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与忧愁成就天下第三行书

彬彬有礼

文/张善斌 插图/豆包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历经生死劫难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有职无权、形同流放的闲职。

初到黄州时，他无官舍可居，只能借住定惠院，后在友人帮助下开垦东坡，搭建“东坡雪堂”，过着“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孤寂生活。

元丰五年（1082年）寒食节，黄州阴雨连绵，寒意浸透居所，苏轼看着案头冷食，想起自己半生仕途坎坷、骨肉分离，孤独与忧愁如潮水般涌来，遂挥毫写下《寒食诗》，后被称为《寒食帖》。

苏轼的《寒食帖》以其饱含的孤独与忧愁，成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幅纵34.2厘米、横199.5厘米的墨迹，不仅是苏轼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他人生低谷期情感的极致宣泄，字里行间的苍凉与豁达，让千年后的观者仍能触摸到一位文人的灵魂震颤。

　　诗中“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字字皆是生活的窘迫与心境的凄凉。他在黄州“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的乡野间耕作，却难掩“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迷茫；想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宽慰自己，却在寒食节的冷雨里，被“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困顿击中。

这份孤独，不是无人陪伴的寂寞，而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后的精神失重；这份忧愁，也不是无病呻吟的感伤，而是文人风骨在逆境中的挣扎与坚守。正是这样极致的情感体验，让《寒食帖》跳出了单纯的书法技巧展示，成为“心手合一”的情感载体。

从艺术成就来看，《寒食帖》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情驭笔”，书法节奏与诗歌情感高度契合。

开篇“自我来黄州”四字，笔画沉稳舒缓，墨色均匀，似是苏轼平静地叙述处境；到“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笔锋渐露顿挫，横画略向下倾斜，透出无奈与惋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一句，笔画突然变粗，墨色加重，“苦”“萧瑟”二字的竖画拉长，如冷雨浇心，寒意扑面而来；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字形大小错落，笔画潦草急促，“空”“破”“湿”三字的笔画交织，仿佛能看到苏轼落笔时的急促与心酸；结尾“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笔势渐缓，墨色变淡，“死灰吹不起”五字笔画瘦硬，如心死般的平静，却藏着更深沉的悲凉。整幅作品没有刻意追求章法工整，却因情感的自然流动，形成了“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境界。

　　在书法技法上，《寒食帖》融合了苏轼对晋唐书法的继承与创新。苏轼早年学王羲之《兰亭序》，后又借鉴颜真卿的雄健、杨凝式的洒脱，形成了自己“丰腴跌宕”的风格。

《寒食帖》中，楷书的稳健、行书的流畅、草书的纵逸完美融合：“惜春”“萧瑟”等字保留楷书的端庄，“苦雨”“破灶”等字兼具行书的灵动，“死灰”二字则带有草书的连绵。其笔法丰富多变，横画多带斜势，竖画刚劲有力，撇捺舒展如翼，尤其是“苇”“里”等字的竖弯钩，圆润饱满却不失筋骨，被后世书法家赞为“笔笔有性情，字字有风韵”。此外，《寒食帖》的章法打破了传统行书“字字独立、行距均匀”的模式，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相互呼应，疏密有致。开篇行距较宽，随着情感推进，行距逐渐变窄，到“破灶烧湿苇”处，字距紧密、行距紧凑，形成视觉上的压迫感；结尾行距又渐宽，与开篇呼应，构成“起—承—转—合”的完整节奏，如一首跌宕起伏的乐曲。

《寒食帖》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开创了“文人书法”的新境界。在此之前，书法多注重技法的传承与规范，而苏轼在《寒食帖》中，将个人的人生境遇、思想情感与书法艺术深度融合，让书法成为文人表达精神世界的工具。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重意轻法”的理念，在《寒食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世书法家评价《寒食帖》：“东坡先生此帖，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第一。”正是这份“气”，让《寒食帖》超越了书法作品的范畴，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

千年以来，《寒食帖》历经沧桑，曾被藏于宋内府、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名家之手，后流入清宫，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每当观者驻足于这幅墨迹前，仍能从那些带着泪痕般的笔画中，感受到苏轼在黄州寒食节的孤独与忧愁——那是一个文人在逆境中的挣扎，却也是这份挣扎，让他突破了艺术与精神的桎梏，留下了这幅“天下第三行书”。

《寒食帖》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刻意雕琢的完美，而是灵魂在困境中绽放的光芒，孤独与忧愁或许是人生的低谷，却能成为艺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