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北斗

天清人安

精神的北斗

北国草

（作者笔名：北国草、天清人安、南小塘）

延安，黄土高原在夕阳下泛着一圈圈金色的光晕，西北的风轻轻地掠过枣园窑洞前那几棵老枣树，并发出沙沙的声响，历史在低语着。我站在毛泽东同志曾经工作过的窑洞里，目光落在那张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旧书桌上。桌上摊开的《论持久战》等手稿，毛笔尖在泛黄的纸张上划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了1940年代那个不眠之夜里，油灯噼啪作响的声音，看见了领袖伏案疾书时紧锁的眉头。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强调。这句话已经穿越了八十载的光阴，至今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回响。宋庆龄女士1941年访问延安后曾说：“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所见到的，正是这种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的精神力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感慨万千，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让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在延安有着这么一种精神；当延安地区的一位农民因征粮过重而咒骂“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深刻地反思政策的得失，最终发动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论断。延安精神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将政治理想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的智慧。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土高原上创造的伟大奇迹，不是依靠财富或者权力的堆砌，而是凭借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执着坚守。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概念，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当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时，政治就不再是冰冷的权力游戏，反而成为温暖的生命共同体。

　　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朴素的话语，道出了生命价值的真谛。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正是如此，他们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创造出精神上的丰饶。这种反差，不禁让人想起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命运荒诞，依然要在推石上山的行动中寻找意义。

延安精神的筋骨，是由艰苦奋斗锻造而成。南泥湾开垦的田地，如今已难觅昔日的痕迹，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代代相传。当年359旅的战士们，用镢头在荆棘丛中开垦出万亩良田，这种精神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的壮举何其相似啊。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评价延安精神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因为它将理想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当年，一个年青人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正是这种精神的当代延续。他带领乡亲们打坝淤地、办沼气、建磨坊，用实干诠释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这一朴素真理。

　　站在新时代的讲台上，我常常思考如何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年青的一代。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思政课不应是枯燥的理论灌输，而应成为点燃青年心中火焰的火种。当讲到红军长征时，我们应该让学生们想象一双草鞋如何在泥泞中跋涉万里；当阐释“为人民服务”时，我们应该让他们思考：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如何用键盘而不是用锄头服务他人？这种具象化的教学方式，往往能引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延安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份礼物，正是延安精神所代表的价值选择——在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夕阳西下，窑洞的影子在黄土高原上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展到远处的大川道里。微风带来了远方山野的气息，同时也夹杂着历史的回声。我想起《诗经》中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延安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不是固守过去的教条，而是面向未来的指南针。当年青学子在课堂上提出质疑，当社会思潮多元碰撞，我们更需要这种精神作为定海神针。

　　离开窑洞时，我看到一位老人正带着孙子在窑洞前合影。孩子稚嫩的小手抚摸着斑驳的土墙，老人在轻声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这一刻，我忽然明白：精神的传承，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一瞬间。延安精神就像那几棵老枣树，根必须深深地扎入黄土之中，枝叶却向着天空生长——既脚踏实地，又心向星辰。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铭记毛泽东同志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北斗”，它不仅能为我们指引方向，更能为我们照亮心灵。因为真正的北斗不在天上，而在每个人坚守初心的眼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