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人类的辩证共生——历史洪流与个体能动性的双重奏

师吉庆

究竟是时代造就了人，还是人创造了时代？”这一发问直指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本文认为，时代与人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深刻的、动态的辩证共生关系。时代作为宏观结构，为人类活动设定了舞台、边界与可能性；而人类，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个体与集体力量，则以其能动性、选择与创造，回应、挑战乃至重塑时代。本文将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所映射的历史切片为切入点，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最终落笔于当代现实，论证“结构”与“能动力”如何交织作用，共同谱写历史的篇章。

一、 引言：永恒的哲学之问

历史的天空下，我们总是惊叹于英雄辈出的壮阔时代，也困惑于平庸沉寂的晦暗岁月。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段名言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同一个时代，何以呈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面貌？其评判标准，恰恰源于时代中的人的不同境遇与选择。

“时代造就英雄”亦或“英雄创造历史”，这两种观点长期争论不休。前者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将人视为历史必然性的执行者；后者则突出历史人物的非凡意志与偶然性，认为其可以改变历史的航向。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诸如“三国”、“西游”、“水浒”、“红楼”乃至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时，便会发现，任何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都是苍白无力的。真相，隐藏于二者相互作用、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之中。

二、理论框架：结构性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要解开这一谜题，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学中的“结构-能动力”理论。其中，“结构”可类比为“时代”，指那些外在于个人、并制约或赋能其行动的社会框架，如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主流文化、技术水平、国际环境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和“资源库”。“能动力”则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理解、推理、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以改变其周遭社会环境的能力。它体现了人的主观意志、创造性和反抗精神。

二者的关系是：

1. 时代（结构）塑造人（能动力）： 时代提供了行动的背景板。它限定了人们的思想视野（如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人生路径（如士农工商的阶级固化）、以及所能利用的工具（如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他首先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中。

2. 人（能动力）创造时代（结构）： 人并非结构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能够认知结构、利用结构的规则、甚至寻找结构的裂缝去挑战和改变它。当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汇聚成流，或当关键人物做出颠覆性选择时，旧的结构便可能被打破，新的时代随之诞生。

因此，时代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共生演化。旧时代塑造了特定的人，这些人又通过行动开创了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又将塑造新的人。如此循环，推动历史前进。

三、 案例分析：文学镜像与历史现实中的辩证交织

1. 《三国演义》与“官”：乱世如何激活人性的极致

东汉末年，皇权崩潰，军阀割据，这是一个典型的 “旧结构瓦解，新结构未立” 的混乱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曹操、刘备、诸葛亮、周瑜等人。没有这样的乱世，曹操可能终其一生是“治世之能臣”，刘备只是个织席贩履的汉室远亲，诸葛亮则继续在南阳躬耕陇亩。是时代的需求——争霸、求生、统一——将他们推到了历史前台，激活了他们身上潜在的雄才、权谋与忠义。

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三国鼎立的时代格局。他们的每一次战略决策（联吴抗曹）、每一次用人选择（三顾茅庐）、乃至每一次性格流露（关羽的义、曹操的疑），都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瞬间走向，共同合力书写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人的能动选择，决定了乱世最终走向何方。

2. 《西游记》与“妖”：秩序与反叛的隐喻

《西游记》的神魔世界，是明代封建社会的投影。天庭代表着一个等级森严、规则固化（结构）的“时代”。孙悟空从石头中蹦出，象征着一种纯粹的、未被结构化的“能动力”。他挑战天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对现有结构的彻底反叛。

然而，他最终被纳入“取经团队”这一新的结构中，通过“修行”被规训，从“妖”转变为“斗战胜佛”。这个过程深刻揭示了：再强大的能动力，也往往需要在一个既定的结构（哪怕是新的）中找到归宿和意义。 取经之路，是如来、观音设计的“新项目”，也是孙悟空等人参与创造的一个“新时代”——一个通过合作与修行达成共同目标的新结构。

3. 《水浒传》与“匪”：压迫与反抗的螺旋

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时代结构性的压迫）。这个时代造就了林冲、武松、鲁智深等108位“匪”。他们本是军官、衙役、和尚、地主，是结构的维护者或顺民，却被结构的不公逼得走投无路，最终“替天行道”，聚义梁山。

他们的反抗，是人用能动性对腐朽结构的回应。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平等乌托邦（创造新结构的尝试）。然而，他们的思维和最终目标（招安）仍未完全跳出“忠君”的旧结构窠臼，导致其创造的新时代如昙花一现。这体现了旧结构对人思想的深层禁锢，即便反抗，也常带有旧时代的烙印。

4. 《红楼梦》与“情”：末世下的个体挣扎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贵族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代结构的崩溃）的缩影。这个“末世”时代，造就了贾宝玉、林黛玉这类与主流价值（功名利禄）格格不入的“异类”。他们的“情”是对冰冷礼教的一种能动性反抗，是人性在巨大结构压力下的挣扎与绽放。

然而，他们的反抗是悲剧性的。个人的情愫在家族和时代的洪流面前不堪一击。这深刻地说明了：当结构的力量足够强大且走向僵化时，个体的能动力往往显得渺小而无力，其创造新时代的努力多以失败告终。 但正是这种失败，反而为旧时代的葬礼献上了最凄美的花环，预示了改变的必然。

5. 近代中国：从“战争与英雄”到“地富反坏右”

战争年代与英雄：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时代巨变的结构性压力）。这一时代呼唤并造就了无数英雄，从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到千千万万无名的战士和群众。这些人没有屈服于时代的苦难，而是以巨大的能动性奋起反抗，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富、反、坏、右”：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新的阶级划分和政治身份体系（新结构的建立）。这个新结构定义了“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它深刻地塑造了一代人的命运。许多人因为这些标签而人生轨迹彻底改变。这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结构对人的强大塑造力，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但同时，也是一代人接受、内化并参与执行了这一结构，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在构建和维持新秩序中的作用。

四、 当代关照：“腐败”现象下的结构与人性

当下的“腐败”问题，同样是时代与人性辩证关系的鲜活案例。 时代如何造就腐败？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监督的缺位（结构性漏洞）。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权力寻租空间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容易诱发人性中贪婪一面的“时代温床”。所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指的正是结构缺陷对行为的导向作用。

人如何创造（或终结）腐败时代？ 面对同样的时代环境，有人选择同流合污，有人选择洁身自好，还有人选择挺身而出、坚决反腐。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道德选择。更重要的是，一场大规模、深入的反腐行动，正是执政集团以强大的政治意志（能动力）主动修复制度漏洞、重塑政治生态（结构） 的过程。这意味着，人可以通过自觉的行动，改变滋生问题的时代条件，从而开创一个风清气正的新时代。

五、 结论：在历史的交响中，每个人都是乐手兼作曲家

回到最初的问题：“时代造就了人，还是人创造了时代？” 答案已然清晰：这是一个伪二元论。时代与人，是互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体。

我们首先被时代所造就。 我们使用的语言、认同的价值、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无不打着时代的深刻烙印。我们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之子”。

我们同时也在创造时代。 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创新、每一次沉默或呐喊，都在微小却切实地影响着时代的走向。亿万普通人的日常实践，构成了时代最深厚的基底；而领袖人物的关键抉择，则可能在历史的岔路口按下加速键。

历史并非一架按预定轨道运行的列车（唯结构论），也并非完全由天才驾驶员随心所欲操控的赛车（唯意志论）。它更像一场宏伟而即兴的爵士乐演出。时代提供了演奏的舞台、基本的和弦进行和节奏（结构），而台上的每一位乐手（人类），都在遵循基本规则的同时，即兴发挥着自己的华彩乐章（能动力）。 最终呈现出的动人乐曲，既离不开和弦的框架，也离不开乐手的创造力，是二者完美融合、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认识到这种辩证关系，赋予我们的是一种兼具谦卑与担当的历史观。谦卑在于，明了个人之于时代的渺小，理解前辈的历史局限性；担当在于，坚信我们并非命运的被动接受者，每一个“此时此刻”的努力，都在参与塑造下一个“时代”。读懂了过去如何塑造我们，我们才能更清醒、更负责地去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