哭着说：“我对不起弟兄们！我发誓，血债要用血来偿，不消灭仇敌我死不瞑目！”

虽然郑少愚战场受伤，但依旧表现英勇。根据《空军第一路司令官毛邦初关于敌我空军交战情况的战斗要报》（1940年9月13日）记载：“总领队郑大队长虽手足均受弹伤，但仍奋勇迎敌，援救友机多架，战斗终结，掩护各机飞返遂宁。”

郑少愚第5次受伤住医院，却没有过多休息，利用此机会复习功课，床上床下堆满书籍，壁上张贴“谢绝会客”。经过苦读，准备参加高级参谋深造复试终被录取。1941年底，中美组成联合空军指挥部，美方一员任总指挥，中方派郑少愚担任副总指挥。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关注着郑少愚成长。在武汉、在重庆九龙坡郭沫若家中，先后几次接见郑少愚同志，每次谈话中都要求郑少愚重视安全。一再强调，凡不能亲自驾机出战的任务，就不必去，多作指挥工作，注意自身安全。曾明确表示，未来新中国人民空军，有待他去领导。

至此，重庆空战暂告一段落，中国空军撤至川西地区避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正式对华军事援助。

郑少愚因伤暂时离开了作战部队，来到成都养伤。早在1940年1月，柳州空战受伤后的郑少愚就曾到成都养伤，恰逢空军参谋学校首次招考，他利用疗养机会，研习功课，得以通过初试。此次到成都养伤，恰巧又遇上空军参谋学校的复试，他闭门复习，顺利考入该校。他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胡春浦说道：“我底运气还不差，每一次都让我有这机会到成都来参加。”

1940年11月16日，郑少愚调任航空委员会上尉一级军官附员，并进入空军参谋学校学习。空军参谋学校是国民政府为培养空军中高级指挥官所专门开设的一所学校，郑少愚是该校招收的首批学员。在校期间，他除了发奋学习军事知识外，还积极阅读党内重要刊物。

《中国的空军》杂志编辑龚宜宣同志是地下党员，因此该杂志与延安各主要刊物均有交换资料的关系。每次延安寄来的重要刊物，龚宜宣均要首先送胡春浦阅读，郑少愚则利用每周日学校放假期间，到胡春浦家中进行阅读，如《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毛泽东最新著作均能及时阅读到。

1942年2月1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刻苦学习，郑少愚最终以空军参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员致答词。随后郑少愚奉命回到了原部队，担任空军驱逐（机）总队少校2级总队附兼第四大队大队长，继续战斗在抵御日寇的第一线。此时的郑少愚已年满三十周岁，在平均牺牲年龄仅为23岁的中国空军中，他亦然成为了战斗在抗日空中第一线“最老的战士”。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参加对日作战，并根据租借法案计划向中国提供125架P-43A-1“枪骑兵”驱逐机。194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郑少愚，指派他率队前往印度卡拉奇，负责换装这批美制P-43A-1驱逐机，并任命他为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只等他回国后就任。

1942年4月，郑少愚等人前往印度的卡拉奇，接收由美国共和公司生产的P-43A-1“枪骑兵”战斗机。这种飞机于1941年初开始交付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但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和制动系统有严重缺陷，漏油严重，加之机腹部位有涡轮增压器，极易发生空中起火的危险。

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派胡春甫传达指示立刻：争取不去印度，另派人前往。但郑少愚杀敌心切，希望立即领回新式飞机对日作战，且他认为50岁的陈纳德还在飞，自己不到30岁，还可以飞。他托人给周恩来回话，“就这一次了，今后的职责不允许我到一线了。”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回忆到：少愚同志不失事，新中国的航空部队由其指挥……。

4月22日，郑少愚驾驶1架P-43战斗机，在印度飞往中国的途中，因飞机在空中突然起火坠地，不幸遇难。时年仅31岁。中国空军在换装这款战机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郑少愚在内，第四大队共有24中队副中队长武振华、21中队飞行员夏崇本、23中队分队长陈梦琨和副大队长陈盛馨等5人在换装该机的过程中因飞机空中失火或机械故障等相继失事殉职。

在航校三期的同学中，郑少愚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他没有乐以琴出类拔萃的战绩、没有沈崇诲驾机撞舰的壮举、没有刘宗武风流倜傥的外表，也没有罗英德智勇双全的口碑，但他却是同班同学中在第一线作战最久的战士。

噩耗传来,全国震惊。周恩来副主席闻讯,沉痛万分,“默然良久。”各家报刊纷纷发表消息，《中国空军》载文介绍其光辉业绩。郭沫若在重庆搜集资料，拟为少愚编。渠县各界于1942年夏,为少愚举行追悼会。国民党四川党部、大竹专署和国民党渠县党部、县府、参议会均派员参加，敬献花圈。由县参议会呈文报请四川省府批准，湃渡乡更名“少愚乡”，纪念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

1942年8月14日，为纪念在抗战中死难的烈士、国民党空军大队长郑少愚，在县里举办了追悼会，并由胡春浦联合省里同乡向省府争取把郑少愚故乡！鲜渡乡更名为"少愚乡"，直到解放。当地政府还在郑少愚出生的鲜渡乡老家为其树立了1块“少愚碑”。当日追悼会场张贴渠县著名书法家袁子琳为郑少愚同志书写的对联：忠于党国好男儿壮志凌云以身报国，献身革命大丈夫匹马单枪保卫家乡。横批：杀身成仁

1942年《中国的空军》杂志总第55期刊登的《怀少愚》一文，是纪念郑少愚同志最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为“南波”，其实就是胡春浦的笔名。该文情深意切，从一名共产党人的角度讲述了郑少愚那短暂又辉煌的一生。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怀少愚》这篇文章只是一位“国民党党部秘书”对另一位国军空军烈士的悼念时，只有胡春浦自己知道，这其实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对另一位“潜伏者”的哀悼。

王琦为了纪念郑少愚，特地在他殉国一周年之际，制作了一幅郑少愚半身肖像的木刻雕像，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此后又被《中国的空军》杂志刊用。1943年，龚宜宣为了纪念郑少愚，积极推动《中国的空军》杂志社编辑、组织了郑少愚纪念专辑，并撰写文章《一位由平民出身的空中英雄》发表在《中国的空军》杂志总第56期上。

1943年9月4日，国民政府追赠郑少愚为空军中校。郑少愚“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他的生命曾为共产主义信仰绽放，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而绚丽绽放。

1947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空军当局将郑少愚的骨灰从印度空运回国，入葬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公墓。图为位于南京航空烈士陵园的郑少愚烈士墓碑。

1981年11月7日，四川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1990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全书共294页。该书聚焦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136页满载功勋的郑少愚。

2015年2月，由肖璞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血色苍穹-民国时期的中国空军》提起民国空军，不能不说从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的民国空军与日军首战开始后那段贯穿整个抗战的传奇经历。那些被誉为“飞将军”的勇士们在蓝天上与敌浴血奋战，为中国空军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书中第七十二回 中美联合越驼峰 少愚率部赴印度。第七十三回 郑少愚魂归蓝天 斯科特再度归队。

2015年9月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曾专门报道了抗日空军英雄——郑少愚的光辉事迹，称他是中国人民空军抗战史上杰出的英雄典范。郑少愚同志永垂不朽!

郑少愚本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也可以选择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然而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成为了最危险的军种——空军中的一份子，以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国黯淡的局面，像一盏不灭的灯，点在大道上，用共产主义的精神和信念，激励着无数的爱国青年，前仆后继地投身到抗战建国的大潮中去。郑少愚（1911—1942） 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2025年8月27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讲好抗战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郑少愚被列入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