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里的启示

行健厚德

明代智慧今朝热，阳明心学引众寻。当国学热在新时代中国掀起层层涟漪，我们总在寻找一种与古代圣哲对话的妥帖方式——不是把古籍束之高阁当文物供奉，也不是摘几句名言装点门面，而是让那些沉淀了几百年的智慧，能像老茶一样，在现代生活的沸水里泡出真滋味。我手头这本《传习录》，便是这样的存在。纸页泛着棉丝特有的温润，字里行间藏着圣贤的哲思，既不像网红书单里的速成读本那样急功近利，也不似学术著作那般拒人千里，倒像开封老店里的花生糕，闻着是岁月的香，嚼着是实在的劲，翻开来，就把文化的余温，悄悄浸入了心里。

这本《传习录》于我而言，从不是书架上用来撑门面的“国学符号”，更像窗台上那盆兰草——不必刻意造势，只消偶尔拂拭、静心品读，校园里的烟火气里，便多了几分清润。站在黑板前讲《论语》《诗经》时，再不是单纯复述注释，而是能从“知行合一”里拎出几分真意，把课本里的铅字，变成学生能摸得着的生活道理。“知行合一”这四个字，读来总让我想起初秋雨后的田埂。泥土裹着些潮气，脚踩上去是实的，目光望出去是亮的，没有半分虚浮。刚踏上讲台的时候，我总想着把书里的道理一股脑灌给学生，以为把知识点讲透就是尽职。可日子久了才发现，光说不练的语文，就像没发好的馒头——看着饱满，咬下去却硬邦邦的。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我被这话点醒了。后教“春”，我带学生去操场找新芽；讲“游记”，让他们写家门口的太清豈；论“诚信”，就从借橡皮要还的小事聊起。渐渐的，课本上的字活了，学生眼里有了光，不再是对着文字死记硬背，而是能用习得的道理，去碰生活里的事——这才是国学里“知行”的真义，不玄乎，不空洞，就藏在实实在在的日子里。

“心即理”的说法，更像老木匠锯木头的手艺——一推一拉间，去掉的是虚浮的毛刺，露出的是本质的纹路。前些年的好课，总有一些花哨的设计：多媒体放动画、分组做游戏，以为热闹就是好课。不知道多少次，我课后询问学生时，他们都说不知这节课排练了多少遍，根本没了兴致。

阳明先生说“心外无物”，课堂不是教师的戏台，而是要顺着学生成长的规律走。我们每一位教师备课时，我们不应先想“我要教什么”，而是先琢磨“课标安排了什么”“学生需要什么”。讲“乡愁”，就应结合学生老家的故事聊起；寻找战胜“挫折”的方法，就应先让学生说做事失利的委屈。慢慢的，语文教学的课堂清静了下来，真正的语文课，少了些刻意的热闹，多了些真诚的对话，把课本里的理，和生活里的心连在了一起。原来“心即理”从不是高深的哲学，而是教我们待人做事要“走心”，教书如此，做人亦如此。

最让我警醒的，是“致良知”三个字。它像檐角的风铃，风一吹就叮当响，提醒着别忘了初心。这些年，教育里总绕不开分数、排名，多少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会不自觉地把“升学率”当成目标，把“育人”的初心搁在一边。可每次翻开《传习录》，看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心里就会一震——学生眼里的好奇、犯错后的愧疚、帮助同学时的真诚，不就是最该护着的“精灵”么？语文课不只是教识字断句，更要养心性、育良知。就像种庄稼，不光要施肥浇水，还得顺着节气，护着那点破土而出的劲儿。如果班里的孩子吵架，你没急着批评，而是给他们讲王阳明“省察克治”的道理，让他们试着“反观自身”。后来那两个孩子主动和好，还写了纸条给你：“老师，原来原谅别人，自己心里也会舒服。”那一刻你明白，国学里的“良知”，不是说教，而是像春雨一样，悄悄润进心里，长出善的芽。

学生顶嘴、讨论冷场、提问卡壳，都是常有的事。《传习录》里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学生顶嘴，就借机听学生的心声；讨论冷场，就换个更贴近他们的话题；提问卡壳，就放缓节奏给些引导。日子久了，那些曾经的“难事”，都成了磨心性、长本事的“磨刀石”。好事多磨，经历多了，站上讲台，心里踏实了——不是因为不会犯错，而是知道，每一次“磨练”，都是向“好老师”又前近一步。

手捧《传习录》，窗外的国学热还在继续，有人忙着办国学班，有人赶着读经典，可于我而言，这本小小的册子早已不是“随波逐流”的读物，而是融入日常的“心灵指南”。它无声沉默，但国学从不是故纸堆里的古董，也不是用来炫耀的标签，而是能照进现实、滋养生活的智慧——“知行合一”启示我们把知识扎根生活，“心即理”启示我们打开学生的心，“致良知”启示我们守教书的本，“事上磨练”让我们长真本事。站在黑板前的每一天，我们都应在试着把这些揉进语文课的字里行间。看着学生从“怕学习”到“爱分享”，从“学知识”到“会做人”，我忽然懂得：国学的传承，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像宜兴的紫砂壶泡茶——慢慢来，细细品，把老祖宗的智慧，化作当下的行动，让每一个接触它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内心光明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传习录》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国学在当代最动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