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那尊“雕塑”-------忆我的舅爹

魏伯峰

作者：魏伯峰

在我们老家农村，父亲的舅舅被唤作“舅爹”。这个称呼里，藏着我对一位老人四十年未曾褪色的记忆——他走过民国的兵荒马乱，执过讲台的粉笔，熬过牢狱的漫长，最终在长江边的风雪里，活成了一座顶天立地的“雕塑”。

舅爹生在动荡年代，却揣着一股韧劲儿勤学苦读，后来成了国民党时期本县知名中学的校长。他一辈子与教育打交道，性子如他笔下的颜体字，笔笔刚毅，字字方正。可这份耿直没护他周全，解放后，不明原因被判入狱，将他的人生钉在了“无期徒刑”的冰冷铁门上。直到邓公上台，他才被平反，年近七十的他才佝偻着腰走出监狱，像一片被狂风卷落的枯叶，飘回了早已不是家的故乡——房子分给了贫农，老伴早已离世，唯一的儿子老实木讷，四十多岁仍是光棍一条。

晚年的舅爹，靠着一支毛笔、几头水牛谋生。每到腊月，小镇的露天街边总会立着一张老式八仙桌，他弯着几乎折成直角的腰，握着毛笔在红纸上写对联。钢针似的硬叉胡子凝着寒气，笔下的颜体字却依旧板正有力，一笔一画都透着不肯向生活低头的劲儿。可真正刻进我骨血里的，是那年春节江边的雪。

那天雪下得极大，父亲推着自行车，牵着我的手往舅爹的村子走。雪没到我的膝盖，每一步都要陷进厚厚的雪里再拔出来。村里人说，舅爹不住村里，在三道堤外的长江边放牛。我们越过长江大堤，眼前是白茫茫的农田；跨过第二道小堤，成排的柳树裹着银装，枝桠上的雪簌簌往下落；直到踏上第三道堤，长江的水汽混着雪风扑面而来——堤外是望不到边的芦苇林，芦苇与白雪融成一片，尽头是灰蒙蒙的江水，天地间只剩一种颜色：白。

走了不知多久，终于在旷野深处看见两处简陋的窝棚。那是舅爹借着地势挖的地坑：坡子下掏一个能容两三个人的坑，坑上用树枝和芦苇搭成人字形的屋顶，这便是他的住处。旁边一模一样搭建的，是牛栏，几头牛正低着头嚼干草。

而那一刻，我看见的舅爹，像被雪冻住的雕塑。

他坐在地坑窝棚里，满脸络腮胡子结着霜花，佝偻的背几乎要贴到膝盖上。身上裹着的“棉被”鼓鼓囊囊，后来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棉被，是用麻布袋子装满了芦花缝制的。他头上落满了雪，白花花的一片，与周围的芦苇、白雪、灰蒙蒙的江水连在一起，仿佛从这片旷野里长出来的一部分。风卷着雪粒子打在他身上，他一动不动，就那么坐着，小小的窝棚挡不住漫天风雪，却好像能装下他一辈子的苦难与坚韧。

没有炉火，没有暖炕，甚至没有一床正经的棉被，只有无边的白、刺骨的冷，和一个在旷野里独自扛着生活的老人。他像一株在石缝里生长的草，被命运连根拔起，扔到风雪里，却依旧凭着一股劲儿扎下根——后来，就是这样一个老人，靠写对联、养牛，给光棍儿子找了媳妇，还一砖一瓦盖起了村里的小楼房。

四十年过去了，长江边的雪早已化了又下，舅爹也早已不在人世。可每当想起他，我眼前还是那幅画面：漫天风雪里，小小的窝棚旁，那个裹着芦花“棉被”、满头雪花的老人，像一座永远不会倒下的雕塑，立在天地之间，立在我心里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