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堡岁月》

彭堡岁月

粪土与远方

2006年的春节刚过，西海固大地还封冻在残冬的余威里。大学实习前的最后几日，家里那头过冬的猪积攒下的粪肥还未运到地里。父亲病重，这活计便落在了我和弟弟身上。我们借了岁姨夫祁作斌的拖拉机，那铁家伙停在院门口，像个沉默的帮手。

清晨的寒气刺骨，猪圈里的粪堆冻得梆硬，表面一层白霜。我抡起洋镐砸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虎口震得发麻。弟弟银龙在一旁跺着脚哈气。母亲从屋里出来，递来两副磨得发亮的粗布手套：“慢点儿刨，别闪了腰。”她一开口，白气就从唇间团团冒出。洋镐落下第十几下，终于啃开一道裂缝，底下未冻透的粪污露出深褐色，一股浓重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是去岁秋天烂菜叶、糠麸与猪的消化物混合后又被冻住一冬的复杂味道，不刺鼻，却厚实得像是能贴在舌苔上。

一镐一镐地，冻块四溅。汗水先是在额头上沁出细密一层，继而背脊也透了，内衣黏在皮肤上，凉意与热汗交替攻占着身体。拖拉机车厢渐渐被黑褐色的块垒填满。我们坐在车沿上歇息，啃着母亲烤的馍，嚼咸菜，喝搪瓷缸里的热开水。嘴里的咸味、身上的汗味、空气中的粪味，还有屋里飘出的煤烟味，搅拌在一起，这就是老家正月的气息，是洗不掉、也无需洗去的生存底色。

拖拉机突突地驶向村外的田地。冻土未消，田垄却已隐约透出苏醒的讯号。我们将粪块卸下，用铁锹拍开，均匀撒开。这些臃肿的污物，在冻土之下会悄然腐化，成为春天种子萌发时最初的口粮。劳动结束，黄昏已至，浑身酸疼，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家里的灶火烧得暖，但没有澡堂的村庄，只能用湿毛巾擦拭身体，那味道便依旧隐约地附着在发梢与皮肤上，像一件无形的旧衣。

正月十五的元宵刚在胃里落定，枕边的旧诺基亚便响了。是冉韬，初中发小，声音从电话那头劈过来：“银川！宁东能源基地这边，大项目，急缺测量放线的人！你来不来？能带你弟！”

机会像一道闪电，骤然照亮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母亲连夜给我们收拾行李，两个破旧的帆布包，塞进几件换洗衣服，她偷偷塞进一包自家炒的莜面茶，最后，将一卷旧报纸包着的钱塞进我内衣口袋——整整两百块。那是她攒了不知多久的体己。

绿皮火车哐当着西行，车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黄土丘陵渐变为陌生的苍茫戈壁。我和弟弟紧挨着坐在硬座上，车厢里混杂着泡面味、烟味和体味，我们身上的“西海固味道”——那由煤烟、汗水和尘土糅合的气息，在其中并不突兀，只是沉默地宣告着我们的来处。

银川站到了。人流裹挟着我们涌出车厢。站前广场庞大而喧嚣，车流永不停歇地穿梭，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清冷的阳光，一切都明亮、迅疾、陌生。我们提着行李站在原地，仿佛两块被水流冲上岸边的石头。弟弟小声问：“哥，现在去哪？”我攥紧了口袋里那薄薄的两百块钱，它是全部的家当，也是全部的胆气。

我深吸一口冰冷的、夹杂着汽车尾气的空气，定了定神，拉起弟弟的胳膊：“走，先给冉师兄打电话。有活儿干，就不怕。”

前方是庞杂的、未曾预想过的城市，身后是刚刚撒下粪肥的田地与母亲的目光。我带着一身故乡的气味，踏入了这车水马龙的异乡，步履茫然却未停，在早春的寒风里，开始摸索一条未知的、通向自己的路。

缓冲地带

二〇〇六年五月四日的阳光，透过固原县医院病房的窗户，将父亲的脸色照得如同旧报纸般枯黄。昨夜他呕出的血还残留在地砖缝隙里，暗红色，像是不肯褪去的印记。医生来说：“血止住了，万幸。”母亲瘫坐在走廊塑料椅上，双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

我那时竟以为这是死神的眷顾。它举起了镰刀，却又轻轻放下，允许我们再偷得一些时光。后来才明白，这哪里是仁慈，分明是命运精心布置的缓冲地带——一段陡峭下坡前短暂的平路，好让车上的人做好粉身碎骨的准备。

胃镜检查排在三日后。父亲走进那间满是器械冷光的房间时，还回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虚弱，却依然带着他惯有的、不愿让人担心的克制。我们等在门外，听着仪器细微的嗡鸣，时间被拉成一根极细极长的线。

门开了。医生没看我们，只是低头看着手里的报告单，然后指了指办公室。“家属过来一下。”他说。白色的片子上，父亲的胃壁狰狞地蜷缩着，一团不规则的阴影盘踞其中，像一团化不开的墨迹，边缘模糊，张牙舞爪地向外扩散。“晚期了。”医生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个与己无关的词汇，“只能做姑息手术，减轻痛苦，延长一点时间。”

“晚期”两个字砸下来，母亲的身子晃了了一下。世界的声音忽然被抽空了，只剩下心脏在耳膜里沉重又徒劳地撞击。

六月，手术室上方的红灯亮起。整整八个小时，那盏灯像一只燃烧不熄的、冷酷的眼睛。我们把等待熬成一种凌迟，每一次有护士推门出来，心脏都要骤停一秒。走廊另一端突然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混杂着咒骂和器物摔碎的声音——一个心梗病人没能从手术台下来，家属正在用愤怒对抗巨大的悲伤。生与死，在这条走廊上如此拥挤地并置着，一边是无声的崩溃，一边是喧闹的绝望，彼此冲刷，却互不相通。

父亲的主刀大夫朱志忠走出来时，手术帽檐下的头发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前额。他是父亲的老同学，此刻脱下口罩的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疲惫与歉疚的复杂神情。“老樊挺坚强的，”他嗓音沙哑，“但癌肿……黏连得太厉害了，侵犯到了大动脉，我们只能尽可能切除病灶，但……”他顿了顿，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尽了全力”。这句话像一句判词，关上了最后那扇可能透进光的门。我望着还在麻醉中沉睡的父亲，他全身插满管子，像一件被勉强修补好的旧器物。那一刻，我心里竟冒出一个天真到可笑的念头：医学判了死刑，或许运气会网开一面？人总是这样，在绝境里，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运气，也不愿接受铁板钉钉的现实。

缓冲地带结束了。从此，我们踏上了一条明知通往黑暗、却不得不陪他走完的路。那一年夏天的风里，开始弥漫起再也散不去的消毒水味和一种缓慢降临的、巨大的寂静。

问阴阳

绝望是一味蛊毒，啮噬理智的堤岸。那年夏深，我竟破天荒地，辗转寻至城外一名“阴阳先生”的居所。此事若在平日，必为自己所嗤笑，然那时，父亲的身子已被癌魔蛀空，现代医学的白大褂们皆已束手，垂下冰冷的眼帘。我像是溺毙之人，惶急中，连一根浮草的形状也欲紧抓。

那先生居于土崖下一孔窑洞，门前悬一暗红布帘，并无仙风道骨，只是个面色黧黑、指甲缝嵌着泥土的瘦小老汉。窑内昏暗，烟火气与香烛味混作一团，沉甸甸地压人胸腔。我讷讷不能言，只将父亲名讳与生辰干支呈上，仿佛递上一纸无声的诉状。

他并不看我，闭目掐指，嘴唇微动，似与冥冥中某种秩序低声交谈。良久，他睁眼，目光空茫，落在窑洞深处的黑暗里。“坎宫衰竭，艮土来克，水流西南，恐难回头。”他吐出几句偈语般的断词，便再不肯多言。

我躬身退出，置下皱巴巴的几张纸币于香案。走出窑洞，烈日当头，一阵眩晕。我忽然明白，我哪里是来问卜吉凶？分明是借这荒诞仪式，为自己寻一个出口。那几句谶语，像一枚冰冷的银针，刺破了我心中最后一点虚妄的气泡，将脓血与绝望一并放出。痛是极痛的，却也带来一种奇异的清醒——原该如此，一切注定。我非求他指点迷津，实是来请他，为我这无用的哀恸，做一个了断。

既是注定，人却偏不肯认。父亲竟也从那次大手术中挣扎着喘过气来，家中气氛为之一变，一种虚弱的、不敢声张的喜悦悄悄弥漫。父亲自是觉得自己“病愈”了，久卧病榻之人，对生之渴望炽如野火。他执意卖掉了家中那头温顺的黄牛，那牛曾犁过无数亩地，眸子里盛着整个家庭的温饱。又卖掉了那辆他视若珍宝的摩托车，昔日它载着他在黄土坡道上驰骋，风声猎猎。

折换成的钞票，厚厚一叠，揣在他贴身的衣兜里，成了续命的全部资本。他眼神里重又燃起一种光，并非康健者的明亮，而是一种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的期待。我们便在这点虚妄的光亮照耀下，再次踏上希望的窄路，徘徊前行。

访遍周遭县乡略有薄名的中医，瓦罐煎破了好几个，满屋弥漫着苦涩的根茎气味。又定期去市医院化疗，透明的药液一滴一滴注入他枯槁的血管，每一次都换来他撕心裂肺的呕吐和几日瘫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气，不过是想让那艘正在沉没的船，慢一点，再慢一点。

然而一切终是徒劳。所有的努力，像石子投入深不见底的古井，连回音也吝啬给予。父亲的肉身仍不可挽回地衰败下去，那卖牛卖车换来的希望，如同烈日下的水渍，迅速蒸发殆尽。

至二零零七年十月，秋风肃杀，刮尽了枝头最后一片叶子。父亲终于耗尽了所有气力，撒手人寰。他丢下这个被他这场大病掏空了的、风雨飘摇的“烂包家庭”，独自去了再无痛楚的地方。

后来我常想，那一年所谓的“病愈”，究竟是仁慈的缓刑，还是最残酷的玩笑？它给了我们一场盛大的、关于希望的幻觉，却又将这幻觉在我们眼前亲手摔得粉碎。而我去问阴阳的那一日，或许早已在冥冥中，听见了命运最终的回响。

五千元的重量

我心里其实是雪亮的。父亲樊永福的病，像一辆失控的破车，正沿着下坡路无可挽回地滑向深渊。每一次回家，他塌陷的眼窝就更深一分，蜡黄的皮肤更紧地包裹着骨头。那具曾经能扛起两袋麦子的身躯，如今轻得像一捆枯柴。我清楚，所有药石都不过是往无底洞里丢石头，连那声响都听不见。

但我偏不愿认。仿佛只要我不点头，死神就不能把他领走。这种拒绝，成了我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工地不等人。测量放线的活儿催得紧，银川宁东那片旷野上，塔吊林立，如同巨兽的骨架。我不得不走。心里揣着沉甸甸的牵挂，脚下却是奔向异乡的路。家徒四壁的光阴里，陪伴是一种奢侈的痛楚。守在炕头，看着父亲呼吸，心里的焦灼和口袋的空荡一同噬咬着我。出去卖力气，虽换不来救命钱，至少能换来几副止疼药，换来粥里的几粒米。我把自己扔进工地的风沙里，用身体的极度疲惫来麻痹那颗快要被绝望碾碎的心。那时的我，活得像一场赌博，闭着眼，把一切都押给虚无缥缈的运气，盼着奇迹能砸在我这最倒霉的人头上。

直到十月那通电话。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虚弱得像一缕烟，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执拗：“卯卯，想办法……借上五千块。以前看病欠下的账，得还了。”

电话这头，我半晌说不出话。耳边是工地的轰鸣，手里是磨秃了皮的卷尺。五千元？他或许以为他的儿子在城里闯荡，早已西装革履，出入高楼。他哪里知道，我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刨去吃穿用度，所剩无几。房租、父亲的药费、家里的开销，早已把我榨得干干净净。五千元，于我而言是一座搬不动的大山。

我张不开嘴。对工友，对老板，都张不开。自尊和窘迫像两条绳子，死死勒着我的喉咙。最后，是工长冉韬看出了我的难。这个粗犷的西北汉子，没多问什么，只是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遇上坎了？公司这边，我替你作保。”

手续繁杂，脸面丢尽。最终，五千元现金从公司财务室支了出来，厚厚一沓。我捏在手里，觉得有千斤重。它不仅仅是一笔债，更是父亲在人世间最后的体面，是一个垂死之人对“欠债还钱”这天理的顽固坚守。

我去邮局填了那张绿色的汇款单，地址写得工工整整。寄走的，何止是钱。那是我无法在病榻前尽孝的愧疚，是我作为儿子全部的无能和挣扎，是一个家庭在风雨飘摇中最后一点脆弱的尊严。

钱寄回去了。账还了。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而我心里的山，却从此压得更实、更沉了。我知道，他这是在为自己料理身后事。他用自己的方式，把债留在阳间，清清白白地，上路。

《水准仪里的春天》

父亲出院的那个傍晚，夕阳把县医院的水泥地照得惨白。我搀着他，能清晰感觉到嶙峋的骨头隔着棉袄硌人。化疗抽空了他的血肉，也抽空了那个破败的家。墙皮剥落的土屋里，母亲正就着咸菜啃干馍，见我们回来，慌忙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第二天鸡未鸣，我已踏上开往宁东工地的班车。车厢里弥漫着旱烟和汗酸味，我紧抱着行李包，里面装着母亲连夜烙的饼——她偷偷塞进了全部鸡蛋。

工地的塔吊像钢铁巨兽撕开天空。我戴着不合尺码的安全帽，在钢筋丛林里搬运水泥。沙尘暴来时，整个世界变成昏黄色，沙子硌得牙疼。夜晚睡在活动板房里，听着工友的鼾声，我会掏出皱巴巴的记账本：今日挣得八十三块五，距下次化疗费还差四千七百二十六。

项目经理是个戴金链子的胖子，总用脚尖点着水泥桩骂人。有次我因校准仪器耽误了浇筑，他直接把水准仪摔在地上：“穷讲究什么！耽误工期你赔得起？”破碎的玻璃镜片里，我看见自己裂成无数片的脸。

最难熬是月末。工头卷款跑路那夜，我们十几个工人围在熄火的灶台前。老李叔哆嗦着点燃最后半根烟：“娃，我闺女等着交补习费呢。”他浑浊的眼睛像两口枯井。我把仅有的两百块钱塞进他裤兜，他追出来时，我已爬上拉砖的拖拉机。

流浪在银川街头的那周，我睡过银行ATM机房，捡过批发市场的烂菜叶。某个寒夜躲在桥洞下，忽然想起父亲的话：“渠水再浑，流着流着就清了。”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开春第三天，公用电话亭响起牛来发的大嗓门：“西夏渠缺个放线的，就认你那手绝活！”他开的皮卡溅满泥点，副驾上扔着半袋荞面馍：“听说你爹的事了，工程预支三千，够不够应急？”

小坝工地的风依旧凛冽，但水准仪架起时，世界忽然变得精确。目镜里的刻度线分割天地，每一次调平都是与命运的对焦。某天傍晚测最后一段渠线，忽然发现水准仪里装着半枚夕阳——像枚温热的铜钱，正正落在基准点上。

收工时牛来发扔来一包红梅烟：“你测的渠线比设计省了三百米。”他吐着烟圈笑，“上面奖了五千块，你七我三。”那一刻，远处西夏王陵正披上霞光，我突然读懂父亲的话：生活就像水准测量，总要经历无数次的架设、调平、读数，才能找到那个不会陷落的基础。

春风卷着沙粒打在测绘纸上，发出春雨般的沙沙声。我抱紧水准仪走向下一个测点，金属外壳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有那么瞬间，仿佛听见渠水奔涌的声音——不是幻觉，是解冻的黄河水正冲破冰层，浩浩荡荡奔向新的春天。

《大地上的聂彩琴》

我们可以逃离，母亲却不能。当我们姊妹三个像蒲公英般散向远方，母亲聂彩琴却把根须更深地扎进那片龟裂的土地。她的战场没有退路——十亩薄田，三间瓦房，还有一个被癌细胞啃噬的丈夫。

凌晨四点，西北荒原还浸在墨色里。母亲已经提着马灯走向牛棚，铡刀起落的声音惊起寒鸦。草料混着冰碴，她徒手拌料时，冻裂的伤口又会渗出血珠。这是父亲化疗的第七个月，圈里最后那头黄牛也瘦得露出肋条。

“甭操心家里。”每次通电话，她总是这句话。背景音里总有父亲呕吐的声响，或是药罐沸腾的汽笛声。她学会了肌肉注射，能看懂化验单上那些箭头符号，还在院坝里辟出药圃种当归——听说那东西补气血。

我见过她最狼狈的时刻。某个中秋夜我突然返乡，看见她正跪在麦垛旁，用肩膀扛着父亲的小便。月光照见她花白的发顶，那些曾经油亮的大辫子，如今枯草般盘在脑后。她却笑着指天上的月亮：“你爹说今儿的月亮像麦芽糖。”

她计算时间的方式令人心碎：清晨五点喂鸡时捡的蛋最新鲜，七点煎的药汁最浓，十点晒的被褥有太阳味。所有时间都被分割成照顾父亲的刻度，唯独没有留给自己的间隙。

最艰难的是筹钱时节。她踩着三轮车赶集，车斗里装着三袋胡麻籽——那是全家最后的口粮。收购站压价时，她突然挺直佝偻的腰板：“这是救命的种子，少一分不卖。”那一刻她眼里有火，烧穿了多年贫苦烙下的卑怯。

我们姊妹寄回的钱，她全换成特效药。自己吃着结块的玉米馍，就着咸菜喝井水。某次我翻开她炕席，发现张烟盒纸写的账本：“大女汇三千，买白蛋白两支。二儿汇两千，付CT费。三女汇八百，留作电费。”所有数字后面都画着小小的十字——她在替我们向上帝记账。

开春时父亲突然能下床了。母亲扶着他走到院门口，看返青的麦苗破土。她指着田埂上说：“等收了这茬麦，给你爹扯件新衫子。”风掀起她空荡荡的衣摆，那些被岁月偷走的血肉，都化作了大地之上永不弯曲的脊梁。

如今我在城市高楼里，总想起母亲测土配方时的模样：她抓起一把泥土放在舌尖尝咸淡，就像品尝命运的滋味。她说盐碱地最诚实，你喂它多少心血，它就还你多少收成。原来母亲早就是最老的农艺师，用一生在贫瘠中培育希望。

当西夏渠的水漫过千旱的荒原，母亲仍在故乡的土地上弯腰拾穗。她从不相信救世主，却活成了我们的上帝——在父亲颤抖的脉搏上搭脉，在龟裂的田畴里布雨，用皴裂的双手捧起整个摇摇欲坠的家。

那些年我们关心世界多大，路有多远，却忘了问母亲：今夜雨夹雪，您风湿的膝盖还疼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