搀扶

兰若寺DE妖医

在医院里总会见到一些老人扶着墙，一步一挪，如蜗牛之行。他们的子女，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围绕在侧，搀扶着，说笑着，病房里便溢出些欢愉来，老人们脸上便绽出些光彩，皱纹里夹着笑意，仿佛病痛也减轻了几分。

然而另有一些老人，却是形单影只。他们或是倚着拐杖，或是扶着推车，在医院的走廊上踽踽独行。有时走着走着，便见那裤管下渗出些水渍来，顺着腿流下，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痕迹。他们也不甚在意，或是无力在意，只是继续向前挪动。更有甚者，我曾见一老者在街边大便，裤子褪至膝下，露出两片干瘪的臀，在寒风中瑟瑟。路人皆掩鼻而过，无人驻足。

我是一名医生，也是独子的父亲。每每见此情景，不免想到自己的将来。若有一日需人搀扶，凭儿子一人之力，如何应对？

一八年在武警总医院学习，认识一位甘肃镇原的护工李大姐，她曾照料过一位大学陈教授，教授早年丧偶，有一子定居异国。陈教授退休后独居，起初尚能自理，后来渐渐行动不便。李大姐说，第一次见到陈教授时，老人正试图从床上挪到轮椅上，结果摔倒在地，躺了半日才被人发现。

"那身上啊，又是屎又是尿的，"李大姐摇着头，"知识分子，体面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落得这般境地。"

后来李大姐每日去照料陈教授。她说老人清醒时，常对着窗外发呆，偶尔会问："今天星期几？"李大姐回答了，他便点点头，再无他言。有时会突然说："我儿子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说罢，便沉默下去。

陈教授的儿子有时候春节回来一次，住三五日便走。李大姐说，那几日陈教授精神特别好，话也多起来，甚至能自己推着轮椅在屋里转几圈。儿子一走，他便又沉默下去，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

"人老了，就跟小孩似的，"李大姐说，"得有人哄着，陪着。没人理，就蔫了。"

我见过陈教授一次。因肠炎住院，我去会诊。老人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亮得惊人。他问我："大夫，我还能活多久？"我支吾着说些宽慰的话。他笑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这把年纪，活一天赚一天。"顿了顿，又说，"就是不知道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陈教授是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他儿子从国外赶回来办丧事，前后不过一周时间。李大姐说，整理遗物时，发现陈教授床头抽屉里全是儿子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按年份整整齐齐地码放着。

小一些的城市老有所依的情况能好点。我曾诊治过一位马姓老人，八十有五，住院时病房里挤满了子孙。老人躺在病床上，周围或坐或站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孙子孙女。孩子们在病房里跑来跑去，大人们则轮流给老人喂水、擦身、按摩。

消毒水的气味里飘着羊肉汤的香气。汤瓶在床沿磕出清脆的响，礼拜毯铺在瓷砖地上像片温暖的绿洲。我总在这时放慢巡房的脚步，看这些裹着白帽的年轻人把老人扶成侧卧的姿势，温水顺着皱纹的沟壑流进银须里。他们低声念着经文的样子，像在给垂暮的生命织一张柔软的网。

老人虽然病着，脸上却始终带着笑。他的儿女们也不避讳，当着他的面讨论病情，甚至讨论后事安排。老人偶尔插几句话，儿女们便认真听着，不时点头。一日我去查房，正赶上他们一家人在吃饭，病房里摆开了小桌子，子孙们围着老人，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

"我们回族人讲究孝顺，"老人的大儿子对我说，"父母养我们小，我们养他们老，天经地义。"

我问他："这么多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不觉得是负担吗？"

他笑了："负担？那是我们的福分啊。小时候他一个一个把我们拉扯大，现在轮到我们了。"后来老人出院了，是儿女们搀扶着走的。他走得很慢，但腰板挺得笔直，脸上带着笑。

我曾有一们位同事也是独生子。他的母亲中风多年，半身不遂。同事因为照顾老人放弃了工作，成天陪着老人。

"没办法，"他对我说，"就我一个。请护工不放心钱也贵，只好自己来。"

有一次在街道上碰到同事，问起老人，他说老人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还时不时糊涂，连他也不认识了。

好在同事有退休工资，才能有时间与精力照顾老人，如果没有经济支持，这样的孝道也是不长久的。

北京学习期间，我惯常在门诊楼后的梧桐树下纳凉。轮椅碾过落叶的沙沙声比脚步声更先抵达，总有几个熟悉的身影在树影里摇晃。穿灰布衫的老伯扶着助行器练习走路，尿渍在他裤脚画着歪斜的地图。卖早点的王婶偷偷告诉我，她年轻时是航天总厂八级钳工，现在连裤带都系不利索。上个月抢救室送来个倒在公厕的老人。保洁员发现时他正坐在便池边，排泄物糊了半身。CT室蓝光扫过他嶙峋的肋骨，我却在他贴身的夹层里摸到张塑封的照片——穿军装的小伙抱着婴儿，背后"光荣退休"的奖状已经泛黄。护工擦洗时嘟囔"还不如住福利院"，老人突然睁眼呢喃："妞妞快放学了..."

背后的护理院墙纸新得刺眼。消化楼下康复科的小王让我看见另一种光景。这个甘肃农村来的姑娘总绾着碎花头巾，能单手把偏瘫病人扶成标准的坐姿。有次撞见她给卧床的赵奶奶编辫子，苍苍白发在她指间翻飞成雪浪。"俺奶奶临走前也是我梳的头，"她低头咬断红头绳，"说这样下辈子还能当漂亮姑娘。"

一天查房遇见牛街老马头家的小女儿在楼道哭，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位回族护士。她丈夫要接公公来同住，八平米的地下室再塞不进第三张床。"大哥说把爸送去养老院，"她抹着眼泪扯我的袖口，"您说这是不是胡大降罪？"我望着她护士服下微微隆起的小腹，突然想起医学院解剖课上那具捐赠遗体标签：独女定居加拿大。

暮春的雨总下得犹豫。急诊送来个因消化道大出血倒在菜市场的老人，怀里还搂着半颗沾泥的白菜。心电监护仪滴滴的警报声里，他断断续续哼着评弹小调。护士长翻出家属联系卡，紧急联系人那栏工整写着"居委会刘主任电话"。抢救到凌晨三点时，窗外海棠花正成片成片往下掉。

我开始留意医院各个角落的扶手。病房走廊的银色栏杆被磨得发亮，卫生间防滑垫上深深浅浅的脚印，就连电梯按钮都留着千百次按压的油光。这些被无数双手焐热的金属，在某个清晨会突然变得冰凉——就像21床那个总说孙子要考清华的老人，昨夜监护仪上的波浪线悄悄拉成了直线。

药店里常有相互搀扶的老夫妻。他们数药片的样子像在数所剩无几的晨星，却又为对方多领到一盒降压药欣喜。有次看见穿藏青中山装的老人颤巍巍拆开胶囊，把药粉倒进老伴的南瓜粥里。"太苦了，"他掏出手帕擦她嘴角，"吃完给你买稻香村的枣泥酥。"

我也幻想签个器官捐赠协议。等我的角膜嵌进某个年轻人的眼眶，会不会看见他正扶着父母看早春的玉兰？就像此刻窗外，老马头的儿孙们搀着他练习走路，阳光把他们的影子融成一片温暖的沼泽。轮椅上的张老师突然哼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惊起一树麻雀，扑棱棱飞向雾蒙蒙的天空。

还有更凄凉的。武警总医院大门那条街上，常有一位老太太坐在路边，面前摆着个小碗。她穿得不算破烂，但脏得很，头发蓬乱，眼神呆滞。护工告诉我，那老太太其实有退休金，也有房子，只是儿子把她的钱和房子都占了，把她赶了出来。

"居委会调解过好几次，"护工说，"儿子当面答应得好好的，一转脸又不管了。老太太糊涂了，整天在街上游荡，晚上就睡在ATM机房里。"

我曾想上前问问，但终究没有。我能说什么呢？能做什么呢？给她些钱？帮她联系社会救助？这些表面功夫，如何填补那颗被至亲伤害的心？

一个秋日的雨后，我看见那老太太。她蜷缩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撑着伞走过去，把伞往老太太手里塞。老太太愣住了，没接。小女孩便把伞靠墙放下，跑开了。老太太看看伞，又看看跑远的小女孩，突然捂着脸哭起来，或许好残存的一丝记忆中想起了什么。

这一幕让我想起我父亲。他们总说："将来老了，不用你天天伺候，有时间了回来看看就行，口唤了你看着把我们抬埋了就行了。"说这话时，他们脸上带着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答应着，心里却知道，这简单的承诺，要兑现起来有多难。

我们这代人，大多不是独生子女，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夹在中间，竟如履薄冰。父母日渐衰老，而我们正当壮年，事业家庭两头忙。有时几年也回不了一趟家，打电话也是匆匆几句。父母总是说："忙你的，不用管我们。"可那语气里的失落，隔着电话线也能听出来。

将来我老了会怎样？或许会像陈教授一样，守着儿子的明信片度日；或许会像那位不知名的老太太一样，流落街头。又或许，我会幸运些，能像马老人一样，在儿孙的环绕中走完最后一程，但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谁都希望能有人搀扶。那搀扶不仅是身体上的支撑，更是心灵上的慰藉。有人搀扶的老人，眼里有光；无人搀扶的老人，眸中只有一片灰暗。

我站在医院的窗前，看着一位老人被儿女搀扶着慢慢走向停车场。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三个影子融合在一起，分不清谁搀扶着谁。

或许，搀扶本就是相互的。今日我们搀扶父母，明日儿女搀扶我们。这生命的接力，这亲情的延续，或许是对抗衰老与孤独的唯一方式。我忽然想起一位名老中医的话：最好的药引子，是握紧的手传递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