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陕历馆看唐代文物

周贤能

2025年5月27日我第二次来这里，65岁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入，不到65岁需预约，我差半年，跟他们领导商量一下，让我进了。

这个是之前的门票。

这个是之前磁卡门票。

素面高足银杯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金银器典型代表，其造型被证实受到罗马-拜占庭艺术风格影响，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存在直接关联。

该银杯作为外来酒器造型的实物遗存，印证了公元6-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其形象频繁出现于唐代高等级墓葬壁画中，既是贵族生前奢华生活的写照，也是随葬体系中象征身份的重要器物。

唐·莲瓣纹提梁银罐。

高25.2厘米，口径16.8厘米。盖面饰六瓣莲花纹，上有等距虎爪形三足。

唐·忍冬纹银熏炉。

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

唐·白玛瑙带跨。

带跨背面都没有钻孔，不能悬挂蹀躞带，推测可能是一件半成品。

唐·狮纹白玉带銙。

蹍琢狮子纹饰，设计别具匠心，狮子或俯卧或行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素面高足银杯是唐代金银器典型代表，具有西方酒器造型特征，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现为该馆重要藏品。

杯体与高足比例协调，通身无纹饰，轮廓简洁流畅。其原型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经中亚传入后本土化，成为7世纪唐代贵族宴饮常见器物 。 ‌

唐·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通高3.8厘米，口径10.1厘米。八曲长椭形，深腹，下附亚腰形矮圈足。

以和阗白玉制成，玉质洁白莹润，形状为八曲椭圆形，口沿随其八曲成莲花形口，杯身亦呈八曲，下为椭圆形圈足，杯身雕饰成组的蔓草纹饰。其刻作精美，素雅高贵，为唐代贵族至为偏爱的盛酒之器。形制模仿萨珊式多曲长杯，而装饰纹样则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的忍冬纹，堪称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唐·素面玛瑙长杯。

长径115厘米，短径72厘米，高46厘米。长椭圆形，中部下凹，圜底。

玛瑙长杯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文物，共两件，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两件玛瑙长杯采用西域产玛瑙制成，造型为椭圆形杯体，中部微鼓，两端略低，未见传统双耳结构。较大者通高3.7厘米，口径13.8厘米，杯体带酱红色缠丝纹；较小者高4.2厘米，口径11.2厘米，杯体为红褐色玛瑙带黄白纹理。

唐·海兽葡萄镜。

中西方艺术风格融汇的典型器物，被誉为“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

唐·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

直径22厘米，金光银辉，华丽夺目，是唐代平脱镜中最精致、最完整的一面。

唐·鎏金铜铺首。

直径26.5厘米，环径20.6厘米。通体鎏金，圆形片状。大明宫遗址出土。

唐·三彩天王俑。

依照天神形象塑造，通过高矮强弱鲜明对比，表达正义必胜的主题。

唐三彩女立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三彩釉陶器，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中堡村。

唐三彩女立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三彩釉陶器，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中堡村。该俑高42厘米，面容丰润，眉目细长，下颌微抬呈仰视姿态，身着轻薄落地长裙，体态丰腴与服饰线条自然融合，展现了唐代女性端庄柔美的形象特征。

唐·三彩三花马。

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

宋·螺盏托。

由可分离的螺盏与盏托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均用天然螺壳制成。

青铜龙是秦代青铜器文物。

1993年冬天，在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行动中，西安市公安局查获了一辆赃车，在其后备厢内发现一堆包裹严实的青铜残件，铜锈斑驳，总共8块，重92.5公斤。西安市公安局将8件秦代青铜龙残件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经文物修复专家反复研究、仔细拼对，发现这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秦代青铜重器。

1号、2号残件经粘接为龙头；4号、5号残件粘接后为一个整体，长83厘米、宽20.1厘米、壁厚0.4厘米至0.6厘米，从中可见龙体是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它们与3号残件龙体呈穿插关系，构成盘屈缠绕的双龙。8号残件为龙尾，是4条龙尾交缠，呈中空锥体，底径32厘米、口径19厘米、高28厘米。专家判断，盘缠青铜龙应该是一对，只可惜其他残件不知身在何处。

西周五鼎四簋是西周时期的一组青铜礼器，由五件鼎和四件簋组成，因口沿铸有“儿”字铭文，又称“儿鼎”“儿簋”。该组器物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国墓地，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器形风格统一，大小依次递减，体现了西周青铜器的典型特征。

这组器物反映了西周列鼎制度，即贵族按等级使用奇数鼎与偶数簋组合。茹家庄国墓地出土的五鼎四簋组合，为研究西周礼制提供了实物依据。

西周柞钟是西周晚期青铜编钟组，196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组文物共八件，通高21-52厘米，大小依次递减，为现存西周编钟中数量最多者。

钟体铭文记载了器主“柞”受周王册命赏赐后铸钟纪念的史实：前四钟各铸独立铭文，后四钟合铸相同铭文，内容涉及西周册命礼仪与赏赐制度。

编钟形制统一，钟体横截面呈椭圆形，甬部中空，饰六组枚纹，鼓部以夔龙纹为主，篆间饰双头兽纹，舞部装饰云纹。演奏时敲击钟体中部与转角处，分别发出隧音与鼓音，音程相差大三度或小三度，钟内壁设有调音槽调整音准。

通高34、甬高13.5、铣间20、鼓间15、舞修17、舞广14厘米，重10.3公斤。

西周师丞钟是西周晚期青铜器，1974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黄堆镇强家村窖藏，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该钟通高76.5厘米，重90公斤，甬长25.5厘米，是西周青铜钟中体型最大的器物之一（仅次于纽约的大镛钟）。

钟体甬部饰兽面纹，篆间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部左侧和钲间铸有48字铭文，记载师丞（师臾）为祭祀虢季、宄公、幽叔等先祖铸造此钟，祈求福寿。铭文内容与纹饰组合具有典型性，反映了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纹饰”的双重叙事特征。 ‌

明彩绘仪仗俑群为明朝陶瓷器文物，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简王井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墓主人是明第七代秦藩王秦简王朱诚泳。该组俑群共300余件，通过持旗幡、乐器等标识物的形象设计，生动再现明代藩王仪仗出行场景。

俑群原持物品已朽，但脚踏板墨书详细标注俑员站位与职务，为研究明代仪仗制度提供关键实物资料。其发现填补了陕西地区明代陶俑收藏的空白。

这批仪仗俑共300多件。墓主人是明第七代秦藩王秦简王朱诚泳。

这组俑群表现的是一个出行的仪仗队伍，原本他（她）们手中都拿有各式各样表示其身份的物品。

如旗、幡或乐器、花灯、团扇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品都已腐朽，幸好在他们的脚踏板下用墨书写着各自的站位、所司职务等，为我们了解这批仪仗俑的分工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代仪仗陶俑的出土，弥补了陕西陶俑在这段时期的空白。

谷纹玉璧是汉代典型玉礼器，其形制多为圆形扁平体，内外缘常饰弦纹，主体纹饰为凸起谷纹，排列有序。根据考古发现，汉代谷纹玉璧多采用新疆和田玉料，尺寸通常介于10至20厘米之间，典型器物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975年周至县出土玉璧（直径18.9厘米）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璧（直径14厘米）。制作工艺延续战国技法，需经管钻定位、打蒲格、修形等工序，汉代谷纹较战国时期更显圆润稀疏，常见单面施纹现象。作为"六瑞"礼器之一，谷纹玉璧既象征五谷丰登的农业崇拜，又与道家灵魂升天观念相关，多用于墓葬敛尸。

象牙萝卜为清代乾隆年间制作的象牙雕刻文物，长27厘米，采用渐变染色工艺呈现红、粉、白自然过渡。萝卜茎叶处立有蝈蝈，腿部绒毛清晰，姿态生动；根须弯曲并带有褐色泥土纹理，叶脉染红，细节刻画逼真。该文物通过'摞步'（萝卜）谐音，与象牙白菜组成'百财'寓意，体现清代工艺品'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创作理念。其染色技艺历经三百年仍保持光鲜，印证了清代牙雕工艺的高超水平。

唐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为唐代彩陶雕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展现盛唐乐舞艺术与服饰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女俑身着阔袖襦、贡领半臂及曳地长裙，头梳高耸双环望仙髻，颈戴项链，双手抬举呈舞姿，彩绘以朱红、白粉勾勒衣褶线条，兼具立体感与流动美。

其造型定格了舞蹈瞬间的动态，双环望仙髻需耗时六小时梳理，唐代盛行以假髻“义髻”替代，反映当时妆饰风尚。女俑服饰形制与《旧唐书》记载的《九功舞》舞服相符，推测为表演软舞的私宅乐伎，亦有学者联想其与《霓裳羽衣曲》舞者形象相关。该作品融合西域及少数民族艺术元素，体现了唐代乐舞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

唐凸纹玻璃杯为唐代玻璃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器物采用吹制成型工艺，杯身腹部饰八组圆环纹，通过趁热将熔融玻璃条挑出并贴压于杯体的粘贴技术完成装饰，属热加工装饰工艺。同类工艺玻璃器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韩国庆州松林寺及日本均有出土，实证唐代丝绸之路东西方玻璃制造技术交流。

彩绘骑兵俑为西汉时期的文物。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高69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骑手头戴赤帻，穿短襦，上身挺直，右手握拳举于胸前，左手握拳作持缰状。马通身施绛红色彩，腰短颈长，四腿挺立，鞯子和辔头以黑色勾勒，昂首翘尾作嘶鸣状。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古代军队中，大约始于春秋战国之交。而咸阳市杨家湾出土的大批骑兵俑显示了西汉时期骑兵的强大。

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文官俑主要为秦代文吏俑，出土于秦始皇陵K0006陪葬坑，其头戴长冠、腰悬书刀与砥石，生动展现了秦朝文职官员的服饰规制与文书工作场景。

‌秦代文官俑‌是秦始皇陵陪葬制度的重要发现，2000年出土于陵园西南角的K0006陪葬坑。该坑为全木结构，保存完好，共出土12件陶俑，其中8件为文官俑（袖手俑），4件为御手俑。文官俑通高约1.84米，头戴双板长冠（象征爵位八级），身着交领右衽长襦，腰束革带，足穿方口浅履，整体造型温雅谦恭，与兵马俑的肃杀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文官俑的发现填补了秦朝中央文职机构实物资料的空白，佐证了“以法治国”的行政体系。

其服饰细节（如长冠、革带）和彩绘工艺（红、粉、褐等多色装饰）反映了秦代官制与审美标准。‌‌

凤柱斝是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一号墓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重要馆藏文物。

该器物为温酒器具，通高41厘米，造型融合分档鼎与鬲的形态特征，口沿立有高冠凤鸟形柱，腹部装饰云雷纹为地的简化兽面纹，鋬部兽首造型与殷墟文化晚期装饰风格相符。其立体圆雕凤鸟立柱与菱形袋足设计，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水平。

上林铜鉴为西汉阳朔四年时的文物，1961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高窑村窖藏。通耳高47.5厘米，口径65厘米，腹深3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铜鉴体量硕大，敛口，鼓腹，圜底，双耳。器外壁口沿下刻铭四行二十九字：“上林铜鉴容五石重四十四斤，阳朔四年五月李骏造二百四十枚，第廿四。”鉴主要的功能是盛水和盛冰，也可以沐浴、鉴容。这件铜鉴是研究西汉青铜器铸造业的重要实物资料。

乐舞俑群是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郑仁泰墓的唐代彩绘釉陶文物组合，包含七件人物俑。该组俑群由两名舞俑与五名乐师组成，其中舞俑执帛巾起舞，乐师演奏排箫、横笛、腰鼓等乐器，其腰鼓形制体现了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特色。

俑群高度在17.6至26.2厘米之间，人物服饰保留了中原地区窄袖高腰长裙的特点，而乐器组合呈现胡汉交融特征。其艺术表现形式与《坐部伎》小型乐舞高度吻合，反映了贞观年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艺术交流盛况。

坐恣女陶俑。

西周几父铜壶为西周中期青铜酒器，196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壶通高60厘米，口径16厘米，重16.9千克，器形稳重大方，长颈鼓腹，圈足外侈。壶盖呈子口深长设计，倒置可作饮器；颈部饰对称兽首垂环及重环纹，盖沿与颈中部装饰窃曲纹，腹部满饰波状环带纹并填以眉纹、龙纹，纹饰凹凸有力。壶内铸有55字铭文，记载西周贵族几父获上级赏赐臣仆、金物之事，为研究西周赏赐制度及青铜器铭文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其波状带纹装饰风格独特，体现西周中期青铜器艺术特征，属国家三级文物。

东汉绿釉陶楼是东汉时期陶制建筑明器，1960年出土于陕西省潼关县吊桥镇汉墓，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该文物高119厘米，采用红陶胎施绿釉工艺，主体为三层楼阁式结构，庑殿顶正脊中央饰有对鸟造型，建筑逐层收分，外观高耸挺拔。

陶楼采用分层叠垒工艺制作，底层四角以45°挑梁支撑龙首横梁及斗拱，二、三层设菱纹格窗与平座栏杆，檐角装饰柿叶形构件。细节表现包括半掩门、通风孔及窗棂纹样，其中二层门内塑有伫立人像。其建筑结构中的挑梁承重系统、逐层出檐和平座设计，为研究东汉木构楼阁技术提供了实物例证。该文物出土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墓地，见证了东汉庄园经济背景下豪强地主的居住形态。

唐·水晶八曲长杯。

通高2.9厘米，口径长9.5厘米，壁厚0.1厘米，圈足径长4.8厘米。

作为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唐代水晶容器，其形制虽受3-8世纪伊朗萨珊王朝银器影响，但杯身浅平、造型秀雅的特征体现了唐代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本土化改造。

金白釉黑花卧美人枕是金朝时期文物，现收藏于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枕头的形状是一位侧卧的女子，女子头扎两个小辫，面部丰满，细眉如月，微微含笑。只见她左手被枕在头下，双腿弯曲，显得悠然自在。她上身穿窄袖褐黄衫，上绘桃花枝叶，黑色的领边绘珍珠纹饰，下着白色裤。

枕头的下底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七个字，推断是金代物品。此枕胎制坚硬细腻，造型装饰自然清新，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宋元。古人认为使用这种瓷枕对身体很有好处，有“名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功效。

两诏铜椭量为战国时期至秦朝的文物，1982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高7.3厘米，口长20.8厘米，口宽12.5厘米，柄长5.7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组玉佩为西周时期玉器，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文物由玉鹦鹉、玉兔、玉蝉、玉蚕、玉璜与玛瑙管珠、绿松石珠串联而成，以多元材质组合呈现华美装饰效果。

西周殷簋是西周中期铜器，1984年11月出土于陕西省耀县丁家沟西周窖藏，现藏于铜川博物馆。该簋通高22.7厘米，口径17.8厘米，腹深11.5厘米，重4千克，器盖与内底均铸有82字铭文，内容相同仅个别字结构稍异。

1984年，包含两件簋及四件甬钟的窖藏青铜器出土于丁家沟，两簋因铭文中的作器者名“殷”而得名。铭文记载殷于二月丁丑日在“周新宫”接受周王册命，受命管理“东鄙五邑”，并获赐“市”与“朱黄”，册命仪式由傧相引导、内史宣读。

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

鎏金铜弥勒佛像。

明代。

唐载物骆驼俑。该俑骆驼呈站立姿态，昂首长鸣，立于长方形踏板之上。驼峰间架设驼架，上覆圆形花毯，横搭表面绘黑色圆圈图案的圆鼓鼓长圆形花袋，两侧悬挂扁壶、刀、箭囊、卷状丝织物等日用器具，并载有兔子之类的猎物，驼背还攀附一只灵动的小猴形象。俑体通过骆驼负载多样物品的生动场景，客观呈现唐代丝绸之路驼队运输的典型特征，器物组合与动物造型体现鲜明的盛唐艺术风格。

门票上就是这匹运货骆驼。

唐镶金白玉臂环是唐代珍贵文物，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臂环由三段弧形白玉以金合页衔接而成，每段两端包以金制兽首形合页，通过双金钉铆接固定。其设计采用金针插销式开关，虎头装饰运用錾刻、锤击工艺，工艺精巧绝伦。 ‌

臂环主体由黄金、白玉、珠宝三种材质组合，形成华贵富丽的气质。其结构可自由活动，便于佩戴，虎头装饰采用金片錾刻、锤击工艺，内侧以铆钉固定。

臂环出土时置于莲瓣纹银罐内，器盖墨书“玉臂环四”，印证了唐代对这类饰品的称谓。考古推测其可能为域外进贡或战争所得，非唐代本土产物。 ‌

“金镶玉”结构象征“金玉满堂”，寓意财富与才学，在唐代文物中极为罕见。

门票上就是这对玉壁环。

青铜鸿雁是秦始皇陵7号陪葬坑出土的青铜水禽之一，2001年出土于西安市临潼区，共20件，与青铜天鹅、青铜仙鹤共同构成秦代青铜水禽群。 ‌

青铜鸿雁通体施彩，以白色和黑色为主，颈部绘条纹，腹部饰绒毛纹。其形态为曲颈颔首，仿佛在水面游憩，展现了水禽的动态瞬间。 ‌

青铜鹅。

该批文物展现水禽动态瞬间：天鹅或立或卧作憩息状，仙鹤俯首衔铜虫模拟取食姿态，鸿雁曲颈呈现鸣叫形态。

西周盠方彝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期青铜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窖藏。该器高22.8厘米，口径14.3厘米，底径13.3厘米，造型为长方形器身，圈足外撇，四角饰扉棱及象鼻形竖耳，器盖为四坡屋顶形带脊钮。

器盖和器腹中心饰由涡纹与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与同出的盠方尊主体纹饰相似，可能为族徽标记。器盖漩涡纹上方装饰窃曲纹，颈部饰一周窃曲纹带，腹部以三层夔龙纹组合，圈足饰窃曲纹带。

内壁铸有108字铭文，记载周王册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及西六师、殷八师军政事务，并赐予衣物、玉佩等赏赐。铭文内容为研究西周政治军事制度的重要实物依据。 ‌

西周早期青铜器，197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通高122厘米，重226千克，是目前已知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的圆鼎。器物形制独特，平沿方唇，立耳直腹，柱足与腹壁三个半圆形大耳对应。器耳外侧饰相向夔龙纹，口沿下铸六条夔龙纹，短扉形成饕餮纹，足部饰兽面纹，纹饰组合复杂精美。该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社会结构及青铜铸造工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

十二生肖铜镜。

唐代。

函皇父鼎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33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上康村窖藏，现存两件，通高分别为58厘米和29.5厘米。该鼎为西周晚期青铜礼器，造型庄重，立耳蹄足，口沿及腹部饰窃曲纹，腹内壁铸有铭文，记录了器物主人制作此鼎的缘由。

鼎通高58厘米，口径49厘米，重31.5公斤，立耳呈蹄形足，足端装饰兽面纹。口沿及腹部饰大窃曲纹，腹部主体纹饰为垂鳞纹，因埋藏环境稳定，表面保留原始金黄色泽。

腹内壁铸有37字铭文，记载了“函皇父作琱妘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证实其为成套媵器（陪嫁礼器），包含鼎、簋、壶、盘、盉等组合。现存最早记录青铜礼器配套数量的文字资料。

骑马陶俑表演。

兽面纹四足鬲为商代中期的文物，1981年出土陕西省城固县龙头镇，高22.8厘米，口径21厘米，腹深16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炊煮器，圆口，三空心足。最早为陶制，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许多青铜制造的鬲。三足是鬲的基本特征。城固龙头镇出土的四足铜鬲，是鬲中的特例，在青铜器中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彩绘拱手女立俑是唐代中期的陶俑文物，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高楼村，展现了唐代女性形象特征。该俑身着绣花长裙，双手拱于胸前，体态丰满，生动刻画了唐代流行的女性姿态。

彩绘拱手女立俑通体施彩，身着交领右衽宽袖长裙，衣襟处可见刺绣纹样装饰，裙摆垂地形成流畅褶皱。俑像双手交叠拱于胸前，头部微颔，面部丰腴圆润，双颊施红彩，发髻梳成唐代流行的垂髻样式。整体造型比例协调，通过衣袖褶皱与身体动态的刻画，呈现出自然生动的站立姿态。

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为十六国时期之前凉的文物，1966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征集。高11.7厘米，口径7.9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体呈圆形竹筒状，下有三马蹄状短足，器外壁饰金错龙虎纹，盖遗失。其用途是来盛装封泥。器底有金错铭文四十七字，记载有该器器名、制造地点、制造时间、政府部门、监工官员、错金匠以及铸造匠的名字。铭文中的升平十三年为公元369年，为此器的刻款年代。

西汉彩绘步兵俑（5人）是1991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汉长陵陪葬坑的西汉时期文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组陶俑高47-48厘米，均头包发巾，身着红色及膝长襦，腿扎行滕，右手呈半握拳上举状，原应持武器。其形制精准反映汉代军阵服饰特征，实证汉初承袭秦制在丧葬礼仪中的延续——西汉帝王陵墓及贵族墓葬中普遍使用兵马俑陪葬，除长陵外，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及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等均有同类文物发现。

象牙算筹，西汉。

酱釉描金孔雀牡丹纹执壶为明嘉靖时期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寺沟，通高29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8.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描金工艺始于宋代，它是将金粉与水溶合，再加适量的橡胶水、铅粉，描绘于瓷器上，经低温焙烤后，再用玛瑙棒等抛光，使其发亮。这件执壶造型秀美，纹饰构图疏密有致，再配以金彩，更显雍容华贵和富丽堂皇。据此壶的造型、工艺等特点看，应是明嘉靖前后民窑生产的佳作。

唐三彩男装女俑是唐朝时期文物，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女着男装是唐代社会流行时尚中的一大特点，一些皇亲贵族女性也常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于公众场合。

这件女俑所穿着的袍服是当时官宦男子穿着的常服，配上这位柳眉细眼、小嘴红唇、微施粉黛的秀美女性，俊朗洒脱中尽显俏丽。

彩陶兽面纹细颈壶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高28厘米，口径7.2厘米，底径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细颈壶是姜寨遗址出土较多的一类器物。壶身图案形似上下两个猪面，故又称“猪面纹”。根据考古发现得知，姜寨先民可能已将野猪驯化成为家畜，因此在陶器上绘有猪面正是姜寨原始画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

散车父壶是西周中期的青铜盛酒器，196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召陈村西周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壶通高41厘米，椭方体造型，贯耳垂腹，颈部及盖缘饰凤鸟纹，腹部垂鳞纹，圈足为曲波纹。壶内壁铸有铭文，记载散车父为皇母制作此器并迎娶姞氏之事，反映了西周宗族制度与婚俗。作为散国青铜器的代表，其铭文内容为研究西周宗族制度与婚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陶骑马乐俑，这里有吹号角，击鼓，吹排箫。

陶说唱陶，唐代。

玉雕卧牛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西汉时期玉器文物，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贾曲乡汉代遗址。该文物采用整块黑色玉料以圆雕技法雕琢而成，牛首微昂、双目圆睁，呈现出前肢伏地后肢微拱的卧姿造型，既展现静态憩息之态，又暗含蓄势欲起的瞬间动态。

文物表面通过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宽厚的牛背与坚实的蹄足，精准捕捉了牛的憨厚温顺性格特征，代表了汉代动物雕塑的典范之作。

三彩钱柜是唐代墓葬中用于随葬的明器，其形制模拟现实钱柜缩小制作，柜身呈扁长方形，顶面设投钱小盖并开投钱缝，通体施蓝、褐、白三色釉。

该器物顶面正中绘宝相花纹，四面贴塑兽面与团花纹，前壁配置锁具结构，显示出唐代三彩工艺的精湛技艺。根据出土时与梳妆女俑的共存关系，推测其可能兼具镜架功能，反映出唐代贵族生活中器物功能的多重性及厚葬习俗。

鎏金花鸟纹银碗为唐代金银器文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

该碗高3.1厘米，口径10.3厘米，重136克，侈口圜底，腹壁较直，采用平錾花纹与鎏金工艺，通体鱼子纹为地。碗内外壁纹饰布局精妙：内壁饰阔叶折枝大花四株衬流云，外壁缠枝花草间錾刻鸳鸯、鸿雁、鸷鸟、鹦鹉各二，碗心与足底装饰云勾瓣宝相花，角隅饰流云。鸳鸯象征忠贞爱情，鹦鹉代表智慧吉祥，鸷鸟纹样反映唐代对猛禽雄姿的审美偏好。纹饰兼具写实与装饰性，展现唐代工匠艺术创造力，其鎏金处理与华丽质感成为盛唐社会文化风尚的物化见证。

唐蓝色琉璃盘为8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工匠制作的伊斯兰风格琉璃器皿，经唐代丝绸之路贸易传入中国，1987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琉璃盘以吹制工艺成型，通体呈深蓝色透明状，盘口微侈、浅腹平底，外底留有铁棒加工痕迹。其钴料染色工艺与素面器型体现了伊斯兰琉璃的技术特征，反映出阿拉伯帝国对地中海东岸传统琉璃工艺的延续。作为丝路贸易的见证，该器物是研究唐代与阿拉伯帝国商贸及工艺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同类素面琉璃盘既可直接使用，也可进一步加工为刻纹盘。

宋青釉瓜棱执壶为宋代瓷器，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器物壶身呈瓜棱形制，线条流畅工整，器型比例协调，展现了宋代陶瓷器物的审美特征。其设计体现了当时宋朝人民的审美，是研究宋代陶瓷艺术与生活美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冥车父壶是西周晚期的一件青铜器，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周冥车父壶通高51.5厘米，口径18厘米x13.5厘米，腹深36.4厘米，重19.39千克此壶椭方形，垂腹，圈足，盖、器子母口套合。颈部有兽首衔环双耳，兽鼻上卷，角作螺旋状。器体满花装饰，盖面饰变形兽面纹，盖口饰波曲纹，腹部饰变形龙纹并以宽带纹相隔，圈足饰弦纹。器口内壁与盖外壁各有相同铭文“冥车父乍（作）宝壶永用享”九字。铭文中的“冥车父”为此器的器主。

西周盠方尊为西周时期青铜盛酒器，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家村，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尊通高17.2厘米，口径17厘米，重2.75公斤，体方口圆，两侧饰象鼻形执手，器表以扉棱为中心装饰相背龙纹，腹部配圆涡纹，龙头均带花形冠。器内铸有百余字铭文，记载西周册名仪式、职官体系及王室军队建制，为研究西周政治军事制度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其造型与纹饰体现西周青铜器典型特征，铭文内容兼具历史文献价值。

北魏鎏金弥勒像是出土于西安西关机场工地的佛教造像遗珍，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该像通高40.8厘米，采用铜质鎏金工艺塑造弥勒盘坐于束腰复莲台上的庄严法相，背光饰有莲花纹与火焰纹等典型北魏佛教艺术元素。造像背面的隶书铭文明确记载铸造年代为神平三年（530年）三月八日，由清信弟子杨伏生捐造。其清癯面相与褒衣博带式袈裟造型，既延续印度犍陀罗艺术特征，又显现出中原服饰风格的本土化演变。该造像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东传与汉化进程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白石佛龛像为西魏至北周时期的文物，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李家村。高38.5厘米，宽27.3-28厘米，厚7.3-8.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相扑俑是金代时期的陶质文物，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组浮雕砖刻画了两位赤裸上身、双拳紧握、怒目圆睁的力士形象，生动再现了古代相扑手的竞技姿态。

相扑运动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时期为健身活动，汉代称“角抵”，唐代宫廷设专业队伍“相扑朋”，宋代广泛传播。金代相扑俑的造型特征与日本相扑存在历史关联，印证了该运动在奈良时代经唐朝传入日本的发展脉络。

双驼纹金牌饰为汉代一级文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974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龙首村（属汉长安城遗址）。器物呈长方形，长7.6厘米、宽4.2厘米、重82.5克，采用铸造成型工艺，属青铜器类。牌饰四周饰有突起边框，中央雕刻阔叶树及两相对昂首骆驼，四肢强健，立体感鲜明，背面设两半圆钮。其兼具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与匈奴金银器特征，被认定为匈奴贵族带饰，反映汉匈文化交流，是研究汉代金属工艺及民族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

唐白瓷皮囊壶是一件唐代的瓷器文物，1956年于西安市莲湖区白家口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高16.2厘米，口径2.4厘米，宽13.5厘米，厚13厘米。此壶的形制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设计而成。壶上部有环式提梁，梁前有一竖直的短管状口，壶身两侧周边做仿皮囊缝合的起线装饰，上部饰花叶纹。通体施白釉，釉面匀净、光润。整个器形显得浑厚、丰满，具有一种充盈扩张的气势。

皮囊壶原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使用的饮水器具，由柔软的皮革制成，后来中原制瓷匠师别出心裁，以其为装饰题材用瓷土烧制出来，只是造型趋于简化。皮囊壶最早见于唐代，盛行于辽金，后世渐少。

此壶器形别致，制作精细，与皮制囊壶极为相似，是唐代白瓷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唐双变葵花镜是唐代文物。

1956年陕西宝鸡姜城堡出土，圆钮，八瓣葵花形，钮两侧各一变鸟立于花枝上，作振翅翅尾状，钮上侧饰二鸟立于花枝上，一鸟啄葡萄，一鸟回首顾盼，钮下侧饰一鸟衔花枝立于莲蓬上，边缘饰四只折枝花与四鸟相间环列。

釉里红僧帽壶为清代陶瓷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该器型因壶口形似僧侣之帽得名，造型承袭元代传统，壶口一侧带流，颈部延伸出宽带鋬，两端以如意纹连接口腹，整体线条流畅。

通体施白釉为底，釉里红纹饰点缀间，红白对比鲜明，釉色光润明艳。其采用釉下彩工艺，以铜元素为呈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兼具实用与装饰性，反映了清代对元代器型的继承及釉里红技法的成熟应用，是研究清代陶瓷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新石器玉雕人头像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玉器，1975年出土于神木县石峁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器物。玉像高45厘米，呈青色，局部有褐斑，采用双面平雕技法，顶部凸起发髻，阴刻橄榄形眼、鹰钩鼻及微张的嘴，颊部圆孔推测用于系佩。此为陕西省首次发现的原始社会玉雕人头像。

西周伯甗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西周墓葬。该器通高39厘米，耳高6.2厘米，口径26厘米，腹深22.5厘米，重5.1千克，由甑鬲连体构成：甑部圆形侈口，配索状立耳；鬲部分裆，具三柱足，甑底设铜箅并镂刻十字孔，箅与腹壁环接处有提钮。甑腹饰三组饕餮纹，鬲部饰大饕餮面纹，鼻梁隆起、巨角狰狞，腹下部另有乳状圆涡纹。腹内壁铸有“白乍宝彝”铭文。作为商周时期蒸食器，甗通过甑鬲组合实现蒸煮功能，此件为连体圆体形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价值。

唐小簇花纹银盖碗是唐代金银器，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器物通高11.7厘米，重1220克，采用侈口圈足形制，盖沿下折形成子母口结构，通体以平錾鎏金工艺装饰，盖顶饰阔叶六出团花，周边环绕向心式小簇花纹，碗底与盖足点缀六朵小花。

器物内外留存多处墨书及刻铭，碗底书“卅两并盖”，盖内书“卅两并底”，底足与盖圈足分别刻有“卅两三分”“卅两一分”，铭文记载的重量差异及器盖扣合不严密现象，表明可能存在器盖混配情况。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代金银器制造实行“物勒工名”制度，但该器仅有重量标记而无工匠信息，反映唐代前期官府金银器制造尚未严格遵循铭刻规范，此类题记形式在何家村窖藏同期器物中较为典型。

商火纹爵为商代青铜酒器，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器通高19.5厘米，流至尾长17.2厘米，2002年6月出土于延川县马家河乡华家塬西气东输工程施工现场。出土文物遭民工哄抢后，2002年7月由延川县马家河派出所追缴并移交该馆。器型呈卵圆腹、圜底，前有槽形流，后配三角形尾，流折处立蘑菇形双柱，腹侧设鋬，下承刀形锥足。腹部以云雷纹为地，饰圆形火纹。经鉴定，这批青铜器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中期

北宋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为北宋时期白石雕刻文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于吕氏四兄弟家族墓地。吕氏家族成员吕大防、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均任北宋朝廷要职，并在金石学、关学等领域有重要贡献，该文物与其家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此盘以洁白大理石制成，呈三十六棱菊瓣形，器壁轻薄规整，半透明石质透光可见纹理。盘心采用浅浮雕雕琢双龙纹饰，双龙聚首对视，龙身饰菱线鳞纹，辅以阴线波浪纹及缠枝忍冬纹装饰。墓中同出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为断代依据，其造型与纹饰反映了北宋石刻工艺的技艺水平及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取向。

唐银石榴罐为唐代银器文物，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因器形近似石榴而得名。该罐口小壁厚，颈部由银片打制焊接成圆筒状，底部设直径0.5厘米小孔及棍状塞子，腹部存在焊接痕迹，表明其由两部分焊接制成。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同形制银石榴罐共4件。

三彩牛车是唐代时期的文物，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车长27.5厘米，高20.5厘米；牛高7厘米，长17厘米。

这套牛车施翠绿色釉，釉色晶莹。车厢为长方形，前有帘，顶为半圆形篷盖。牛肥壮，足短而粗，双角直立，神态自然生动。

彩绘车马纹铜镜是汉代时期的青铜器文物，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器物直径25.5厘米，镜背以彩绘技法呈现车马出行纹饰，展现了汉代青铜铸造与绘画工艺的融合成就。

魏晋陶楼是魏晋时期文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该陶楼通高31厘米，长36厘米，通体施绿釉，表面存在剥蚀痕迹。

陶楼屋顶正中设有方形开口，两侧及四周分布孔洞与围栏。屋顶瓦垄清晰可见，前端设有瓦当，屋檐四角各置云纹瓦当。中层环绕五人雕像，前设门、后置方窗，两侧开有圆窗，底部方形底座四面均装有窗棱结构