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笳远戍——宁古塔“流人”的苦难与贡献

王铁军

    上月重游镜泊湖，发现景区内新“造”了一景。     新设的景区在“吊水楼”瀑布附近，名为“风雪宁古塔”。这里新建了一座宁古塔城门，门内建了“宁古塔旧城生产生活场景区” “宁古塔将军府、七子诗社等政治、军事、文化场景区”以及“何陋居宁古塔流人文化展及非遗商业业态区”等不同区域。各个区域特色不同，分别用建筑、展品或化妆表演展示神秘的宁古塔和它少人为知的历史文化。设置这个新景区是个不错的创意，它一定是希望借此给镜泊湖的自然美景增加些历史文化的深度。     真正的宁古塔古城遗址距此并不远，与镜泊湖同属宁安市。     “宁古塔”，满语意译大约相当于“六个部落”，与汉语的“塔”并无关系。宁古塔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清兵入关后，此地曾因封禁而几近荒漠，但后来因其地位重要而决定“永戍”。其最高军政长官称宁古塔将军，管辖的地域有过很大变化，最大时广至盛京以北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广大地区。后来的宁古塔，专指宁古塔副都统的辖区，大约为今天牡丹江、鸡西、密山一线向东直至日本海，也相当广阔。大批的八旗子弟兵南下入关后，这一带日渐荒凉，“广袤几万里，蓁芜绝四邻”，本来的极寒之地，更加荒芜。

宁古塔副都统辖区

    自顺治十二年（1655年）起，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大批流人流徙至此。而我特别关注的，正是景区在“何陋居与宁古塔流人文化展”中对“流人”史的叙说和呈现。
    “流人”，指因各种原因被流放至边远苦寒之地者。“流刑”古已有之，我们熟悉的《水浒》中林冲“刺配沧州”即是。外国亦然，沙皇将“十二月党人”流放至赤塔，其地远在黑龙江西北方向的西伯利亚。
    有清一代，流刑规模最大，制度最为成熟。流放地主要有三：岭南和海南、新疆伊犁（林则徐即流放至此）以及东北宁古塔。其中以宁古塔接收的流人最多。

清代主要流放目的地

　　流人大体包括：反清抗清势力、南明遗臣、文字狱受害者、党争失败者、宫廷内斗败落方以及各类案件的“罪犯”等等。在罪名繁多的罪犯之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罪犯家属。清代实行“缘坐”法，一人犯“法”，不仅连累亲属，还要连累邻里，往往“一案株连，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如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在吕死后49年惨遭开棺戮尸、枭首，免死的吕氏亲属12户111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及卜魁，百年后，其子孙仍不许参加科考。

流人首先要受长途跋涉之苦，北京至宁古塔约四千里，流人戴加步行，风餐露宿数月之久，“十人往，九人不返”，幸存者也多残疾。抵达后多数被赏赐给八旗兵（披甲人）为奴，地位低于平民，“男子耕樵，女子纺织，若年久力衰，则鬻之市中”。少数有技能者待遇稍好。流人为贱民，被禁止参加科举、不许与满人通婚。只有极少流人因各种“机缘”获得与众不同的生存条件。著名流人方拱乾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可见流人生存之艰难。

将被流徙的罪犯

流人亦有充驿卒者

　　虽然困苦，但人的生存能力常常超出想象，加之，流人中多是有为之士，他们在内地发达地区掌握的生产、生活及经济能力，不仅使他们自己在这蛮荒之地生存了下来，也使这些技能传播开来。流人中前官僚和知识分子占比很高，其中有些虽遭命运重击，但学人本能使他们在蛮荒的宁古塔传播文化、教化文明，起到了当朝为政者始料未及的作用。

或许是为了给残酷的流徙制度找到些“亮点”，“何陋居宁古塔流人文化展”以几位知识分子流人为切入点，着重表达这样的意思：他们在“重冰积雪，死生难料的苦寒绝地”，“以所学之长教化开明了蛮荒之所，于人生最危难时、最困苦时萌放出绚美的花儿！”

    展览介绍的知识分子流人有：     方拱乾，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明、清均官至右少詹事。顺治十四年（1657年），因受江南科场案株连（有人告发其五子方章钺与主考官方猷“联宗”而中举，皇帝令刑部将方章钺“速拿来京，严行详审”），于1659年与其长子方玄成、次子方亨咸、五子方章钺等一同遣戍宁古塔。顺治十八年（1661年）赦归故里，康熙五年（1666年）客死扬州。著有《何陋居集》《甦庵集》和《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
    他曾以“何陋居”命名自己的房间，本展览亦以此名之。

方拱乾（1596--1666），字肃之，号坦庵，安徽桐城人

    张缙彦，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入清后官至山东、浙江布政使、工部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南北党争中失利，以“扇惑人心”等罪名，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流戍宁古塔。康熙四年（1665年）夏，邀集士子吴兆骞等七人，发起成立“七子诗会”，康熙九年（1670年）卒于戍所。著有《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等。
    当下的黑龙江以“七子诗社”为本省第一个文学团体而自傲。

张缙彦（1599--1670年），字濂源，号坦公，河南新乡人

七子诗会

    吴兆骞，顺治十四年（1657年）因“南闱科场案”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 流戍宁古塔23年。后经友人顾贞观恳求于纳兰性德，在性德父明珠的营救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得以赎还。归后三年而卒。作品有诗集《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
    当下的黑龙江亦以《秋笳集》为本省第一部诗集而自傲。

吴兆骞（1631-1684年），字汉槎，号季子。江苏吴江人

    杨越，明末诸生。因浙东“通海案”牵连，于康熙元年（1662）长流宁古塔。初到戍所，天寒地冻，百余流人无处居住。杨越便带领流人中的强壮者，上山伐木，树皮盖顶，建起简易房屋，使流人得以安居。为了维持生活，他把从中原带来的衣裘、布帛、丝絮等物，在戍所摆摊出售。从而启发了当地人发展商业贸易活动。杨越还倡议被流放来的文人学士办教育，教满、汉子弟诵书习字，教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于戍所。

杨越（1622-1691），原名杨春华，字友声，号安成，浙江山阴人

　　说实话，这些流人的事迹令人钦佩，但称其“开发了这片黑土地”，“为宁古塔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团结、文明进步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的结论难称公允。一者有为清廷残暴的流放制度涂脂抹粉之嫌；二者以“贡献”遮掩替代苦难，对受难者更为不公。事实上流人极少有活着回到故乡者，多数悲惨地死于酷政。更不要说，中国于清代沦入没落，与残害有识之士的流人制度不无关系。

事实上，“流人制度”古已有之，至今未绝，历代统治者也都用类似“说法”美化其残暴落后的制度，遮蔽其对“人”的戕害。流人们确实做出了贡献，但这些贡献绝不是遮蔽和歌颂残暴的逻辑起点。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北大荒，清代即归宁古塔管辖，我们亦曾亲眼所见当代流人——右派们的遭遇。右派聂绀弩曾作诗：“击壤三年翁失马，沿途两耳招呼稀。贝加湖想邻青冢，怀古情多事又非”，描述的就是他在北大荒劳改三年的心情。在右派之后，又有更多被送进北大荒的群体，有人把他们也“归”入了流人之列，虽然不确，但实有相近之处。他们都为北大荒做出了极大贡献，但贡献本不是送他们来到北大荒的目的，那目的是用苦难去“改造”他们。若用歌颂屏蔽苦难，不是糊涂就是另有目的。

    我明白，以上观点会有很多人不赞同，但我仍会坚持，因为这是自当年“悔与不悔”之争以来，我一直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