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13年我三十五岁。那年，我奔波于上海街头，为革命奔走呼号。袁世凯的野心昭然若揭，暗杀宋教仁，妄图用外债巩固权力。我与同志们主张国民党四督通电斥责袁世凯，但黄兴的犹豫让计划未能成行。等到袁世凯罢免四督的命令下达，我们仓促发动二次革命，终究因时机延误而失败。革命失败后，我仍留在上海，为推翻袁世凯政权奔走，也因此被通缉。11月，我不得不离开这片让我热血沸腾的土地，前往法国。看着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中国人民重新陷入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我心中愤懑难平。那段日子，我曾短暂接近无政府主义，但很快意识到，没有组织的革命，终究只是空中楼阁。</p> <p class="ql-block">1914年我三十八岁。那年，我终于抵达法国，进入巴黎法科大学，潜心研究政治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整个欧洲陷入动荡，但这也让我更深刻地思考国家的未来。1915年，我与蔡元培、李石曾，以及法国的欧乐教授、议员穆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们还创办了勤工俭学会，我负责会计事务。这个学会后来送出了数千名留法学生，其中不少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像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人，都是从这里起步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巴黎的街头与学生们交流，鼓励他们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p> <p class="ql-block">1916年我三十八岁。那年，有传言说英国将借款给袁世凯，我立刻前往伦敦，与英社会党的议员会面，请求他们向英国议会提出反对意见。最终，这笔借款未能成行。6月，袁世凯去世，这让我感到一丝宽慰。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与他一同回国，前往昆明与唐继尧商议发展华法教育会的事宜。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昆明的街头漫步，思考如何将教育与革命结合，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之才。</p> <p class="ql-block">1917年我三十九岁。那年，我在北京筹备勤工俭学会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学生打下基础。我与外交部的官员多次交涉，争取批准法国招收华工的条约。段祺瑞的专制让我深感失望，他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国会议员南迁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掌权。年末，熊克武统一四川，加入护法军政府，我被派为四川省代表前往广东。那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这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也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之路。</p> <p class="ql-block">1918年我四十岁。那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进步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我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之道。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回到上海。杨永泰、莫荣新等人拥立岑春煊为新领袖，改组护法军政府为七总裁制度。我常常在夜晚独自思考，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革命的道路又该如何走下去。</p> <p class="ql-block">1919年我四十一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我读到了“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等书籍，更加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我开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往来于上海与广东之间，协助《救国报》《劳动者》等刊物的工作。南北和议失败后，我于十月返回四川，调停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争斗。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四川的乡间行走，与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也更加坚定了我为他们争取权利的决心。</p> <p class="ql-block">1920年我四十二岁。那年，调停失败，川军与滇黔军爆发战争。12月，我抵达重庆，筹备全川自治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不做工不得食”等十二大纲领，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我常常在重庆的街头与学生们交流，鼓励他们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那年，我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将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p> <p class="ql-block">1926年我四十八岁。那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并打击右派分子。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右派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2月，我由广东返回四川，劝说黔军杨其昌、王天培等部反正，最终将他们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及第十军。5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在蒋介石的操纵下通过《党务整理案》，实行党内独裁，阴谋反共。7月，我再次前往广州，与何香凝、顾孟余等人召开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通过了二五减租及实行党内民主等决议。7月，北伐开始，10月武汉被占领，我们决定将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12月，我在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政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主持军政大计。革命军收复宜昌后，局势混乱，我奉命前往宜昌处理事务。</p> <p class="ql-block">1927年我四十九岁。那年，国民党右派占据南昌，拒不迁都，导致南昌与武汉对立。武汉政府成立五人行动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之一，坚决与反动派斗争到底。我们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7日全会召开，通过了提高党权等决议，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武汉的街头与同志们讨论局势，思考如何应对右派的挑战。</p> <p class="ql-block">那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南京被克复。3月31日，重庆发生惨案，杨訚公、漆树芬、陈达三等革命志士及学生数十人惨死。4月12日，国民党发动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武汉政府自4月中汪精卫回任后，上层分子开始阴谋妥协，7月14日夜秘密举行反共会议。次日，我前往九江，与徐特立、林祖涵、刘伯承等人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8月1日，我参加了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转战赣、粤、闽及潮汕，但最终失败。我经香港、上海出国赴苏。12月，广州起义失败，大革命告一段落。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异国他乡的夜晚仰望星空，思考中国的未来，心中依旧燃烧着革命的火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