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重阳的美篇

肖重阳

征婚启事文/肖重阳一九八二年秋，我刚领了人生第一份工资——三十二块五毛。崭新的钞票在手心里发烫，我盘算着给母亲买条围巾，再给自个儿添双皮鞋。这美梦没做两天，就被郭老师的一声叹息击碎了。郭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回城那年已经五十有二，两鬓斑白如雪。他下放了二十年，回城时只剩下一捆发黄的书稿和“郭红花”这个绰号——据说他前妻跟人跑的那天，他正蹲在田埂上读《红楼梦》，手里攥着朵野花，从此落下了这个名号。“文学，就是我的爱人！”郭老师常在课堂上挥舞着瘦削的手臂，眼睛里烧着把火。台下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被他说得热血沸腾。那天郭老师家访到我家，对我妈讲“我俩可是文学伴侣，不离不弃”，当场急得我妈直跺脚。“让他赶快找个对象吧，怕耽误你！”母亲扯着我的衣袖，几乎要哭出来。于是那个周日下午，我揣着刚领的工资，走进了报社的大门。“登征婚启事？”窗口后的老头推推眼镜，“五块钱三行，十块钱六行。”我咬咬牙，抽出两张五元钞票。心里盘算着：十块钱，是我十天的工资，是母亲两个月的酱油钱，是一双我盼了半年的皮鞋。郭老师的征婚启事我写得极用心：“某男，52岁，未婚，县中学教师，月薪48元，有住房，求一志同道合的女性为伴。”寄出信后，我心疼了好些日子。每当想起那十块钱，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谁曾想，一周后，信件如雪花般飘来。传达室的老王抱着满满一筐信放到我桌上：“小张，你老师这是要当新郎官啊！”我成了郭老师的“信使”，每天下班后就蹲在宿舍里拆信。有小学教师娟秀的字迹，有工厂女工朴实的表白，甚至还有一个下放的上海女知青附了照片。正当我忙着分类时，第一个相亲者却自己找上门来了。那是个周五的傍晚，我刚走出校门，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是个戴草帽的女人，两个裤腿一高一低，脚上的解放鞋沾满泥浆。“俺找郭老师，”她怯生生地说，“从报上看的。”我领她到食堂，打了份饭菜。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自我介绍：三十九岁，农村人，有两个孩子，家里喂了两头猪，种着十亩地。丈夫得病死了三年。“俺有力气，能干活，”她反复强调，“听说郭老师是文化人，俺就想着，孩子能有书读。”我越听心越沉。饭后，我实话实说：“大姐，这事儿恐怕不成。”她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俺借了二十块钱路费，走了两天两夜，火车、汽车、轮船都坐遍了，回不去了啊！”无奈之下，我只能带她去见郭老师。郭老师住在学校后的一间平房里。我们去时，他正伏案写作，台灯照着他花白的头发。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那女人顿时手足无措，下意识地想把卷起的裤腿放下，却越弄越乱。郭老师只看了一眼，便轻轻摇头：“裤子都没穿正。”女人的脸霎时红得像要滴血，手指绞着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正要解释，郭老师却突然站起身，从床头拿起一件外套：“天凉了，披上吧。”他竟将外套轻轻披在女人肩上，动作自然得仿佛做过千百回。然后他转向我：“去供销社买点饼干来，再买瓶橘子汽水。”我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急忙跑了出去。等我回来时，看见郭老师正和那女人对坐而谈。台灯昏黄的光照在两人身上，在墙上投下温暖的影子。“我年轻时也种过地，”郭老师说着，给女人倒了杯水，“插秧割稻，样样都行。”女人终于笑了，露出两颗虎牙。那晚，女人被安排在女教师宿舍暂住。第二天是周六，郭老师竟带着她去逛了县城，我惴惴不安地跟在后面。我看见在书店，郭老师为她选了本字典；在供销社，他买了支钢笔送她；在面馆，他教她怎么用筷子夹起滑溜的面条。周日送她去车站时，女人已经能挺直腰板走路了。郭老师买了车票，又塞给她十元钱和一包点心。“回去好好照顾孩子，”郭老师说，“常来信。”汽车扬起一阵尘土，渐行渐远。回学校的路上，郭老师一直沉默着。快到校门时，他突然开口：“那十块钱，我会还你。”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那钱花得值。”郭老师停下脚步，望向远方起伏的山峦：“我改变主意了。”我的心一沉：“您没看上她？”“不，”郭老师摇摇头，“正因为我有些看上她了，才不能这样草率。她需要时间成长，我需要时间等待。”三个月后，郭老师去了那个女人所在的村子，在那里办了个扫盲班。每年寒暑假，他都会去住上一阵。一九九零年，我调离原学校。临行前去看郭老师，他正在打包书籍。“要去乡下住一阵，”他说，“孩子们要上初中了，得有人辅导。”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忽然想起那个十块钱的征婚启事。“老师，那十块钱...”郭老师笑了，眼角绽开深深的皱纹：“那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资。”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他和那个女人的合影。她穿着整齐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笑着给孩子们读故事书。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字：“文学与爱，皆不可负。”郭老师轻轻擦拭相框：“你知道吗？她现在能写诗了。”终于有一天，老师病逝的噩耗传来，追悼会上，师母作诗一首悼念。《悼先夫》稻黄未收君先逝坟头萋草怎忍看当年识字灯花瘦而今断篇纸墨寒半世相伴如目眉一夕永诀隔山川荒丘新土待春绿人间最苦是长单我望着窗外，一抹血红的晚霞映红了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