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状元章衡（十三）

钟老师心理咨询与写作

第十三章 丁忧著书

元丰三年暮春，章衡扶着母亲的灵柩，自青州返回故乡建州浦城。按宋朝礼制，丁忧期间需“居丧守孝，闭门谢客”，他便在祖宅旁收拾出一间旧屋，作为守孝与读书之所。屋内陈设极简，只有一张案几、两把木椅、一个书箱，案上摆着母亲的灵位与一盏长明灯，每日清晨与黄昏，章衡都会焚香祭拜，动作迟缓而庄重，眼底的哀戚久久未散。

守孝之初，章衡整日沉浸在丧母之痛中，常常对着母亲的灵位发呆，有时一站便是半日。族中长辈见他日渐消瘦，劝他“节哀顺变，多寻些事做，转移心绪”。章衡听后，沉默许久，才缓缓点头——他知道，母亲生前最盼他“有所为、不荒度”，若自己一味沉溺悲痛，反倒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这日，章衡整理父亲留下的旧物，在书箱底层翻出一叠残破的史书，是父亲生前研读的《史记》与《汉书》，书页上满是批注，有的标注着“此处与方志不符”，有的写着“史实存疑，需考证”。看着父亲的字迹，章衡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历代史书多为史官奉命而作，难免有疏漏与曲笔，若能编撰一部详实准确的史书，可为后世治国者提供镜鉴。”

彼时他忙于科举与仕途，未曾将这话放在心上，如今闲居守孝，又念及“近年变法推行，朝中对前朝制度多有争论，却因史料混乱，难有定论”，便生出编撰史书的念头。他并非心怀“著书立说、流传千古”的宏大志向，只想着将此事作为丁忧期间的寄托，既能打发时光，也能完成父亲未竟的心愿。

章衡决定编撰一部编年体史书，取名《编年通载》，以时间为脉络，记录从上古到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确保史实准确，他先将家中藏书与父亲留下的史料分类整理，列出编撰大纲；又派人去建州府学与周边州县的藏书楼，借阅《资治通鉴》《通典》等典籍，以及各地的方志、碑刻拓片。

编撰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前朝史料繁杂，不同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常有出入。比如关于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细节，《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描述便有差异，《旧唐书》称李建成“谋害太宗”，《新唐书》却补充了“太宗亦早有夺权之心”的记载。章衡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便派人去长安，搜集当地的碑刻与民间传说，又查阅《大唐创业起居注》等一手史料，最终综合多方证据，在书中客观记录“玄武门之变，太宗杀建成、元吉，遂登帝位”，未加主观评判，只在文末注明“史料存异，此处从多数记载”。

又如关于北宋初年“陈桥兵变”，有的史料称赵匡胤“被迫黄袍加身”，有的却暗示他“早有预谋”。章衡特意派人去陈桥驿，走访当地老人，查看当年的驻军记录，发现兵变前赵匡胤曾多次调动军队，绝非“被动接受”。他便在书中如实记录“赵匡胤率军北上，至陈桥驿，将士哗变，黄袍加身，遂还京称帝”，既不回避“兵变”事实，也不刻意抹黑，尽显客观。

为搜集更多佐证，章衡常亲自走访周边州县。建州境内有一座唐代古寺，寺内保存着一块《唐会要》碑刻，记载着唐代的赋税制度，与史书中的记载有出入。章衡得知后，冒着大雨前往古寺，在碑前驻足三日，逐字抄写碑文，又与寺中老僧交谈，了解碑刻的来历。回到家中，他将碑文与史书对照，发现史书中“唐代租庸调制”的记载遗漏了“灾年减免赋税”的条款，便在《编年通载》中补充注明，还附上碑文拓片作为佐证。

丁忧期间，常有亲友前来探望，有的劝他“多为日后仕途谋划，别把精力浪费在史书上”，有的想请他帮忙疏通关系，谋求官职。章衡一概闭门不见，只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丁忧期间，谢绝访客，若为史料考证之事，可遣人送信。”久而久之，亲友们便不再上门，只有负责搜集史料的差役，偶尔会送来新的典籍与碑刻拓片。

章衡每日的生活极为规律：清晨焚香祭拜母亲，随后便坐在案前编撰史书，直至正午；午后翻阅新搜集的史料，核对前日所写内容；黄昏再祭拜母亲，之后继续修改书稿，常常忙到深夜。案上的油灯换了一盏又一盏，书页上的批注写了一行又一行，他的头发渐渐生出白发，身形也愈发清瘦，却从未停下笔。

元丰六年春，历时三年，《编年通载》终于完成初稿，共计二十卷，近百万字，从三皇五帝写到宋太祖建隆元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每一处存疑的史实都附有考证过程与佐证来源。初稿完成那日，章衡捧着书稿，走到母亲的灵位前，轻声道：“娘，儿子完成了一部史书，也算没辜负您与父亲的期望。”说罢，泪水落在书稿上，晕开了墨迹。

此时丁忧期已满，章衡将《编年通载》初稿仔细装订成册，派亲信送往汴京，呈给神宗。神宗阅后，对身边的大臣赞道：“章衡这部《编年通载》，详洽有体，考据严谨，既可补前朝史料之缺，又能为今日治国提供镜鉴，实属难得！”当即下旨，召章衡回京任翰林学士，参与编修国史。

旨意传到浦城时，章衡正在修改《编年通载》中的一处疏漏。接到旨意后，他沉思片刻，随即上书神宗，称“《编年通载》初稿虽成，却仍有多处细节需修订，如唐代科举制度的记载尚需核对《唐六典》，五代十国的疆域划分需参考《五代史》地图”，请求延期回京，待书稿修订完毕后再赴任。

其实章衡并非真的“忙于修订书稿”——他深知此时朝中新旧党争已趋激烈，新党坚持推进新法，旧党伺机反扑，自己若贸然回京任要职，必然会被卷入纷争。丁忧三年，他远离朝堂，早已习惯了清静的生活，也不愿再陷入党争的漩涡，便借“修订书稿”为由，暂避锋芒，尽显士人“进退有度”的考量。

神宗不知其深意，只以为他“治学严谨，不愿敷衍”，便准了他的请求，还赐下一批珍贵的典籍，供他修订书稿使用。章衡接到批复后，依旧每日闭门修订《编年通载》，偶尔会去建州府学，与学子们探讨史书考据的方法，却绝口不提朝中之事。

这日，章衡正在案前核对《唐六典》与书稿中“唐代科举”的记载，族侄章惇忽然来访。此时章惇已是新党核心成员，任参知政事，此次回乡省亲，特意来探望章衡。两人谈及朝中局势，章惇劝道：“叔父学识渊博，又有地方任职经验，若回京辅佐陛下，定能大有作为。如今新党正需人才，叔父若愿加入，陛下定会重用。”

章衡放下手中的典籍，平静地说：“我丁忧三年，早已疏远期政，如今只想修订好书稿，其他事暂不考虑。党争之事，非我所愿，你也不必再劝。”

章惇见他态度坚决，只得作罢。临走前，章惇叹道：“叔父虽避事，却也需留意，朝中局势复杂，若一直在外，恐会错失良机。”

章衡未再回应，只送章惇至门口，便转身回到旧屋，继续修订书稿。窗外的阳光洒在书页上，映得字迹格外清晰，他拿起笔，在“唐代科举制度”的条目下，补充了“武则天时期增设殿试，意在选拔寒门士子”的记载，又在文末注明“据《唐六典》卷四及《通典·选举典》考证”，随后便继续翻阅下一卷书稿。浦城的春日安静祥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旧屋中轻轻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