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队和朝鲜部队合力平定吉林通化“1946.2.2”暴动纪实

房纯

1946年2月2日，时值大年初一，位于吉林省的通化市，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整个小城，都在为新的一年开始庆祝。

但与此同时，一场蓄谋已久暴乱，则在黑暗中酝酿，原驻通化的3000多名日本关东军，以及近2000名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匪徒勾结在了一起，准备在大年初二凌晨，发动武装暴乱。

由于计划隐蔽，当时驻守在通化的中共官兵，对此一无所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形势发展越来越危急，如果这些暴徒暴乱计划得逞，那对于整个通化市城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浩劫。

一、被“忽悠”的关东军

通化市位于吉林东南部，这里是中朝边境中国境内的一座小山城，由于这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都是山区，因此就是到了今天，这里仍有“北国山城”之称。

而在抗战期间，日军曾在通化市没少投入兵力。第一是因为这里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第二，则是这里到处都是山，日军就觉得这里是个易守难攻的“宝地”。

正因如此，通化市驻守了不少日本关东军，而在苏军1945年8月发起“八月风暴行动”中，日本关东军兵败如山倒，通化这里也是如此，除了那些被苏军打死的之外，剩下的基本都成了俘虏。

而对于这些日本关东军俘虏，苏军的主要处理方式，就是送往西伯利亚，不过，也不是所有关东军都被送了去，当时苏军在筛选时还是比较严格的，那种身体不好、看上去不能干活的统统不要，换句话说，只有身强力壮的关东军俘虏，才有“资格”去西伯利亚。

至于剩下的，大部分被关了起来，小部分则在侥幸逃出来后四处流浪。不管是被关起的还是侥幸逃出去的，在当时都相当惨。苏军为了对日本军人报仇雪恨，这些关东军俘虏稍有不如其意之处，轻则打骂重则当场枪毙，总之这些关东军，被苏军虐的相当惨。

到了苏军离开、中共军队接管通化后，自然不会像苏军那样，当时采取的方式时对这些关东军登记造册，属实罪大恶极的，该枪毙枪毙，不在此列的，则允许其回国。

当然我们都知道，日军尤其是关东军，几乎很少存在有手上没沾血债的，这么一来，这些关东军彻底慌了。

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犯下了多大的罪恶，也正因如此，这些人就动起了心思，准备趁着当时中共军队驻通化的兵力不多，找个机会发动暴乱。

不过，要想发动暴乱就得有武器，但这些人的武器早就被苏军缴械了，而就在他们为武器一事发愁时，有人主动找上了门。

来的这个人，是当时时任国民党通化县执行委员会主任的孙耕尧。

↑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

‖孙耕尧，原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1946年2月3日“通化事件”的策划者，事变失败后被我民主联军枪毙。1946年2月，孙耕尧任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期间作为首脑策划了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吉林省通化市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作为暴乱核心人物之一，在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孙耕尧在内的所有罪犯。‖

孙耕尧找的人，是曾任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的藤田实彦，这俩人各心怀鬼胎，而一心想搞事情的孙耕尧，显然要比藤田实彦要更“狡猾”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为了能让这些日本关东军出死力，孙耕尧许诺了几个远远超出他职权范围的条件:

一、事成之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管行政，日本人管军队；

二、在通化的日本人，全部加入台湾籍；

三、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日本人，不用回国，以后就在通化定居。

这三个条件，显然不是孙耕尧这个所谓的执行主任能决定的，但当时的藤田实彦根本没往深处想，因为担心被甄别出来接受审判的恐惧，让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就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经过二人密谋，一场暴乱行动方案很快就确定了下来。

按照暴乱计划，这伙儿日本关东军将在大年初二（1946年2月3日）凌晨发起行动，信号为电灯闪灭两次，主要攻击目标，是通化县的中共军队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炮校、飞机场、医院等处。

而参与的人，除了3000多名日本关东军之外，还有一千多名国民党特务，另外已经投降且在通化城工作的原日伪军一百多人则作为内应，不仅如此，城外还有数千土匪也将届时一块行动。

正是因为有这一百多个内应存在，导致我军根本不知道敌人正在密谋暴乱，如果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那么猝不及防下，驻守在通化的我军干部、战士，乃至通化城的百姓，就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万幸的是，就在暴动即将开始的前夕，我辽东省通化省分委，从秘密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

二、平乱

最早得知此消息的，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党员。此人名为沈殿铠，原是我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警卫连连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国民党特务“看中”，特务试图将他策反，而在请示组织后，组织命他假意接受，以便借此机会打入到敌人内部。

正是这个安排，让沈殿铠有机会了解到了敌人的行动，在确认无误后，沈殿铠也是大吃一惊，因为此时已经是大年初一傍晚，距离敌人发动暴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顾不得自身暴露的危险，沈殿铠当即找到上级，将这一消息进行了汇报，好在当时我通化省分委的领导干部也是多年的老革命，得知此事后，做出了一系列极为正确的动作。

首先，是先擒首恶，确认消息真实性。

当时通化我军的部队兵力并不多，且其中一大部分还在山区剿匪，留在城区的只有不到三个连，就算紧急调兵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到的。

因此，时任通话省委书记吴溉之，在召开紧急会议的同时，又安排战士们直扑孙耕尧住处，而此时的孙耕尧，还不知道其阴谋已经泄露，所以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战士们五花大绑押了回来。

↑时任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

经过吴溉之亲自审问，确认了敌人真的要在大年初二凌晨发动暴乱，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了，毕竟敌众我寡，这将是一场恶战。

不过，尽管敌人兵力占优，但通话分委的干部以及我军战士，丝毫没有畏惧，经过部署，大家兵分几路，奔赴敌人将要重点进攻的地方。

此时，已经是大年初一深夜，马上就是大年初二了，看着城内百姓张贴在家门口的春联，在寒风中疾行的战士们握紧了手里的钢枪，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哪怕牺牲，也决不能让敌人得逞。

大年初二凌晨，随着通化城区的电灯连续闪灭两次，战斗开始了。

战斗打响后，防守在各处的我军干部战士，充分发挥出了不怕牺牲、死守不退的精神，面对嘴里嗷嗷乱叫往上冲的日军，大家极为沉着冷静，利用各种掩护，把子弹狠狠地打在这些人身上。

期间，通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大部分关东军也都在这两个方向，因此这两个地方的压力最大。

为了守住这里，战士们已经顾不上会不会受伤了，在顽强阻击下，战士们一度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敌人仍不死心，稍作停留后，又继续组织冲锋，大有拿不下此处不罢休的势头。

照这么下去，情况对本就兵力薄弱的我军自然是极不乐观，而就在大家已经做好了牺牲准备时，一支战斗力强悍的援军部队，终于赶来了。

这支部队，便是当时活跃在东北的朝鲜义勇军（一支队），而时任该支队政委的，正是方虎山将军。

↑朝鲜军队将领方虎山

三、骁将

方虎山是朝鲜人，抗战爆发前他就已经来到了东北，并在1936年受满洲省委指派，去莫斯科学习深造，之后在1939年去了延安，最终于1945年编入朝鲜义勇军后，再次回到东北。

关东军在通化发动暴乱之际，方虎山正带着部队在城外山区剿匪，在接到通化省委的紧急求援后，方虎山迅速下令，距离通化城最近的一支队下辖的三个中队，火速赶回通化平乱。

这三个支队一听关东军在通化搞暴乱，根本就不用动员，马上就以最快的速度往通化赶，而到了之后，三个支队也不再详细部署了，就一个指示，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冲。

与此同时，一个消息，瞬间让朝鲜同志和我军战士的怒气，再次提升了几倍。

原来，当时在通化的野战医院里，有一些在抗战胜利后投降的关东军护士，这些人平时看起来十分老实，但在这次暴乱中，不仅集体参加了暴乱，还将我军那些住在医院的伤员残忍杀害了。

事后统计，有150多名伤员，死在了这些护士手里，这其中不仅有我军战士，也有朝鲜同志。

得知这一消息，朝鲜同志的三个中队和我军干部、战士彻底红了眼，他们纷纷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关东军血债血偿。

随后，在我军的雷霆攻势下，敌人节节败退，最终，这场暴乱得以平定。

战后清点，朝鲜同志除击毙近千敌人外，还俘虏了三千多人，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当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些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属于是罪大恶极，因此，全部枪毙。

朝鲜同志这边，对这些日本人更是痛恨无比，为了报仇雪恨，他们直接把这3000多日俘全部押到城墙上，挨个将其刺死后一一踹下去，塞进未解冻的冰河凿开的冰窟窿里。

通过我军的雷霆平乱，极大震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动分子，而方虎山将军在此之后，所部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四师，继续担任政委，辽沈战役期间，独立四师参与了解放沈阳的战斗，期间成功迫使敌53军130师投降，可谓是战果辉煌。

辽沈战役后，独立四师被改编为166师，直属东北军区，担任沈阳市的卫戍任务，在方虎山的领导下，该师还被东北军区授予“纪律遵守模范”和“卫戍任务完成模范”的光荣称号。

1949年7月，166师全体朝鲜官兵返回朝鲜，自此，方虎山将军离开东北回到故乡，并担任了朝鲜人民军第6师团少将师团长，后在1950年，因指挥出色，还成了了朝鲜第一个获得“双重英雄”称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