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母亲

王崇德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的“七夕节”。今天还是母亲的94岁冥寿纪念日。每逢这一天，我们都会格外想念天堂里的母亲。思念母亲温暖的怀抱，思念母亲慈祥的目光，思念母亲永远带着力量的叮嘱。

在母亲94岁冥寿日，将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发布于此，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怀念母亲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也是母亲的生日。母亲于1932年七月初七出生在乡宁城内一个富足人家。因为生于“乞巧节”，姥爷便取其音，给母亲起名奇芳。

母亲是1996年6月1日晚上突发脑溢血，经多方抢救无效，于6月8日（农历4月23）凌晨离开我们，享年65岁。母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9年了。但母亲的突然离去，仍然是我们兄妹永生难以抹去的悲恸，那撕心裂肺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母亲当年是和父亲一起住在太原小妹家中。得病的前几天，母亲挨个给我们兄弟几个打电话，说了很多嘱咐的话，冥冥之中，母亲似乎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是在同我们一一告别，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母亲？

1996年6月1日半夜两点多，家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让人心惊肉跳。小妹撕心裂肺、泣不成声地告诉了我母亲的噩耗，说母亲突发脑溢血，送往医院后被诊断是脑干部位出血，无法手术。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除了安慰小妹，就和小妹商量如何护送母亲回老家。

第二天，小妹的小叔子靳义驾车将小妹和昏迷中的母亲护送至临汾，我提前联系好浮山县医院的救护车一同在路边等候。接上小妹和母亲，直奔老家。

到了老家，大嫂、表弟卫强他们己经在路边等候多时了。大哥在山东出差，正在往回赶的路上。

在母亲最后的六天里，我们兄妹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不停地呼唤着沉睡的母亲，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能有奇迹出现！多么希望母亲能睁开眼睛再看我们一眼啊！汗水浸湿了母亲花白凌乱的头发母亲的眼角不时有泪珠滚下，母亲似乎听到了儿女的呼唤，但此时她再也没有力气睁不开眼睛看看她的儿女了。6月8日凌晨，母亲怀着无尽的遗憾，阖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和她的姥爷、姥姥合影

　　母亲虽是出生于富贵家庭，但命运却对她不公。在她一岁时，她的母亲便去世，失去了母爱的她从小生活在赵家湾姥爷家。和她相依为命的哥哥，我们的银郎舅舅，在他12岁那年，跟着大人逃难躲避日本人，病死在周仓原。母亲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一段历史。她说那时候她还小，她的银郎哥整天背着她，跟着大人东躲西藏。病倒后又无处寻医问药，眼睁睁看着人就没了。银郎舅舅的去世是母亲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母亲从小聪慧好学，但因家庭原因，读完四年级便辍学在家学做女红。 16岁时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离婚后和寡居多年的姨姨（我们的姨婆）相依为命，苦度时日。年幼的母亲就像一艘孤零零的小船，在命运的河流中漂泊。

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1950年，母亲自主同父亲结婚，她的人生命运得到改变。1951年，父亲被任命到西坡完小任教，母亲随父亲前往西坡。1952年，母亲在西坡参加财贸工作，曾担任西坡供销社门市部实物负责人，后又辗转毛则渠供销社门市部工作。1953年调回县城，在城关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布匹组担任实物组负责人。后调入糖业烟酒公司，先后任门市部主任、公司开票员兼记账员、业务负责人等职务。1991年办理退休手续，从事基层财贸工作近四十年。

　　母亲怀中抱两岁的我和同事一起合影，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

　　母亲是我们人生第一个老师，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记得四五岁时，有一天姨婆给母亲说家里没有火柴了，让她记得买。恰巧我在母亲门市部值班室抽屉里看到两盒火柴，我就悄悄装进口袋拿回家里。母亲第一次打了我，让我把火柴原封不动送回去。母亲告诫我说，别人的东西不许拿，公家的东西更不能拿。这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一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鞭策着自我。还有一件小事至今难忘。1959年因修建大礼堂，我们家从桥沟搬到崖窑居住。家里的吃水都是上崖窑一个叫精灵子的人给担的。一担水5分钱，每送一担水他就会在门后面拿粉笔画一道正字，到月底一并算账。有一天，调皮的弟弟用湿布擦掉一个正字，精灵子脑子迟钝没发现，但却让母亲发现了，她把弟弟打了一顿，让他把正字给补写上她教育我们说，对于受苦人，一分钱都不能亏人家。母亲在门市部上班，我们去买东西，她从来不接待我们，而是让其他阿姨给我们拿。她自己买东西，总会从柜台里走出来，然后再掏钱让其他人给她拿东西，包装好，直接拿到值班室放下，再进柜台上班。

母亲对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经常因为几分钱对不上账而反复核算，找到问题所在才回家休息。母亲在财贸系统工作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记得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财贸系统搞运动，人人过关。白天正常上班，晚上人人交待自己的问题。母亲作为门市部负责人，每天都是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一个多月下来，没查出母亲一分钱的问题。

母亲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好评，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母亲和她的结拜姐妹佩芝姨、灵娥姨合影，我和弟弟都上了镜头。

　　母亲有一颗特别善良的心，常以宽厚待人。在门市部工作了那么多年，接触各种各样的顾客，从来没有人见过她对人发火。那些年是物资紧缺的年代，好多物资都是凭票供应。经常有人因为孩子要吃羊奶而找母亲买白糖，那时白糖是紧俏物资，凭票供应。但凡碰到这种因孩子吃羊奶急需白糖的情况，母亲总会想办法帮忙给其解决。母亲见不得恓惶人，在门市部工作了几十年，母亲不知道帮了多少人。县城不大，但提起母亲的名字，大家都是赞不绝口，一致好评。胡同有一邻居，大家都叫她胜娃老婆，我们称其姨，家是农业社的，经常拿一个碗找母亲借面，母亲总是给她搲上尖尖的一碗，还回来时就成了平的。院里邻居看不过，劝母亲不要借给她了，母亲只是笑了笑，下次照样借。

　　灵娥姨1959年调离乡宁。1992年我去浮山任职，母亲交给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她寻找灵娥姨，在多方打听下，这对失去联系多年好姐妹终于相见了。

　　六十年代，母亲在光华公社佛儿崖下乡，她看到房东家穷得可怜，平均每个人都没有一床被褥。下乡结束，她便把自己结婚时的被褥留给了房东。

母亲去世后，有人看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老太太，跪在我家窑顶上，冲着母亲的灵堂磕了三个头就走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合影

　　母亲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饭时不吃块馍就吃不饱。一家人吃饭，她总是最后一个吃。而且每次到了最后总是剩得不多，她就胡乱吃一点，然后在笼里掰一块窝头泡在剩菜汤里吃，给我们的解释就是她不吃口馍就吃不饱。时间长了，我们都看岀端倪，就劝她多做一点，不能老是这样。然而过后她还是老样子，这是她从困难时期养成的习惯。年幼的我们不理解母亲的心情，只管自己吃饱，哪里能知道母亲的这个习惯是在慢慢损耗着她的健康！

记得在1960年，母亲在机关吃食堂饭，我们和姨婆在家吃。但凡机关食堂会餐，她都会把饭端回来。一个馒头一掰两半，一碗漂着几片肉的菜汤，我和弟弟一人拿着半个白馒头，贪婪地分享着碗里仅有的几片肉，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开心地笑了。她自己却默默地拿一块冷窝头啃着。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了让我们不挨饿，想尽了办法。困难时期，母亲将她结婚时娘家陪嫁的首饰大部分都卖了换成粮食，让我们免受了饥饿。

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合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奶奶为了多分自留地和粮食，把我们兄弟仨户口转回村里。乡下是按人口分粮和自留地，而城市居民供应粮是按年龄定量供应。 每次村里分了粮食，二叔就给我们送进城。到了1960年，村里的粮食紧张，分得也少了，老家粮食还不够吃，哪里还能给我们送？母亲一着急，就托人把我们哥仨的户口转回城里。后来想一下太可怕了，如果再拖延一下，赶上“六二压”，我们的命运就只能压在老家那个小山村了。

侯改成父亲当年是肉食场后库库长，是一个非常慈善的老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常照顾母亲，批售给我们一点羊骨头。一幅刮得极干净的小羊架子，煮上一晚上，竟然能撇出半碗羊油。第二天配上胡萝卜，煮一大锅羊骨头汤，补充了我们身体中所需的蛋白质。

大哥的姥姥我们叫东门下（ha）婆，因为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脸肿得明晃晃的，一摁一个坑。每当煮好骨头汤，母亲总会让我给东门下婆送一小盆。几次下来，东门下婆浮肿消失了，恢复了正常。

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合影

　　记得那些年，我和弟弟最发愁的就是推磨。年幼的我们一人把一根磨杆，在磨道里艰难地推着。为了磨得细一点，姨婆总是在磨眼中插上两根签子，这样粮食就会下得慢了，磨也就更沉了。一次推磨下来，我们都是满身的粉尘，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面袋回家，每个月至少有一回。有时候磨的粮食多了，母亲就去联系水磨，然后利用晚上她休息的时间带我们去，最多的是暖泉湾村头的水磨。我和弟弟最乐意去水磨，一是不用自己推，而且用时短，一会儿就磨完了；二是可以在水渠上玩个尽兴。记得有一次母亲联系了下县水磨，和对面院的五三妈（新绛姨）一起去的。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人很多，排了好久才轮到我们。她们磨面的时候，我已在磨房里睡着了。等到磨完，扛着面往回走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启明星升起了。回到家后，母亲没顾上休息，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班去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到粮站去换面呢？那多简单。母亲回答说，一是咱磨的面干净，出粉率高。每次磨面前，母亲都会拿湿毛巾擦拭粮食，两遍下来就一大盆黑水；二是自己磨，麸皮是自己的。一可以喂鸡，二拿到集市去，一斤麸皮可以换一斤玉米，玉米再拿到粮站换成粮票，又能买成面。

父亲常年在乡村学校教书，母亲就是家庭的主心骨，她用她那羸弱的身子支撑着这个家庭。三年困难时期，她想尽一切办法，硬是没有让我们挨一天饿。

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合影

　　大哥不是母亲亲生的。在他三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就病逝了。母亲视大哥为己出，她和大哥有着相似的命运，从小失去母亲，她要尽自己的努力让大哥再次获得母爱。父亲到西坡完小任教，母亲便带着大哥去西坡上学。大哥跟着母亲从西坡到毛则渠，再从毛则渠回到县城读书，母亲对大哥一直视同己出，关爱有加。

大哥上初中时，母亲将她珍藏多年的一支日本产钢笔送给大哥。那是母亲生我那年冬天在太原开会时领的奖品，她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用。

1960年吃食堂饭，中学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上灶。大哥体弱多病，母亲害怕大哥在学校上灶吃不消，受了屈，便找到校领导求情，不想让大哥去上灶，最终学校同意了母亲的请求。

大哥从小身体弱，家里的重活、累活母亲从来不让他干。小妹从小就有个问题弄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的重活、累活从来不让大哥干？为什么大哥总吃偏饭？直到她十几岁了她都不知道大哥不是母亲亲生的。

我弟兄仨合影

　　1963年大哥去临汾参加高考，上考场时向临汾的梁伯伯那里借了闹钟，回来一直念叨。母亲听在耳里记在心上。第二年大哥继续参加高考，考前母亲花了5元钱买了一只小闹钟，让大哥带着。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家里没有钟表，上学是看太阳在窗户格上的影子确定上学时间。碰到阴天就不知道几点了，经常迟到，每次迟到我都会大哭一场。我多次求母亲给买个闹钟，母亲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

大哥学习好，心气高，每次高考报志愿都只报一类院校，比如清华大学。谁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他，每次的政审都无一例外地给他写着：不予录取。连考三年，每次发榜之日就是他难受之时。每次他都会到东门河滩坐着发呆。母亲做好饭，等不到大哥回来，便一个人去找大哥。母亲站在东门桥上，大声喊着大哥的小名：“崇子，崇子……”这真是“母亲唤儿声声切”，其声音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印象极其深刻。当时我就在院里的厕所外墙边看着河滩，试图寻找大哥。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但母亲的声音却很清晰地传过来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也无法同时代的洪流抗争，大哥只能用这种方式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母亲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平息和抚平大哥的情绪。

1974年春节，全家第一张全家福。

　　大哥的大儿子成纲，从小就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从上小学到初中，一直跟着爷爷奶奶。成纲性格好，母亲偏爱成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成纲也亲奶奶，一放学便去门市部找奶奶，跟奶奶一起回家。成纲到临一中上学，母亲怕孙子吃不好，经常捎一些好吃的给他。父母亲每次下临汾或去太原，无一例外地先去看成纲，给成纲带点好吃的，留点零花钱，只怕孩子受了屈。成纲放了假先不回乡宁，先去太原看望爷爷、奶奶。

1986年春节的全家福

　　姨婆是母亲的大姨，年轻时就守了寡。姨婆一生未曾生养，她的父亲为她抱养了一个女儿，28岁时因病去世，给姨婆留下两个外孙。她还过继了一个本家侄儿，为其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后来继子嫌弃姨婆，逼她改嫁离家。姨婆性格刚烈，宁死不从。后来继子就和姨婆闹分家，不给姨婆挑水种地，逼迫她就范。姨婆一气之下便把土地交给别人耕种，并变卖家产，锁了房门，搬离石碣村，在县城租房居住。每日替别人纳鞋底、纺线、缝补衣服，以此为生。

母亲去西坡时，便把姨婆和她的小外孙炳林哥一起接到西坡，从此姨婆便成了我们家的一个重要成员。

母亲从小就没了妈，姨婆特别疼爱她，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姨婆接纳了她。娘母俩相依为命，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母亲在姨婆这里重新找到了母爱，她一直把姨婆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

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姨婆照看大的。母亲上班忙，家里的事全靠姨婆操心。记得在桥沟住时，我们都还小。母亲经常

在单位值班，晚上不回来。大哥是跟着他姥姥住，我和弟弟跟着姨婆。晚上睡觉，总是姨婆先把被窝暖热了，才让我们进被窝，一边一个，抱着姨婆睡。在我们的心中，姨婆就是我们的亲姥姥。

　　母亲和父亲同舅舅、姨姨们一起合影留念。

　　姨婆在村里被评为五保户，每年分到粮食，村里就会派人按时把粮食送过来。不管是村里送粮的，还是村干部，以及姨婆的亲戚来，母亲都会热情接待，怎么着也得割点肉，吃上一顿饭才行。石碣村离县城不远，逢集赶会的，经常有人过来，一是看看姨婆，二是免不了有人找母亲买点紧俏货，比如糖，就是那时候最稀缺的东西了。母亲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了母亲的铺垫，姨婆的五保户当得是有滋有味的，每到过年时，村里还会送来救济款。

姨婆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45岁时就把自己的棺材做好，放在石碣村的家里面，那时候就没想着去麻烦任何人。姨婆临去世前一年，她的身体变差了，她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于是她就多次向母亲提出要回村，她要老在自己的家里。母亲哪能答应送姨婆走呢？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终于说服了姨婆，在家安心养病。

在姨婆最后的日子里，母亲一直侍奉在身边。亲手喂饭，擦屎擦尿。在母亲的怀抱里，姨婆不留遗憾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82岁。

母亲临终前一年，她郑重地将姨婆的遗像交给三弟，嘱咐我们：每年要去姨婆的坟上烧个纸，姨婆在你们身上有功劳。

遵照母亲的嘱托，我们每年都去姨婆的坟墓前祭拜。前年，我们重新为姨婆立了碑，将父母亲为姨婆立的已经风化的沙石碑替换下来。我们会世世代代记住母亲的嘱托，记住姨婆的恩德。

　　我们兄弟几个每年清明遵母嘱托，每年都要去姨婆的墓地祭奠。

　　父亲老家在村里，兄妹多、亲戚多，父亲又是老大。所以经常有亲戚进城看病、上学以及办理其他事。尤其是四月八庙会，来的亲戚更多。但凡进城的亲戚，都会到家里来，而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热情接待。吃一两顿饭是正常现象，要是一住就是几天的，就比较麻烦，因为家里就十几平米的面积，来了亲戚只能挤在一条炕上了。记得那年大姑和三姑过来，母亲特意把她俩领到单位，和她们一起在值班室住，晚上包猪肉白菜馄饨给她们吃，这是过后母亲说起，我们才知道的。那时我们真的还不知道馄饨是什么味道呢。

小爸从小就被父亲接进城供他在东街小学读完小，直到高中毕业，母亲对小爸一直关爱有加。

四姑十七八岁就进城帮着老姨看护我，母亲整天张罗着给四姑介绍对象。四姑结婚都是从桥沟家里出嫁的。

小姑上初中时得了肺结核，母亲经常把她接到家里，给她开小灶，做好吃的。父亲在村里的辈份高，人也好，村里人进城都愿意过来。记得是1967年冬天，村里刘成立妹妹蛮蛮，管父亲叫爷爷，进城打离婚官司，住到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二十天的。蛮蛮嫁到西家塔，女婿脑子不够数，经常打蛮蛮，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蛮蛮女婿楞头楞脑的，穿一身黄色的武斗服，还跑到家里找着打蛮蛮，母亲将他赶走了。母亲特别同情蛮蛮的遭遇，帮着她在法院找人，并一直安慰着她，不让她去外面住，害怕她遭到意外。最后在母亲的帮助下，蛮蛮终于摆脱了不幸的婚姻，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1990年，父亲70岁生日合影

　　母亲没有念过几天书，但她对儿女的学习非常上心。只要是儿女上学，无论多么困难她都会坚决支持 ，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让儿女在学习上受屈。但凡儿女在学习上有一点进步，她都会为之高兴。每当我们在学校拿到奖状回来，她都会认真地将其贴在墙上，看上一遍又一遍。家里再困难，从来没有缺过我们的学费、书费。只要我们想要买什么文具、书之类的，母亲总是毫不犹豫地满足我们。

因为历史原因，我没能上了高中，成为母亲多年的遗憾。

我是提前一年上的学。6岁那年，由于幼儿园同学都报名上学了，我哭着也要去上学，抱住母亲的腿不让她上班。母亲只好托关系给我报上名。小学时期，我的成绩在全年级一直是名列前茅。二年级时，地区组织的教学改革验收考核，低年级段只考核识字教学。1500个生字，全县只有我一个人全部认出来了，六一儿童节在全县受到表彰。《乡宁小报》以小神童为名予以报道，母亲为此兴奋不已。

父母对我寄予厚望，期望我能有所出息。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也躲不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甚至比大哥的命运更糟糕。

1966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时考了全县第一，但在政审时却被填上：不予录取。到校领取通知书时，班主任文田锁老师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摸着我的头。我顿时泪奔淅然，感觉像是天塌了一般，都不知道怎么走回到家中。回到家里，我不吃不喝哭了三天母亲掉着眼泪安慰我，平复我的心情。12岁的我，第一次遭到如此大的打击，心灵受到极度创伤。乡宁中学不予录取，其他乡镇中学也不能录取，甚至连半耕半读的西厫农中都不能录取。大哥参加高考，以他的成绩，如果他报了三类院校，那还是能上了的，而我却从此与上学断交，我怎么能甘心？

1968年，我的母校东街小学改制为七年制学校。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樊宪礼老师，他给我说，学校设立了初中班，让我回去上学。樊老师的话，又一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终于可以再上学了。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我们却变成了初中生。上了学没有课本，语文课本就是毛选、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两年下来，老三篇和毛主席37首诗词倒背如流。数学也没有课本，用的是襄汾县古城七年制学校的油印本教材，也只是老师有一本，上课时先要抄写教材。到了武斗结束后的1969年后半年，才有了正式教材。整天就是学工、学农、开展大批判。但毕竟上了初中，母亲的心里稍感欣慰。

1970 年7月，我们毕业离校。

　　1974年，母亲和她的妹妹、弟媳一起。

　　为什么没有继续读高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高中没有恢复招生，乡宁的高中是1972年才恢复招生的；二是清理阶级队伍，父亲和我们都面临下放到农村的危险。母亲对此已做好最坏的准备，同幸福湾村（原赵家湾）说好了，一旦下放就去幸福湾，这里条件好，离城近，主要是人熟，母亲的舅舅家在这里。

母亲的压力传递到我身上，我也感到压力巨大。如果下放到农村，这辈子就完了。毕业后，我便在外打零工补贴家用。和同学在机械厂淘井受伤感染，右手掌肿得有一寸厚，已经感染到淋巴细胞了。最后住院手术才痊愈。出院后在城关粮站干了一个月临时工，便去了运输总站当装卸工。装卸工的工作强度大，但挣钱多。虽然累点，但却极大地锻炼了我的体魄，二百斤重的麻袋腰一弓就起来了，一个人卸一车煤只需十分钟。那年县里战备路会战，经常给战备路调运白面。那是最累最脏的活，一次扛七袋面不歇脚，四个人一晚上要装几车面。看着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母亲心如刀绞，但也只能以泪洗面。

1971年5月，临汾地区建筑公司在乡宁招工，基于以上原因，我毫不犹豫报了名，离开老家来到临汾，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为了早日转正，学徒没几个月，我便要求转为壮工。心想只要一转正，就什么都不怕了。

为了我没有上了高中，为了我的工作调动，母亲操碎了心，一提起来就泪流满面，成为她的一块心病。她总觉得如果当时不让我早早下临汾参加工作，我就能上了高中，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条道路。

其实，亲爱的母亲，你难道不明白吗？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即使我能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大哥高中毕业，连续三年落榜大学考场，最后不是沦落到水保队插队吗？三弟高中毕业农村插队，最后安排工作连杀猪岗位都不敢要他。在那个年代，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为了我的工作调动，母亲想尽了办法，托人找关系，给人送礼。中间还有过一次当兵的机会，表姐夫闫东海是地直党委武装部部长，母亲托他给我找了个当兵的名额。什么都合格了，结果政审给枪毙了。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当了四年劳力工后，我从土建队调到安装队，成为一名安装钳工，总算有了小小的成果，给了母亲一丝安慰。

1972年，我和地建的工友们

　　1977年下半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母亲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和三弟一起复习，参加高考。我当时在蒲县化肥厂施工，正在试车阶段。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我动过心，但也就一瞬间的心动。母亲的电话让我再一次动心，可转眼一想，自己只是一个七年制毕业的，正二八经的初、高中正规教育没有经历过，咱有什么资格去参加？即使考上了，政审也过不了啊！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每年看着单位有人推荐上大学，自己就眼红得不行。心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额，那该多好啊！

我一口回绝了母亲的请求，继续在工地上班。

春节回家，弟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庆祝之余，我还真有些后悔。看看那年的试题，我觉得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轨复读，一定能考上。至于政审，三弟义无反顾、勇于闯关的精神扫除了我思想中的最后障碍。

197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师大上学的舅舅庞金斗骑车找到了我，专门送我一本1978年《高考复习大纲》，让我好好看看，并鼓励我去尝试。舅舅走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书，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越看我越有信心。

五一节，我回家告诉母亲，我想参加今年的高考。母亲立刻找出弟弟复习时的全部资料，还有大哥当年的高中课本，摞起来大概有半米高，让我带上复习用。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勇敢地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回到临汾后，我白天坚持上班，晚上看书做题，一点钟前没睡过觉。

为了坚定我的信心，母亲专门让父亲下临汾，一方面给我辅导作文和文言文，一方面督战。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一名大学生，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华丽转身。

说实话，我参加高考，周边好多人都不看好，包括一些亲朋好友乃至老师和身边的同事，一个动乱年代的七年制学校毕业生，并且已经上班务工八年，在高手如云，录取率极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考上呢？只有母亲相信我有这个实力，她一直说：“我娃一定能考上”。 没有母亲的鼓励和支持，我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1981年8月，正在上大三的我送小妹去沈阳上学，第一次路过梦中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为了改变我的命运，母亲曾找到冯家沟老舅为我算卦。母亲告诉我，我的卦象非常好，前程好到你想都想不到。不知是冯家沟老舅算得准，还是母亲的爱心感动了上帝？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母亲改变了我的命运。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摘掉了压在我们头上多年的政治帽子，我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和工作。

恢复高考，我和弟弟先后考入山西师范学院，小妹考入中国医科大学，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的乡宁县还是前所未有的，一时哄动县城，母亲为之扬眉吐气，兴奋不已，在人前腰杆子都挺了起来。母亲曾多次给我们兄妹讲，一定要感谢邓小平，他是咱们全家的大恩人。母亲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普通人对改革开放政策最朴实的认识。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

母亲对儿女们的每一点成就都会喜在心间，表现在行动上。每次过年回家，她都喜欢陪我们兄妹一起坐着，看我们聊天。尽管已经很晚，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己经不时地打盹。我们劝她早点休息，她总是不肯离开。

三弟出书了，她戴着老花镜仔细地阅读着，一页一页，沉醉其中，笑逐颜开，时不时还会读出声来，为孩子的成就由衷地高兴。这一幕过去了多少年，但母亲戴花镜读书的样子，却依然保留在我的脑海之中，仿佛就在昨天。

　　父母亲最珍爱的四个孙子，如今都已学业有成，事业蒸蒸日上，可以告慰二老在天之灵。在二老的呵护下，王家的子孙后辈一代更胜一代。

　　1992年，我参加全区工业副县级领导干部竞选，到浮山担任副县长职务。母亲闻讯后更是欣喜万分，不停地向亲朋好友分享她的喜悦之情。一直念叨冯家沟老舅说的那句话：想也想不到……

亲爱的母亲，如果您能活到现在，看着你的儿孙们个个学业有成，一个更胜一个时，你不定有多高兴！当你的孙子王丰考上清华，圆了大哥当年的清华梦时，当你的孙子成纲、王珺成为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当你的宝贝外孙辰辰留学英国，回国在上海工作，当您的重孙辈个个出众，更强于上辈人，当你的子孙后代遍布北京、上海、福州乃至美国，您不得和父亲为你们的子孙后代的成就乐开了花？

小妺是我们兄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因为她体弱多病，母亲对小妹从小就娇惯。重活、累活从来不让小妹干，苦活、脏活更不用说了。

小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母亲不放心，拉着父亲一起去小妹那里照顾小妹的生活起居。

小妹生孩子后，母亲不放心，便和父亲一起去太原帮着小妹带孩子，做家务。退休后，父母亲基本上都是在乡宁和太原两地奔波。

母亲放心不下我们兄妹，谁的心她都操，但她最放不下心还是小妹。可谁料到，她一手拉扯的宝贝外孙辰辰还未满8岁，她却突然撒手人寰，令人心碎！

　　父亲、母亲同大姑、四姑、小姑合影。

　　父亲比母亲大十岁。父亲从西坡参加工作，辗转铺上、光华、张马。1979年调入乡宁一中，在乡下工作近三十年。母亲只身一人，凭借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庭，还得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门差事。面面俱到，苦苦挣扎，身心俱疲。

长期的乡下工作，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瓜菜代”，让父亲患上严重的胃溃疡，疼痛起来要命。父亲不能吃南瓜，见了南瓜就反胃，这是那些年南瓜吃得太多了。为了治疗父亲的胃病，母亲可是下了功夫。母亲蒸上白面馒头，切成片，晾晒成干馍片，每次父亲走时都会给他带上一大包，让父亲嚼着吃。母亲一晾晒馍片，我们就知道父亲该回来了。

文革期间，父亲住学习班不能回家。母亲就打发三弟每个星期去张马给父亲送一回干馍片和几颗煮熟的鸡蛋。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胃病减轻了很多，很少发作，若干年后居然养好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文革期间，父亲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街，母亲面对众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忍辱负重，从不对父亲心生怨气。待受辱的父亲回到家中，她更是好言安慰，做好吃的让父亲吃。面对如此贤惠的母亲，父亲感动得掉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母亲和她门市部的同事

　　后来父亲住了学习班，停发工资，每月只有9元钱的生活费。没了父亲的工资，家里的生活更加拮据。除了一大家的开销，还得给父亲贴补。面对这样的情况，母亲只有开辟新的门路。她先后抓了两头小猪，一个叫大白，一个叫小白。大白归我管，小白归弟弟管。说是分工，其实还是在一起喂养，分工合作。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和弟弟一起去拔猪草。县城是一、六集，每当逢集时，弟弟都会去东街食堂洗碗，然后换回一担残汤剩羹，好的时候可以担两担回来。我年龄大，爱面子，这活干不了。我就隔天去粉坊担浆水，都是早上上学前去担。一般是在城关大队粉房担，离家近，就在解放台南面。偶尔也会去龙王庙担，离家远不说，还得爬山，天不亮就得出发。母亲更辛苦，每天早早就得起来熬猪食喂猪。中午母亲一般回不来，老姨熬好猪食后，我和弟弟俩抬过去喂。晚上又是母亲喂。至于给猪洗澡，那就我和弟弟的事了。下午放了学，我和弟弟相跟着同院的泉水哥（他家喂两头黑猪）一起去河滩给猪洗澡，我们还得不时担炉灰垫猪圈。至于出猪圈，那就是母亲的事情了。她联系附近村民，一会儿就免费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猪粪是上等的农家肥，农业社是特别喜欢要的。养猪不仅辛苦，而且要受到院里邻居的白眼。虽然是在南庭后院里喂养，但毕竟散发出异味。一年后两头猪先后出圈，母亲竟然存了400元钱，这可是全家开天辟地的第一笔巨额存款。母亲捂着舍不得花，总是想着以备家庭紧急之需。

　　为了减少家庭开支，母亲还打发我和弟弟利用星期天上山砍柴，去煤窑担炭。那些年家里的柴火和煤炭从没买过，都是我和弟弟俩拾的和担的。去的最多的是牛皮岭煤窑，主要是近，从炭峪沟后去，上了三疙瘩坡不远就是。为了省几毛钱炭钱，我和弟弟经常下窑给人家推车。在掌子上，窑工给车上边放几块炭，一人把一个车屁股，在窄低矮的巷道里跑得飞快，到了煤场，上边的炭块就是你的了，不用掏钱。我们还去过加凹煤矿和高崖底煤矿，这两处远，但煤质好，属低硫煤，不臭。

后来我打短工多，弟弟总是和他的同学去担炭，下午放学早，赶黑担一趟就回来了。

说起拾柴火，有一件事让母亲伤心掉了眼泪。

每逢夏季，鄂河总会发洪水。洪水过后，我和弟弟总会在第一时间到河滩拾柴火，每次都满载而归，院子铺满了柴火。有一次城里晴天，鄂河却发洪水了。我和弟弟站在东门桥看山水，突然弟弟发现河中间冲下一根木头搁浅了。我俩就冲到河边，估摸了一下，觉得不要紧，危险不大，就趟水过去把那根木头抬了过来。这时桥上看山水的人们看到我俩下了山水河，就急着大喊起来：不敢过去，上面涨水了！肉食场的郑启发认出我俩，急忙去门市部喊叫我母亲，等母亲赶过来时，我俩己经抬着木头上了东门桥。回头望，刚才木头搁浅的地方已经被洪水淹没。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拉着我俩赶紧回家。母亲泪流不止，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看到河水涨了，我们也感到后怕。后来那根木头晾干后，母亲请创祥叔给做了一对座箱。

　　我十五六岁时，力气已渐渐大了。在假期母亲不时地让我去打零工，以补贴家用。我先后在食品加工厂砸过核桃，包过糖块，做过醋和酱油，还站过柜台。去鹿场种过人参，去粮站装过面袋，但更多的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1970年冬天，母亲通过珠捞叔，让我去了县运输总站当了装卸工，每月40元工资，外加5元的烧茶炉费，每月我只留5元零花钱，其余全部交给母亲。

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同母亲齐心协力，在父亲遭遇不幸的时候，度过了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对于我们兄弟俩来说，也是收获满满，锻炼了意志，强健了体魄，为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60岁以后便患上糖尿病，这可能是他们这代人身体中普遍存在的饥饿基因造成的吧。为了控制父亲的糖尿病，母亲除了监督父亲正常吃药外，还特意在饮食控制方面特别注意。饭做得清淡一点，还特意限制父亲的主食，经常出现因为父亲多加半碗面条，母亲从父亲手中夺碗的情况。最终父亲还是败下阵来，接受母亲的管理。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进口原研药，仅那几样药，比如优降糖之类的，降糖效果差，副作用大。如果父亲活到现在，以现在的医疗水平，控制住糖尿病根本不是问题。

随着父亲的年龄增大，对母亲的依赖越来越大。母亲几乎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要把年轻时聚少离多的亏空都要补上似的。

父亲每天的行动都靠母亲安排。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几点吃饭，吃什么饭，几点吃药，每顿吃多少药，母亲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就连父亲每天出去散步、买菜，都是母亲安排督促。母亲的悉心照顾，让父亲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幸福感。

听小妹讲，母亲发病的前一天，她把父亲一周内吃的药按顿分开放好，有的需要吃半片的，都一片一片掰好。还给父亲理了发。冥冥之中，母亲是在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巧合？

母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50多岁时就犯过一次病，出血点压迫视神经，双眼失明。亏了救治及时，出血量不大，住了几天院就好了。为了这个家，为了父亲，她从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儿。每天督促父亲按时吃药，她却经常忘记吃药。

多年的劳累和操心，使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她总是强打着精神，依然按照原来的节奏安排着自己的每一天。粗心的我们却没有注意到日渐衰老的母亲已经疲惫不堪了。

母亲晚年有一个习惯，经常会冲一杯咖啡喝。其实母亲此时已经身疲力竭了，她是靠喝咖啡提神。她发病前一天为父亲理发，己经抬不起拿推子的手了，喝了一杯咖啡后才强打精神给父亲理完发。

母亲是为了父亲、为了子女、为了这个大家庭而累死的！

母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把她和父亲的棺材做好了，放在中间窑最后边。放时她特意将那口好一点的放在上面。当地有个风俗，棺材放在那儿就不能动了，老人去世了就依次搬动。其用意不言而语。父亲比她大十岁，而且有病在身。谁曾想她先父亲而去，她把好一点的棺材背走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用了。

在母亲的心中永远只有父亲、只有我们兄妹、只有这个大家庭、只有他人，而唯独没有她自己！

亲爱的妈妈，您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您的形象永远活在儿女们的心中，您和父亲用自身努力书写的忠厚家风将代代相传。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愿做您们的子女！

衷心祝愿父母亲天堂快乐！

　　谨以此文，献给母亲九十四岁冥寿，愿天堂里安宁长乐。

人世间的相逢离别，如同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跨越时空，唯有心意不灭。母亲虽远在天国，但她的爱永远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