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茅岩河航道疏浚始末初探

湘君

茅岩河为澧水上游重要支流，唐宋以来为湘西木材、桐油、药材等山货外运通道。元末明初，以覃垕为首领茅岗土司，反对朝庭征伐楠木，七年战火不断，烧毁杉木竹木楠木无数，1372年覃垕押至南京凌迟处死，明廷征服茅岗。朱元璋为营建安徽濠州祖陵，南京皇家宫殿，朱棣营建北京紫禁城。茅岗皇木前后遭到明两百多年征伐，导致茅岗树木伐尽。生态遭到空前破坏。加之茅岩因峡谷深切、滩多水急，明末清初地震频发，山体滑坡频发，天然通航条件受限。

茅岩河地处武陵山地质皱褶，受扬子板块与印度板块对冲，境内裂缝峡谷溶洞峰林丛生，自古以来是三苗土司等少数民族盘据地，是中原王朝边疆蛮服之地。明代在此设永定卫（今张家界市永定区），驻军屯田需大量物资，茅岩河成为转运通道。地方志载，卫所曾组织兵丁疏浚河道，以利粮船通行茅岩河流域属茅岗土司管辖。

明末，1631年（明崇祯四年）常德地震

这次地震波及范围极广，《明实录·崇祯长编》、康熙《岳州府志》、康熙《澧州志》等都说“澧州、永定卫同日俱震”。其中康熙《澧州志》卷十二灾祥记：“崇祯四年七月己丑，澧州地大震，声如雷，城垣、官舍、民庐多倾颓，地裂出黑沙水；同日永定卫亦震，坏城垛十余处。”可见当时永定卫（今张家界永定区）是这次地震的波及区。永定发生地震，声大如雷，地陷山崩 。茅岩河码头贾市（距洞子坊古渡口下仅3里）在一夜之间被山石湮没，当时的茅岩河码头乃是商贾云聚、货物中转之所，旧有“小南京”之称，此次地震使其遭受严重破坏，仅一曾姓居民幸存 。

此次地震的震中虽在常德，但波及湖南33个州县。据研究，该次地震震级约为6.75级，震源深度为15至18千米，极震区的烈度为Ⅸ度 。清初康熙《慈利县志》卷十灾祥 “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癸亥，辰时地震，自北来，屋瓦有声，慈利、永定卫同时动摇，坏屋十数间，山谷有落石。"

明末清初的两次地震余震震级大，茅岩河沿岸的居民损失惨重，但对澧水河道没造成实质上於塞，仍然可以通航。

乾隆《永定卫志》，光绪《湖南通志》卷首灾祥录转引“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丁巳，永定卫茅岩河月驾山地震，自西南来，声如风吼，坏衙署、民居共二十七间。压死民众18人”河道巨石於塞，澧水河道从此中断。同治年又再次发生地震“（同治）六年（1867）六月戊申夜，永定地震，有声如雷，城堞塌二处，民舍倾圮者二十余户。”茅岩河再次受余震影响。清乾隆嘉庆，湖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大清湖南驿道官道纷纷修建，这些驿道大多依照湘资沅澧河道，然而澧水茅岩河淤塞，自澧州改道沅水，湘西澧水流域失去官道主线的建设，驿道网络在澧水流域留下大量空白，让澧水流域在清中后期经济发展中备受牵制，故桑植永定历任知县，和本地盐商船帮充分认识到茅岩河疏通重大的，治理工程提到日程上来。

在茅岩河的历次疏通工程中，盐商扮演了“四位一体”的核心角色：筹资者、组织者、风险承担者和利益再分配者。

光绪三年王文韶奏设的“澧州盐滩总局”规定：每销盐一引加收银二分，全数留作“滩河岁修”之用。这笔“随盐加课”实际由盐商先垫付，再向下游零售商摊回。光绪四年永定县知县陈瑜开“三跳滩”工程，预算 1 370 两，其中盐商认捐六成，木商、地方富户认捐四成，形成典型的“商三民七”分担比例。盐商成为工程启动时的“第一现金流”。另外疏通工程官方只给批文，不设常设机构；实际运作由盐商在永定桑植两县城设立“滩河局”（后改名“疏河会”）。盐商推举“总董”一人、“分董”三至五人，皆为大引商（年销盐 2 000 引以上），负责雇匠、购料、发工钱。永顺澧州府衙州官官只派“监修委员”到场查验，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除此之外，茅岩河疏通离不开永定桑植百姓的付出 ，光绪四年（1878）冬，桑植知县吴凤笙定“按亩出夫”之例：凡受益田亩每十亩出壮丁一名，自备干粮，赴三跳滩凿礁；非受益村则“折夫折银”，每夫折银三钱交局。另桑植东八里（今洪家关、刘家坪一带）共出丁 1 350 名，累计投工 2.7 万个。 山区民户无现银，多交实物。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桑植各保按户春米三升，共得谷二百一十石，悉充工棚口粮。” 桑植盛产杉、松；百姓拆自家仓房、猪栏，献大木 460 株、竹 1 200 竿，编纤绳 36 副。桑植县署立碑记曰：“民以木易米，官以工代赈，两得其便。” 光绪六年疏河竣工后，桑植百姓又“捐义渡田”58 亩，岁收租谷 116 石，作为纤夫口粮及救生桩、纤道岁修之用。

茅岩河的疏通离不开两地历任知县的付出 ，筹银——“截留厘金，挪借盐课”

桑植 知县吴凤笙以“边岸盐引未销，滩险梗阻”为由，申详澧州，截留本年桑植口岸盐厘 1 200 两，又向盐商暂借滩规银 500 两，凑足首期工程费。 吴凤笙亲赴桑植各保，按户劝捐；自带印簿，当场给“乐输执照”，可抵来年杂派，三日之内即得银 370 两。 凿礁正值隆冬，知县令县丞在工地设粥棚三处，日给粥二餐，耗米 60 石、盐 200 斤，悉动支常平仓谷。 吴凤笙自腊月初十起，昼夜驻三跳滩，“与民同作息，手裂足皲，风雪不避”，四十日而工竣。事后获湖南巡抚卞宝第“记大功一次”。

茅岩河澧水河道疏通，清代盐商之所以肯掏腰包、出人力去疏浚偏处湘西的茅岩河，是基于一套“利润—权力—风险”三位一体的现实算盘。

川盐入湘的“永定—温塘”段若因滩险断航，盐船必须改走陆路“起驳”，每吨盐要多付 3～4 两银子脚力。光绪四年疏通后，枯水期仍可通行 7～8 吨小船，按当时盐价折算，盐商每引盐可省 0.12 两运费。以永定口岸年销 2 万引计，一年即可节省 2 400 两，大约 3 年即可收回那次 1 370 两的“捐款”。换言之，治河支出被盐商视为“预付的运输保险费”，且有明确回收期。

清代盐政实行“官督商销”，盐商能否继续持引，全凭督抚、盐道一纸考成。光绪三年王文韶奏设“澧州盐滩总局”时明示：“踊跃捐输者，准其于销岸考核中列优等”。盐商只要肯出治河钱，年终考核就能从“平”跳为“优”，既保住引岸，又可在下一轮盐引分配中多拿份额。

茅岩河一带是桐油、木材、药材的集散地。盐商借治河树立“士绅”身份后，可插手这些土产的收购定价。光绪十年永定贡生屈开甲、盐商吴德裕等修纤道、立救生桩，工程完竣后，吴氏即被推举为永定商会首董，顺势垄断了桐油外运六成生意。治河捐出的银子实际上成了换取地方控制权的一笔“政治抵押”。康、乾以后，清廷每逢军需、河工、南巡，都会向盐商“劝借”。与其被动挨宰，不如主动“乐输”，把治河捐款当作“预防性献金”。

清代疏通澧水茅岩河主要是巨石工程爆破，具体是采取“官督商办、分段包干”的模式。

光绪三年（1877）冬—光绪四年（1878）春：官方立项、筹资、勘估，澧州直隶州奉湖南巡抚王文韶批文，设“澧州盐滩总局”，首次把茅岩河险滩列入“澧水系疏滩案”。盐商、木商与桑植、永定、慈利三县共认捐银 3 200 两，作为“滩规银”。

光绪四年十月初十—腊月二十五（1878-11-04 至 1879-01-17）：凿除三跳滩、箭穿滩、锣鼓滩 3 处巨石。实际工期 75 天，耗银 1 370 两。

光绪五年冬至光绪六年正月（1879-12—1880-02）：继续下延 12 里，凿碎暗礁 6 处，筑纤道、救生桩。耗银 1 050 两，工期 60 天。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场遗址考证，他们清除巨石的具体方法大致是现场“五连环” 第一环 木笼围堰——创造干场，先在巨石外侧打木桩、编竹笼、填土石，形成半月形围堰，再用戽斗戽水，露出石顶。 第二环火烧水激——预裂，围堰内堆柴炭 300～500 斤，昼夜火烧 6～8 时辰；炽炭后泼冷水或醋，裂缝一般可达 1～2 寸。 第三环， 黑火药钻孔爆破——粉碎，铁钎打“品”字孔（孔径 1.2 寸，深 8～10 寸），每孔装黑火药 0.5～1 斤，引线 3 股，封口黄泥夯实。 一次用药总量 12～20 斤，可把 3～5 立方丈巨石碎成可撬块。 第四环，撬杠—滑轮—绞盘——搬离，碎石后，用 8～10 根 1.2 丈松木作撬杠，配合双轮滑轮（“复辘轳”）和 4 人绞盘，把块石拖至围堰外，再由木排放运至下游抛填。

第五环，凿石完毕，于滩口两岸凿石槽安木桩 68 根，上系铁环，供失事船只系缆；并筑宽 1.2 尺石纤道 430 丈，供纤夫拉船上行。

参加人员包括澧州盐滩总局总董， 盐商（大引商） ；协办 桑植知县、永定知县

督办 滩工千总 河兵 ；工头 石匠把总、药匠百户，掌钎、掌炮、掌火 数人

壮丁 ，滩夫 ， 桑植、永定两县“按亩出夫” 1 350 人，凿石、撬搬、筑堰、修纤道 ；纤夫 ，下游船户， 雇募 200 人配合搬石、试航 。

每昼夜三班：早班（卯时至午时）——火烧围堰；午班（未时至酉时）——钻孔装药；夜班（戌时至寅时）——撬石、出渣。每日平均凿石 0.8 丈见方，出渣 120 担，围堰推进 1.2 丈，75 天完成主滩 60 丈。 总支出 1 370 两：

火药 220 两，铁钎、钢钎 95 两，木桩、竹缆 180 两，工匠工食 300 两，壮丁口粮 410 两，杂费 165 两。

盐商六成、木商三成、地方劝捐一成；年底盐道库“滩规银”核销，百姓仅出劳力，不摊现银。

至此，茅岩河上游最险三滩巨石被系统清除，枯水期可通 7～8 吨盐船，工程全过程均在光绪三至六年（1877-1880）的冬春枯水期内完成，没有延误春耕与汛期。

茅岩河疏通后，桑植县出现的显著变化可以概括为“一通、两旺、三减、四新”——航道一通，百业俱旺，灾害骤减，面貌日新。

过去盐、百货到桑植县城必须“苦竹寨—桑植”两段起驳，疏通后 7～8 吨“五舱子”盐船可溯河 50 余里直抵苦竹寨码头，再换小船即可进城。据光绪《永定县盐法补编》估算，桑植口岸年销 2 万引盐，每引脚力银由 0.42 两降至 0.30 两，全县一年即可节省运费 2 400 余两，相当于知县全年俸禄的 15 倍。

木材、桐油、药材过去靠肩挑背驮，运费高、损耗大；航道畅通后，桑植“木排放运”可直放常德、汉口，仅桐油一项年外销量由 3 000 桶增至 5 500 桶，价格上涨一成。苦竹寨码头迅速成为桑植、鹤峰、龙山三县交界处的集散中心，光绪十年时已“日泊船二十余艘，街市灯火达旦”。

岁修“义渡田”落地，公益体系成型，桑植百姓在疏通当年捐义渡田 58 亩，年收租谷 116 石，设立“桑植滩河会”。此后滩险小修、救生桩维护、纤夫口粮皆取给于此，形成了“田养河、河养商、商养民”的循环，桑植首次拥有了稳定的民间公益基金。

凿礁、开槽、固岸后，桑植县城以下 17 里河段的行洪断面扩大 1/3。光绪《桑植县志》载，光绪十一年（1885）“夏潦暴涨，水至城门而不入”，对比同治十年（1871）洪水淹城三日，水患频率和强度均明显下降。

船行必有食宿，桑植县城及苦竹寨迅速出现客栈 6 家、木行 4 家、油坊 3 家，从业人口约 300 人。苦竹寨戏台原只演草台花鼓，光绪十五年已有常德“同乐班”常年包场，成为桑植最早的商业性娱乐场所。

桑植知县吴凤笙因“亲驻工地四十日，手裂足皲”而被乡民称为“吴河爷”，其事迹被刻碑立于苦竹寨码头；桑植百姓也首次以“桑植滩河会”名义与永定、慈利盐商平起平坐，在后续岁修、赈灾中拥有议事席位，县域认同感与对外议价能力同步提升。

茅岩河疏通后，桑植知县周来贺，知事龙启涛号召全县学子庠生写文歌颂，详细记录茅岩河疏通大事。其诗文均收录在《桑植县志》中。

茅岩河疏通后，川盐小船可直抵永定县城，比原来的“分段起驳”节省脚力费约 25 %，盐商每年可少支出白银 3 000～4 000 两。盐商借疏河工程获得“义行”旌表，可抵免部分“盐课羡余”；同时通过“救生桩”等善举树立地方威望，方便其在木、桐油等土产收购中压低进价。盐商在“盐票”有效期内必须完成额定销量，若因河道断航不能如期抵岸，会被课以“迟引罚银”；提前把部分利润投入治河，稳定未来运输保障。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茅岩河道於塞后，永定桑植历代知县和相关州府支持下，及时疏通，促进了澧水航运，提高永定桑植盐运及农产品的双向运输，大大增强了两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