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刻戈壁： 一段物探人的戈壁岁月（1984-1987）

三江源上人

左 严玉行 李恩帮 李友邦 （那时候流行喇叭裤、长头发，照片地矿部西北油田地质局第一物探大队一四三队基地帐篷1985年） 物探队卷席筒场景 七零五教育基地 2010留影

1984年3月，父亲休完上一年的假期，要去已迁到新疆的单位上班。母亲执意让父亲带我走，我只好到村小学辞去代课老师的工作陆校长和老师们都劝我留，说两年后就能考转正，可我年纪小没主见，终究听了父母的话，跟着父亲往新疆去。

父亲单位在和静县养路段家属院，离县城远且无公交。下了火车，我和父亲、两位父亲的同事，硬是步行12公里到了驻地：第一物探大队143基地。院里有八栋砖房、大库房和食堂，规划得整齐，却没树没绿化，透着股荒凉。我和父亲住一间简陋宿舍，唯一的“大件”是台牡丹牌收音机，剩下的只有桌椅、两个大木头箱子、三张床，外间用砖块砌了炉子和火墙当取暖设备，没有上下水，上厕所得跑院外的公用厕所。

很快到了分班组的时候。钻机班班长王忠选人的法子很直接：能双手把2.6米长（直径10-12mm）的钻杆竖起来就算合格。他叫我试，我在家练过力气，轻松举了起来，本要被分到钻机班，可父亲刚好路过，和王忠说了几句，就把我带到了测量班——后来才知，是父亲找了队里领导，特意把我安排到相对轻松的测量班。那时没有上岗培训，去了就跟着干活，还没熟悉，就听父亲和同事说第二天要搬去若羌县的工区。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被子褥子用帆布包好、绳子捆紧打行李，吃过早饭就出发。我和七八个小伙子、两个姑娘，被安排在CA-30大卡车的车厢里，上面盖着帆布篷，还堆着些行李。十几辆车的车队浩浩荡荡，路过时不少行人驻足看，奔波一天多，终于到了目的地：若羌县阿拉干道班。

到了工区，测量班就开工了——我们的活是测出测线，方便后续物探作业。班长高宝章是个老师傅，每天早上吃过饭，我们就揣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一点油炸花生米，提着维族工匠用雪花铁皮做的水壶，坐车去干活。我负责“前尺”，跟着仪器操作员手里的大红旗指挥，在戈壁滩、胡杨林、红柳丛、沙丘包间穿行，每天要走十几公里，日子就这么周而复始。

干了没多久，高宝章调走了，大队派来一个青海老乡黄庭儒当班长。他做事认真，脾气有点怪，还带着股神秘感。3个月后，队部搬到七道班，那里只有一排原公路工人住的土坯房，我们又搭了七八顶帐篷围出院子——院里沙土大，领导安排水车洒水，几天后才算整齐。黄班长来了之后，要求我们每天测20-30公里，原来布里夹钢丝的测尺易坏，他就让我们领小号钢丝绳做100米的测尺，可钢丝绳重，拉的时候总往地里钻，测起来格外费劲。

在七道班，最难忘的是那场刮了七天七夜的沙尘暴。没固定好的帐篷被吹倒，我们冒着大风去加固；食堂做不了米饭馒头，只能煮挂面，吃的时候得在汤里涮一涮，碗底还是会积一层沙子，每天都吃不饱。晚上睡觉要戴风镜和口罩，再热也得盖被子，半夜还得起来倒被子上的沙。一睡着就梦见家，想家的情绪翻来覆去绕着心。

物探队的日子，节奏像上了弦：天没亮，营地里就响起汽车引擎声和急促的脚步声；夕阳落时，大家才风尘仆仆地回来，把一天的辛苦变成地震资料。迎着晨曦出发，踏着夕阳归来，不管暑热寒冬，这单调的“方程式”从没有断过。现在想来，80年代的物探人，真是凭着一股劲在拼，为中国石油工业扛下了“找油找气先锋”的担子——他们常年守着荒戈壁、深丛林、大沙漠，远离家小，我后来当了父亲，才懂那份藏在“男人责任”背后的牵挂，也才真正理解了父亲。

11月，队里说大队要办驾驶员培训队，我们队能报10个人。我特别想去，可父亲不同意，说这行危险，又嫌我年纪小。后来在同事和领导的劝说下，他松了口，没想到大队劳人资源科又卡了壳——说我户口不在新疆。父亲的同事出主意，让他找大队长张泽祥。大队长办公室在库尔勒市28团和29团之间，离若羌200多公里，父亲带我坐着同事朱自湘的车去了。进了办公室，父亲说明来意，张大队长直接说：“你把儿子送到驾训队，就说是我说的。”父亲想让他写个条，他摆手说不用，我们就这样落了心。

驾训队在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大礼堂里，住了50多个学员。第二天我分到143队的学员组，他们已经学了几天，教练车是辆老解放卡车，规定不能用电发动，只能手摇。每天早上，我们轮流摇发动机，得摇到气压表显示两个气压以上才行。教练卢顺堂是部队下来的，规矩特别严：上车要喊报告，开门得左手拉、左脚踩踏板，进了驾驶室先踏左油门再挪身子，握方向盘得右手在“十点钟”、左手在“二十分”的位置，下车还要按反顺序来。

上午在公路练习时，卢师傅没让我开，他不知道我偷偷学过——在物探队时，我跟着李有鑫叔叔学过开车，基本技术会，就是缺经验。到了戈壁滩上，他让我试试，我开完后，他问：“你原来开过？”我忙说在老家开过拖拉机。两个月的急训结束，我顺利通过考试，驾训队解散放假，我跟着卢师傅回了143队基地。一进宿舍，就看见父亲准备的大白菜、清油、大米和面粉，那一刻才懂“父爱如山”四个字的分量。

想着离明年上班还有两个月，想家的情绪再也压不住。我提笔给家里写信说要回，寄完信就开始犯愁：钱不够。翻父亲的大木头箱子时，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93块钱——本子上还记着“某月某日机油款93元”。拿着钱，我心里一下子有了底，归心似箭得厉害，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后来在父亲同事王平的帮忙下，我到乌鲁木齐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

背着重重的行李进门时，我看见母亲，声音止不住地颤，眼泪跟着掉，母亲也哭了。在家的日子，是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温暖——原来家就是这样，是游子的根，没了家，就像落叶没了归处，只能被风刮着四处飘。

1985年3月，又到父亲上班的时间，我跟着他再一次踏上去新疆的路。新疆的岁末年初，早晚冷、中午热，可物探人从不管这些：三伏天烈日似火，三九天滴水成冰，只要有勘探任务，就没有退的道理。我们在塔河边上的143地震队施工，每天从驻地到工区，越野车得颠一个多小时，顺着前一天的车轮印找工地。晚上男女都挤在车厢里住，后来干脆“卷席筒”——蓝天当被，大地当床。食堂的家当也简单：一套锅碗瓢盆、一个大面板、两个油桶改的炉灶、一辆水罐车，走到哪，哪就是食堂。

天还未亮透，六点半的晨雾里，物探人的身影已踏上征途；直到暮色沉浓，星光初现，他们才踏着余晖收工。营地与工地隔着漫长路途，送饭的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来回要耗一个多小时，热饭常常一路凉到嘴边。

那时的条件艰苦得直白：几百号人挤在一块儿，围着唯一一台电视打发工余，信号时断时续，便换录像机循环播放武打片，算是最热闹的消遣；野外作业风吹日晒，热饭难寻、热水难饮，收工归来满身泥汗，连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都是奢望。有人打趣道：“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搞物探的”，这话糙却道尽了日常。更有顺口溜说得真切：“放线的胳膊，测量的腿，司机的屁股，放炮的嘴；一没有床睡，二没有房住，三是远离爹和娘”——每一句都是物探人日子的真实素描。可就是在这样清苦的岗位上，我们没有怨言。我们用脚步丈量荒野，用测线编织经纬，用炮响叩问大地，用数据记录初心，把青春与汗水，默默融进了祖国的物探事业里。

1985年底，家里老大结婚，买了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我给他捎了个落地式双卡音箱，家里还添了大衣柜、高低柜、条纹大包沙发。在母亲的安排下，婚礼在村里办得算体面，那时家里条件好了不少，在当时也算是“小康家庭”了——这一年，我还抽空学了汽车电路修理，多了门手艺。

1986年初，单位开始安排家属迁新疆，我们家也在其中。60年代时城乡户籍严，从城往乡易、从乡往城难，可到了80年代，农村人口往城镇迁已成趋势，“农转非”成了不少家庭的盼头，盼着后代能有更好的日子。到了新疆，我们被安顿在库尔勒市28团和29团之间的大队指挥部基地，离库尔勒60多公里，买东西只能等周日——单位会派解放牌大轿车拉家属去上街。基地里有小学，弟弟就在那上学。

也是这一年，143队解散了，父亲留在大队基地，我被分到了144队。144队和143队一样是地震队，基地在轮台县联营旅社，领导安排我开水罐车，负责给钻机车供水，每天要跑三四趟。地震队常年在野外流动施工，条件苦，可那时的干部职工都憋着股“艰苦奋斗”的劲，喊着“两个馒头一壶水，找油不怕跑断腿”“披星戴月流大汗”的口号，和天斗、和地斗，生产指标一次比一次高。从开年三月份出工，最好的时候十一月份收工，每年休假三个月。

那阵子我想法简单，却过得特别踏实。每天开着CA-30解放越野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胡杨林里跑，天热得厉害，胡杨林里像蒸桑拿，车没空调，驾驶室温度能超40度，满脸通红，流的汗里都混着沙和泥。遇到大风，黄沙遮天蔽日，车只能挂一二档走，压过的地方扬起漫天尘土。1986到1987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物探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作业地点通常在野外，条件艰苦，队员们需要经常转移工作地点，卷席筒（被子、褥子、牛毛毡和一块帆布），便于他们每天早上卷起行李随车出发。它一般由帆布卷成，还会包裹一些简单的牙具等物品，方便携带和临时搭建休息场所，为物探队员在野外提供基本的休息保障。

现在回想，那几年的日子，才懂什么是“青春奉献”——物探人在戈壁滩上冒风沙、抗严寒，用脚步量测线，用汗水换数据，把自己的岁月，都写进了“为祖国找油”的故事里。那些天山脚下的足迹，那些戈壁滩上的汗水，成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