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5）——父亲是个文化人

天涯老兵

说父亲是个文化人，有点夸张。

父亲只上了三年私塾，略略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放在现在算是没有文化的人，但国学基础和功底还是比较雄厚的，我这个高中生也无法和父亲比，在父亲那个年代，父亲还是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了。

我父亲三兄弟中，父亲的文化是最高的，在我们生产队，我父亲也是读书最多的，伯父和叔父都只粗略地认得一些字，除了伯父和叔父，全生产队父亲的同龄人中，也只有三、五人能粗略地认些字，正常的阅读都难，写个什么东西就无从谈起了。在我的记忆中，伯父叔父家需要“号字”的家什，都要拿到我家来，请我父亲帮忙完成。那时候因为穷，各家的东西都要写上自家的名号，防止互相搞乱或丢失，这个操作就叫做“号字”。

父亲不光是帮助伯叔两家号字，本生产队住得远些的王姓人家也会请父亲号字。简单的会拿到我家里来请我父亲号字，如一对箩筐两个撮箕。大的多的东西会请我父亲上门去号字，如八仙桌罗汉椅等。父亲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免费服务，从不收取酬劳。

我最爱看父亲“号碗”。号碗就是在碗底刻上主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父亲叫张鹤轩，我家的碗底都有一个“轩”字。

号碗是父亲的拿手好戏，父亲号出来的碗字迹清秀好看，颜色经久不退。我们生产队好多户的碗都是我父亲号的。

号碗是一项细致的技术活，首先用干布将碗擦拭干净，用毛笔在碗底写上名字，然后将一根专用的小钢钎竖在字上，用一个小锤子击打钢钎，在碗底凿出一个小点，这个力度要不大不小，大了会将碗凿破，小了又凿不出点来。就这样一点挨着一点，整个字就由“点”组成了，然后用布沾上浓浓的墨汁，用力在碗底涂擦，再用干布擦除墨汁，一个全由黑点点组成的字就呈现出来了，这种特殊的字特别好看。

父亲一生号了很多碗，可惜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碗也都沉没在时光的尘埃里了。我家已经找不到一个父亲号过的碗，估计别人家也没有了。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号字并不是父亲的专利和专长，有些人家不图美观好看，认识些字的人也自己号字，同样不求美的人也会请这些三脚猫号字。号字对父亲来说，还只是一个弱项。

父亲的强项还有很多，这些强项是别人旡法比拟和取代的，至少在我们附近那一片，五里八里是没有人能和父亲“争饭碗”的，在我们这个一亩三分地里，父亲是“独家经营”的。

父亲的经营项目有——算阴阳，看风水，司仪，广理。说是经营、独家经营，只是说父亲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多，在业余服务这一块也没人和父亲争这个“市场”，但父亲并没有入专业之流，专业的阴阳风水先生的队伍，父亲还是走不进去的，父亲也不愿意走进去。

父亲更乐意以业余的方式为乡亲邻里服务。哪家要选择个黄道吉日成婚，哪家要定个良辰吉时动土，都要来找我父亲算一算。兴许是父亲只是业余服务，从不收取费用，又兴许是父亲算得还比较靠谱，没有出过什么差错，来求父亲的人还比较多。父亲“作法”时，半闭着眼睛，举在胸前的右手五个指头捏来掐去，口中念念有词，真像在进行一场高深的演算。半袋烟的功夫，父亲的结论就出来了，父亲会用一张红纸将良辰吉日写好交给客人，防怕客人记错，客人总是点鞠躬，高高兴兴而去。下次家里有了事了，又会再来相求。好像父亲算得很准一样。

父亲晚年要教我算阴阳，可惜我当时“年轻气盛”，竟视作迷信，婉拒了父亲，现在想起来就后悔。父亲是不想他这门“手艺”失传，因为我的无知，还是失传了，父亲一定很失望。

父亲年轻时，还是一名好的司仪，我们当地叫“礼生”。

礼生要有丰富的礼仪知识和国学民俗知识，熟悉婚丧嫁娶各个专项司仪程式的过程步骤，有什么规矩讲究，有什么特别注意和要求，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俗民规和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出错，而一出错，当地的长辈和长老，就会抓住“辫子”，借机发难。所以，旧时的司仪比现时司仪更难当。

父亲对于司仪这一套却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干起来得心应手，亲朋好友家凡有个红白喜事，父亲当司仪都是不二的人选。特别是殡丧白喜事，步骤复杂，礼仪繁多，一般的二吊子是不敢轻意上场的，父亲都能轻松应对。后来年纪大一些以后，父亲着意培养大哥“接班”，我看到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大哥还要拉着父亲“陪考”，好多地方还要请教父亲。

姑母的女婿——我的表姐夫，读了一点书，初懂一点文墨，有人请他写祭文，当葬礼上的司仪，殊不知他就是个“半桶水”，甚或连半桶水也算不上，只是那时乡下人都文化低，他胡捏捏大部分人还是不能识破，他也就瞒天过海，图碗饭吃，捞点收入。即便这样，他还是有众多的搞不清，毕竟怕出问题，被人抓了砸了饭碗，就经常上我家来向我父亲讨教，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他和我父亲在一起交头接耳，父亲指指点点，表姐夫唯唯诺诺。后来表姐夫居然正经干起了丧葬司仪这个专行。而他的老师——我的父亲，却一直当个业余的，不收费用，这也证明了父亲是一个有操守的人，将自己的一点文化服务于乡邻，讲求心安理得，不图财利。

父亲还有一个强项——“广理”。广理是我们当地话，翻译成普通话是说理的意思。说起这个广理，还有些来头，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旧社会和新中国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落后，社会机制和人类文明也跟着落后，社会的监督和文明的制约还不能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了矛盾纠纷，不是由社会由法制来解决，而是由民间自行了断，请当地有德望的人或者能说会道的人来说理、评判、裁决，了结矛盾纠纷。这就滋生了一个畸形的行当——广理（说理）。这个行当在旧社会在我们当地有一个专用名称——“好佬”，也有叫“广理的”，“广理的”一般是指也能从事广理的业务但又达不到“好佬”级别的人。“好佬”顾名思义是做好事的人。其实好佬在我们当地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因为好佬中一些人仗着一张巧嘴，油嘴滑舌，强词夺理，见利忘义，好逸恶劳，不负正业，所以大部分人都对好佬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

相比之下，“广理的”因为低于好佬一个级别，也不专事好佬行当，名誉比好佬好了很多，一般都比较受欢迎。只要不是太大的矛盾纠纷，人们都愿意找“广理的”。

我父亲算得上半个“广理的”。

父亲忌惮“好佬”名声不好，又自觉自己远不够好佬级别，一般不愿意为人广理，父亲觉得广理是件难事，要深入调查矛盾纠纷的来龙去脉，要深入乡规民俗中搜寻要义宗旨，还要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广理的方式方法。所以，父亲一般不愿意广理。

父亲广理，只在很少的范围内进行。这个小范围，就是亲戚之间，很要好的朋友之间，好朋友的朋友之间。确实没有办法推脱的人找来了，碍于情面，父亲就勉为其难的接下来。父亲说广理很难，一是说理，理要说到点子上，理要能服人，能让双方口服心服；二是道情，将情道深道透，以情感人，情深才能义重，有情的人最终不会冲动；三是劝和，劝人和为贵，伤则两害，和则双利。

广理的程序说起来好像简单，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在比较小的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参加过一次广理，那是自家亲戚——我的大堂姐家，堂姐和堂姐夫吵得死去活来，要死要活的。这场理真不好广，堂姐夫是个大队书记，人很能干，能说会道，还有一身功夫，还是个好厨师，杀猪捕鱼样样都会，能干的人自视清高。广理过程中，堂姐夫不服，与我父亲发生争执，声急气粗，好像自己理由十足，我父亲不急不躁，将堂姐夫的辩词一一驳击回去，最后是堂姐夫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老实认错。还亲自下厨，备了一桌好饭莱，高高兴兴与父亲握手言和，老老实实与堂姐和好。后来，堂姐夫逢人就说广理我谁都不服，就服二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