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送别逝者

1968

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那时候我刚到局机关不久，主持局机关办公室的工作。

机关里人事处处长是位女同志，一家三口人，其爱人原来也是省级机关的，辞职后在国外办了个公司，长期住在国外；其女儿在国外上学。我单位为了照顾这处长的夫妻分居问题，也为了调整机关中层干部结构，就免除其人事处长职务，另任命她个经理职务，去国外做些外贸方面的业务。

我到局里时，她已经去国外了。

她可能同他爱人有业务上的往来，导致我单位的120万元资金经她手被他爱人占用，要不回来了。

在她回到国内期间，省检察院反贪局提前介入，把她带到了宾馆，同检察院人员同住宾馆，调查调查问题。

调查期间，有一天早上，她趁大家都睡熟的时候，仅穿着单薄的睡衣跑出宾馆，乘出租车回到自家小区，从楼梯道上跳下楼去自杀了。

出了这样的事情，检察院不再过问了。单位也希望大事化小。没成立“工作专班”，也没成立个“治丧委员会”或者“治丧小组”。领导决定由办公室负责处理。

办公室负责，也就是我负责。我们办公室除了驾驶员以外也就五人，一位内勤、一位秘书、一位中国物资报记者、一位行政。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互相代替不了。遇上这事儿，也只有我单独完成任务。

况且这事儿，领导不方便出面，下属不乐意参与。我处理起来既不便叫上领导，又没有下属可带，顶多就是叫上个司机，司机人家除了开车，啥也不问。基本上都是我无奈的独往独来。

这处长去世了，丈夫在国外不回来，也没胆量回来，回来怕被抓了；女儿在国外读书回不来；其父亲80多岁是个海军的离休干部住在海军干休所，脾气还特别暴躁；其弟是个教师一心在找我们单位的麻烦呢。对于死者的后事问题她家里没有谁在过问。

死者的后事，也只有我在跑来跑去。

死者早上跳楼后，有人报了警，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医院经抢救无效送进了医院的停尸房。医院打来电话让单位去人看一下，马上要送殡仪馆了。

我经过请示，结论是我一人去。

医院的停尸房是一个半地下室的单间，里面有两张单人床板，这位处长躺了一张，另一张空着。这处长穿单薄睡衣。我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因为没啥可说。医院让我签字，我签了字，他们就可以通知殡仪馆运走了。

这处长有一些国内的亲戚分布在各地，亲戚们约好要去殡仪馆看看，也算告别一下。

殡仪馆要求要有单位人员陪同才可以去看。

我陪她们家亲戚去到了殡仪馆。

尸体是在一个类似冷库的房子里，冷库里放着一个个的大冰柜，大冰柜里有一个个大“抽屉”，工作人员根据名字编号拉开大“抽屉”，大家都凑近看了一下穿着睡衣的她，没有花圈没有哭泣也没有话语，等工作人员合上“抽屉”，告别也就结束了。

从此，她的家人和亲戚们谁也不再过问了。

殡仪馆来了电话，督促确定火化的时间，不能老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放着。

我回电话说，这事单位还不好做主，让殡仪馆直接同她的家人联系，我把她爸她弟的电话都给了殡仪馆。

殡仪馆说电话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一听是殡仪馆，直接就挂断了，根本没办法联系。我说你们发书面通知吧，我说以你们殡仪馆的名义直接给他家人发通知。通知弄好了用挂号信寄给海军干休所她父亲的家里一份，同时也寄给我单位一份，我再直接送她家里去，这样双重保险。

我带着殡仪馆的通知书，去到了海军干休所，见到了她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称呼他父亲为“老首长”。我说老首长有一封挂号信您可能已经收到了吧，我这又给你送来一封。她父亲说没收到没收到。我说我这一封给你放这里了。他父亲说，你放这里也是没收到。

“老首长”不仅说没收到，还从他家院子里把我赶了出来。

无论如何，她们家对后事的处理就是不表态，就是一心想追究我单位的责任。

殡仪馆联系不到他们，就经常联系我这个“签字人”，谁签字谁负责嘛。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没办法，就请吃饭。

有时候，请吃饭，可以解决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要邀请殡仪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饭店里一起吃饭。他们很高兴。

事后听他们说，还很少有人请他们以工作人员名义一起吃饭的。

饭桌上，我说了我们单位的苦衷，也说了死者家里的情况，并探讨，假如对方一直不处理不表态，应该怎么办。

大家都沟通的顺溜了，殡仪馆说，既然通知已经送达了，没有回应，就再发一次通知，如果还是没有回应，只能按无主儿的方式处理。

殡仪馆决定火化之前，问我是不是要再去一下。

我想，是要再去一下，也算是有人最后送别吧。尽管她生前我们不是太熟。



最后的送别，是在殡仪馆的化妆间里。

殡仪馆方面很认真，很人道。不管有主儿没主儿，逝者的尊严他们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化妆师给逝者鞠了躬，而后化妆，化完妆再鞠躬。

我一直守着看着化妆师给逝者做完化妆的全部流程。

我对着依然是穿着那套单薄睡衣的逝者举行了庄严的三鞠躬。

这事儿，也就这样了。

后来，她的女儿学习毕业回国了，在领导的支持下，我帮助她女儿解决了住处问题。

再后来，元旦了，他的弟弟专门去我办公室送给我一本挂历，那也是后话了。

在此期间，她的弟弟一直在搜集资料，想同我们打官司，还专门从苏州请来两个著名律师，要来找我了解情况。

我没有同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不知该怎么应对。我就打电话请教我们一下属公司的专业律师。

下属公司律师告诉我：对方律师有权向你提出问题，但是你不要担心，你也有权不回答他任何问题。

他弟弟真的带着两个律师来了，我同他们一对三的面对面的很平和的聊了一会儿，也只是聊聊一般情况，凡吃不准的话一句没说。

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