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测绘地图

老村长

　　左权县麻田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旧址（作者拍摄）

自古至今，作战离不开对战场环境的感知。感知战场，除了实地勘察，就靠地图。2000多年前，《管子·地图篇》就强调：“先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在资料缺乏、设备简陋、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人民军队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地图，冒着战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夜以继日制印和标绘地图，为指挥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测绘保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突击修测与翻印地图

　　左权县八路军总部测图室旧址（作者拍摄）

全面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国民革命军军令部给八路军、新四军配发了一些地图，缓解了人民军队缺少地图的状况。但是，这些地图多为清末民初由各省所测，测绘标准、基准不一，测图区域、图幅不全，成图质量差，所发的地图数量又很少，无法满足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需要。由此，及时修测与翻印地图，成为抗日作战测绘保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解决地图缺乏的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建立健全测绘机构，开展地图修测与翻印工作。1939年，八路军第129师在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作战中，发现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的地图残缺不全，互不衔接，无法拼接使用，给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坚持在太行山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师长刘伯承指示地图股，把该地区的地形搞清楚，纠正旧地图上的错误。从当年冬开始，股长何雨农带领地图股及一个侦察排，早出晚归，翻山越岭，对已有地图进行调查修测，采用简易测绘方法补测了没有地图的区域，历时1年修测了该地区2.7余万平方千米的1︰5万地形图，还绘制了《太行地区路线图》。

从1939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不再给八路军提供地图，而八路军队伍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地图的需求急剧增加，解决作战所需地图成了突出问题。1940年底，在百团大战战役总结会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看到决死一纵队翻印的地图质量好，当即决定八路军总部也要翻印地图。1941年3月，八路军总部测图室成立后，由毕业于山西工学院的张国器负责，紧急翻印太行区北部以桐峪为中心的18幅1︰5万地形图，接着又开始翻印太行山北部其它地区的1︰5万地形图。随后，测图室奉命绘制了《最新华北明细图》《太行地区路线图》，翻印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战略区的地图。1942年5月，日军以2万兵力合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测图室唯一的一名女地图审校员宋磊也不幸被捕，坚贞不屈，遭日军杀害。

为保证开展抗日游击作战的用图需要，新四军测绘人员也修测、翻印了大量地图。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测绘班翻印了淮北地区的60余幅1︰5万地形图。同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测绘班开始翻印南京、镇江、芜湖等广大地区的1︰5万地形图。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及新编的各师均设立测绘机构，开展地图修测与翻印工作。1941年2月，新四军第1师进驻江苏东台，师长粟裕发现地图与实地不符，即令参谋处组织人员修测。为此，该师测绘人员利用沿海垦区图，修测了东台、海安以东至沿海地区的1︰5万地形图；1943年1～10月，突击修测了南通、海门、启东和如皋沿海地区的1︰5万地形图，编印了苏南、浙东地区的1︰10万、1︰20万指挥用图；1945年4～5月，补测了皖浙交界地区的1︰5万地形图。

扎实开展兵要地志调查

　　1941年，八路军总部地图股标绘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榆辽战役）战斗部署标图》（来自测绘历史料资料）

地理条件不仅是制定作战方案的客观依据，而且是直接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徐向前元帅认为，运用地图“识别地形、地物是指挥员的基本功”。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认真贯彻军委总部指示，加强测绘与地理知识的培训，扎实开展兵要地志调查工作。

1937年7月，针对部队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官兵对地理民情不熟的实际，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命令，指示改编红军为革命军的同时，要求各部对官兵教授东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华北五省及日本地理。八路军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而来，受当时条件所限，测绘力量比较薄弱，改编后即强调开办参谋训练班和测绘训练班，把测绘基本知识作为参谋人员的必学内容。1939年7月，第120师师长贺龙在参谋会议上讲话，要求“每个司令部要培养10个以上的测绘员”。1941年10月，针对一线部队没有地图、指挥员识图用图能力差的问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发出训令，决定给每营各发1份1︰10万地形图，以培养营级干部“对地图的使用知能”。1942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简易测绘课列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课程，将军事地形学教程列为在职师旅干部必读之书目，目的在于提高指挥员对地理地形的识别能力。在艰苦的抗日作战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坚持举办测绘训练班，培养测绘人员千余人。

为了给指挥机关提供现势性好的兵要地图，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积极开展兵要地志调查工作。1940年5～6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抽调各科参谋、测绘员等，组成50余人参谋旅行团，行程160多千米，调查了军部驻地云岭至苏南根据地中心茅山的兵要地志和地形情况。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皖南形势严峻，为做好防范准备，新四军军部又组织机关参谋和驻皖南部队指挥员，对以云岭为中心南北长50余千米、东西宽20余千米的区域进行兵要地志调查。

1940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地形股成立后，从1941年初开始组织晋绥抗日根据地33个县的兵要地志调查。根据师司令部拟定的统一要求，各军分区抽调测绘员组成测绘班（组），迅速展开辖区的兵要地志调查。当年秋完成后，由侦察科编印成《晋西北兵要地图》，深受部队指挥员喜欢。上述调查任务刚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以进攻延安为主要目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命令第120师抽调6个团兵力集结待命，随时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根据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的指示，参谋长周士弟令地形股于1941年4月西渡黄河，历时5个多月，对陕甘宁边区东部14个县进行兵要地志调查，绘制成《陕甘宁边区东部地区兵要地图》，刻印数十份，送中央军委和师司令部指挥作战使用。

1942年4月，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命令，决定以敌占区为重点，在部队开展为期1年的地理地形实地调查与兵要地志编撰活动，为指导抗日游击作战提供地理依据。

为指挥机关标绘军事要图

　　1940年，新四军军部测绘室编绘的新四军《战斗详报图集》中的一幅（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军事要图是反映战场态势和指挥作战的重要工具，标绘军事要图成为作战指挥测绘保障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军委总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测绘人员，夜以继日地标绘各种军事要图，为指挥员掌握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和指挥抗日作战提供依据。

全面抗战之初，为了充实八路军、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作战部队，军委总部机关进行了精简，原有的测绘组撤销，军委总部的测绘保障由作战科测绘参谋赵荣负责。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作战指挥测绘保障任务不仅越来越重，而且成为一项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重要工作。为缓解测绘人员少与绘图标图任务重的矛盾，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决定从总部各局抽调参谋和拟任参谋30人，举办了1期参谋训练班，主要学习简易测图、要图标绘和兵要地志调查等测绘知识。1939年10月，军委一局作战科设地图股，后扩编为测绘科。其间，在物质条件困难、地图资料缺乏、绘图工具简陋的情况下，军委总部测绘人员积极搜集各种地图资料，及时标绘战争形势图和作战情况图，如《晋察冀根据地形势图》《太行军区形势图》《苏北军区形势图》等，供军委总部首长分析形势和指挥作战使用。

1937年8～11月间，为使军委总部首长及时掌握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战、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情况，总部测绘人员突击绘制了《八路军出发抗日路线图》《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情况图》《八路军各师创建根据地示意图》等地图。1938年12月，为党中央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形势，总部测绘人员绘制了《中国全图》和《世界大地图》。1940年9月，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胜利，为宣传八路军对日军的强大攻势，总部测绘人员绘制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出击图》，悬挂在祝捷大会会场中央。1941年6月，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总部测绘人员绘制了《英德战争形势图》，印发党政军机关。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总部测绘人员根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连夜编制了《日、伪、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部署及作战态势图》，为中央军委部署对日决战提供依据。

根据军委总部首长的指示，总部测绘人员还绘制了一些军事专题图和特写图，其中编绘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影响较大。1944年6月，美国派记者团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采访考察，首席记者斯坦因来华前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一幅《世界航空图》。为表示友好合作抗日，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敌后抗日作战形势，毛泽东决定绘制一幅《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回赠罗斯福。军委作战部测绘科领受任务后，经过半年努力，终于绘制成包括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及相邻敌占区的多色《中国解放区形势图》，经参谋长叶剑英、总司令朱德审定后，于1945年1月交由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转送罗斯福总统。同年2月，美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将该图改制成英文版，取名为《敌后中国抗战图》，供B—29轰炸机飞行员使用。对此，毛泽东主席非常满意，给科长徐良图、副科长周秋野各奖1万元边币。

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测绘人员，也标绘了大量军事要图。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八路军总部地图股先后标绘了《八路军各师战略展开部署图》《反九路围攻作战部署图》《百团大战战役部署图》等军事要图。1940年夏，为了总结战斗经验，新四军军部测绘室编绘了新四军《战斗详报图集》，包括新四军成立以来抗日作战37个典型战例的战役、战斗要图55幅。

紧急测绘陕甘宁边区地图

　　1944年，陕甘宁边区第2军分区测绘的《米脂县》1︰5万地形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又对边区采取包围政策，国民党顽固派接连掀起反共高潮，日军企图西渡黄河进犯解放区，边区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为此，在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中央军委决定留下少量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的前两年，留守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在黄河西岸防御日军进犯。1938年3月，日军进攻晋西北，连陷7城，并占领黄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军渡，炮轰西岸留守兵团重要阵地宋家川，妄图强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防御，中央军委抽调组建不久还在洛川训练的八路军炮兵团进驻宋家川，炮兵瞄准射击急需精确的地图。于是，团长武亭抽调测绘人员组成测地分队，实地测绘了满足炮兵射击要求的点位坐标平面图。在当年12月和次年6月两次反击日军大规模进犯中，炮兵团用此图计算射击诸元，隔岸炮击日军，使其渡河阴谋来能得逞。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特别是晋西北根据地的发展，迫使日军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越来越频繁，并于1939年4月占领本属边区的镇原，5月攻占旬邑，关中地区形势严峻。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侵扰，巩固关中抗日根据地，留守兵团司令部指示警一旅，从各团抽调有经验的测绘人员组成测绘组，于当年9月至次年6月，突击测绘了关中部分地区的1︰2.5万地形图。1941年1月，驻宜川的国民党军企图进犯与之相邻的延长、甘泉、富县和延安。为做好防范工作，留守兵团司令部命令正在举办的测绘训练班抽调人员，采用平板测图方法，历时两个多月紧急测绘了南起富县交道，北至南泥湾以北，长100多千米、宽5千米的1︰2.5万部队防线地形图。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到1942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50万。1942年5月，为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当时，留守部队只有少量的1︰10万地形图，地图比例尺小，现势性差，难以满足边区防卫作战的需要。为此，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成立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负责地图的测绘与制印，并为部队培训测绘人员；二是组织各军分区，测绘整个边区的1︰5万地形图。

1942年6月，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成立时，延安以南地区形势极为紧张，对延安的安全威胁很大，联防军没有该地区的地图。于是，徐向前给测量队下达紧急测图任务，测图范围包括黑水寺、直罗镇以东，宜川以西，延安、延长以南，鄜县、交道以北的延属地区，要求“一定要在反动派进攻前测好图，赶上打仗使用。一定要对党负责，认真测好图。打仗时发现图上错误，造成损失要追究责任，要办罪。谁测的图要在地图的底稿上签字，以示负责。”经过简单培训后，测量队从7月中旬展开作业，到10底完成，测绘1︰5万地形图34幅。接着，测量队又遵照徐向前“抓紧时间翻印，越快越好”的指示，昼夜翻印陕甘宁广大地区的350幅1︰10万地形图，历时半年完成。

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完成延属地区测图任务后，主要突击翻印陕甘宁广大地区的地图，无力承担整个陕甘宁边区地形图的测绘。因此，联防军司令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军分区抽调测绘力量，测绘本辖区的1︰5万地形图。据此，各军分区结合自身实际，陆续展开测绘作业，到1945年初完成野外测绘，测绘面积近17万平方千米，覆盖边区的28个县，测绘1︰5万地形图200余幅，每幅印刷400份。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实测面积最大，规模最大，且较为正规的一次测图。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利用这些地图谋兵布阵，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及陇东、三边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稳定了陕北战局。

本文参考《中国测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相关资料编撰而成，附图来自军事测绘历史资料，原文发表于《资源导刊.信息化测绘》2025年第8期。2025年8月28日，老村长（笔名）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